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别说从前不管国家情况如何，都一直逍遥自在享受的高门大阀们。这把他们美梦彻底击碎，且更重要的是。王安石伤害了他们的“尊严”
我们生来就是与众不同的，凭什么让泥腿子、下九流一样的人和我们一样待遇！我们就是要逍遥法外！
好玩的是，最先提出反对免役法、成为反对派经典言论的，居然是刚刚进入特权阶级的两个四川人——苏轼、苏辙兄弟。
看看他们说了些什么。先看小苏“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以他这话，看来人生来就是有种族高下的，可惜他是生活在宋朝，而不是在隋唐以前。那时倒的确是不管个人能力怎样，一切皆以出身论。你是侯门大家，那么生来就是官。想要说什么读书科考。鱼跃龙门？根本是白日做梦！可再回头一想。如苏辙真的是生在隋唐以前。现在会是个什么人生？
再看大苏。第一大才子说得声情并茂——自古以来，役人必须得用乡户，就像吃饭定得要五谷，穿衣定要用丝麻。过河定要用船只，走路定要牛马。就算暂时用别的替换，终究不会长久，还是会回到最正确的路上。我们士大夫阶层，离开亲友，拜别祖坟，到四处当官，工作之余是定要娱乐的。这是人之常情，自古一样。如不用乡户人家来当差。我们怎乐得起来？那肯定要弄到厨傅萧然，满眼所见，凌乱苍桑，和别的下等国家的劣等习俗一样，不是俺们中央华贵大国的太平盛况…
让人不禁要问他哥俩一声：请问您才脱贫致富几年。农转非后就忘本了是不是？一时得意的小人嘴脸！
原谅苏轼兄弟吧！因他们这时还只是两个小毛孩子，对士大夫一族是什么还一知半解，对下面黎民百姓的苦难生活也知之甚少。最重要一点是他们还没吃过苦。
十几年后，神宗死了，他们也颠沛流离过了，甚至苏轼本人还被关在牢里胖揍过，用他那四川口音浓郁的官调嚎叫过，那时他们才会懂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种什么滋味。而那时苏轼说出的话，就和这时截然相反了。因那时他己叫苏东坡…
现在抛开这两个缺斤少两、成色不足的士大夫，去看看正牌资深的人物是怎么说的？京城里那位硕果仅存的庆历名臣终于走上前台——文彦博。
也许是比他还要强硬独裁的韩相公的官场走势给了他以教训，纵然强绝一时，可也时光短暂…由此，文彦博变得温和了起来。
文彦博非常温馨家常的聊天，以一年近古稀的老人形象，对23岁的皇帝劝说“祖宗法令具在，各项完善，擅自改变，小心失去民心”
神宗很警觉，并瞬间抓住了重点，问出他和王安石一直愤愤不平的疑问焦点“更改法制，的确让士大夫阶层不高兴，可对老百姓有什么不方便的”这时的宋神宗定以为自己戳中了反对派要害，等待他的是胜利！满朝皆是孔孟之徒，那么“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都懂吧？在百姓和江山社稷面前，连皇帝我都得退居三线，你们这些士大夫算什么？
却不料真正吃惊的是宋神宗自己，听完皇帝的话后，文彦博根本就没像他想像中那样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甚至羞惭满面重新做人。文彦博的感受是极度郁闷：您是皇帝耶！怎能说出这样幼稚的话呢？看来真是初期教育不好，王府里散养的，就是和真宗、仁宗那样从小受皇家训练的明君不一样…
文彦博终于说出了官场真谛“陛下，您得清楚：您是和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不是和平民百姓管理国家”
千真万确，这才是统治阶级万年不变的本质！
听完这句话，神宗皇帝沉默了。这是和王安石一直告诉他的那些管理国家、均富济弱等理论截然相反的东西！到底哪个才对？
千百年间，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里有无数人厌恶王安石、批判熙宁变法。我同意：他们有理由这样骂，因他们是士大夫！
至于您，亲爱的读者，您是不是有理由也这样厌恶王安石、批判熙宁变法？先请您说明自己的立场后再做出判断吧…
东明事件篇（）
免役法的推行非常谨慎，它最初只在京城附近试行，要一年后看效果成绩如何，才决定是否向全国推广（想想500多年后李自成为何能揭竿而起，你就该知道这个“免役法”推行困难有多大了）这就给了反对派一线生机。著名的东明县事件随即发生。
话说年底的某个早晨，开封城城门在清晨时打开了，突然间涌进来数百人。这些人直奔市长办公室——开封府大衙。可惜这时包拯己死很多年了，工作习惯早己恢复成原样，这些人被两扇厚重冰冷的大门挡在外面，只能小心翼翼把来的原因报告给门房：他们是开封府辖区内的东明县居民，因免役法让他们活不下去了，才来告状！
事发到这，应说一切都在控制范围之内。国家政策法令在实行中出现问题了，老百姓有些不理解，他们不管是来告状还是来请教，用的办法、找的部门都非常正确——开封府尹，这就是他的职责！就算他是反对派，不想也不能对免役法的对错做出合理解释，他至少有责任把局势稳定住，让这数百人在开封府或别的什么地方老实呆着，然后请示上级怎样处理…
可他不！他的作法真的很牛。开封府那天大门紧闭，放出话去，三个字“不受理”你们去找负责新法的人吧！
这是东明县事件 第 132 章 团完全是瞎胡闹，且存心恶毒，变着法的剥削小民。必须及早废除，才能恢复天朝上国的祥和秩序！
可王安石那边很快也有了自己说法。东明县县官名叫贾藩，查履历是枢密使文彦博大人的前部属，是他擅自修改了东明县里户籍等级。他现在己逃离职守，从东明县逃进了开封城。可在哪里？就是搜不到！那么请问他这么做是不是有人指使，如德高望重的文大人？可没谁敢这么说…
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不了了之了。
熙宁4年（1071）1月3日，韩绛命种谔偷袭西夏。两人密谋出兵取横山。郭逵上奏“种谔狂生，今朝廷因种氏世家而用之，必误大事”韩绛为使种谔领兵不受掣肘，于是上奏朝廷，召回郭逵。而种谔也不负韩绛所托，大败西夏军，夺得罗兀城，以2万兵士守之。
2月1日，王安石终于重提旧事，再度向大宋朝的祖宗家法挑战！第6项新法——科举改革出台！规定从此以后，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
这项新法一经实施，就标志着王安石彻底和现在的大宋官场绝裂！
他是用新课本教育出新人才、新考试考出新官员，来取代现有官场上和司马光、苏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们拥有同样思想、同样**的官员们。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诚如司马光里所说“…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在自古至今所有官场，这都是不敢想像、也从没任何人敢做的事！为的，是创造一个思想统一、全民族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的环境。关于这一点的必要性，我们身为现代人，都深深知道，这是改革的首要条件，必须得完成的…
8日，曾布被任命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曾布作为王安石的死党，史称“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或谓布当白冯京、王珪两参政。布曰‘丞相已议定，何问彼为？俟敕出，令押字耳’”
3月2日。西夏得大辽声援，举兵反攻，攻陷抚宁城及种谔新修筑的诸寨堡。3日，庆州守军兵变。种谔奉命平叛，罗兀城就此被西夏收复。21、22日，种谔、韩绛2人分别因此受罚。
4月18日，司马光在京城见了吕诲临终一面，接受了吕诲的临终遗言后，开始给皇帝写辞职信。请求赵顼允许他从永兴军离开，到更远的西京洛阳去完成一生的宿愿——写书！
去完成那套名垂千古、与汉代不世出史学大师司马迁同样辉映后代的史学巨著。神宗同意了。从这时起。司马光就彻底退出了神宗朝的官场。他远远停留在西京洛阳。冷冷盯着新党集团的一举一动。绝口不提国事，专心编撰，静静等待着翻身复辟的时机…
这是个可怕的对手，他绝不是放弃。而是审时度世，明白这时的王安石己不可撼动，那么就绝不再恋战！有时后退更是一种策略！
开封府推官苏轼也被贬出京城，出任杭州通判。
从职务上说，开封府推官时只能算京城无数官员里的中下等，但文笔好一切都好。苏轼哪里都可以去，和谁都能见上面、说上话。于是苏轼出现在任何场合，就算己死了大名士范仲淹，他都不放过。特地跑到文正公故居去临风洒泪。高歌凭吊。
如宰相曾公亮被贬，他跑去指责前首相大人胆小懦弱，让王安石无法无天。曾公亮叹了口气说“上与安石为一人”皇帝和王安石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我有什么办法？
这次对话后，苏轼的名声在士大夫群落里直线上升。好青年。说出了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非常勇敢嘛！但请问，你是以什么身份、奉了谁的命令，去质问前首相大人的工作业绩？且如你真有胆子、有责任心，你怎不在曾公亮还是首相时跑去问呢？那时曾首相有权，才能按你说的办嘛！
曾公亮之后是范镇。在范镇辞职回乡前，苏轼出现了。苏轼就像代表着什么神圣团体一样，对范镇珍而重之地宣布“你真是位壮士”范镇深沉叹息“自己做得很不够”
如没前面关于新法的各种分析，单就他说的话来说，的确没什么错，甚至年轻人很有激情，值得赞赏。但有前面的分析后，就会知道苏轼立场已越滑越远，彻底抛弃了自己原来的出身，变成了喝民血、食民膏、奴役百姓为乐的士大夫…
王安石终于忍无可忍了：小苏同学，就算你文章再好、声誉再高，你也不好对政府决策这样名目张胆的抵触吧？你终究还是国家公务员吧？
于是苏轼被下放到江南的杭州、人间天堂一样美丽的城市里去做官。在大宋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苏轼杭州之缘正式开始…
5月10日，前御史中丞吕诲去世。
回忆一下：他在王安石新政还没实际公开，也就是连最初的均输法还没面世时，就和王安石势不两立了。那次著名的弹劾后，他主动要求外放，绝不和“奸邪”共处一堂！
皇帝满足了他，让他到邓州当知州。接着吕诲看到王安石的新法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地铺开后，他的愤怒真正达到了不共戴天！生生地气病了…
神宗知他病了后，特意下旨接他回京城调养。但心病还需心药治，新法如火如荼、遍及天下，这种局面一天没改变，吕诲心情就一天没法好转…终于，吕诲在京城病死。他的死也改变了一个人命运。吕诲重病时，司马光在陕西的永兴军，知道吕诲病危后，火速赶往京城，去见最后一面。
当他赶到吕诲病床前时，吕诲己闭上了眼睛，呼吸都停止了。司马光放声大哭，恨自己就迟了这么一步。可突然间吕诲强睁开眼睛，挣扎着要坐起来，他望着司马光的方向，不管看没看清，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
可想见司马光当时的心情，他之所以来，是因吕诲一直是他的战友。往事历历在目，从仁宗立太子，到英宗濮议，再到此时的王安石变法，两人政见惊人地一致。可说一直为着同一目标在奋斗。而现在的局面，可说他和吕诲都是失败者，王安石则是胜利者。可临死前的吕诲还这样重托他。这是信任、更是责任！他得怎样做，才对得起一垂死者的最后愿望呢？
吕诲用自己斗争到死、绝不妥协的活生生例子告诉司马光：定要和王安石斗到底！天下事还没绝望！君实，你要努力啊！
18日，诏许富弼在西京洛阳颐养。在司马光、富弼等人的号召下，西京洛阳渐渐成了与东京开封相抗衡的保守派的大本营…
22日，因当年辽圣宗亲征、不得不服从于契丹兵威之下，且因陆路被阻隔，43年不通中国的高丽国王王徽终于通过福建商人黄真，向福建转运使罗拯表达了自己心向天朝上国之心。这让念念不忘收复燕云的皇帝很是兴奋。之后王徽遣使走海路，在山东登州登陆后辗转进到开封城朝见宋神宗。大宋与高丽的关系在断绝了整整43年后又重新恢复。
本月，王安石将一位最不应得罪的好友给得罪了。事情起于他的保甲法在推行过程中的一些意外。竟出现了截指断腕以避丁者。开封知府韩维将此事上奏，却因此引起王安石的反感。韩维是赵顼还是颖王时的亲信，又是将王安石介绍给皇帝的大恩人。于公于私，王安石都不应做的如此决绝。当宋神宗要任命韩维担任言官之首的御史中丞时，韩维以其兄韩绛现在是大宋宰相、兄弟不宜并立为由力辞，王安石也力促其辞。后来皇帝又想提拔韩维进枢密院，也不果。终于韩维被赶出京城，出任襄州知州。
熙河前奏篇（）
8月21日，洮河安抚司成立，以王韶总领其事。
终于，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之前所有法令的核心内容，终于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为什么变法步调走得那样急？为什么不先把“吏治”等前期工作做足？都有了答案——战争！与吐蕃、西夏、辽国的战争！
这问题表面上可用另一个词“富国强兵”来概括，但细想一下：富国与强兵有统一性吗？根本没有，甚至正好相反！
历史无数次证明了一非常有趣的现象：越穷的国家，战斗力反而越强。一旦国家富裕、百姓们有钱了，战斗力反而直线下降…例子非常多，如罗马帝国毁于蛮族、西晋时五胡乱华、还有宋、辽、金的灭亡记…
所以这“富国强兵”只是个便于宣传的口号而已。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迅速筹集军费！只此一个目的，别无其它…
仔细研究变法前因后果，会发现一事实：宋神宗、王安石肯定是炙烈地热爱着自己国家，以振兴华夏为己任。尤其宋神宗，他朝思暮想让国家富强，打垮西夏、收复燕云、威服辽国，恢复汉唐的辉煌。这是超越了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终生成就的伟大抱负。
只是实现步骤的过程绝不是人们平时所想像的那样充满了传统意义上的仁爱道德，他们所选择的振兴之路非常凶险，是一速成之法。而这就是把可怕的双刃剑，从始至终，如想成功的话，每一环节都不能出错！
这时，西夏的大梁后、梁乙埋姐弟已开始对河湟部吐蕃下手了。这就是王韶在《平戎策》里所列举出的周边国情，以西夏这时的统一与仍处在建国之初的强盛。去攻击分裂成散沙的河湟吐蕃部落，吞并是迟早的事！宋朝哪怕是出于安全，都要迅速采取行动。不然等待的就是超级难看的死法！这就是为什么王安石改革步子那么快的原因…
河湟随时会被攻破，战争迫在眉睫！宋朝当时要钱没钱、要兵没兵…还要再说什么按部就班、理顺关系、搞好吏治后再改革。那就完全是痴人说梦！
为此，在王韶刚刚提交《平戎策》后，宋神宗和王安石就毫无保留支持了他。要职位有职位，把他扶上了西北洮河安抚司的主管，其间所有和他有矛盾的原领导全都撤走！
熙河开边即将开打！王韶要在真正开战前先树立起一形象。宋军是吐蕃人、羌人最好的朋友，虽我们骑着马、举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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