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穿康熙换乾坤- 第143部分

　　　　郑芝龙之弟郑鸿逵是拥护唐王朱聿键称帝的核心人物。唐王入闽，首先借住在郑芝龙家中，然后才搬入福建布政司。二者关系之密切由此可知。隆武帝登基后，给郑氏一家封官许愿。郑氏一门尽得高官厚爵，郑氏部将也多得高官。

　　　　其时，隆武帝刚刚登上帝位，手中无权无钱，非得依赖郑芝龙为其提供经费，所以。对郑芝龙极其倚重。但由于郑芝龙出身于海盗，为闽中士大夫所不齿。钱澄之所著《所知录》中便有记载：“芝龙初以海寇受抚，虽晋五等爵，与地方有司不相统属，闽士大夫辄呼之为‘贼’，绝不与通。”郑芝龙受到隆武帝重用。引起了福建士大夫的普遍不满，他们向郑芝龙发起攻击，首先发生的就是郑芝龙与黄道周争夺东班之首事件。

　　　　应当说，这一事件挑起了隆武朝的文武之争，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但是。对这一事件的发生，历来史册都偏袒黄道周。指责郑芝龙冒犯祖制，强行要站东班之首，因而引起了文武之争。如果仔细研究当时的详细材料，会发现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郑芝龙在迎接唐王朱聿键之前，职位是总兵，但被封为南安伯，爵位高于一般的大臣。隆武入闽后，更封其为平虏侯。就爵位而言，他是众大臣之首。隆武未到福州时，在水口驿站接见郑芝龙与其他大臣，其时朝臣站班，郑芝龙在东，位居班首，郑鸿逵次之，其下是福建的大臣。而站于西边的，是户部侍郎何楷，大理寺卿郑碹等人。可见，在隆武诸大臣中，原先是由郑芝龙为首，他站在东班之首，是其原来地位的反映。

　　　　不过，按照明朝的制度，“文东武西”是一贯的制度。毫无疑问，当时的文臣对郑芝龙站东班之首是有意见的。黄道周入闽后，他们很想凭着黄道周的地位与影响，将郑芝龙拉下马。

　　　　《台湾外志》关于此事是这样记载的：“隆武招黄道周……等文武入朝会议战守策，郑芝龙首站东班。楷让之曰：‘文东武西，太祖定制。今郑芝龙妄自尊大，不但欺凌朕等，实目无陛下。’龙曰：文东武西，虽古往今来之定制，然太祖已行之，徐达业站东首。’（黄）道周曰：徐达乃开国元勋，汝敢与达比乎？’龙曰：以今日较之，我从福建统兵恢复，直至燕都，功亦不在徐达下。’楷曰：‘俟尔恢复至北京，那时首站未迟。’遂互争殿上。”

　　　　文中的“楷”是指隆武的户部尚书何楷，他和黄道周一样都是福建漳州人。他来自福建，深知郑芝龙的底细，如今海盗的地位比他还高，他无法接受，便推出首辅黄道周与郑芝龙争位。

　　　　黄道周与何楷都是明末著名的文臣，在海内都有一定威望，但他们共同的弱点是沾染明末党争的风气，好意气用事而不顾大局，从而引发不可收拾的文武之争。《台湾外纪》的作者江日舁曾批评黄道周等人与郑芝龙争位：“（何楷、黄道周等人）皆与芝龙梓里，当痛哭流涕，导以忠义，感以贞诚，今日之事，不但东班首位，且薄天子而不为也。抑鄙芝龙出身绿林，非资格正途，不屑教诲耶？即不屑教诲，不应比肩事主；既已比肩事主，宜效蔺相如朝而称病，遇而避舍，先国家而后私仇。顽石尚可点头，况于人乎？诸君子不顾其君以全国，徒重其礼以使气，互相讦激，一旦芝龙拂袖，不接粮饷，群然计绌。”

　　　　如其所云：郑芝龙有志做徐达，这正是诸臣鼓励郑芝龙的好时机。可惜的是，诸大臣不是乘机鼓励他去做徐达，而是对此百般讽刺，郑芝龙当然是很难堪的。其后，隆武帝裁决仍然由文臣站东班之首，但郑芝龙也因而隐退。其时郑芝龙掌握军权，他不出来，军队便无法出战，朝廷中对黄道周的压力增大，黄道周只好离开福州。郑芝龙复出后，掌握了朝廷大权，但也受到文臣们的攻击，隆武朝的党争日益激化。在许多事件上，双方都唱对台戏。马士英要求入关，郑芝龙赞成，士大夫反对；郑鸿逵在大殿打扇，何楷上疏抨击他无札，隆武帝嘉奖何楷。郑鸿逵大怒，称病不出。隆武帝为了迁就郑鸿逵．让何楷辞职，想过一段时间再召何楷回职。然而，何楷在回家的半路上．被强盗劫持，割击双耳【疑为郑芝龙所为】，从此无法复出做官。双方闹到这一地步，业已不可收拾，不论什么事，文武大臣都有不同的看法，南明小朝廷已经很难做出正确决定了。

　　　　其实，弘毅这一番长篇大论，现在坐在位育宫大殿的几位汉臣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但第一次有人讲隆武政权的灭亡归咎于郑芝龙和士大夫的内斗，而且还侧重于后者为了追求颜面而至君国大义于不顾的原因，听来却是振聋发聩——

　　　　今天的会议，但凡是对郑芝龙出任大清官办船队首领的提议不同意、不愿意的人，又有谁不和当年的黄道周、何楷一样，嘴上说的是仁义道德，心里面却是发自肺腑的瞧不上海贼出身的郑芝龙？如若再率性而为，岂不是要把好端端的顺治朝生生给逼成隆武朝？

　　　　福临心中也很明白，也终于知道了玄烨的一番苦心——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又是三问三答，又是旁征博引的，全是因为我的大清需要真正的人才，更需要朝堂之上诸位大臣的团结一心、共赴国难呀！

　　　　“诸位爱卿，玄烨所言，有理否？”皇帝满眼深情的望着大伙——怎么样，表个态吧？

　　　　“皇上！老臣……老臣迂腐之极呀！请皇上治罪！”胡世安再也坐不住了，一骨碌趴在地上请罪——无论诚恳与否，反正是明白自己的确是被小皇子给套牢了！

　　　　“慢！皇阿玛，其实胡大人所虑也是为了大清，请皇阿玛明察。更何况，同安王虽然大才可用，但却有一处劣性！的确需要早作规矩，才可成其方圆，方能助其立下奇功！”弘毅却抢在福利开口之前跪下来给胡世安求情，给郑芝龙上眼药！

　　　　“这……玄烨何意？”福临茫然发问。

　　　　不仅仅是皇帝，所有人都被小皇子的表现弄傻了！

　　　　“皇阿玛，同安王之劣性，不在曾为海贼。众位大人忽略了一处紧要——其实，他首先是个大海商！”弘毅抬起头，一字一句进谏道。

　　　　海盗不可怕，可怕的是海商“唯利是图”和“投机取巧”！

　　　　黄道周（1585～1646）明末学者、书画家、文学家、儒学大师、民族英雄。字幼玄，一作幼平或幼元，又字螭若，螭平，号石斋，汉族，福建漳浦铜山（现东山县铜陵镇）人。天启二年进士，深得考官袁可立赏识，历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隆武时，任吏部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首辅）。抗清失败，被俘殉国，谥忠烈。

　　　　马士英（约1591～1646），字瑶草，贵州贵阳人，明末凤阳总督；南明弘光朝内阁首辅。本姓李，过继马氏，祖籍广西梧州。马士英在弘光朝覆灭后，被南明唐、鲁两王势力拒之门外，马士英于是盘桓于浙江一带，期间多次参与反清战役，直到在江浙一带最强大的抗清势力吴日生的部队兵败后，马士英亦遁入空门躲避清廷缉拿，后因叛徒出卖，被清廷抓获，最终不屈就义。（。。。）

第一百七十六章——福临用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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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前会议讨论同安王郑芝龙的任命以来，小贝勒爷玄烨一直是在扮演着坚定支持者的角色，而且巧妙地利用几位汉臣的不同心理，成功将他们分别打造成了“大义与重利”、“忠义与奸贼”等不同观点上自己的对立面。一番不可谓不艰难的“折冲”之后，好不容易反驳倒了几派不同声音。谁承想到最后，玄烨自己要跳出来做最大的反对派！

　　　　一时之间，众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弘毅此时绝不是因为开了如此冗长、议题众多的会议而思维混乱的样子，反而格外的精神与坚定。

　　　　其实，这就是他所说的“转承起伏”！当你们都不看好郑芝龙的时候，我偏要将他的种种神奇一味放大，而且有理有据，让你们不得不认同我的观点，心中至少要有一个潜意识，那就是我所说的“真实”的郑芝龙，并不是你们以为的那样不堪——

　　　　知书达礼，有一定的儒家底子；不忘祖宗，始终把自己当做中国人；愿为栋梁，曾有经世安邦的宏愿；善于纵横，各方势力都能兼顾周全；敢于碰硬，该出手时就出手；精于航海，二三十只海船起家而成为南洋独霸；长于经商，白手起家、富可敌国……

　　　　而当这种判断在你们心中慢慢滋生、立足、壮大、巩固。继而赞同朝廷委派他去率领大清第一支官办武装船队大行贸易、广纳重利的时候，玄烨却要让形势急转直下——你们都别忘了一点。那就是自古以来对商人的普遍评价：无商不奸！

　　　　不过这种警示和提醒，如果一开始就摆在众人面前，估计谁都会一笑而过，悠悠说道：“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既然如此，我就反其道而行之。现在重提此事，效果就大大不同了：说一千道一万，堪为大用的郑芝龙，毕竟是一个大大的海商！纵使你有滔天伟才。可本性难移，那就必须加以防范！

　　　　不得不说，弘毅的策略取得了奇效！短暂喧嚣的大殿之内，很快恢复了应有的平静，每个人都在等着小皇子来自圆其说。

　　　　“玄烨，同安王到底用是不用？你需拿定主意。”

　　　　福临善意提醒还在那里“嘚瑟”的儿子，心底里还是有一些不悦的：一开始你提出来行海商。接着就把同安王不遗余力往前推，就连我这个当皇上的也跟着你好一个折腾。好不容易反对的意见都被你“掰扯”得差不多消停了，怎么？你自己却要往回出溜吗？要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看来我还要好好敲打敲打你，让你知道这御前会议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的儿戏！

　　　　“皇阿玛，玄烨主意已定。只等皇阿玛圣裁。”弘毅十分理解青年皇帝此时那种被儿子“戏耍”的尴尬和幽怨，故而立即坚定回应。

　　　　“哦？朕倒以为，你现在无论是何主意，都是难以自圆其说了！”福临真的有些生气了，和个真事儿似地如此笃定。你当朕和大臣们都是任你摆布的棋子不成？

　　　　“皇阿玛，儿臣一番苦心。就是要让朝堂上下、满朝文武都能明白知道：同安王确有奇才，需大用；同安王又固有不足，需提防！”看到福临恼火起来，弘毅知道最后一点火候也到了，终于说出最真实的论点。

　　　　“‘大用’又‘提防’？哈哈！玄烨啊，你到底是年幼啊！朕之用人，历来都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大用，何须提防？若要提防，不若不用！”福临果然不以为然！

　　　　皇帝这种反应，弘毅早就心知肚明，不足为怪。而他生生把这御前会议后半段进程弄得如此纠结拧巴，其实就是为了最后对福临这个颇有主见、甚至有点刚愎自用的皇帝，进行“用人观”理念上的洗脑。也就是说，刘昌也好、胡世安也罢，都是给福临最后“被出场”做铺垫的！真正对弘毅的“长策大计”会有所羁绊的，恰恰是福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用人观！

　　　　说青年皇帝笃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有道理的，因为福临的人格特点决定了他对那些自以为“情投意合”的人，必定会执着于此。这位少年皇帝比较刚愎，血气方刚、性情不定，又带有建州女真骨血中“随身以俱”的率真与冲动，所以为人处世多不按常规出牌，比如他对前皇后孟古青的随意废立，就突破了历朝旧例。像福临这种人，如果让他感觉和谁心意相通、亲密无间了，一定会做出“立下重誓、永不背叛”的豪言壮语。对于老阉奴吴良辅的百般维护而始终不弃，并非他不知道这奴才的斑斑劣迹，恰恰就是如此用人观的明证。

　　　　故而福临亲政之后，便将自己的观念推而广之，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政策广泛运用到了内朝与外藩等各个领域。在京内，表现在福临对一班汉臣的格外器重，无论新旧南北，只要你有才就统统委以重任、极尽亲密。一旦起了对谁起了疑心之后，福临更是果断杀伐，绝不手软。陈名夏得宠之后的登峰造极、恃宠而骄，失宠之后的身败名裂、命丧黄泉，恰好体现了这两个极端。

　　　　对边陲外藩，这种用人策略就体现的更加明显了，突出的例证就是对吴三桂的信赖有加。

　　　　其实，福临和吴三桂原本并不亲密，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对立的意味在里面。因为福临亲政前一直受制于叔父多尔衮，与其貌合神离。心存怨恨，而吴三桂又是多尔衮手下的得力干将。二人真正打交道。是在顺治七年多尔衮病故后。

　　　　隐忍多时的福临在多尔衮死后不久，就先对其派系进行了无情打击：顺治八年正月初六（1651年1月26日），福临以多尔衮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谋乱罪，将其“幽禁”。十二日，少年皇帝御太和殿宣布亲政，此年虽仅十四岁，但“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二月二十一日。顺治帝颁谕追论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罢追封、撤庙享、停其恩赦”。随后，他重用多尔衮生前严酷压制的竞争对手郑亲王济尔哈朗以清洗多尔衮的在朝势力；他下令处死依附多尔衮且握有实权的大学士刚林、祁充格，杀掉固山额真、吏部尚书谭泰，并令阿济格自尽。这一系列“疑人不用”的雷霆手段，沉重打击了多尔衮派的势力，多尔衮经营多年的关系网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被多尔衮视为左膀右臂且统领大军的吴三桂自然若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担心清算屠刀会落到他的头上。

　　　　顺治八年四月间，也就是在福临处置多尔衮后不久，身在陕西前线的吴三桂突然写了一份奏报，驰送北京，要求“入觐”。朝见皇帝。他除了要诉说自己眷念皇帝的心情，表达要见皇帝的愿望外，也想借机观察朝廷的动向和对自己的态度。少年皇帝接到奏请，以陕西战事已息为由，慨然批准吴三桂进京。

　　　　八月初。吴三桂抵京，礼部安排了觐见的时间。十日。福临至中和殿，接见吴三桂，良言慰劳，然后赐宴款待。作为一员明朝降将，还是多尔衮最为看重的马前卒，居然被亲政不久的皇帝接见并赐宴，这是一般大臣所不易获得的殊荣，吴三桂感到莫大满足。福临的这一举动，使吴三桂心中的顾虑顿时冰释。多尔衮被惩处，并没有牵连到他，朝廷对他一如既往给予信任，吴三桂对此十分欣慰。

　　　　皇帝对吴三桂的信任和器重，通过赐给他金册金印、下嫁皇太极第十四女给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等，充分体现出来。颁赐册印，摆正了吴三桂牢不可破的地位；下嫁皇妹与吴三桂结亲后，福临和吴三桂之间由君臣关系转眼变为亲戚关系。吴三桂不仅未因自己的靠山多尔衮的倒台而遭株连，反受新主子的青睐，继续飞黄腾达。民间甚至有种种传闻，说福临和吴三桂曾经结拜为异性兄弟、永不相负。

　　　　只可惜，正史里康熙继位之后决定削藩，吴三桂起兵称帝与清廷走向了你死我活的对立面。康熙后来挖出吴三桂尸骨切成数段分送各地，以泄其愤。发生此种谋反大事，已成清廷大罪人的吴三桂若真与福临有结拜之事，显然已非佳话，而堪称一段令清廷羞于启齿的大丑闻，谁敢提及，必获诛灭九族的死罪！于是，顺治与吴三桂间这段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