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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将“安定思公主”隆重迁葬后不久（一般认为就在同年），已经年过四旬的武皇后再次生育：在连续生了一堆儿子之后，她终于迎来了一个女儿，这也是她的最后一个孩子。痛心女儿早丧的父亲和心事重重的母亲，对于这样一个女儿的诞生，其喜可知。太平公主由降生的那一天起，就得到了父母的百般宠爱，而且还是双倍的宠爱。
外祖母杨氏去世的时候，太平公主大约六七岁。也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武后向高宗请旨，度女儿出家入道，为杨氏祈福。当然，出于父母的宠女之心，太平并没有离开皇宫，而是仍然过着公主的生活。但既是要为外祖母祈福，太平就不免要经常来往武宅与皇宫之间。让人没有料到的是，所有进入武宅的宫人女官，都统统被武敏之或诱或逼，一逞兽欲。此事一发，武后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
咸亨二年（公元671），武后向高宗上本，将武敏之流放雷州，重新改姓名为贺兰敏之。
在去往流放地的途中，贺兰敏之上吊自尽（也有说是途经韶州时被武后的使者以马缰勒死）。此时，距荣国夫人杨氏去世仅十个月。
武敏之的死，可以算在武后的帐上，但若不是他过于放肆放荡，又被杨氏惯坏的话，恐怕也不至于来得如此之快。武敏之消失了，杨氏却享受了极高的哀荣。高宗下令文武九品以上及外命妇都要去武宅吊祭哭灵，并追赠武士彟为太尉、太原王，杨氏为太原王妃。
然而，就在杨氏极享哀荣的同时，武后在朝中却日益受到掣肘，与长子李弘之间的矛盾渐渐无法调和。李弘这时还不到二十岁，却已经替父监国多次，史书说他仁厚并且体弱多病，还常将政务交予身边亲信处理。可以想象，这样的主子真是难逢难遇，早已经被大臣们视做当然的主人。而武后毕竟是皇后，从前儿子年幼，高宗多病，国政时常由她处理，现在却实在不好找理由了。
权力是毒药，更象是毒品，一但尝到了此中滋味，就再难有人舍得丢弃。朝臣和天下人都心知肚胆，武后不甘心就这样回到后宫，李弘也不甘心被母亲当小儿牵制，母子反目只是迟早的问题。
虽然对妻子和妻子的娘家百般宠爱，高宗在原则的问题上仍然是偏向儿子的。何况高宗多病，凡离京疗养武后都一定要陪伴左右，不得不放手让儿子监国发展势力规模。日渐形成的太子势力，令武后难以应对。
就在杨氏去世前不久的三月十八日，武后亲信中地位最高的宰相许敬宗年老退休，武后在朝中失去了她最为重视的臂膀，在儿子和丈夫亲信们的夹击下很快就陷入了权力困境。这一年又逢大旱、日食等异象天灾。武后干脆在母亲去世的第二个月就向高宗上书，表示自愿退出皇后位，以赎天谴。
我觉得，与其说是武后心灰意懒，不如说是她在自己的命运上再一次下了重注。这封辞职信无异于将了太子一军：别以为是母以子贵，其实也是子以母贵。假如不是母亲用尽一切招数正位中宫，你做了嫡子，哪来的太子当？相逼过甚，皇后自请退位，你就成了上有庶兄的废后之子，拿什么名份去当监国太子。
辞职信递到BOSS手里，当然被拒收了。高宗坚决不许武后退位。母子之间的亲情，逐渐被皇权与后权之争蚕食鲸吞。
武后请辞被拒一个月后，太子右中护（左中护为高宗极信任的老臣李勣，由此也可见高宗对长子的偏爱）同东西台三品赵仁本罢相。据说是被退休在家的许敬宗“发挥余热”搞下来的，但是否也可以理解成是武后辞职迫使太子做出的不得己暂退？
赵仁本虽然被罢相，太子的势力仍然不可动摇，高宗也帮着儿子，甚至于起用太子亲信带兵打仗，武后对此也无能为力。
杨氏死后的第二年正月，武后陪着高宗到东都洛阳疗养，李弘再次留京监国。据说，就在这段时间里，李弘“发现”了被母亲幽禁多年的萧淑妃之女义阳公主、宣城公主。两位公主这时已经三十出头，仍然没能出嫁。李弘立即向高宗上书为两个姐姐觅偶，同时要求将同州沙苑地分借贫人。高宗都应允了。
对武后来说，儿子的这一举动，是不可原谅的。且不说记仇的武后不愿原谅萧淑妃，也因为儿子此举意味着对母亲的一次明显的挑战。而得父亲宠爱又“中外属心”的李弘还提请借地贫人，看在此时武后的眼里，恐怕也难免有收买人心之嫌。武后的恼恨可想而知。她当天就把两名公主配给了当班的卫士权毅、王勖。两人被授以刺史之职，携妻赴任。
影视作品和小说总是会说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出嫁之时已经三十多岁，甚至还有说四十岁的，或说她们嫁给了当班士卒，似乎以此引证武后为继母不慈。
实际上，这都是太夸张了。萧淑妃受宠并连续生育的时候，也正是武才人与太子李治私相往来的时候，算起来两位公主最多也就只比李弘大五六岁，虽然已经超过婚龄，但也绝不到三十岁（据宣城公主墓志铭的记载推算，出嫁时的宣城公主二十三岁）。此外，在皇宫大殿轮值的卫士，都是官员勋戚们的子弟才有资格担任的，他们出身很高，绝非一般士卒。权毅的祖父封卢国公，王勖的祖父封平舒公，都是世家。清王朝的公主就经常嫁与侍卫，情形类此。
请嫁公主，固然是李弘仁厚的表现，但是另一方面，也与这位太子和母亲的权力斗争、感情嫌隙不无关系。义阳宣城的公主封号，是数年前武后为显示嫡母气度而向高宗请封来的！总之，李弘此前就早该知道两位姐姐的存在，而绝非影视作品中描述的那样，直到某年某月才知道宫中还有两个姐姐。那么问题就来了：若干年来，这位监国太子怎么从来不曾关心过姐姐是否出嫁，偏到了此时才来上书？
从时间来推算，太子遽然请嫁异母姐姐的时候，也正是武敏之逼奸准太子妃杨氏而被武后放过的时候。因为义阳宣城出嫁同时，高宗武后也将李弘召至东都洛阳，为他和新选的太子妃裴氏完婚。
两位公主逃离了深宫，武后与李弘的母子亲情却终于决裂了。
次年（672），又一件事情发生了：许敬宗病逝。这名倾向自己的前宰相之死，对于武后在朝中的势力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打击。而糟糕的还不止于此。
在为许敬宗商议赠谥的时候，朝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太常博士袁思古嬉建议上谥号为“缪”，含义为“名与实爽”，乃是一个恶谥，还得到了户部尚书戴至德、太常博士王福峙的附和。——戴至德，正是太子李弘的心腹干臣。这样的谥法当然不能令许敬宗一系的人满意。于是唐高宗诏令在朝五品以上官员公议，议来议去，给许敬宗上了一个“恭”的谥号，意思是“既过能改”。
公道地说，以许敬宗的人品处事，给他这么个谥号也没亏待他。但是亲信的身后待遇，却足以折射武后的困难处境。
上元元年（公元674），对武后来说，仍然是一个难熬的年份。实在是缺乏助力的武后，终于想到了自己的“外戚”。贺兰敏之死了，父亲不能后继无人，传家的官爵不能就此抛掉，在这样的时候，从前的事情都算不了什么了。于是，异母兄武元爽之子等人都先后从岭南召回，其中武元爽的一个儿子被选中做继承人，袭了祖父武元彟的爵位，改名武承嗣，并迅速地加官晋爵。在上元元年四月被封为宗正卿。
这年的中秋，实在值得额外提出。这天，高宗为列祖列宗加追尊号，顺便也为自己改了个头衔。从此，李治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天皇”，武媚则成了“天后”。
天后的称呼，当然比皇后要威风得多，然而等着新任“天后”的，却是一个重磅炸弹：九月初七，高宗下诏追复长孙晟、长孙无忌官爵，以无忌曾孙翼袭爵赵公，迎归长孙无忌的棺木并归葬昭陵。
这道旨意无疑给武天后浇了一盆冰水。长孙家族是武后的死仇，他们入朝，必然要与武后作对。与此同时宰相集团又全都站在太子一边，武后想要在里面安插个人手，都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
面对来自儿子的压力，十月二十七日武后向高宗上表，列各项建议十二条，其中最关键的，是以下内容：“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每岁明经，准《孝经》、《论语》策试。” “自今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又，京官八品以上，宜量加俸禄。”偕大欢喜地将道儒之书和孝经同时列入了天下士子参加策试的教材之中，并尊崇了母亲的地位，同时还要求为八品以上的京官增加工资。无疑，在收买人心的同时，武后也在指责儿子的孝道，期望能收到效果。
但是，在利益斗争中，没有孝道存在的空间。权力就象一张弓，开弓没有回头箭，武后既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不愿过“从子”的日子，她与李弘就只能一直拼斗下去，直到你死我活。
在某种程度上，太子和皇后之间这种情形的出现，也与他们身后的皇帝大有关系。高宗在主要偏向儿子的同时，并不限制皇后的势力扩展。又不能不让人想到，这也许是重病在身的皇帝有意在让妻儿互相制衡，不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全占上风，从而使自己在病体支离的同时仍然能尽可能居中把握皇权。但是事情并不完全照他的意思发展。
上元二年（公元675）三月十三日，武后于邙山南行祭祀先蚕的典礼，百官及各国使者均做为随从列陪出席。这当然是一次极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公务活动。
另一件事随后展开：武后以著书为名，召饱学之士入宫。表面上是著《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等书，实际上却密令他们参与国家大事决策，以此分宰相之权。这些人因此被呼为“北门学士”。武后仍然不愿放弃权力，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情。
四月初夏，高宗和武后再次起程前往合璧宫消暑，太子李弘也随行。
四月二十五日，一个噩耗从合璧宫迅速传遍唐境内外：二十四岁、还没有儿女的监国太子李弘病逝。对于儿子的死，高宗表现得极其哀伤，五月初五，他发布制文，表示李弘虽死，但自己已经允诺逊位于他，诺言不因死亡而变更，因此追谥李弘为“孝敬皇帝”。随后为他建了一座花费钜亿的恭陵。八月十九日李弘以帝王之礼正式下葬，高宗又亲撰《孝敬皇帝睿德纪》，痛悼自己的继承人。
李弘一直疾病缠绵，而且是“沉瘵”，即古代绝症之一痨病，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但他死的时间太不合适，因此所有的人都有同一个直觉：太子死于非命，下手的就是他的母亲武天后。
李弘是死于绝症，还是死于非命，一直是令人议论纷纷的话题，但是内情究竟如何，谁也不得明白。
1、死于绝症。没啥可说的，病魔面前人人平等，天子都不能幸免，何况是还未登基的天子。李弘的身体确实很差，在他监国期间，很多事务都是由他身边的信臣处理的。高宗也在追悼儿子的文中提到过李弘有“沉苛”肺结核，自然死亡也很有可能。
2、死于武后之手。原因看起来似乎也很明显。采信这种说法的也很多。据说是因为高宗曾经想过要禅位与儿子。
李弘死后，他的亲信戴至德升为宰相。
但不管怎样安排，太子李弘已死不可复生了。李弘死后月余，武后的次子雍王李贤于六月初五被册封为高宗朝的第三位太子。
比起李弘，李贤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才华出众。他自幼年起就有读书过目不忘的奇慧。做太子的次年，李贤又招集学者共同注释了《后汉书》，得到了高宗三万匹绢帛的重赏；高宗让他监国，他处理朝政也井井有条，深得时人的推重，高宗还因此特颁手敕嘉奖道：“皇太子贤自顷监国，留心政要。抚字之道，既尽于哀矜；刑纲所施，务存于审察。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往圣遗编，咸窥壶奥；先王策府，备讨菁华。好善载彰，作贞斯在，家国之寄，深副所怀。”又赐了他五百匹帛。
然而做储君，光有才华是没有用的。李贤虽然非常努力招贤纳士，高宗也放手让他监国，但当年李弘在朝臣中的影响力，是他十余年太子监国培养起来的，因此李贤在这方面仍然望尘莫及兄长。
因此，在李弘死后，武天后的势力在一段时间里没有了遏制，从而迅速地扩大了。在武后死敌来济的堂弟来恒成为宰相的前后，另几人也加入了宰相群。他们是：薛元超、高智周、裴炎从后来的事情来看，他们都是偏向着武后的。
公开场合下的位次仪轨，能够充分说明人的权势大小。仪凤三年正月初四，武后就单独登上了光顺门，接受百官及四夷酋长的朝拜。虽然太子李贤有监国的头衔，永隆元年（公元680）正月十九日，武天后仍然再次单独登上了洛阳城门楼，以主人的身份宴请诸王诸司三品以上官员及诸州都督刺史，宴席上的伴奏音乐则是太常新编《六合还淳》舞。五十九岁的她已经成为大唐王朝权力的中心。
势力大了，武后能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皇后如此气势，无疑使太子李贤难以忍受；而又一位“监国太子”的出现，也无疑使武后忌惮重重。
在武后的新晋亲信中，偃师人明崇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他的死间接促成了太子李贤的被废。
在宋朝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里，只说明崇俨“以厌胜之术为天后所信”，很容易让人以为明崇俨只不过是个江湖术士，而武后与明崇俨有甚不轨，这才大规模为信臣报仇，废子夺权。以为高宗真是不起任何作用一样。实际上，仔细翻翻五代人编写的《旧唐书》就知道，司马光在采集史料方面，实在是有些宋朝男子的偏见，对有利于武后的记载都不提起。
明崇俨出身名门士族，其父为豫州刺史明恪。据说他父亲手下的一名小吏能役使鬼神，明崇俨得其真传。乾封初，明崇俨应举入仕，任黄安丞。他的顶头上司有个女儿得了重病，诸医束手无策，却被他用摄取的异域奇物治愈。高宗此时正苦于风眩头痛，听说此事后立即将其召入宫中。一经试验就大喜过望，认为名不虚传，立即授以冀王府文学之职，此后他的医术和符呪幻术之技屡有效验，日益得到高宗与武后的器重，官职直至正谏大夫且得到入阁面见天皇天后的特许。明崇俨经常借神道的名义向高宗陈述自己对时政的见解，往往都能被高宗加以采纳，迅速成为帝后面前的宠儿，高宗甚至为他的五代祖宅御制碑文，亲手书写于石上。也正是这位与众不同的术士，竟向帝后声称“英王状类太宗”，在兄弟中面相最为贵重；而太子李贤却“不堪承继大位”，命中注定没有帝王之份。
这个不吉利的说法不迳而走，宫人们又据此谈起另一种揣测：太子李贤根本就不是武后的亲生儿子，他的生母是韩国夫人。李贤被这两种说法搅得寝食不安，既疑且惧，加上母亲的权势重压，与武后之间迅速变得对立起来。
对儿子的态度，武后当然感觉得到。她先是撰写了《少阳政范》和《孝子传》送给李贤，提醒他为子为君之道。不过很显然这两本书对改进母子关系没有任何作用。武后也再不客气，多次给李贤写书信，直接指责他。李贤越发惶恐不安，想到大哥之死的各种流言，觉得自己也朝不保夕了。
不久，李贤写下了他唯一传世的诗篇《黄台瓜辞》：“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他希望这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