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正所谓投鼠忌器，延安这种与莫斯科的亲疏关系反而在事关突击营扩张蒙古事件上，不仅很难有所作为，甚至还只能三缄其口不发一言为妙。
为何？因为在突击营进入蒙古伊始至今，别说重庆政府，就是与莫斯科奉行一个主义的延安都至今未置一词，更别说对突击营后来的扩张进行哪怕是表面文章的谴责了。当然这固然与突击营绝妙的先低调、后稳固、最后突然高调宣布的蚕食手法有关，但对于同样在心中耿耿于怀这块被强行割去国土的伟人们来说，显然从一开始就是乐观其成而故作装聋作哑的吧。
“老毛，请你看看这份电文。真是一个不省心的陈赓啊，当此日本帝国主义即将投降，而老蒋又与我们摩擦不断的关键时刻，他竟然还有闲心为突击营出谋划策。”
周恩来人未到声音先进了窑洞，不过生气的语气听上去倒更像是某种夸赞，老毛一听就是摇头一笑：
“恩来呀，像陈赓这样的我军高级将领恐怕不在少数吧。哈哈，若不是上面有我们压着。他们也许早几年就对突击营在蒙古的行动不仅要大声叫好，还要去买几挂鞭放放呐。”
周恩来一听，也是摇头一笑。随即将电文递给老毛。
“我们怎样都还好说，就怕我们的那位身居克里姆林宫的大人若是了解我们这些将领的真实情况，怕是脸上会很难看的啊。”
“没了张屠夫，难道我们还真的要吃带毛猪吗？无妨。随它去吧——”
老毛说着，扬起手中的电文瞄了几眼，随即又是一声徐徐说道：
“其实人家也不是傻子，从我们的那位小朋友开始动蒙古的脑筋，以及悄无声息的数年蛰伏期。再到近期的高调通电和正式扩张，我们哪一个不看得清清楚楚，又有哪一个在嘴上吐过半个字来？打，也由他，不打，也由他，总之我们还是按既定方针办——一言不发，静静地看戏。”
“可是。我们真的就只静静地看戏？”
不知为何。周恩来像是总有一句话始终没说出口似的，话说到一半，却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不然怎样？”老毛仿佛看透了周恩来心思，继而挥手大声道：
“谁也不是救世主，我们更不是。或许放在去年我还在心底有一丝波澜，为那些值得我关注的人和事。但今天我不会了。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历史也检验了一切。该存在的，无论什么力量也都无法将其抹去。就像多年前我们的那场艰苦卓绝的长征，它总是有理由存在的。”
而在迷雾缭绕的重庆，一场对话也在同样进行着。唯一与延安有所不同的是，同样都是第一公子的身份，同样都曾经是苏联红军低级军官，同样都是从一个地方回到祖国，重庆的蒋公子经国却参加了这一次重大议题的会商。当然理由也是十分充分的，那就是对于即将在蒙古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人比蒋经国更了解正在那里集结的苏联红军，以及苏联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了。
蒋经国怎么去的红色苏联，自不待言，但他的表现却是有目共睹的。1929年12月，蒋经国申请加入苏联**。为了表示坚定的立场，他还一度在苏联报纸上发表声明，如果将来有机会碰到蒋介石，要“给他和他的党羽严酷的惩罚””。也正是有了这些表态和表功，蒋经国被接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这说明他是被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
次年，蒋经国以全班第一名的惊人成绩从军政大学毕业。
当然，校方也在他的个人档案里做了同样惊人的评论：“（他）非常聪明、忠诚，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
蒋经国的表现太好，以至于惊动了斯大林。斯大林指示苏共zhōngyāng有关部门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商议，准备把蒋经国派回中国，参加**领导的红军。但是，**驻共产国际代表拒绝了斯大林的建议。这就让蒋经国第一次回国的机会成了泡影。他再度请求到红军工作，这个请求也落了空。
这件事情颇具戏剧性，因为很难想象，假若延安方面接受了斯大林的这个建议，蒋氏父子将极有可能兵戎相见，而那将是一副何种场景呢？
或许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老毛的伟人特质在那一刻超越了一切吧。
不过随着“西安事变”发生戏剧性的转变，蒋经国第二次回国的机会又一次戏剧性地到来了。
在斯大林首肯下，1936年11月上旬，苏俄驻华大使通过第三者向蒋经国传达了“经国可以回国”的最高指示。
1937年3月10日，季米特洛夫把蒋经国召唤到莫斯科，并由**驻莫斯科代表团向他做了一番陈述，同时表示他很快就可以回到中国，但首先要写一个声明，保证回到中国后不跟**作对，也不能站到托派一方。
蒋经国在做出多方保证之后，随即在中国驻苏大使馆领取了护照，并向蒋廷黻大使辞行。当日，季米特洛夫代表苏共以个人名义邀蒋经国到自己家里。对他说：“请转告令尊蒋总司令，**已经诚意决定和国民党联合。”这场极富政治色彩的欢送宴后，蒋经国随即携妻子离开莫斯科。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陪同，乘火车经海参崴回国。
可想而知的是，像这样一个红透半边天的儿子，老蒋怎么可能有心情去重温一番天伦之乐呢？
然而终究血浓于水。在刻意疏离了很长一段时间避不相见之后，老蒋终于还是十指连心，极为低调地在当时建于杭州的国民政府主席别馆进行。一进门，蒋经国就向父亲跪下，三叩首。他以如此独特的方式。表达与过去12年的红色之旅彻底决裂的态度。
终于回归“太子之位”的蒋经国，在1940年10月1日这一天终于开始展露他的治世才华，这一年他刚刚年满30岁。
在江西赣州群乐大戏院内，踌躇满志的蒋经国对着赣南十一县的县长、秘书、参议会议长、社会贤达等慷慨陈述其“三年计划”：
“我们在三年之内，要办331个工厂，要开垦2万亩荒地，要办314个农场，要建筑995个农业示范区。要成立3000个合作社。要建筑6043个水利工程，要开辟321个果园，要建筑259个新校舍……”
不过谁也没想到，这位已经在十几年的社会实践中取得了瞩目成绩，同时也用这十几年的实干荏苒岁月证明了自己的新派太子，再一次以自己的言辞震惊了世界。
而这时。在延安的另一位太子此刻正在深入农村，全身心地体验着作为一个合格农民的全部历程。
就在众将结束争论。老蒋即将做总结性发言之前，只是象征性地询问了远远坐在一角的蒋经国。因为在他看来。十几年的历练对于他未来可能接手的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度，还是太少太过苍白了。
“经国，你有什么要发言的么？”
老蒋话音未落，蒋经国早就腾地一声站了起来，颇有些令人意外地慷慨陈词道：
“父亲，经国真真有话要说。各位前辈，同志们，由于经国那段人所共知的不堪经历，所以接下来我要引用的一句先人警言，万望能够引起诸位的足够认识和警觉。那就是林则徐先生曾经大声疾呼过的，亡中国者，终为俄罗斯也！我只想改一个字，亡中国者，必为俄罗斯也！”
随着蒋经国的话音落地，整个会场顿时哄地一声变得人声鼎沸起来。
人头攒动中，逐渐醒悟过来的陈布雷急忙倾身对坐在他前排座椅上的老蒋低声提醒了起来：
“总裁，您必须要有个态度了。目前世界正在多方督促苏联出兵中国，并协助我国对侵华日寇完成最后雷霆一击之关口，我们的态度和所持立场就变得尤为微妙了。”
正凝神想着什么的老蒋，怵然一惊，但马上就面露不悦地猛哼一声：
“娘希匹，我们要什么态度？解放和收复我们失去的所有领土，寸土不让地全部重新收回到中国名下，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再说了，现在讨论的是孟遥他们，关苏联人什么事情，娘希匹。”
陈布雷暗叹一声，但还是尽责地跟上一句：“孟将军之事就是苏联人之事，请总裁三思。”
老蒋似乎有所触动，但不知为何却始终梗着脖子不搭腔，并最终抬手一指蒋经国道：“你的话没有讲完，可以继续讲下去。”
蒋经国点点头，赶紧抓住机会继续大声陈词道：
“同志们，父亲早在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已警告我们，像我们这样四亿五千万人口，一千二百万方公里土地的国家，无论是跌下去，或是站起来，对于世界人类总是一番大震动。无论是敌人或是友人，都要先看他自己所受的影响，才敢确立他对我们中国的方针。”
“可是一世纪来，由于列强对我们不断的侵略和压迫——尤其是比邻的日、俄两国，更迭为害。日本没有力量的时候，俄国就来了；俄国打败了，日本又起来；现在日本倒下去了，又成了俄国人的天下。日本的野心，已由日本人自己的口中说出，这是容易明白的。而俄国人则不同，他们口口声声说扶植弱小民族，帮助殖民地民族的解放运动，援助中国革命，其实绝对口是心非，真正的是要攫取我们在远东的整个大陆。”
老蒋沉脸听着，突然高声命令道：
“经国，这些众所周知的事情就不要多说了，你只说说协助宋部长访问俄国的事情就行了。”
原来，在今年初也就是1945年初，为了争取到最大国家利益，老蒋趁着罗斯福尚未将《雅尔塔协定》公诸于世之际，飞速派出了由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决定就外蒙古、中东铁路、旅顺、大连军港等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向克里姆林宫进行深度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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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抗日烽火第584章、蒋经国来了
“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达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临行前父亲就给过我们指示，绝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照顾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斯大林虽然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dúlì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最大症结所在。”
“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所以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史大林谈判。同时又指示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立的道理。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当然还是那句话，问我为什么坚持中国对外蒙古的dúlì和解放一定要反对？”
“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滑稽的命题，而且还是强盗逻辑。我当即这样告诉斯大林说，我们中国十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还在敌人手中。这时您再让外**立。岂不是面对老蒋突然点名要求直接公开谈论访苏结论。身为太子的蒋经国又怎能不知晓作为父亲的一位领袖人物的心思。所以不觉一脸愤懑地说道：
“有一点我们的大多数同志可能并不知情，谈判之前，斯大林对这次中苏谈判是定了调子的。他说，谈问题、签协议都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因为那是罗斯福签过字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雅尔塔协定。”
逼迫我们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更是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然而最终我们还是做了让步，因为不这样做。中苏友好条约就无法签订，斯大林也不会出兵，罗斯福就会怪罪我们破坏了全球战略。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那就是外蒙古允许dúlì，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mínzhǔ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斯大林总算是同意了。”
“不过斯大林很快又对他的人说：条约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绝不以人废言。只要自己能发愤图强，有了力量，**抗俄一旦取得胜利，外蒙古还不是仍旧可以归还到我国的版图上吗？”
“同志们，从苏联回来我们就专门做了一个统计，自1644年起，到今天外蒙古被迫dúlì出去为止，俄国从我们手中掠夺走的土地，先后共有五十四次之多。中国领土被占的面积，包括现在外蒙古在内。共有6578820平方公里之巨，约为我原有领土的三分之一。倘若与我们现有领土12000000平方公里比较，则已有一半的土地被俄国占领去了。这样大的仇恨，我们将永世难忘！”
这时，不知是谁带头在底下振臂高呼了一声：
“打倒新沙皇斯大林。打倒挂羊头卖狗肉的红色苏联，还我蒙古。”
呼喊声中。有资格与会的胡宗南、薛岳、蒋鼎文等一众高级将领，一脸激愤地呼啦啦站起身来：
“经国同志，请不要再说了，您直接告诉我们得了，在你签下这个条约之后回国到现在，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只要允许，我们一定跟着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蒋经国一听，先是谨慎地看了一眼台上正襟危坐的老蒋，随后一脸郑重地一抱拳道：
“感谢诸位将军声援，怎么做当然首先得听总裁的安排。假若我能有幸得到总裁指示，全权处理当下突击营之国际冲突之危机，我必将维护我中华之最后之尊严，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听了蒋经国这番再明白不过的话，限于身份一直未敢轻易开言的戴笠终于憋不住了，脱口就问道：
“经国先生，您的意思是要支持突击营，即使我政府要公开面对苏俄强权？”
“正是，”蒋经国毫不犹疑地同样也是脱口而出道：
“借此正论突击营这一国家大事之机会，我也算作自动请缨也好，为民请命也罢，只要我能以国家面目出使这一国际强权争端，我当以中华民族之一份子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就是，就是，我们支持经国先生——”
胡宗南、薛岳等一干大将又握拳一番呐喊起来：“作为军事将领，我们这次也抛开个人恩怨和立场，坚决支持孟遥及其突击营在外蒙古的一切政治和军事行动。”
群情激奋，但每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有一个不发话，他们再怎么叫嚷也都是无济于事的。就在这时，老蒋果然适时地将目光定在了何应钦头上，缓缓吐出一串字来：
“你是军事方面的大政方针制定者，你对此有何高见？”
“我——”
众怒难犯，何应钦显然是深谙此道的，但他同样又不肯轻易放弃他手中的那点权利，当然更不肯丢弃他内心那点yīn暗的东西。
不过，就在他嗫嚅着支支吾吾之时，白崇禧虎地一声站起身来，直视着何应钦就是怒目而视。而李宗仁则更加干脆。直接扭头望着老蒋毫不讳言地出声道：
“委员长要问的是我们桂系对此事的集体看法吧。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桂系不桂系的说法了。但有一点我可以直接代表他们，关于外蒙古之事，不是哪个个人的事情。不过假若委员长明天要我披挂上阵，到外蒙古再来一个台儿庄大战，我今天就回去整装待发。”
老蒋点点头，沉默半晌，忽然面露微笑对李宗仁颔首道：
“德邻兄言重了，此等先锋之事，怎可让兄再像以往那样冲锋陷阵，岂不真令我党国汗颜哉？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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