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问：“你姓钱吗？”
我说：“是的，我叫钱之江。”
他啊了一声，一个箭步冲上来，紧紧握住我手。他手上的力量和气息让我感觉到他有种急于叙事的冲动，我不知道他将叙述什么，但我知道在这里有些话是不可以说的，说了就可能给我带来不便。所以，我十分职业（机智）地将握手临时转换成亲密的拥抱，藉此将头架在他肩膀上，悄悄说：
“这里不便多说，请带我去房间。”
02
当然是301房间。
我相信，我是个谨慎的人，但我更相信，对701人——每一个人——来说，所有的谨慎都是必要的。因为，正如总部首长说的：我们701一个人的价值，抵得过一个野战师。
的确如此，当时X国JOC电台每天都在对我们701人广播，希望我们跑过去，人都明码标价的，高的已经超过几十万美金，低的也有几万。像我这样的，不值几十万嘛，至少有十几万吧。这就是说，只要谁把我弄到X国，就可以得到十几万美金。重金之下必有勇夫。说实在的，现在出来我的心态很不好，老是疑神疑鬼的。也许是我老了，也许是形势的问题……说到形势，大家都知道，形势很严峻，而且还在继续严峻，谁也不知最后会严峻到何等地步。想想也是，要是在以前，谁想得到，昔日的老大哥，苏联老大哥，如今也会成为我们701的猎物。反目成仇，剑拔弩张，明争暗斗……这种形势下，我分明感到自己真的是越来越胆小，越来越多疑，越来越谨慎。是的，是谨慎。谨慎不是胆小。但我的谨慎里已经藏着胆小。这个房间比刚才的房间好多了，听说隔壁还专门安排有两名保卫干事。我喜欢这种感觉。安全的感觉。看来，书记同志不像我事先听说的，“是个世事不谙的数学人”。
高个子，大块头，堂堂的相貌，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说话声音洪亮，举止气度不凡，这就是王书记。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大厅里看见他，而没有想到他就是王书记的原因，他给我印象更像个秘书，或商界人士。他甚至连副眼镜都没戴，和我想象中的一个科研机构的领导人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很快我又发现，他身上有种科研工作者特有的精细和固执，比如我们谈话开始和结束时，他都在下意识地看手表，表明他有强烈的时间观念。对我提出的要求，总是不轻意表态，要深思熟虑后才作答。在谈话之前，他甚至要求看一下我的证件，以证明我就是特别单位701来的钱之江。看了证件，还是不放心，还要这个那个的盘问我。
他说：“恕我直言，我接到的通知上说，你应该乘一辆吉普车来的。”
我说：“通知上应该还说起，这辆车的车牌号为××××××。”
他说：“是的，可你为什么没乘车来？”
我说：“车子在路上抛锚了。”
其实，我是为隐蔽起见故意不乘车的。不过，他对我的说法似乎有疑虑，却又不知怎么来责疑我，只是沉默着。为取得他充分信任，我索性给下午通知他我要来的上级领导同志拨通了电话。其实，下午领导给他挂电话时，我就在旁边。我把电话递给他，让他来接。他听着领导的电话，笑逐颜开起来。放下电话，他上来紧紧握住了我手，说失敬失敬。说着，客气地拉我到沙发上坐下，还给我敬烟、泡茶。我坐下后，开门见山告诉他：我是来向他要人的。他问我要什么样的人。我想了想，一边打开挎包，一边对他说：
“还是你自己看吧。”
我从挎包里，先是抽出一只八开大的牛皮信封，然后又掏出一只小瓶子——像一只（钢笔）墨水瓶，然后又摸出一支小毛笔，一一都放在茶几上。接着，我又从信封里抽出一沓文件，从一沓文件里又翻出一页零散的纸——它夹杂在几份文件里，像一页多出来的废纸。我过分在乎地端详了一会，然后将它铺开放在茶几上，给他看。
我带点儿幽默口吻的对他说：“看见了没有，我想要什么人，都写在上面呢。”
“这分明是一张白纸，我什么也没看到。”终于，他忍不住地疑问我。
确实，这是一页白纸，只是比一般白纸看起来要异样一点，好像要厚一些，又好像被浆洗过似的，纸面上显得有些粗糙。
我说：“你别急，你该知道的都写在上面。”说着，我拧开瓶子，拿起毛笔，往里面蘸了水，开始在白纸上作业起来。但不是写，而是涂刷。轻轻地涂刷，很小心地，像作画似的。说是涂刷，纸上却并不显现任何色泽，倒似乎有一缕白烟泛起，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轻微的哧哧声，好像那页纸是火烫的，水落上去，就马上被散发掉了。
纸上就慢慢显得字迹来，一笔一划，一撇一捺，像有只无形的手在写，笔划先后次序是乱的，但字是完整的，第一个字是“兹”。接着又一个，接着又一个，就这样，一个个字，像幽灵鬼符一样冒出来……
03
这是一份经过隐形处理过的文书。
为什么要作隐形处理，当然是为了保密和安全。这样，即使我在路上有个长短，比如被特务劫持，或者不慎丢失文件什么的，别人得了文件，也不至于马上暴露我秘密的身份和此行绝密的重要任务。我的任务是来这里——我国数学科学的第一阵地——寻求一位为我们701去破译“乌字一号密码”的高级人材。
乌字一号密码，是当时苏联外交部使用的密码。破译他国非军事密码，本身就是一个阴谋，一桩阴暗的非法勾当，虽然天知地知，你知他知——彼此都心知肚明，但绝不能形成证据，让人家抓住把柄后，有证有据地控诉你。这感觉类似于一对偷情男女，他们隐秘的关系或许尽人皆知，但在没有确凿的把柄之前，谁都不能正当地奈何他们。所以，当事者对自己的行为，总是格外怕留下人证物证。何况，当时我们跟苏联的关系，虽然很紧张，甚至实际上已经敌对，但毕竟还没有撕破脸皮，没有公开交恶。这种情况下，我们试图破译他们政府的行政密码（非军事密码），哪怕只是一个想法，一旦败露出去，对我们必然会造成各方面都极为不利的局面，影响我们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动和声誉，或许还会成为他们发动战争的借口。说到底，这事情绝不能败露，说得难听一点，即使要败露，也不能败露在我手上，否则我这辈子就完蛋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和担心，我在出来前，专门慎重地请有关技术人员做了高级隐形处理。
隐形粉在双氧水的化学作用下，会化成白烟消失，如同雪在阳光下会消融一样。伪装褪去，我的秘密的任务成了白纸黑字，醒目而庄严地看着书记同志，看得书记神情陡然变得庄重十分。完了，他问我要多少人。我伸出一个指头：
“就一个。”
“就一个？那么……”他疑惑地问我，“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首先，”我说，“必须是一个在数学科研活动中有突出建树的专家。”
他掏出笔来记录，一边喃喃着：“必须是个数学家，这是一。”
“那么二，”我接着他话说，“必须懂俄文，最好是在那边留过学的。”
“要懂俄文，最好留过学……”
“三，政治上要绝对可靠。”
“这是三，四呢？”
“年龄不要太大，最好是中青年，单身汉更好。”
“这是四，五呢？”
“没有了。”我说。
他问：“就这些？”
我说：“就这些。”
他说：“总共四条，只要一个人。”
我说：“是的，但我希望你能多提供一些候选人。”
他问：“大致要多少？”
我说：“难道你有很多吗？”
他说：“十几个还是有的。”
我说：“那让我都见见他们吧。”
他问：“什么时候？”
我说：“尽快。”
他说：“最快也要明天了。”
我说：“你就按最快去落实吧。”
也许是我过于严肃了，也许是他过于紧张了，我们的谈话充满公事公办的味道，没有废话，没有幽默，没有轻松，没有客套，以致他走的时候，我们连个再见都没有道。
04
第二天早上，我吃完早饭，从楼下餐厅上来，看到隔壁保安的房间里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王书记，另一个没见过的。书记同志给我们作过介绍，我知道他就是来应试的，是个数理博士，去年才从苏联回来。他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候选人。然后，陆续有人出入我房间，到第二天下午，我已与12人（其中两名女性）进行了晤面。这些人中，只有三位同志在我房间逗留的时间超过五分钟。就是说，来人中多数人在我房间停留的时间是短暂的，比如刚才那位留苏博士，事后书记说，他以为这是最可能被我选中的，所以安排他第一个来，还亲自带来。但事实上，他跟我进房间后，我们连一句话都没说，仅仅是被我明里暗里地多看了几眼，我就请他走了。
为什么？
书记不解地问我。
是这样的，我告诉他，当时我们进房间后，我有意摆出一言不发、傲慢的样子。我这其实是在测试他的心理素质。他也许不知道，看我一言不发、目中无人的样子，脸上始终坚强地挂着殷勤而空洞的笑容，对我小心翼翼的，我想抽烟，他马上冲上来给我点烟，还主动给我泡茶什么的。我想，他这样也许更合适去从事与人周旋的工作，而不是去干在沉默中沉默的破译工作。破译密码是跟死人打交道，不要你察言观色，不要你小心翼翼，而是要你想方设法去听到死人的心跳声。
是的，破译密码是听死人的心跳声！
死人怎么会有心跳？这是个悖论，而破译密码的事情本身就是个坚硬而巨大的悖论。为什么说破译工作是世上最残酷又荒唐的职业？就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所有密码在它有限的保险期内是不可能被破译的，破译不了是正常的，破译了才是不正常的。天机不可破，但你的职业却是要去破，你的命运由此而变得残酷又荒唐。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破译员必须要具备绝对沉着——在绝对残酷又荒唐面前绝对沉着——的良好的心理素质，如果面对一个刻意装弄出来的傲慢，你就乱了方寸，忘记了自己身份，低三下四去取悦他，迎合他，这类人的内心可想有多么懦弱，怎么可能让我看到光明的未来？
当然，密码技术作为一门数学科学，尖锐而深邃的数学能力，跟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一样必要又重要的，两者犹如一对飞翔的翅膀，缺一不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敢肯定自己对他们数学能力高低优劣的判断标准是绝对科学而合情理的，或许存在着某些褊狭和蛮横，但我敢肯定对他们心理素质上的直觉，自己是不会错的。我固执地按照我的要求选拔人，首先从12人中选出了三名重点候选人。第二天下午，我把三人的名单报给王书记，要求调他们的档案看。不用说，正常的话，我要的人必在他们中产生。我明显地感觉到，书记同志对我选拔的结果有点失望，也许是因为他重点推荐的四个人，我一个都没看中的缘故吧。但这是没办法的，我不能以他的胃口来确定我的菜单，就像晚上他设宴款待我，三番五次劝我喝酒都被我坚决拒绝一样。
出门滴酒不沾，这是我养成多年的习惯。
所谓设宴，只不过是多了几个陪我吃饭的人而已，都是所里的领导和名人。人多了，话就多，吃饭的时间被无聊地拉长。用完餐，我们从餐厅出来，经过大厅往外走时，我突然注意到，在临时会客的沙发那边，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个女人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目光大胆又热烈，有点风骚女子的味道。她的年纪也许有30来岁，也许还要大一点，嘴唇涂得红红的，穿着一件黑白细条纹相间的连衣裙，头发用一块白手绢扎起，很洋派的样子，有点电影上女特务的时髦和妖艳。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她好像冲我暧昧地笑了一下，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宁愿相信这是幻觉。但即使是幻觉，我也感觉到一种像被火烫着的害怕，吓得我不敢再侧目。
事情从此变得有些荒唐起来。不一会，我送走书记他们，回来时，见女子正立在我房间门口，见了我，还是刚才梦幻似的一个甜甜的笑容。我心里有些无措，为掩饰这种无措，我带点儿指责口气地对她说：
“你在这干什么？”
她脱口而出：“找你啊。”
她的声音和笑容一样甜美。
“找我干什么？”我问。
“你不是在招人嘛，我想来了解了解，不欢迎吗？”她理直气壮地说。
“你是干什么的？”我冷淡地问。
她把头天真地一歪：“你猜呢？”
我很粗暴地顶回去：“我不想猜。”
她略显尴尬，但很快又露出笑颜，说：“看你这么凶巴巴的，好像我是国民党的残留分子似的。”哈哈一笑，又说，“我不是国民党的女特务，我是爱国知识分子，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的教授，周总理还接见过我呢！”
我听着，云里雾里的，一时愣在那儿。
她敲敲我房门，落落大方地要求我：“开门吧，请我进屋吧。”
我手已经伸进口袋，去掏钥匙，但临时又放弃了。我问自己，对她一无所知，贸然请她进屋是不是合适？于是，我请她去楼下大厅里坐。她似乎不乐意我在大厅里接待她，到楼下，她要带我去专家楼，说那里有爿咖啡屋，是专门招待外宾的。
我说：“我又不是外宾。”
她说：“我可以装成外宾。”接着流利地说了一串外文，也不知说的是哪国语。
我还在犹豫去不去，她掏出一张十元钞票说：“小姐请先生，你好意思拒绝？”
我心里想，这人怎么好像不是真的，跟书里的人似的，说话酸溜溜的，做作得简直叫人烦。最后，我还是跟她走了，路上，我对自己说，她身上有种惹是生非的东西，你最好离她远一点，见机就撤。她似乎看见我心里想的，用一种宽慰我的口气说：
“不要用老眼光来看我，那样你会觉得我是个怪物，其实我不怪，只是有些特立独行而已。”黑暗中，我觉得她的声音也是做作的，常常夹杂着一些外文单字，叫我听着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我疑问着，这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05
她叫黄依依，正如她自己说的，是个爱国知识分子，归国前曾在世界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手下工作过，算得上是个小有名气的数学家。而她与诺伊曼博士的缘分，似乎很多人都知道，是得益于她打得一手举世无双的好算盘。
黄依依打算盘的绝活是祖传的，在广东英德县大源镇的黄家祠堂里，至今还挂着慈禧太后的玉书：两广第一算盘，说的是她爷爷。老人家晚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当过一阵子临时国民政府的收支总管，后人将此演绎说他是孙先生的账房先生。黄依依从三岁就开始跟爷爷练习珠算，到15岁赴广州读中学时，算盘打得之快已经与年迈的老祖父相差无几。老祖父临终前，将他一生视为宝贝的一个价值千金的象牙金珠算盘赠与她，引得黄家几十个嫡传后裔们无不眼红心绿。
老祖父遗传下来的这算盘实为稀世之宝，其大小只有一只烟盒子一般大，有如块玉佩似的，可以合掌护爱，而奇特的用料和工艺更是令人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