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穿康熙换乾坤- 第4部分

　　　　最后，两岁的玄烨已经开始潜移默化的在改变清初顺治朝的面貌，表面的顺理成章，背后却一点点积淀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变数，比如孝庄皇太后，比如顺治帝，还有宗室、满臣、汉人，以及洋人……也许突然一个清晨醒来，您就会发现“风雨欲来风满楼”了。再者，本文的一个新意之处还没有到来，本卷结尾之处或者第三卷上半段会逐步引出，那才是作者处心积虑要好好表现出来的本文的一个亮点和拐点，希望您能在这漫漫长路中坚持到底

　　　　等到三十万字的时候，也就是第二卷的一半左右吧，慢慢来吧。希望您能有耐心支持曾弘毅走下去，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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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1——旗人称“奴才”略述【作者：橘玄（）　
很多人一直对清史和旗俗有一个疑问，就是清代旗人为什么会自称“奴才”。　这个我在璩璇阁的课程中曾经讲过，旗人所在的八旗制度，是一个十分繁杂的阶级构成，根据入关前的习惯，在阶级构成内具有直接上下级关系中的下级人，在上级人面前，都要自称“奴才”。不过，也并不是说所有时候都要称“奴才”，下面我们来具体讨论一下。

　　　　总体来说，清代旗人奏折的自称有两个，一为“臣”，满文作“amban”；一为“奴才”，满文作“aha”。这两个严格对应，汉本为“奴才”时，满本必为“aha”。不过，什么时候使用臣，什么时候使用奴才，其使用条件因为时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简单来讲分为两个时期，即清初到高宗时期“未定型时期”，和高宗之后的“定制时期”。＇＇＇cp｜w：250｜h：190｜a：l｜u：/chapters/29744886351813139592＇＇＇【清初至高宗的“未定型时期”】

　　　　由于八旗制度带来的身份差距，导致“奴才”一词在八旗内部经常出现。清初至高宗时期的称奴才的情况，主要有几下几种：

　　　　1。上三旗旗人对皇帝的自称。八旗制度以旗主为其最上层，所谓上三旗，即皇帝亲统之旗，简而言之，上三旗的旗主即皇帝本人。故而上三旗旗人作为皇帝的直属旗人，处于属人满文harangga的地位，在给自己的属主奏事时，自然要称“奴才”。

　　　　2。上三旗包衣对皇帝的自称。上三旗包衣隶属内务府，服务于内廷，也自称“奴才”。

　　　　3。下五旗旗人对本旗旗主王公的自称。与上三旗不同，下五旗采取诸王的分封制度，下五旗正身旗人也成为他们的属人harangga。《文献丛编》内有《雍亲王致年羹尧》第一辑，内容即是因为年羹尧没有称奴才，而受到未继位的雍正帝的申斥。年羹尧在康熙年为雍正帝属人

　　　　4。下五旗包衣对诸王的自称。同上三旗包衣对皇帝。

　　　　5。汉臣的谄称。从清初的时候便有很多汉臣以谄媚皇帝的心理，在奏折上自称为奴才。这种情况在高宗朝之前并没有严格制止。

　　　　虽然我们总结了以上五条，但是这时期旗人称奴才的情况，还比较混乱。公事、私事皆称“奴才”，而且有的时候皇帝会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标准，如世宗雍正帝就曾经将镶黄旗汉军高其位的称奴才奏折进行批改，将其自称的“奴才”改为“臣”，也是常见的情况。所以我们称其为“未定型时期”，这时期比较混乱。

　　　　【高宗之后的“定制时期”】

　　　　高宗乾隆帝时期，清代的各种制度渐渐厘定。于是清代旗人对于“奴才”的用法也正式确定。大题有两个趋势，第一，是皇帝作为“八旗共主”的凸显，第二是公私的区分。

　　　　1。皇帝作为八旗共主。众所周知，清代八旗本身并不具有严格的统一性质，私属的情况较多。从太宗、世祖、圣祖三代帝王陆续打消下五旗王公的旗权，终于在世宗雍正帝的时期，皇帝确立了“八旗共主”的地位。与此同时，以前下五旗旗人仅仅作为本旗王公的属人而自称奴才，现在面对“八旗共主”，自然也就要称奴才，这就加强了皇帝对八旗人丁的约束。

　　　　2。确立公私的区别。见《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壬申条：“谕军机大臣等：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摺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摺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于是正式确定，旗人大臣在公事褶子里称臣，在私事褶子里称奴才。

　　　　3。汉军与满洲同，公事称“臣”，私事均称“奴才”。见《高宗实录》乾隆六年十二月己酉条：“谕军机大臣等……张广泗系汉军……原为一已私事。摺内应写奴才。”这是将“旗人”这个团体统一化，以便出现特例。

　　　　4。禁止汉臣称“奴才”。

　　　　伴随着高宗对于称臣、称奴才的定制，他也对奴才这种特殊称呼进行了一种解释，见《高宗实录》乾隆三十五年闰五月丁卯条：“臣仆本属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义虽殊，其传则一。满汉臣工自称，固有不同。然遇部院章奏，虽满洲大员，亦一例称臣，而满洲督抚奏地方公事亦然，并非以奴才之称之为卑而近，称臣为尊而远也……朕抚御臣民，并无歧视，而朝廷体统，本自尊严。又岂因臣下之称奴才而尊崇有加？称臣而体制有减乎？”借此来安抚汉臣，并且把话说的很清楚，臣和奴才，只是称呼不同，跟尊卑、疏远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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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3——阎崇年、李亚平对努尔哈赤的评价（）　
《帝国政界往事：前清秘史》讲述了明末清初，即从所谓努~尔哈赤“十三副遗甲起兵”，到雍正王朝近一百五十年间起伏跌宕的历史风云，展现了努~尔哈赤、皇太极、袁崇焕、洪承畴、多尔衮、孝庄、康熙、吴三桂等众多历史人物的悲喜人生。历史还是这段历史，人物还是那些人物，所引用的史料也基本大同小异，但是，通过自己深入的分析、独特的解读，李亚平呈现给我们的结论，却与当前权威专家的观点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譬如，北京满学会会长、著有《正说清朝十二帝》、《努~尔哈赤传》、《明亡清兴六十年》等书的著名学者阎崇年先生就对努~尔哈赤推崇备至，认为**哈赤是“中华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民族英雄”，是堪与“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和明太祖朱元璋”比肩的“伟大的君主”。对于皇太极继承汗位，阎崇年基本持“阴谋夺位”之说，认为皇太极曾“施一箭双雕之计”，“离间了努~尔哈赤与代善的父子之情，为他后来夺取汗位准备了重要条件”。

　　　　而李亚平在列举了大量史实、展现了努~尔哈赤一生的所作所为后指出，努~尔哈赤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伟人，他只是一个“嗜血成性的军事抢劫集团的首领”，与开创了新王朝的刘邦、朱元璋等相比远为逊色，“如果一定要找出努~尔哈赤究竟有什么长处的话，大约只能说，他很幸运，因为他有两个不错、或者说是优秀的儿子——皇太极和多尔衮”。因此，李亚平认为努~尔哈赤“至死也没有完成从一个部落酋长到一位政治家的转变。更遑论伟大的政治家了”。反之，李亚平对皇太极却评价极高，认为其文治武功不输于历史上任何一位杰出的帝王，其继承汗位是游牧渔猎部落贵族共和制下的必然选择，“阴谋夺位”说过于牵强，所以才会有后世史书对其“圣矣哉”的评价，这个“圣”字，是后一个朝代学者发自内心的赞叹，与康熙皇帝被他儿子加封“圣祖”的谥号，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附14——几句想说的话（）　
历史上，女真人可以分为生、熟两种。

　　　　努~尔哈赤对关外各部落就实行了统一，和今天一样，当时关外已有女真、鄂温克、赫哲、蒙、汉、回等民族村庄和部落，其中女真各部落按照汉化程度的不同又分为生女真（如完颜部）和熟女真，熟女真就是指汉化程度较高的，努~尔哈赤的部落本是建州女真的一支，也是熟女真。熟女真从历史上来说；也就是唐朝时期的高句丽，后建立的渤海国，唐朝时候渤海郡的边民百姓。他们是全面接受汉化的。注意，高句丽是明末熟女真的祖先，而不是高丽棒子的祖先，高丽棒子是在高句丽灭亡200年后才出现。

　　　　而生女真，因为居住的地方离中原较远，所以汉化程度较低，生女真中的完颜部，在历史上建立了金朝，后来完颜部的主体基本上被汉人同化，融入汉族。

　　　　努~尔哈赤首先统一的是满洲附近的女真、鄂温克、赫哲各部落，为了军事上的需要，把八旗人户都编入作战体系中，成为最早的满洲八旗，那时在东北还生活着蒙古部落，还有汉人和**的村庄，**哈赤统一这部分人群也都相继编入八旗，从13副铠甲起兵，到6万4千人直至入关时的20万人，队伍迅速扩大。这里面成分是很复杂的；旗人里面有女真、蒙古、汉、赫哲、鄂温克甚至还有俄罗斯人。为了便于管理，入关后；皇太极将八旗扩编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八旗，没有厚此薄彼一说。只有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三旗，统一由清朝皇帝掌握。称为上三旗。其余称为下五旗。

　　　　清王室的封建皇权意识极强，对旗人从发型、服饰、言行、实行奴化，旗人刮净头发前部仅留后部梳辨，马蹄袖是效犬马之劳、朝珠是马缰、背上的补丁是马鞍、头上的花翎是马鞭等等。意思就是为皇上效犬马之力。满文发展的时间不长，也是**哈赤借鉴蒙古文创立的。

　　　　八旗内部等级森严，分为少数上层的王公贵族和占多数的下层旗人，下层旗人对王公贵族有强烈的依附关系，旗人家属也置于佐领的管束之下。“夫佐领之管所领下人，无异州县之于百姓”。在称谓上，旗人称呼

　　　　“佐领大老爷、骁骑校二老爷”

　　　　因为旗人本身的组成复杂，既有满洲部落的人，也有蒙古人和汉人，因此清朝初年提出了旗民制度，“不问满汉，只问旗民”，这里说的“不问满汉”，意思是说不论你是来自满洲的人还是来自蒙古或是来自汉地，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入了旗籍，就算做旗人，没有入旗籍的，就是民人。

　　　　旗人制度本身是一种奴隶制，下层旗人是上层王公的奴隶，王公贵族又是皇帝的奴仆。八旗军队就是皇帝的近卫军。清朝将八旗军队看成是维持皇权统治的核心力量。清朝初年，在上层统治阶层中，统帅八旗的王公贵族占据主体。上层的王公贵族，成分多是当年被**哈赤收服的各部落的首领家族，或是投靠**哈赤的军队首领的家族，皇帝家族通过与这些家族结亲，形成血缘关系，构成了上层的贵族阶层。王公贵族们本身的民族成分也很复杂，有蒙古人，有汉人，有女真人，有回人，这些贵族家族就是统帅个八旗军队的首领，普通的旗人就是隶属于各自首领家族的奴才。清末的铁帽子王僧格林沁，出身蒙古八旗的王公。康熙的母亲，则出身汉旗的贵族。

　　　　1644年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大致相当于现在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八旗的将士及家眷居住，原来住在内城的百姓，被迁移到京师外城——大致相当于今天崇文、宣武两区。北京的内城事实上一个大兵营，皇城在中间，周围就是驻扎的八旗旗人。

　　　　八旗的设置，随后成了清代始终贯彻的制度。它把世代的旗人，严格地圈定在当兵吃粮饷的惟一人生轨道里，禁止他们从事除当兵之外的一切职业，不许他们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一切其他职业，这虽然有助于政治基石的牢靠，也防止了旗人与民争利，但是，也造成了创建这种制度的人预料不到的社会难题。

　　　　在八旗制度下，旗人的出路只有两条，第一是挑补当兵，第二是有文化的选拔从政当官，此外就成为八旗闲散，靠父兄的俸饷过寄生生活。

　　　　从乾隆年间起，“八旗生计”问题愈演愈烈，叫所有的清代统治者伤透了脑筋：旗人“人口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于是，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越来越多，只好眼睁睁地失业赋闲，成为“闲散旗人”，这不仅导致许多下层旗人日益明显地走向贫困化，还使入关之初异常精锐剽悍的八旗劲旅，渐渐失去农商技能，滋生了惰于劳作、荒于嬉戏的积习。到了清末，由京师八旗贵族、军官、士兵、苏拉、家眷等等所组成的人们共同体，总人数已多达60万左右，社会上习惯以“旗族”来称呼他们。在京城“旗族”人丁日趋繁盛的情况下，“八旗生计”的问题对于走投无路的穷旗人们来说，已经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清代中叶以后，一般的旗人生活上日益贫困。清人周洵谈到成都驻防旗人“多有数支子孙共食其祖遗之一分马甲者，至……前清中叶以后，穷褛不堪者居多，因房屋为官给，甚有摘拆瓦柱，售钱度日，仅留住一间以蔽风雨者。”咸丰十一年，成都将军崇实任内甚至采取筹款施粥的方法拯济八旗孤贫。由于生活贫困，不少八旗闲散一生无粮饷收入，贫不能娶妻生子，严重地影响旗人人口的增长。从康熙六十年到光绪三十年（1721一1904年）一百八十三年之内，成都旗人的人口约增长4。2倍，同期四川省人口增长24。1倍。当时的精锐部队健锐营八旗还是护军八旗都感到日趋艰难。流传的一曲旗兵歌谣为证：“今晚月儿怎么那么高，骑白马，跨腰刀。腰刀快，剁白菜，白菜老，剁皮袄，皮袄厚，剁羊肉，羊肉肥，剁毛贼，光着脚丫上八旗，没马褂干着急，当了裤子买炕席，豆汁饭就萝卜皮儿，看你着急不着急。”

　　　　清朝末年，旗人之间长期的通婚，共处，旗人逐渐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当时有人提出了旗族的概念，清亡后，再也没有了旗民之分，昔日的旗人和民人大量的通婚融合，后来这些旗人的后裔，被称作满族。

　　　　这就是满族的由来。一个民族，总是以某种纽带作为判断标准。大家都知道汉族是以文化作为纽带，犹太人是以母亲血缘和宗教作为纽带。满族的纽带不是文化或是血缘，而且八旗，只要是昔日旗人的后裔，就是满族。旗族本身是八旗内部蒙古汉回女真各民族成分融合的一个民族，满族则是旗族进一步跟其他的民人融合的产物。

　　　　我谈这些，是针对国内的一些存在狭隘的历史民族偏见的大汉族主义者。有人说清朝是民族压迫，满族压迫汉族。我认为这个说法不确切。

　　　　若说民族压迫，元朝的四等制和日本占据朝鲜和台湾时期的分等制是符合条件的，那是以民族归属为标准，将人民划分成不同等级的集团，高等级的民族集团在整体行为上对低等级的民族集团存在欺压关系。高级民族比低级民族享受更多的权利。

　　　　但是清朝不同。旗人集团并不存在整体上对民人的压迫关系。要把上层旗人集团和作为前者的奴隶的下层旗人集团分开来对待。旗人本身的身份并不能享受特权，只有贵族爵位和高官阶才能享受特权。

　　　　清朝的前期，国家的上层统治者由上层旗人中的王公贵族和少数民人出身的大官僚组成，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特权阶层。到了中后期，民人出身的大官僚渐渐就占据了上层统治阶层的主体，清朝后期任命的总督和巡抚，民人出身的占95％以上。

　　　　就国家的上层统治阶层的成分构成上来讲，清初是旗多民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