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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想见神宗皇帝的激动与司马光的愤怒！王安石这句话简直就是在挑战他的智商“天地间财物有定数，只有那么多，不在官就在民。你所说的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是暗地里做手脚抢夺民财，那比加赋更恶劣，加赋至少还有根据和具体数字！何况这招数很早以前就有人用过了，桑弘羊就用它迷惑过汉武帝，当大家都没读过《史记》吗”
对话到这里达到**，可也…结束了。史书里没有王安石对司马光这番话的回答。只有神宗皇帝的结论：朕同意司马光的看法。但关于两府大臣是否减掉赏赐，则以王安石的见解为准。
但以王安石的性格，和这件事比天还大的重要性，拗相公会选择闭嘴认输吗？绝不会！但史书的记载就是没了…引发后人无限遐想：王安石究竟有什么魔法？神宗皇帝又为什么没有被魔法吸引呢？
接下来只能是我自己的猜测：讨论王安石，就要和现代经济调控的观点联系起来，抛开“道德”仅以“经济”而论，司马光的理论可归纳为两个字“零和”即收入和支出相等，不在官即在民。王安石的叫“增值”以政府做商号，用各种手段，包括政府调控、降低利率等办法来刺激市场，加快周转速度。就会在同样利率下，产生更高的税值。说得复杂，其实就一句话：像小商贩，只要货走得快，价钱不变，也照赚大钱！
由此可知：王安石更高明，但他早已超出了时代限制，于是也就不被时代所理解。至少这时的皇帝还没法理解…
24日，宋神宗给中书省下诏：大宋基业创于太祖，不可忘本。你们从太祖子孙中选出一血缘关系近的、品德高尚的。朕要裂土封王、世代勿绝！9月2日，宋太祖重孙、秦王赵德芳之孙、泾州观察使、舒国公赵从式进封安定郡王，还准备让赵从式从祀宗庙，但前宰相韩琦入朝，把从祀宗庙这决定给搅黄了。
10月3日，宋神宗与王安石继续谈话。神宗“李世民有魏征、刘备有诸葛亮，才有后来的成就。可这两个人，都是不世出的啊”王安石继续不屑一顾“陛下能像尧舜，自然有皋、夔、稷、契等贤臣出现。至于魏征和诸葛亮，不值一提。以天下之大，万民之众，杰出者所在多有。只看您的真诚到了哪个程度。不然就算有那些贤臣，也会被小人蒙蔽、离您而去”
神宗不同意“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正因能看出谁是四凶，再杀掉。所以才是尧舜。如让四凶随意妄为，皋、夔、稷、契他们还能正常工作吗”这是王安石在要求神宗皇帝得像尧舜支持皋、夔、稷、契一样的支持他，且除掉所谓的“四凶”才能让他放手工作。大展才华…
7日，神宗皇帝问富民之术。司马光答“富民之术，首在得人。最亲近百姓的自然是各县县令。欲知县令是否称职，最好的办法就是问县令的上级即知州。欲知知州是否称职，最好的办法就是问知州的上级各路转运使。陛下您只要选好贤能的各路转运使、再让转运使们督促知州、让知州督促县令们，何愁百姓不富”
29日，大辽遣使册封李秉常为西夏国王。
12月12日，大宋给李秉常下诏：只要你重新称臣上誓表，我们就会对你进行册封、且把绥州还给你、还有岁赐也照旧。所以：你快把誓表交上来吧！让我们大宋得有面子…
本年，在宋神宗刚刚登基第一时间“求言”、在当时众多顶级大佬们的发言里，有一默默无闻的小角色也写过篇奏章，从此开启了北宋史上一段最有争议、也最为辉煌的军事传奇！
宋朝军人如要排名的话，第一人毫无争议，自然是岳飞！但具体到北宋，有人说是曹彬、有人说是潘美、有人说是狄青、有人说是郭逵，甚至还有人说是赵匡胤。
但事实上，北宋还有一人，战绩彪炳史册，悲情之处更远在狄青之上。甚至被历代写史的士大夫阶层有选择地忘记！他的名字叫王韶！
王韶出身，走的是条宋朝正统之路。他考中了进士，当上了一小官，他很求上进，接下来参加了制科试，可惜这一次他落榜了。就在这时，他做出了一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堪称官场不着调行为的经典。
他弃官不做、出去旅游了。而看他选择的路线，就让人怀疑他是不是脑筋坏掉了。身为南方人，他居然跑到了陕西去。当时很多人都在猜想：这是不是考试不中、升官不成后心理变态，虐待自己找平衡？n年后，那些人目瞪口呆，他们亲身印证了一句话——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王韶在西北边疆一个人游荡，时刻关注着吐蕃、西夏、羌等异族动态，这是命运的安排，当宋朝换上位年轻气盛、志向远大的皇帝宋神宗时，西北边疆上也恰巧局势动荡，孕育着一场即将重新洗牌、确立谁大谁小的风暴。
在这时，王韶把他观察到的情况写成了封奏章，呈交给宋神宗。这封奏章名叫《平戎策》，在历史中地位相当高，有人说和诸葛亮《隆中对》差不多。三国时诸葛孔明未出茅庐而三分天下，王韶则当时游离于官场之外，却把国际大事看得清楚明白。两者身份、事情难度都很像。再看意义，《隆中对》确立了蜀汉帝国的发展方向：占荆夺益，分兵北伐取天下。算得非常准，只是最后一环上关羽坏事，让《隆中对》的最终设定无法完成。而王韶《平戎策》规定了宋朝在神宗年间的发展方向，其意义也直接影响到后来哲宗、徽宗几十年间，北宋朝每一位皇帝都把它当作金科玉律来奉行。不管王韶本人的待遇怎样，他指出的战争方向一直都在进行中，哪怕是在北宋灭亡的前夕…
在这意义上，《平戎策》改变了宋朝乃至全体汉人命运，它的意义又怎能是内战性质的《隆中对》所能比？但说来说去，它就是不被承认的！充其量，人们把它和五代柴荣时期的王朴的《平边策》相提并论…
只是局部一点小分争嘛，有什么了不起的？你问为什么？原因很简单，王韶是新党，在宋史里绝不止他一个人，王安石身边所有人，只要和新党粘边，就都是小人、卑鄙、阴险、生事的代名词…
好了，下面我们来看下《平戎策》里到底写了些什么？《平戎策》共3篇，它论述的主题根源于一个现状——吐蕃河湟部的分裂。
河湟吐蕃赞普唃斯啰生前和两个儿子失和，磨毡角、瞎毡分别出走宗哥城、龛谷，吐蕃实力大损。唃斯啰本人在1065年病死后，继任的是他的三子董毡。局面乱上加乱。
董毡只拥有黄河以北的河湟之地，是一相当勉强的赞普，他无力收服两个分裂出去的哥哥，要等到大哥磨毡角死后才能把其部属收编。至于二哥瞎毡，他没任何办法，瞎毡死后，其子木征彻底独立，占据河湟部的河州。（未完待续。。）
变法前奏篇（）
这就造成了一可怕局面。分裂后的吐蕃一盘散沙，对于宋朝来说，它不仅不再是一面抵挡西夏南进的屏障、一支牵制李元昊子孙的力量，而是一祸胎。
王韶《平戎策》里说欲取西夏，必先复河、湟。我方抢先得到河湟，西夏人就有腹背受敌之忧。这是利。如让西夏人先得到河湟，后果不堪设想。那时西夏骑兵没了后顾之忧，向宋朝发兵力度会比李元昊时期更强。秦、渭两州首当其冲，兰、会2州先被割断，古渭境陷入瘫痪。这就造成以前范仲淹、韩琦、狄青等人都不曾面对过的恶劣形势。
仁宗时期，李元昊哪怕打穿了陕西路，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继续进兵、挺进宋朝腹地。这看似一条光明大道，可那会激起宋朝人陷入死地后的剧烈反抗，除非李元昊能一战定中原，不然他得不到什么具体好处。可如西夏人得到了河湟，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可向西南发展，在四川武胜县位置建立堡垒，之后随时可发兵侵袭洮、河两地，宋朝陇蜀等州郡都在攻击范围内。那时宋朝怎么办？等于面临了一大片新战场。如发兵去救，陕西方面、开封附近兵力都会被分散，那样处处戒备，等于处处松散，等于无备。党项人随意选哪里进兵，都会让宋朝应接不暇…
局面恶劣到那一步，宋朝基本就算死梗了。原因很简单：想抵抗？只有增加军队。增加军队？就要多加粮饷。多加粮饷？大宋唯一能立于周边各蛮族环绕下还能保持生存的武器——经济，就注定了崩溃！到时救无所救，从根子上烂掉了…偌大的文明之邦、幅员万里的大宋朝，居然被区区新兴的野蛮小族西夏人搞死，想想都让人恨得撞墙！
而这都源发于最初始的那一点——是否保得住河湟！这也就是后来对王韶《平戎策》的最大争议。反对派们说吐蕃河湟部一直以来都是“不叛无争”的朋友，你放着敌人不打，先对朋友下手，搞得众叛亲离。有什么好处呢？往好里说，打赢了，把河湟抢过来了，可那就直接和西夏人对话，也等于多开辟了一战场。万一打不赢或打得变成温吞水，那宋朝等于平空多出来一大堆敌人，这不是多一片战场的问题，是既多战场又多敌人的问题！
而且很不幸，这在以后成了事实。但有点必须指出：之所以宋朝和河湟吐蕃没完没了的掐来掐去，那完全是反对派的错！以高太皇太后、老混蛋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们。把神宗皇帝、王安石、王韶等人连年血战抢回来的土地，都无偿还了回去，逼得亲政后的宋哲宗、志大才疏的宋徽宗不得己还得发兵去抢！
而历史证明了：河湟部只要去抢，宋朝必胜！得到它后，虽多出了块战场，从数量上和西夏人抢得河湟后，在宋朝四川部开战一样。但性质截然不同！在四川，是大宋腹背受敌、应接不暇。在河湟开战，是西夏人腹背受敌、应接不暇。这是最根本、也最显著的区别！
这点都看不清。旧党们如不是一群蠢猪，就是睁大眼睛说白话！为铲除异己，连国计民生、国家安危都不顾了！
讨论出战争的必须性后，王韶还谈到了得到河湟地区后的后续性。打河湟不同于打西夏。西夏那片地方，除河套平原一小块外，全都是穷山恶水、沙漠戈壁，老实说那种破地方。白给宋朝都不惜罕！但河湟不一样！
首先，打河湟这概念就不对！应是“收复”因这片土地在以前一直都是汉族人的，安史之乱前。这里还是辉煌大唐的领地。是吐蕃人趁着安史之乱，乘虚而入偷窃了它！之后200年间汉人自顾不暇，久而久之，就把它遗忘了。现在宋神宗时期，各满腹经纶的“大儒君子们”竟理所当然地把它抛弃！
河湟地区土地肥沃“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它完全可自给自足，不必宋朝中央向它拨款运粮。其实多简单，用脚趾头想想也能明白：这片土地能养着唃斯啰成功对抗李元昊，无论如何它都是物产丰富、出产稳定的！
至此，打赢后怎样后续也己清楚，王韶又更进一步阐述了征服河湟的根本性原则。他不是好战成性的人，并不想杀光赶尽那里的吐蕃人，然后派去大量汉人去移民。那样也不现实，汉人是个特殊种群，他们在必要情况下，的确可四海为家，哪怕飘洋过海，也能在大洋彼岸繁衍生息。但如自己土地有得种，还被迫去移民开荒的话，事就会闹大…
王韶的主张是征服河湟、收编唃氏，再通过他们去收编羌人，最终目的是连吐蕃加羌人都归到西南的武胜或西北的渭源等城，让他们习用汉法，变成以前延州的“铁壁相公”李士彬、环州的慕恩那样。虽是异族、却为大宋尽忠的精锐部队！
得其力、不畏其变，这才是利弊权衡后最合适的一个办法！
至于河湟本土，则定要由汉人主持大局，军队入住，自给自足。具体办法，王韶归纳出《和戎六策》。它会在之后的军事行动里体现出来。
熙宁2年（1069）2月2日，富弼被任命为宰相。3日，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大宋副宰相。
变法前的最后一次谈话。神宗问唐介“王安石当宰相怎样？他是文学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经术不可任？到底哪点不达标”唐介答“王安石很好学，但拘泥于古法，议论很迂阔，如让他当宰相，定会变更现有的法律，让天下不得安宁”
转过身来神宗问王安石“别人都说你只懂经术，不晓世务，你怎么看”王安石答“经术正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后世一些所谓学者，迂阔蠢笨，根本没学会，才会说经术无用”
神宗再问“那么让你来治理国家，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王安石斩钉截铁一句话“变风俗，立法度”
谈话结束。从此之后神宗皇帝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变法正式开始！请问这是咋搞的？“变风俗，立法度”这6个字有什么魔力？
魔力超级大！这是古代最了不起的一种学术。这种学术让春秋战国时一个个国家只要想富强、想在弱肉强食环境中屹立不倒、发展壮大，就必须要遵从它，甚至于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都以它为根本！
那就是光耀后世、却只能隐藏在儒家学说阴影里的法家！
翻历史书，不管谁有什么样的见解，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事实：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却被儒家学说摘了桃子。没办法，法家讲究实效，所以能创世。儒家教人守礼。让既得利益者喜欢。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一边让统治者们深深忌惮，一边又让他们无法舍弃，于是造成一现象：很多有为的君主都是“外儒内法”的。神宗皇帝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他在还是颖王的1065年时，手抄了一整本法家经典典籍《韩非子》，抄完后拿给自己幕僚看，检查有没有错处。不巧被当时的侍读孙永看见了，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脸，哪怕对方是皇子。也撇着嘴冷笑一声“韩非险薄，无足观”儒家学说博大精深，仁义道德啊，可惜除了一条条人生语录外。没半点治国创业的具体办法。
神宗当时不想把事搞大，笑了笑“我就是给书架多添本书，并不是喜欢它”
这时他在王安石身上找到了共鸣。王安石是个很妙的人，很会耍花招。他开口闭口都是古代圣贤尧舜禹怎样。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内里所做的都是法家行为。
“变风俗”儒家学说最大目的就是让风俗纯朴，人民不管自服。“立法度”儒家从来都是以笼统的仁义道德来“治国”从来都鄙视“术”想想王安石后来一条条的具体法令。那是什么呢？
这次谈话让君臣两人心有灵犀，也注定了后来和朝廷里所有朝臣的矛盾。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们、后期变成死敌的人。
儒家和法家，从来都是不可调和的…
9日，司马光当面向皇帝请求罢官，去外地。皇帝不许。
1069年2月27日，一叫“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全新部门成立。顾名思义，它是以国家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研究怎样生财的特殊部门。这部门凭空出现，直接把改革变法的事务都揽了过去，什么东府、西府、两制、内侍，都没你们份，一边呆着去！
熙宁变法正式开始！历代史书接着就开始介绍各具体法令的内容、颁布的时间及遇到的困难。但试问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只在神宗和王安石达成法家治国理念后，就直接上了马，是不是太儿戏了呢？
从1068年4月4日、史书记载的君臣两人首次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