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诲就在这时借高太后的势力，用这件事弹劾王安石！平心而论：王安石错了吗？只是说了句公道话而已。和之前英宗朝吕诲他反对濮议时不是同一性质吗？那为什么吕诲会反对王安石呢？答案就在他写的弹劾奏章里。里面总结了王安石十大罪状“慢上无礼、好名欲进、要君取名、用情罔公、徇私报怨、怙势招权、专威害政、凌铄同列、朋比为奸、动摇天下”大得吓死人的罪名，更说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奸诈…”
但神宗皇帝这次顶住了老妈的压力，保住了王安石、罢免了吕诲。任命开封知府吕公著为御史中丞。而任命吕公著的原因则是因吕公著的兄长、枢密使吕公弼反对王安石，王安石要借吕公著来逼枢密院倾向自己。
以上就是王安石气死唐介、赶走吕诲，pk掉此前最著名的两位吵架王的经历。按说这种战绩换在神宗朝前，足以让他睥睨天下，咳嗽一声都压倒大宋官场了。但这时不行，没人服他。
本月，大辽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乙辛加封太师。四方军旅之事，由乙辛便宜从事。契丹谚语“宁违敕旨。无违魏王白帖子”
7月17日，新法第一项法令出台，它完全满足了官场需要，没损害他们半分收入，同时又让国家税收成10倍的翻番增涨。可郁闷的是，仍有人跳出来声色俱厉地反对，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均输法出台！迅速让京城里的达官贵人，甚至皇帝看到了新法的效果，又巧妙躲开了古代中国最大的根基命脉——农业。
时机没到。绝不去动最敏感、最基础的东西。
均输法属于商业，它关系到开封过百万居民的生活现状。我们都知道：大城市的繁荣取决于周边小城镇及农村的供给。它就像一庞大的蜂王，全体工蜂们都要全力以赴供养它，才能把它养胖。反过来它再吐出营养来繁衍整个蜂群。
开封城也是这样，为了繁荣它，赵匡胤建立了一叫发运司的部门，它的长官发运使负责淮、浙、江、湖等6路漕运。把南方的柴、米、茶、盐等一系列好东西运到京城来。可时间长了，就显出了它的弊端。
发运司只是个执行机关，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征集、运送东西。而决定运什么东西的。却是京城里三司省的某位大佬，他老人家看着不知哪年哪月存下来的底档，说有个地方出产这东西。行！大笔一挥，把发运使派到那儿去摊派。
这让整个漕运乱七八糟，很多时候，这地方没这产品、任务却来了；那地方有这东西、却烂在当地不要。浪费吧？别急！还有更浪费的！
京城里的供需更混乱，三司的大佬们都是口不言利、手不粘钱的“君子”，他们怎会去下市场调查呢？于是京城里急需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里积压的，倒源源不断涌了进来。长此以往，供需脱节，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荣了。
针对于此，王安石的办法是给发运使增加权力。要让发运使有权力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各地都出产什么，这样由他来决定到什么地方、用什么价钱、买什么东西，这就等同于国家开了个买办大公司，解决了以往供需脱节的问题，也让国家在买与卖间赚到了钱。
而同时，王安石也完全没违背自己竞争宣言，没动官员、百姓们的半分税收，就让国家得到了实惠。在实际运作中为做到这一点，王安石选中了一合适人选——薛向。以前担任过开封府的度支判官、陕西转运副使，理财绝对是把好手。
薛向上任后，以皇帝拨给发运司的500万贯内藏钱、300万石上供米为起动资金，把这国有买办公司办得风生水起。同时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们骂得体无完肤。
第一轮攻击波在8月，就由刘琦、钱顗等御史发起。结果一个被贬监处州盐酒务、一个被贬监衢州盐税。
之后出场的是苏轼、苏辙兄弟。苏轼的话真正说到了点子上，要明白其中奥妙，得先思考另一个问题：均输法出台前，京城的供需早已脱节，可为什么开封城还能保持住封建社会有史以来最巅峰的繁华呢？为什么？
那就是大宋朝最为后人所向往的、截止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整个世界上最昌盛自由的东西——商业。它在汉人所创造的正朔朝代的版图最小的地域里，达到了让人无法想像的高度！像梦一样美丽繁华的汴梁城就是证据！
但它同时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荣、周边的流通。可另一方面也让金山银河从大宋国库旁边流走，跟国家不发生关系。
联系到苏轼的话，就是“自均输法实行，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均输法要做的就是和商人们争利润，把商人们的利润收归国有。而商人们不敢动，就是均输法的成功。
有人要说：这不是垄断吗？打击自由竞争？这是在走历史的回头路，把本己兴旺发达的宋代商业硬生生地扼杀！也对也不对。因自由竞争、垄断这样的名词是发生在现代社会里的，与之相匹配的是高昂的商业税。在宋朝，不管商业怎样发达，只是相对于其它朝代而言的。在主体上它仍是个农业社会。以农业税为准收缴的商业税，能和那些大商人赚取的利润相匹配吗？
两苏之后，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发起了新一轮攻击波。范纯仁是个让人摸不透的人，一生总在变法、不变法之间飘来荡去，秋千打得很有水平。这时他第一个跳出痛骂新法，而10多年后，他的表现恰好相反…
这时他职务和他父亲当年一样，是知谏院。他的奏章再次重复君子小人论。在他看来，新党无事生非。所谓的富国之法，不外乎是向汉朝的小人桑弘羊学习，每天里像商鞅那样想着怎样赚钱，完全违背了孔孟等圣人教诲…
12日。范纯仁被罢知谏院，贬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16日，苏辙被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出任河南府推官。
还有冯京、谢景温、李常等人不断攻击均输法，理由千篇一律，不外乎就是扰乱秩序。法术不正。不知所谓“秩序”是哪一条大宋律例所规定的？也不知正确法术是什么？反正王安石和他的同党们就是不正！
对此神宗皇帝没什么好脸色，当着国家公务员，拿着赵家发的工资，却站在大商人那边说话，这世上还有天理吗？没别的，一个一个的驳斥、赶走，都一边凉快反省去！
截止到这，还只是些小打小闹，均输法实行后，富弼、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等等久负盛名、威力巨大的大佬们都还没登场。也许他们还在观望、在思考…
另一边，宋神宗、王安石他们在做的就是稳住脚步、借着打压反对派的势头，把均输法推广全国，让每一路都做起来！要让全天下人都看到国库充足的状况，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一适应期，让他们僵化平稳了100多年的脑子能渐渐适应改变。
王安石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奏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变法的事，缓变会有利，急做害处多。大家要集思广议，慢慢来”
新法第二条法令关系重大，因它涉及到了国家之本——农业。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一个处理不当，就会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甚至改朝换代！有多少次改朝换代，都是因农业垮了，百姓们吃不上饭才铤而走险，当了暴民！
这项新法名叫“青苗法”它在史书里大大有名，甚至于成了这场“王安石变法”的代名词…
说青苗法，必须得跟另一个名词联系起来，那就是盛行于唐代的“常平仓法”这法令可说是项百分百为黎民百姓造福的仁政，从哪一点上说，都没半点害处。它是杆国家特设的天平，当丰收时，国家出钱稳定市价收购、防止谷贱伤农。当灾年出现时，国家以低廉价格卖出，让人民能吃上饭。
注意它的性质：完全是不盈利型的，是种国办的公益事业。那么问题出现：既这样好，为什么王安石还要改变它，去实行青苗法呢？
这再次验证了条真理——世上没坏事、只有坏人。无论多好的政策，都要看是由谁去实施。历朝历代，国家都由儒家学说统治，虽有些奖惩条例，可远远达不到监督力度。常平仓法再好，也被底下官员们给败坏了：这帮人里较有良知的是私吞了仓里粮，较有经济头脑的是把仓里的粮拿出来，和奸商们勾结，在灾年时以屯积、提价等手段卖出，发的不是国难财，是人命财。同时作为农民来说，他们的口粮都成了问题，种子粮又怎会剩下？于是开春后只能去借贷。（未完待续。。）
青苗新法篇（）
向谁借、怎么贷呢？向富户借、借高利贷！高利贷是个可怕名词，从古至今从没消失过，如今我们身边仍有，且一直都保持着浓重的民间色彩。对！通常他们都是黑社会！
借时容易还时难，不是卖儿卖女、就是倾家荡产。俗话说得好“不怕欠债的精穷，就怕讨债的英雄”讨来讨去的，兼并就形成了，富的越来越富、穷的一无所有，沦为佃户，成了奴隶…
针对这问题，9月，王安石重拳推出青苗法！
首先，朝廷要拿出本钱来，本钱从何而来？就是全国各地常平仓、广惠仓里的粮。你们这帮贪官不是拿这个生财吗？现在朝廷收回来，给皇帝生财。具体作法是把这些粮食兑换成现钱，在河北、京东、淮南3路，分夏秋两季，夏指每年1月3日前、秋指5月30日前，把钱贷给青黄不接的农民…不白贷，两季庄稼收成后，加两成利钱，即120％归还。考虑到是分两季操作，实际每年收回的是240％（其中200％是本金，40％是利息）其它还有很多细节规定，如城乡居民除游手好闲、没不动产的人外都可以贷。为防止借了不还、甚至逃跑躲债，规定得有保人等等…不必一一了解。只有一点需注意：明文规定不许硬摊派！
现在把青苗法和常平仓法作一比较。答案很清楚，青苗法不是去救农民，因40％的利息非常高了，俗话说利过三分就是贼，四分是什么就不说了。可只有比较才会出真相，当时宋朝民间高利贷高到了什么程度呢？不要震惊！那是月息6分，即年息720％！这是什么概念？我实在没法形容…
于是，青苗法的本质出现。它不是救农民，而是杀富户！向豪强地主们夺利是当前最重要的！广大农民的利益暂时的确无法考虑…利率的对比、国库的空虚，都让宋神宗和王安石拿定主意，排除万难。不顾一切要实行这法令！
但别忙，农业对当时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不小心，就会弄出没法收拾的大乱子！为此，王安石真正做到了虚心请教，谁有不同意见都可提出来。史书记载：青苗法是王安石和吕惠卿2人议定的，议定后，给苏辙看。苏辙当时还没罢官，是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变法派当时的内部人员。青苗法刚一出炉，他立即提出反对意见。
他说这法本意是救民没错吧？可是有2分利。这就有了大麻烦。要知跟老百姓是不能讲信用的。见钱谁都眼开。都会借，那到还时就难了，就算绳捆索绑拿鞭子抽，都很难抠得出来。那时天下大乱。怎么收场？何况常平仓法尽善尽美，根本没必要改动，只是下边的办事人混蛋，我们只要加强吏治，就一切ok。何必兴师动众，没事找事？
可说他根本就不懂当时国情。现在还提常平仓？国家都没钱给先帝送葬了，哪还有钱能白白拿出钱送给农民救急度命？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抓钱！在抓钱的同时，把从宋朝初年就开始的兼并之风刹住、把富户财主们的不义之财掐死、都变成国家收入！
道理都通，可王安石仍不敢轻举妄动。他对苏辙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会从长考虑。之后将近1个月时间，再没过“青苗法”三个字。只是改革车轮相当于历史的车轮，一旦转动起来，连最初推动它的人都没法控制。就在王安石还在犹豫不决时，一偶然的事突然发生了…
京东转运司王广渊上了封奏章。建议在河北路卖几千个“度僧牒”以这为本钱，在河北路试行青苗法。
这提议至少包含以下两个内幕：1青苗法己广为人知了。不管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内部存在着怎样争议、王安石本人意向怎样，这条法令和它的内容己走漏出去了。说实话，这有点失职。用富弼的话讲，就是当权者的好恶让下边人知道了，难免会有迎合。2“度僧牒”这办法想得妙。这三个字代表着巨大的瞬间收入和无穷的超级后患。先看怎样巨大的收入？几千个这种度牒，就能聚敛到50万贯钱。基本是宋朝每年给大辽和西夏岁币的总和了。说后患，那可真是后患无穷。度僧牒就是和尚们的合法营业执照。说来奇妙，自古以来，无论盛世还是乱世，佛教总能遍地开花、繁荣昌盛、一点都不受时局影响。为什么呢？求来世、求心安、求解脱等等都较虚幻，重要的是有实利，和尚们经营免税。一旦能得到“度僧牒”不管您从前是什么人，从此就日进斗金，两袖金风了。长此以往，请想像国家的税收是什么局面。所以在这里不得不说：王安石实在太急功近利了！
未来的圣人程颢批评：这不是王道之正，没持久性。对此王安石却不屑一顾，他说所谓王道有正也有“权”也就是变化。几千道度僧牒，能买45万石米，在荒年时能救活15万人。这样的事还要反对，根本就是拘泥不化！
对此，很想问问伟大的王相公：现在是荒年吗？是在谈救人吗？
再说王广渊又是怎么知道有青苗法这回事的，且迎合得这样及时？处身在这样纷乱复杂的局势里，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冒出疑问——这两个姓王的什么关系？是不是王安石在上层建筑里吃不开，而发动下面的群众造势，把法令推上去？
所以：青苗法的实施本身应该说没错，而且必要。但王安石最初推行的做法就有不对。这在未来更造成了“王安石变法”里所有法令几乎都犯下的最严重、也是最一贯的错误——言行不一致！
不过我从来没想过要否认这场变法。改革的本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涉及到这概念，就和战争同级别。请问：这世上有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变法？有没有不死人造就的新世界？所以王广渊就算是被王安石暗中鼓动的，也没什么大不了。就算用的是卖度僧牒的钱，也没什么不对，至少没动用常平仓里的粮食储备…
而在真正实施时，新党就犯了言行不一致的错误。说是只在河北试行，结果扩大到了河北、京东、淮南3路。说是用度僧牒的钱，结果动用了1500万石常平仓、广惠仓的粮食。说是“青苗法”立足于农业，结果城镇居民也可借贷。说是不许硬摊派。结果为了政绩、升官、发财、搞垮王安石等等正反两方面原因，摊派的硬度比金刚石差不了太多…
在留存至今的史料里，已没法分得清这是王安石的主张，还是神宗皇帝本人的决定。但它既以大宋皇帝的名义发布了，这两个人就都脱不开干系！
为何这样急于求成？在青苗法到底有没有漏洞、官场上理念还没理清的情况下，就这样大张旗鼓干了起来？这实在让人没法理解，毕竟王安石此前不久才刚说过“变法易缓不易急”的话。他到底是充满了自信，只要青苗法实行就可迅速见利，堵住保守党的嘴？还是预先判断到和司马光等人永远水火不相融，根本就不存在理顺理念的机会。才强行通过。让青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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