整个算盘由一枚野生象牙浑然雕刻而成，手艺和功夫大有盖世绝伦之高超，而且上面一一个算珠子个个着有纯黄金粉，看上去金光闪闪，拿在手上凉手称心，可谓美不胜收，举世无双。
算盘小巧又珍贵到这般地步，与其说是个算盘，还不如说是件珍宝，只有观赏性，而无使用性。因为算珠子太小，小得跟一粒绿豆似的，常人已根本无法使用，要想使用，只能用指甲尖尖来点拨。然而，黄依依却可以拿它来跟所有珠算高手比试算速，开头几年用的是真指甲，十指尖尖的，后来改用假指甲，跟弹琵琶似的，却依然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将细小的算珠子点拨得骤风暴雨的快，飞沙走石的响，那感觉如同你看艺人踩着高跷，依然健步如飞。这是她的手艺，也是她的骄傲，不论何时何地，她总是随身带着这宝器，高兴或不高兴时，需要或不需要时，都拿出来热热手，有时候是展示，是炫耀，是露一手，更多时候是习惯，是无意，是下意识。靠着这门绝活，她到哪里都能令人瞩目，叫人铭记。
1946年，黄依依以优异成绩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保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理学博士。有一次，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来给她们开讲座，也许是有意想引起这位大数学家的注意吧，中间休课时，她从身上摸出算盘，戴上纤巧、朱红的假指甲，噼噼叭叭地击打起来，一下把这位数学巨人吸引过来，看得如醉如痴的。一年后，在博士答辩会上，她再次见到这位大数学家，后者对她说：我有一个助手刚离开我，如果你今天的答辩依然像你的算盘术一样打动我，我将热烈欢迎你来做我的助手。后来，她果真做了冯·诺伊曼的助手，于是转眼成了国际数学界人所共知的人物。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人事部、外交部、教育部、中科院等六部院联合发表公开书，欢迎海外爱国之士归国建设新中国。该公开书由周总理签发，上面具体点到了21位人名，其中就有黄依依的名字。她就这样回到祖国，成了当时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也是全国最年轻的女研究员，年仅26岁。后来，她又去莫斯科做访问学者八个月，带回来一个苏式绰号：伏尔加的鱼。至于有何寓意，少有人知晓。
这一切，我当然是在后来才逐渐了解到的。那天晚上，我们到咖啡屋后，并没有好好坐就分了手，是我溜走的。咖啡屋不大，是以前的一个教室改成的，老板是个中年妇女，长得像新疆人，其实是个哈萨克，苏联人。据说，她丈夫曾经是最早来这里工作的苏联专家，她开这爿咖啡屋，本来是为那些苏联专家服务的，如今专家走掉了一大半，包括她丈夫，也走了，而她却留了下来。听黄依依说，她现在跟这里的哪个人好着，留下来就是舍不得他——不是舍不得咖啡屋。在大批专家撤走后，咖啡屋的生意已经日渐惨淡，我们进去时，只有一个客人，国籍不明，但肯定是个外国人，留着满脸大胡子，跟马克思似的，正如醉如痴地听着电唱机里放的《友谊地久天长》的曲子。音乐一遍放完后，他用蹩脚的中文要求老板娘再放一遍。因为没什么客人，屋里空敞得很，也许就因为空敞吧，等音乐再起时，黄依依心血来潮地邀请我起舞。我当然不从。我说我不会跳。她说不会她教我，坚决要求我跳。我坚决不从。我简直觉得荒唐，在咖啡馆跳舞，还跟个陌生女人。这种事我想一想都不敢，更别说做了。但黄依依像中了邪似的，看我死活不肯，不知是想报复我还是怎么的，掉头即去找那个大胡子跳。大胡子欣然起身，还对我说了声谢谢，好像是我恩赐给他这个机会似的。在起舞前，黄依依对老板娘说了一句俄语，老板娘听了，笑嘻嘻地从柜台里出来，陪我坐下。老板娘的中文说得不错，除了腔调难听外，意思基本上能清楚表达。她问我是不是“卡门”的男朋友。我问卡门是谁，她指着黄依依说，就是她。我说她不是叫黄依依吗。老板娘笑，说看来我不是卡门的男朋友。然后她对我解释说，黄依依是她的名字，卡门是她的昵称，这里人都这样喊她。
看着两个人恶心得像苍蝇一样在我身边转着，我浑身都觉得不舒服，所以，很快就抽身走掉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找书记要三名候选人的档案看，顺便问起黄依依这人。书记将她的情况大致向我作了介绍，总的说，我感到书记对她的才学和科研精神是推崇有加的，目前所里进行的两个被国际上看好的研究课题，其中就有由她主持的“数字微分和质量划分”这个课题，只是对她“放任自由的性情”略有微词：
“我认为她智商很高，但自控能力较差，管不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平时说话行事太任性，太无拘无束，放任自由。所以，也容易遭人非议，有人就批评她身上资产阶级的东西太多。”
“不过，”书记又说，“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人总是有缺点的。她本来就在美国生活多年，思想上难免不受影响，我们一方面要改造她，另方面也要理解她。我是理解她的，所以经常劝她要入乡随俗。她的问题，说到底一句话：没有入乡随俗，或者说还没有很好地入乡随俗。但我相信慢慢地，她会的。”
我想，既然她业务那么强，为什么又不把她推荐给我？我这么问书记，他哈哈笑道：
“你不是已经跟她有一面之交，你觉得合适吗？她这样子，用你的话说，疯疯癫癫的。”
我想也是，我们怎么能要她？她充其量不过是一只“有思想的苍蝇”而已。
06
走出书记办公室，我想把黄依依也从脑海里甩出去，但似乎不那么容易，她的形象、声音、话语、舞姿等，老是像苍蝇一样，在我眼前飞来舞去。说真的，书记对她不错的口碑引起了我对她的好奇，我以为像这种人在单位里肯定是叫领导头痛的，没想到还这么好，这说明她在业务上可能真有过人之处。看上去疯疯癫癫的，实际上才学满腹；我觉得可恶，有人觉得可爱（老板娘）……看来，她并不是个简单的疯女人，不能等闲视之。我甚至想再见识见识她，但又想昨天晚上我无疑是给了她难堪，若再见面，谁知道她会不会也还我以难堪？再想，她这样子去我们那儿确实也不大合适，毕竟我们是个特别单位，纪律性强，思想作风要过硬。这样一想，心里也就淡了她。
我夹着三个候选人的档案回招待所，开门进房间时，看地上躺着两只信封。我不想也知道，这一定是他们交来的答卷。昨天下午，我给三位候选人出了两道数学迷宫题，我将根据他们三人解题的情况（对错、快慢、简繁等），最后来裁定录取谁。现在已有两人交答卷来了，我坐下看，发现两人的答案都是正确的，心里一下子很高兴。刚才我还在想，如果三人都不能及时交来答案，或交来了都是错的，最后还不知怎么来作裁定呢。现在看，起码有两人可供我选择。从答题的思路看，虽然两人各自有别，但从感觉和简繁程度看，几乎都不差上下，难分高低优劣。这就是说，我几乎可以在两人中任意选一个，最后选谁主要取决于档案材料了。于是，我准备好好研究一下他俩的档案，从中来明确我的抉择。就这时候，我听到有人敲门，开门看，是黄依依，她立在门口，见了我，还是昨天那种梦幻似的笑容。
“有事吗？”我问。
“当然。”她说，“但不是请你跳舞，放心好了。”
“什么事？”
“可以让我进来说吗？”不等我作答，她人已经进来，一边说道，“我是来应试的，你不会不准我进来吧？”
“应什么试？”我有意装糊涂。
“你不是在招揽人才嘛。”她瞪大了眼。
“是。”我说，“但我已经招揽到了，所以这工作就结束了。”
“啊，这么说我来迟了。”
她跟我说话时，一直在房间里转悠着，像是来查房的。我说过，我的房间是个套间，外间是会客室，我住进来后，对外间的布置作了一些调整，主要是把两张沙发分开了，一张移到了窗前，由我坐；另一张移到了对面，由面试者坐。而在原来放沙发位置的墙上，我挂了一块小黑板，是跟面试者交流用的。黄依依转到黑板前，立停不动，看着那黑板上写着两道“数学迷宫题”。这就是我为三名候选人准备的决赛题。
她问：“这就是你选人的考试题？”
我说：“是的。”
她说：“那我要是将题破了呢？”
我说：“就看时间，如果你明天才交来答案，我也许已经不在这了。”
她说：“要这么久吗？明天……这是一道数学游戏题……题面有意复杂化……出题的人肯定是心理变态狂……”
她像进入了无人之地，自言自语地，一边跟梦游似的，飘飘然地踱到沙发前，呆呆地立了一会，接着又飘飘然地跌坐在沙发上，右手轻轻点击着沙发扶手，完全是一副半梦半醒的样子。我惊诧于她这种突然的变化，从刚才喜笑颜开的样子，到现在恍若隔世的样子，中间似乎没有任何过渡，没有起承，没有接口，像她身体里有个神秘的开关，可以自便地转换她的状态。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坐了一会儿，她突然又醒过来似的，对我说：
“我需要一点时间。”
“要多久？”
“不会久的。”她说，“你去里面抽根烟吧，也许就一根烟的工夫。”
谁也想不到，我仅仅在里间抽了两支烟，她就把第一道题破了。简直不可思议！她这么快地破题，弄得我反倒心里不舒服，怀疑她是不是事先已听说过答案。但仔细一想，这又怎么可能呢？
确实是不可能的。虽然候选人手上有题，但自他们接题后，我便将他们封闭起来，就在这招待所里，每人一个房间，有专人看守，并负责他们的日常所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保证他们答题的独立性。封闭时间是到中午12点为止。就是说，他们现在还在封闭中，不可能和黄依依发生联系的。再说，从答题的思路看，黄依依和他们的思路完全不一，孰优孰劣一时还不好说，但足以肯定，这答案是黄依依自己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她以前在什么书上做过类似的题？这也不可能。因为，这两道题其实是由两部已经破译的密码改编出来的，除了701少有的几个破译人员见识过外，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见识过。这就是说，黄依依破掉那一道题，等于是破掉了一部密码！
当然不是太难的密码，属于准中级密码。
07
现在我把密码的基本情况作个简单介绍。密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简易密码，又称替位密码。这是一种最原始、初级的密码，主要玩的是数字和文字的游戏，比如将偶数当奇数用，把炮弹说成香蕉、进攻说成回家等等，诸如此类，玩的名堂比较简易，有点暗语性质的。这种密码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也不体现智慧，只有一点小聪明，作用也只是防君子不防小偷的，所以一般都是在小范围内使用，临时性很强，风险也很大。早在二战前，这种密码几乎已被淘汰，即使有些局部战役偶尔用一下，也是因为情况紧急，迫不得已。
第二类是专业密码，又称中级密码，或数学密码，主要奥妙在数学的运用上。这种密码一般都是由专业的数学人才参与设计，玩的是数学的游戏，不是数字的。二战中后期，大部分国家和军队开始用这种密码。因为设置的程序相当复杂，人已无法单纯用头脑记清它的转换方式和程序，所以出现了专业的密码机。这类密码是用数学造出来的陷阱，所以，每部密码几乎都可以演变出一道或者几道超难的数学题。
第三类是高级密码，又称语言密码。研制这样一部密码，相当于创造发明一门语言，也许该说是疯子的语言，破坏语言的语言，研制难度相当大，破译难度也很大。二战后，有少许国家开始尝试性地用，保密性很好，但之后并没有如人们所想的一样普及开来，原因是研制这样一部密码，耗资巨大，且使用难度极大，难以普及。这是一种密码中的密码，即使在少数发达国家，一般只在高层联络中使用，很难全面铺开。
以前，我们701主要在负责破译X国军方的中级密码，虽然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在使用一部高级密码，但由于使用范围很小，加上破译难度很大，我们基本上没在管它。再说，想管也管不了。从战略意义上讲，反正我们不想主动去打他们，劳民伤财地去破译一部高级密码，价值并不大。当然，这样就要求我们尽可能破译他们的中级密码。只要破掉对方大部分中级密码，我方基本上可以得到应有的军事情报，从而掌握对方军队的大致动向，做到防备有序。
然而，我此行的任务，前面说过，却是为破译苏联乌字一号高级密码来的。这是上面给我们新下达的任务。特殊而重要的任务。之前，由于两国一直友好的关系，我们是从不破译他们密码的。那么上面为什么突然要我们破译这部密码？原因是很显然的，因为当时两国外交关系很不正常，有点命悬一线的意味，随时都可能崩溃，当然也可能化干戈为玉帛，重归于好。我们该作何准备？是准备崩溃？还是准备重归于好？答案就藏在乌密中。就是说，乌密并非军方密码，而是他们外交活动的密码。把一部几乎是当时最高级的密码交给外交部使用，而不是军队，这本身说明他们在外交事务中藏着见不得人的鬼把戏。有时候，外交官手里的刀远比士兵手头刀更险恶。杀人不见血的险恶。而上面那么想破译这部密码，一方面说明我们很在乎跟他们的外交关系，另方面也说明即使外交上交恶，就当时形势看，双方的战争一时是不会发生的。
然而，要破译乌密又谈何容易。首先，作为一部高级密码，破译的难度本身就是昭然若揭的；其次，既然以前我们没有破过他们的密码，就意味我们毫无破译他们密码的经验或教训可谈，一切要从零开始。这感觉有如要你在寸草不长的沙漠上一下培育出一棵参天大树，除非你有天大本事，否则就是天方夜谭。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进退无路，严峻的情形下，我们向上面要求到中科院来选拔人材。我就是这样来这里的。说真的，虽然上面赋予我足够的权力——只要我看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带走。但问题是有没有“这个人”，此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有是无，是多是少，只有天知道。一路上，我都在为这个未名的人苦恼着，梦想着，担心着，害怕着，祈祷着。现在，这个人似乎找到了，而且似乎一下找到了三个——第三个是黄依依，不是那个还没有交来答案的候选人。就是说，当黄依依轻易地将那道题破解之后，我也轻易将她列入了候选录取的名单中。所以，我希望她接着破第二道题。考虑到时间已快到中午，我决定给她开个房间，要求她下午两点半之前给我交答案。
她说：“用不着了。”
我说：“怎么用不着？既然你来应试，就必须按我要求，完成所有测试内容。”
她说：“那你告诉我，你要人去是干什么的？”
我说：“这你不必问，你要被录用了，自然会知道，否则永远知道不了。”
她说：“这不公平的嘛，我去干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能知道我愿不愿意去呢？”
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