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感慨地叹道：“好人不长寿啊。”
因为方主任死得过于惨烈，在熟悉的同志们中间，方主任的影子到处存在。特别是夜里值班时，一些胆小的同志就不敢入睡，像唯恐方主任的阴魂来查岗似的。一天晚上，有个同志值班到夜里十点多钟，正好赶上全城停电，马上点个蜡烛照明，烛光摇曳，阴风惨惨，非常恕Ｕ飧鐾拘睦锸趾ε拢砩洗虻缁埃依醇父鲎≡诨氐耐荆谥蛋嗍掖蚺疲蛄烁鐾ㄏ锏茸曜雷樱笤诹成险持教酰媪烁霾灰嗬趾酰蝗皇前静还獯蟪ひ灰沟摹�
就这样，大家在一片惊恐中，怀念着敬爱的方主任。同时，大家又惴惴不安地听到不少消息，盼望着能够上来一个像方主任一样的好主任。
烦恼
好像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一样，方主任的离去又给人带来了机会。随着时代的前进，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在官场上混，不仅经常存在权力的厮杀，而且有着地位的争斗。常言道，官大一级压死人，只要不想被压死，就得努力向上爬。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不当官则已，一旦当上了，对“进步”的要求就分外强烈。但是，官员的配置结构是“宝塔尖”形状，越往上爬，地域越狭窄，位置越稀少，就越来越困难。当一个位置出现空缺时，立刻不知有多少人觊觎。
方主任的骨灰未冷，社会上就开始流传两种猜想。一种猜想是，似乎有人听兼管县委机关的副书记库满仓私下说，县委办公室主任这个职位，业务性很强，应当从县委办公室内部产生；另一种猜想是，县委办公室主任是进常委的副县级干部，使用上比副县长还高半格，马虎不得，肯定会在乡镇党委书记里的县级后备干部中选拔。两种猜想的由来，与一些正在活动的人的行动迹象放在一起比较，究竟谁先谁后，好像“鸡生蛋，蛋生鸡”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一样，难以从根本上找到答案。人们都知道，排在升职前面的瓦房店乡和刘集镇的两个党委书记暗中活动得相当厉害，据说一个跑到北京、卞州找关系，一个直奔市委组织部，两个人为了这个空缺，都下了一定的深工夫。
然而，毕竟还有内部产生这一猜想，所以县委办常务副主任丁卯就开始有了想法。他在县委办已经干了十三个年头，从一个一般职工熬起，进步时快时慢。当上常务副主任以后，还做了一届县委候补委员，一届县委委员。凡是当副职的，没有不想升为正职的，那是很正常的心理活动。有人说笑话，一个制药厂的副厂长在副职的位置上当得极其心烦，对“副”字产生了严重的厌恶感，在修订一种新药的说明时，就把“此药无任何副作用”的“副”字给枪毙了。但除了副主任丁卯以外，县委办的其他几个副主任却没有更多的想法，因为丁副主任的那些条件与他们相比，显得特别优越，被提拔的可能性相对集中，没有人有资格与他竞争。于是，丁副主任就从死人身上，产生了许多活的思想。他在参加方主任的追悼会以后，就一直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上了班，坐卧不宁，黑着个脸，不停地唉声叹气。大家看透而不说透，都知道其中的原因，丁副主任肯定不是在继续向方主任寄托哀思，而是别有所图。
十
多数同志当然想，新的主任最好是从内部产生。因为这样，上下级之间毕竟相互熟悉，有利于整体工作运行和个人发展。行管副主任顾群星，历来是个热心肠，他与丁主任私交不错，专门跑上二楼来给丁副主任打气，鼓励他抓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有一番作为，也向上跑跑要要。
顾副主任说：“人家都说，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现在咱们几个接任方主任就你够格，我看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你老兄一定得为这事儿好好跑跑。”
丁副主任叹口气说：“你忘了一句，只跑不送，跑也没用。在办公室时间久了，我这思想很僵化，最看不惯跑官要官的，让我找领导们说这个事情，实在拉不下脸皮；再说，向上边跑，都说没有银子办不成事情。咱们又不同于乡镇的那些头头，手中没有实权，也就没有资本。你嫂子下岗，你侄女没有安排工作，一家人就啃我那点死工资。我算一算，仅是买两条名贵的香烟，弄几瓶好酒，就够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了。找一个领导又不行，找多了，花费那么大，我哪里出得起？唉，算毬了，认命吧。”
顾主任也无可奈何地说：“这办公室真是不可长待，除了陪客油油嘴外，什么他妈的好处也捞不到！”
话虽然这么说，丁副主任还是一边代理主持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一边抓紧到市里熟悉的领导那里跑了几趟，让他们帮助拜了市委组织部一些领导的码头。回到县里，又分别到几个常委的家里坐了一坐。跑的成效如何，不得而知，大家从丁副主任脸上的阴晴变化中，还是可以看出，丁副主任这一段喜忧参半，思想负担真是太重了！
不久，社会“组织部长”们又传出一种说法，因为县委办公室主任是县委书记的副官，必须经县委书记认准的才算数，不是被县委书记认为可心顺意、听话顺手的，一律靠边站。县委宋维山书记刚刚到任，对全县干部队伍还不太熟悉，肯定不会这么快就作出选择。
这年头，各级组织部长的行动往往比社会“组织部长”们的预言晚半拍，社会“组织部长”们说出去的话，都是在似谣非谣之间，最后常常被无情的事实所证实。所以，三个为了当上县委办公室主任，跑得最起劲儿的人，在作出了不少努力之后，一直没有看到从市里到县里，有推荐、考核干部的迹象，也就偃旗息鼓了。
眼看宋维山书记来了半年光景，人们已经不再议论谁能接替方主任时，半道上突然杀出来一匹黑马：市委组织部闪电式地考核了三道河乡的乡长史长运。很快，方主任原来的办公室粉刷一新，办公设备也全部换成新的，又放了一挂长鞭炮，新主任史长运就入主了县委办公室。
“三把火”
新任主任史长运的第一学历，原本是高中毕业，在干部档案履历表上，填的却是大专，天知道这文凭是怎么弄来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定的时尚，过去许多干部，嘲笑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时，都以自己是“大老粗”引为自豪；在“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以后，就不说自己是“大老粗”了，纷纷表现得文绉绉的。可是，到底是不是人才，客观反映必然是在有无高学历上。于是，大家仿佛一夜之间，都搞到了大专以上文凭，摇身一变，全部是中、高级知识分子。不过，史主任确实有知识型领导的派头，已经有点谢顶的头上，为数不多的几根头发天天梳得顺溜溜的，一副近视眼镜整天架在鼻梁上。这两个特征，都给人以有学识、有水平的印象。有人考证过，为什么一个乡长，突然破格进了常委，升了副处级，当上了县委办公室的主任？一时找不到准确的答案。大家猜想，反正能够到这个位置上工作，按现在的思维方式和升迁逻辑，没有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显然是不可能的，至少是得到了县委宋书记的青睐。
史主任新官上任后，使原来在办公室工作的副主任和秘书、干事们，一开始面子上很有点过不去。你想，原来县委办是代表主要领导给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们下命令的。那时节，县委办人员去了三道河乡，史乡长对县委办的同志们执礼甚恭，一直当领导对待。秘书们当然知道自己并不是领导，但在这个时候，心理上依然很有些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大家平时嘻嘻哈哈惯了，就算是平起平坐的关系，也相得益彰。万万没有料到，现在人家突然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一时从心理上难以适应。好在史主任一屁股坐在县委办公室主任的交椅上后，好像从来没有干过乡长一样，没有经历任何过渡和铺垫就进入了角色，正好像有人哲学式总结的那样，存在决定意识，屁股决定思想，史主任讲话、办事完全是按照办公室主任的套路进行的，在要求底下人办这办那时，决策果断，口气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自然也没有人敢顶着不办的。办公室人员又是素质最高、适应性最强的群体，所以一开始按照史主任的指示办事后，很快就克服了那种隐隐约约的不适之感。安排活儿最多的同志，反而有点受到宠幸的幸福感和得到重视的兴奋感，连最有希望接替方主任的丁副主任也较快地进入了状态，史长运上任的当天，立即主动放弃了代理县委办公室主任的角色，表现出很配合史主任工作的样子。
史主任首先从后勤开刀，“三把火”烧得领导们比较满意。一是在常委楼前拉了一道院墙，安了一个圆圈门，设置了两个门卫，除非县直、乡镇领导、机关办公人员和门卫熟悉的人到访，其他来访者一概予以登记。这样一来，就把闲杂人员、上访人员隔离开来，使领导们决策全县的各种活动显得更加神秘、庄严。同时，又在小院子栽种了雪松、葡萄以及四季开花的草木，铺设了路面，装扮得像个小花园，让领导们赏心悦目。打那以后，再也没有闲杂人员乱跑到常委楼上的厕所大小便了，也没有更多的闲人随意找领导们说三道四了，领导们更能集中精力思考大政方针、批阅上下文件、和来人谈话和办事，工作环境从而得到大幅度改善。二是从机关食堂抽出了一个饭菜做得最好的炊事员，在领导院内，开辟了一个专门供常委们吃喝的小灶，以方便一些不必去或不想去宾馆陪客的领导人，能够及时吃上可口的饭菜，并且节约了领导们宝贵的时间，方便了他们的工作和休息。同时，领导们参与接待应酬的正常活动，不再直接摆在机关同志们的眼皮底下，少了好多无谓的议论。三是把县委办原有的一台吉普车处理了，换成了一台普通桑塔纳。原因是方主任坐的那台桑塔纳自然报废后，县委办的交通工具就只剩下了这台吉普车，乘上这台四下透气、八下冒烟的老式交通工具，陪同主要领导下乡进厂，紧追慢赶也跟不上趟儿。县里的财政十分紧张，批一台新车要经过财政局反复核算，常务副县长、县长审批，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史主任当然不愿意这么麻烦。况且这时候再坐吉普车已经落伍，把旧车卖掉后添上钱，一车换一车，质量提高了，数量没有增加，谁也不能说没有道理。虽然这样，机关内仍然有人议论，说史主任是个“变小牌”主任，说什么“史主任一上任，门变小了，灶变小了，车变小了”，这些瞎议论一点也挡不住史主任决定了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为了工作需要，更能体现出史主任的超前服务意识和领导决策能力。
十一
接着是选拔人才。县委办文秘这一块儿，大家习惯地称作“中心组”，这与县委领导们常说的“县委中心组学习”是两个不同概念。中心这一摊子，自从赵哲出走下海以后，在文字上，只剩下余乐萌秘书一个人担当操刀大任。其他几个年轻同志，只能写一些豆腐块小文章。为此，余秘书还高兴过一阵子，庆幸自己总算是熬到了“第一支笔”的位上。余秘书深以赵哲的教训为经验，受到人们奉承时，总是谦虚地说：“号里没马驴出征啊！”其实在内心里，对自己还是很满意的。只要接受了任务，立刻雷动风响，扯旗放炮，居高临下，让整个秘书班子给他提供素材，安排一群人向各单位要数字、要典型、要资料，办公室里的两三部摇把子电话必然“嗷嗷”地搅个不停。虽然说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那是在水平相近时可以那么比较，但在文字功底悬殊时，就相形见绌了。不到两三个月，县委办因为文字上的事情，几次受到主要领导狠狠的批评。方主任对下边数次发火，常务副主任卫正显多次建议选进新人，不知为什么总没有结果，心里生闷气，不到退休年龄就主动让贤，让位于丁卯。原来丁卯和余乐萌关系很好，挨了书记们几次批评后，也不再给余乐萌好脸色看。余秘书自是灰头土脸儿，文字水平并不跟着批评见长，渐渐地感到力不从心了。史主任到任以后，就对这一问题有了明显的认识，他和丁副主任两个人凑在一起密谋了数次，又开了一个主任办公会，拟订了一份进人的计划，他们先向宋维山书记汇报，后又在常委会上提交讨论。
在常委会议上，宋维山书记严肃指出，文字功夫是县委的门面，选人的标准一定要严格，在政治标准不能降低的前提下，优先考虑的是具有文字功底的人。而且正当用人之际，必须选配一个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一上来就入路的人。宋维山书记特别强调指出，这次县委办选人，要的是真材实料，不开后门，不看面子，不需要常委们推荐和讨论。选谁不选谁，一切由县委办自己做主，选中的人能不能顶用，责任由县委办自负，任何人不得拿工作开玩笑。
这样一来，史主任和丁副主任感到压力很大，动力很足，煞费了一番苦心。通过明察暗访，在十来个人选中，逐一考察，灵活地运用了逻辑思考的“排中律”，筛来筛去，终于发现了县文联的办公室主任查志强和设在刘集镇的县普通高中的副校长项明春这两个人最符合条件。汇报给宋维山书记后，宋书记说，干脆把两个人都调进来吧。于是，县委组织部立即派人对二人考核，查、项二人很快办齐了调动手续，成了县委办公室的骨干力量。
分工
查志强和项明春是同一个文件、同一天调入县委办公室的。查志强原在县文联工作，县文联也在县委的大院内，和县委办在同一个楼上办公，把查志强调进来不过是换了换楼层，换了换房间。这两个人进入县委办公室虽然都有一番曲折，但他们毕竟是在全县笔杆子队伍中瓜里挑瓜、优中选优选拔出来的好苗子。如果说项明春能够调进县委办公室是沾了虚名的光，人家查志强则有实际的名气。
这查志强中上等身材，一张白净的瓜子脸儿，长得很像红歌星蔡国庆。他又比较注意修饰，西装革履，更显得人物俊逸，风流倜傥。他是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来县委办当秘书是正经的科班出身。人们都传说，他在上大学前，就经常写小说、报告文学之类，发表了不少文字。大学毕业后，本应该到高中去教书，正是因为他的文笔特别好，才被外经贸局领导从人劳局“大分办”要走，当了外经贸局办公室的秘书，那里的文字工作对查志强来说，太容易干了，他就在闲暇无事时，把一部小说《桃花湾的风流娘儿们》改写成了电影文学剧本。在全国电影文学专刊上发表后，被北京一个二流导演相中，准备拍摄，漂亮演员都选了一大群，终因没有筹集到足够的经费而作罢，但从此他在县里很有名气。文联主席从培养文学新人出发，死缠活缠地要把他调入县文联，他当时正与新任的外经贸局局长有点不和，为了自己更大的发展，毫不犹豫地调进了县文联，又干了不到两年。虽然当了专职作家，挂了办公室主任的头衔，每天事事务务，结交了文艺界的不少男女朋友，却没有拿出新的作品问世。而且从实惠角度看，在文联这个清水衙门里，还远远不如在外经贸局干，所以他进文联不久就后悔不迭，整天都在想办法，要离开这个鬼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