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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沟”腹下有煤，可以挖出来换钱千百年前就不是什么秘密。据说，早在唐代就有人在这里开采生产。前人挖走了一处煤留下了一个洞，挖走了一处留下一个空洞，这样的洞叫“古空区”。这次富源煤矿之所以发生透水有人分析很可能是矿工掏煤挖到了“古空区”，而“古空区”留有淤积了千年的废水、瓦斯，时空的对接立刻唤醒了古老的“灾难之兽”。
2002年5月15日，这个日子距富源煤矿事故发生已经是第11天，抢险人员用三台水泵以每天140立方米的能力往外排水，我到现场时井下每小时还有3000立方米的水在往外涌，井下依然有大量瓦斯，用仪器测试，指针每每撞到极限，说明瓦斯仍浓不可测。
据证实，富源煤矿的井口设在临汾市的乡宁县，井下资源却属于运城的河津市。这口井的前身是运城的西圆煤矿，2001年运城煤矿安全生产局专项整治领导组以“属地管理”为由，将富源煤矿划交河津市按乡镇煤矿实行监管，而河津市对此有异议，不同意接受，因此这个事发时即没有“生产许可证”，又没有“工商营业执照”、“矿长资格证书”，只有一个作废了的“开采许可证”，属于“四证”不全的煤矿实际上是在非法开工、非法生产、违规操作，而且没有上级主管，身份不明。
5月28日，已经是富源煤矿发生“矿难”整整24天，如果按小时计算576个小时已经过去，“老虎沟”异常安静，事故矿井异常安静，井下遇难矿工还没有全部打捞上来。而据富源煤矿矿长张顺和（事发后被抓）在看守所里交代：出事那天下井干活儿的矿工一共有23人，事故中逃生两人，已经找到的遇难矿工遗体是18具，也就是说到了5月28还有几名矿工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因此28号这一天由运城派来的抢险队伍还没有撤下山，我也还在矿上每天向观众报告当天的抢险进度，三台抽水机把三条白色的尼龙水管儿伸到井下还在汩汩地往外抽水。
在采访“富源矿难”的那些日子里，摄制组每天都去矿上，每天都在矿上看着抢险队员穿上又脱下笨重的工作服，他们在电视摄像机的镜头里背着沉重的氧气瓶默默地走进那早已被人刷了白灰的井口，几小时后又无声地走出来，整个山谷嗅不到一丝同情和怜悯。
虽然一次次失败，我还是每天都坚持向抢险队员打听情况。那些抢险队员有年轻的小伙子，也有中年的老男人。为什么说他们是中年的“老男人”？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有70岁老人祸从口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表情。我问他们“今天怎么样？”多半他们会像没听见一样地不予回答。几个年轻的小伙子看得出有时想向我这个上面来的记者说些什么也会被“老男人”刀子一样丢下的眼神儿立刻制止，追问得紧一些：“今天又捞到了几个？”小伙子们也不抬眼皮：“3个，”“在哪发现的？”“水里，”“他们是怎么呆着的？”“漂着的，”然后就再无话。
开始采访的时候我一直试图接近洞口，但“老男人”们不让，摄像李卫华只有去拍三条白色塑料管儿从井下怎么往外抽水。一会儿卫华拎着机器捂着鼻子就跑了回来，边跑边连连说：“受不了受不了，那水里有尸体的味道”，他告诉我过去他拍过死人，知道什么是尸臭。
一天天在山上守候，无论是往外抽水还是往外捞人都无甚大的进展，摄制组拍摄的能动性后来几近于零。
应该讲从“富源矿难”一发生我们一到现场我就一直想接近井口，更想下井，但是工作人员不让。有一次我趁人不备已经悄悄地挨近了洞口，我是想用手捏一下井口的岩石好看看它们是不是真的被烧酥了，另外“富源矿难”发生后矿主为了隐瞒真相已经让人用白灰把井口痕迹掩盖了，我也想上去摸一把好形象地告诉观众那井口的确是让人给粉刷过，但是我刚一挨近井口就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同时也听到身后的“老男人”们齐声断喝：“别过去，洞口还有瓦斯！”
“洞口还有瓦斯？”
摄像机的开关可能会引起静电，静电就可能再度引起瓦斯爆炸！
我赶紧撤了回来，那一次尽管我没有触到井口已经被烧酥了的岩石，也不完全相信“老男人”们所说的接近洞口就会被瓦斯熏死，但是那一次我是真切地闻到了瓦斯的味道，感受到了瓦斯威胁。死亡的恐惧像针一样狠狠地扎了我一下。
也许在“老虎沟”，今天几个尚未找到遗体的死难矿工根本不足以打动大山，在大山脚下几百米深的地方千百年来还不知道深埋着多少冤魂因生命无以慰藉而无声地呻吟，尽管那呻吟是徒劳的。
山谷压抑了古昔，也会埋藏后来的一切。
今天新添几具尸骸又有什么可惊奇的呢？
死亡之谜
如果跪下来哀求管用，有人一定会长跪不起，双手擎天不绝地哭喊，直到上苍肯动用神来之力将“老虎沟”掰开，将富源煤矿掰开，像掰开一块马铃薯，让人们，更重要的是让那些遇难矿工的家属们亲眼看一看他们的亲人到底是怎么死的，现在尸首窝在哪里？可惜，上苍掰不开“老虎沟”，也掰不开富源煤矿。
我所知道的是截止到5月28日抢险队员只在井下找到了18具尸体，其中17具是在洞里发现的，1具是在洞口，距洞口20来米的地方，这个最早被发现的死人是井上的技术员，名叫张建军，那天正是因为井下有了情况才下去检查。但井下那天到底出了什么“情况”？张建军“走”了，一双最有发言权的眼睛闭上了，从此也就关闭了井下事故的真相之门。这样不算张建军，井下尚未被找到的尸体应该是3具（23人下井，有2人逃生）；如果算上张建军，井下尚未被找到的矿工尸体的数字就不是3具，而是4具。那么“富源矿难”究竟死了多少人？是18，还是23、24？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媒体相关的报道（记者们又跑去忙活另一起“矿难”了），后来我在“老虎沟”曾经听到抢险队员私下里议论：剩下的那两三个人实在太难找，可能就不找了……
“富源矿难”的死亡人数永远地成为了历史之谜，这种情况让失去了亲人又没有见到儿子、丈夫、父亲遗体的遇难矿工家属心头扎了一根钢刺。可是那18名矿工究竟是怎样死的？是让瓦斯给熏死的，还是让大火给活活烧死的，亦或既不是让瓦斯给熏死的，也不是让大火给烧死的，而是因为断了粮、断了水、断了氧气而在地下几百米深的黑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点气力？我有责任把这个事调查清楚。
5月30日早上8点20分，《华商报》曾发布过惊人消息说在目前已经发现的18名罹难矿工中，“有17人是在同一矿洞中被发现的。矿工们三三两两搂抱在一起。这17名矿工并没有像人们原先猜测的那样被水浸泡。据分析，透水事故发生后，这17名矿工很快就跑到了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等待营救，但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和没有食物，最后还是未能幸免于难。”
如果按《华商报》的说法，除了张建军以外其余17名矿工真的是被“饿死”、“困死”的？这种可能让人心头发紧，不忍闻听。那么如果事实真是这样，如果有人一时真的没死，矿主为什么不及时抢救？
据了解富源煤矿在发生了特大透水和瓦斯爆炸事故后直到第五天，抢险指挥部才宣告成立。按说一家煤矿出了事，最先知道并报案的应该是基层的管理部门，可是“富源矿难”事故报告的程序却呈现出一种“倒流水”：先是国家安监局知晓了灾情，5月8日电话通知了山西省，山西省又通知临汾和运城，然后抢险指挥部才于5月9日下午成立起来。
5天的时间，井下矿工的生命在一点点耗尽。
5天的时间，绝对不可能没有人知道在“老虎沟”富源煤矿出了人命关天的“矿难”！
黑心的矿主自不待言，因为他们连燃烧了的井口都有时间一点点用白灰涂抹，当然有时间抢救井下可能一息尚存的遇难矿工。但是矿主没有救人，起码在他们心里最重要的不是救人。
采访中我得知，5天后富源煤矿事故调查人员终于走进了“老虎沟”，终于开始着手对事故进行相关的调查，但人们想查一查矿灯以便核对矿工人数时，竟发现富源煤矿的工具房在此以前已经被人弄得凌乱不堪；调查人员再想看看“出工记录”从而确定5月4日下井的都是些什么人，姓甚名谁，可放置记工簿和相关材料的柜子也是空的，说明早已有人在调查组进山之前对这些原始记录做了手脚。
接受“富源矿难”的采访题目，摄制组在太原下了飞机连续赶了6个多小时的夜路直奔河津，接下来的每天我们一只眼睛紧紧盯着“老虎沟”的抢险进度，另一只眼已经在积极寻找“富源矿难”中侥幸留下了性命的两位幸存者和事故发生时还在矿上尚未被老板遣送回家的部分目击者，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告诉我当时井上、井下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为了找到他们，我又走进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名字听起来也让人胆颤……鲨鱼口。
“鲨鱼口”
“鲨鱼口”，在河津，是一条街道，也是市区的一角。
走进“鲨鱼口”，因为是矿区，整条马路的地面和四周都布满了煤黑，两位在“富源矿难”中侥幸逃生的幸存者就在这条街上的一家私人小医院里住院。
我是没有按照常规概念上的医院去寻找的，因为事先陪同我们的人已经提前告诉了我那家医院实在太不起眼，不起眼到你轻易看不出医院的大门，而事实上到了医院我才发现这家医院根本就没有什么大门，两间破旧的平房用一面随风抖动的印有红十字的白布门帘昭示着，这就是医院。
白布门帘肮脏、煤迹斑斑。撩开它，我首先看到的是和街上一样黑乎乎的墙壁和黑乎乎的地面。穿过第一间也就有十多个平方米大小的看来是用作“门诊”的屋子，第二间就是“病房”。
“病房”里并排摆着4张病床，床上的被褥和进屋时的门帘一样已经脏得无以复加，苍蝇随便在病房里乱飞，飞累了就肆意地来到病床上和两位“幸存者”安然共处。
我无意也无暇去谴责这家私人小医院条件的简陋，因为不管怎么说“出事”后也是人家首先接纳了两个神智已经混乱、满身煤黑的死里逃生的人，但是打听了一下这家医院是主治什么的，得到的答案让我吃惊：“五官科”。再问问附近还有没有比较正规的公家医院，被问的当地人告诉我：“有，也在这条街上，十字路口那边，不远。”
两名“富源矿难”的幸存者一个叫李正炎，46岁；另一个叫陶修奎，年龄也许在20岁，也许在30岁，看不准确。
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两个人都坐在床上，默默地，看不出在想什么。其中一个也就是陶修奎左臂还打着石膏、绷带，那是逃生的时候摔的。出事之前他本来也在“作业面”上挖煤，偏巧矿灯不亮了，就离开“作业面”上来换矿灯，这样拣了一条命。
“出事的时候你在井下什么位置？”我首先问的是李正炎。
“我也在煤台上，陶修奎上来换矿灯时，我就在煤台上等着井上的车子下来装煤，再运到井外，所以我没在‘掌子面儿’，”李正炎说。
“那么你站着的煤台，等着装煤的，有多高？”
“差不多三米。
“煤台离‘作业面’有多远？”
“二百多米。”
“事故发生的时候你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一阵大风，黑风，裹着煤面子，就那么猛地吹来，把我从煤台上掀到了地上，然后我就昏迷了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关于事故李正炎能够告诉我的就这么多，陶修奎的记忆也就这么深。
不用问，见到了李、陶二人，一开始我的采访很尴尬。本来这两个人在我的想象中是两个事故现场的“活见证”，他们本来是应该和我说上很多话的，比如：“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发生前有没有预兆？”“井下是先出现了透水还是发生了爆炸？”“看到水了吗？”“火是怎么着起来的？”“有没有听到了什么异常的声响？”“出事时井下是立刻就停了电、停了风，还是后来才停的？”“当时闻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意识到这是出事了吗？”“可能出了什么事？”“害怕吗？”“有逃生的本能吗？”等等等等，我踏踏实实准备了一大堆问题。
然而当我好不容易见到了这两位“幸存者”，他们能给我的东西竟是那么简单，不仅话语不多，而且情绪麻木，没一个像我想象的那么激动，没有一个因为发生了矿难，同在井下别人死了，惟我生还而对生死、命运生发出哪怕像点样的感慨。面对记者他们好像回忆一下事发时的情况也可以，如果没有人问，就永远不开口他们也不会觉得憋闷。这种状态让我十分不解。
我知道两位幸存者本来是已经上了这次“矿难”的黑名单的，如果没有“偶然”，他们极有可能也死在了这次事故中，不可能和我在阳光普照的人间面对面地交谈、回忆，所以尽管李、陶二人情绪麻木，我还是耐下性子紧紧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千方百计从他们嘴里挖东西。
事实上，李、陶在昏迷过去以后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就觉得有人在猛力抽他们的嘴巴子，抽了多久不知道，直到把他们抽醒。
“什么人在抽你们？那个人为什么要抽你们，他是谁？”我紧跟着问。
陶修奎说：“他没说为什么，就喊我们快醒醒、快醒醒，快跟着他往上爬！”
“那时候你知道你的胳膊给摔折了吗？”我问。
陶修奎：“不知道，只知道疼，很疼，但顾不上。”
接下来的事情媒体多有涉及：李、陶二人开始跟着这位日后才知道救了他们性命的人往井上爬，那时，洞里已经漆黑一片。煤台到井口是一个距离250米，坡度23度的大斜坡，三个人，“抽嘴巴子的”在前，李、陶二人在后，开始了艰难的逃生。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就在三人爬到了距井口150米的地方，李正炎突然发现一团大火像老虎张开了血盆大口从井口直往下冲，他就和陶修奎赶快找了个水沟趴下，让水整个漫过全身。当时烟雾呛得人无法呼吸，但他们一直忍着，等大火过去之后才又继续往上爬。
又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李正炎和陶修奎终于爬到了离井口二十多米的地方，这时两人发现前方有一个体积很大的东西，爬到跟前一看才发现那是一个脸朝下趴着的人，已经被大火烧得焦黑，此时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曾经猛力抽过他们的嘴巴子的要救他们性命的人，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年轻的技术员张建军。
正是因为张建军在井下比李、陶二人爬得快，他才在前面赶上了大火，身边没有水沟可以藏身，也正是因为张建军在井下因为要叫醒李、陶二人耽搁了时间，在大火来临之前他才没能爬出洞口，就在看到了生的曙光的同时，被“老虎”吞没。
4个小时以后李、陶二人终于爬到了井上，一出来，顾不得询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就双双昏迷了过去。而张建军已死是后来人们发现的，井上人根据他穿的袜子看出他是富源煤矿的技术员，因为常下井的人是不会穿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