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的精神和苦难，哪怕走得再远……
《企业家》周刊的创刊号呼啸而出。头版刊发的《中国企业改革的出路何在》？一文，从“发包方应向承包方兑现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法人制度使企业的两权真正分离”、“要让企业家与理论家结亲”等文章反映了“来自全国几十位著名企业的厂长的呼声”。这些文章和同期发表的发刊词《造就中国企业家队伍是当代中国的一项伟大的战略任务》，既是《企业家》周刊的面世宣言，更是成为企业家周刊人后来的行动指南。
开始，每半月才能出版一期的《企业家》周刊，被广泛地送到企业和中央、秀城市和省有关部门，以她明确的服务对象、鲜明的时代气息、有效的信息供给、正确的舆论导向受到企业的普遍欢迎和中央、省、市有关部门的关注。
出手不凡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拥抱胜利。此时横亘在《企业家》周刊面前一道最大的障碍，就是国家关于期刊杂志的一条明文禁令：凡内部发行的杂志期刊，一律不得从事广告、发行等经营业务。这是一个无法趟过的雷区，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初生的《企业家》周刊只有支出而没有收入靠什么来支撑杂志社的正常运转？
在困境中苦苦支撑着艰难的局面，但很快又迎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八十年代末，国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期刊进行清理整顿，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内部发行的杂志期刊。这对于刚刚诞生不久的《企业家》周刊而言，无疑是敲响了催命的警钟。双重的挤压和折磨，使《企业家》周刊的生存危机骤然而至。除了选择前者他别无选择，而图谋生存的惟一途径就是争取公开发行，没有公开发行这张“准生证”，夭折最终将成为《企业家》的命运归宿。而在杂志期刊全面整顿的风口浪尖，要想获得公开发行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游东方的骨子里历来就升腾着一种不肯停歇的、被激情催促、蒸发的创造性，和总是试图化不可能为可能的性格；总是以在别人看似没有出路的荆棘地开辟坦途。
他惟一的选择只能是逆风飞扬。这不仅是一种蚂蚁欲与大树叫劲的勇气；也是积淀期年的底蕴，而终于找到了暴发点的人才具有的胆识；更是被创造的灵感激活、支撑起了他那决非一般人所能拥有的自信始成。
他仿佛就像被特定在冥冥中的一种物质构成的东西，输入了一种不停地发现，不停地改变自己命运的程序之中，这就无法不使他总是被激情推涌着冲动，在精神的冲动之中不失时机地用他特有的冷静与智慧把握激情升腾的频率，用不甘于平庸的越前思维，和启动他超前思想精神的智慧掌控与制造的激情，涌动、追逐命运之神更趋向于他那总是意欲超越现状的精神之神，并以他预期的目标上升；上升；一直地上升……
他开始奔走于秀江之滨——浣春江畔——首都中心之间。其疲乏的程度你可以想象，但他那一如既往的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却是一般人无从想象的，那无不是被一种升腾起来的憧憬和渴望将成功，与阻止他命运走向成功的阻击者搏击时的亢奋才能支撑起来的精神意志，一直朝着他死死盯紧而决不肯有丝毫放松、懈怠的目标，那无不是时而在空中漫步中思考；时而在急速行驶与翱翔中机敏地回眸、审度；尤其是在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扶摇直上理想的高度，和从理想的高度心驰神往地俯冲的一刹那，都无不锁定和把握他的既定目标。那无不充满令他的追随者、仰慕者神情激昂的时代英豪才独有的、独领风骚的风貌和神韵。
这听起来似乎就像雄鹰飞翔在空中或在空中盘旋时的通常行为。在时代赋予的大舞台上，如果我们的“时代骑士”，不能给人以恰似雄鹰般的澎湃进取的感觉，也便不足以彰显他后天为时代增添的风采了。这无疑也是一个出色的期刊工作者本该具备的起码素质，就更别说像他这样一个初具雏形，并即将驰骋在杂志业与期刊改革大舞台上，扮演着美好的精神食粮的传播者与期刊“改革家”兼备的角色了。
此时中国的期刊管理体制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一样，也处于新旧交替和探索发展之中。一方面是禁锢、封闭的管理方式，长官意志明显；另一方面又没有多少规范的条款约束，对新生事物有一种难得的包容。正是这种大背景、大环境之下，《企业家》周刊有幸获得了继续生存的环境空间。
游东方背上初生的《企业家》周刊开始了北上之旅。
在北京，他无暇光顾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风景名胜和历史厚重，直奔中央和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在中央和国家相关机关里，他见人就派送《企业家》周刊，向有关部门、向相关领导汇报办刊思路、方针、原则和发展方向……
期刊出版管理体制的僵死、呆板，并不代表从事期刊出版管理工作的领导们一定也是观念陈腐、意识落后。《企业家》周刊无拘无束、挥洒自如的风格，犹如一缕缕抚摸他们渴望新生事物的心田的淙淙清流，在他的心中荡起一抹挥之不去的涟漪。他们以独特的眼光，对《企业家》周刊这个新生事物表示了认可。中央和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的有关领导做出指示：这份杂志要办好，要支持、要扶持。
这是一次巨大的收获。而另一个更大的意外惊喜让他欢呼雀跃：尚显稚嫩的《企业家》周刊居然飞进了中南海、飞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案头。八十年代末，国务院某领导看了《企业家》周刊后欣然为其题词。领导的关怀、鼓励、嘱托和期待，更加坚定了游东方的信念，他隐隐地触摸到了化解生存危机、奔向光明未来的曙光……
领导的题词，催生了游东方再次北京之行的提前，他正式向国家相关职能部门递交了申请《企业家》杂志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报告。
十余天的等待，得到的是不予批准的结果。满怀希望的游东方在得到这一消息的刹那间，有一种心凉的晕眩。已经经历了太多的艰难困苦，他当然不会在这个挫折面前低头、气馁。
冷静下来之后，他仔细思索，追问其中缘由。很快，他找到了报告的致命缺陷：杂志现有的主管单位，秀城经济信息调查中心，明显地缺乏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经济类杂志的足够分量和充足理由。
找到了原因后他反而平静下来，没有急着返秀，而是为杂志的新生开始了新一轮的运作。一方面，在中央和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面前，继续宣扬自己独特的办刊理念，和全新的办刊主张；另一方面，登门造访中华期刊工作者联盟的负责人、中国期刊与未来研究中心的领导，还有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会的领导，向他们倾述了自己的宏伟抱负，远大主张和遭遇的困难，吐露了寻求他们支持的强烈愿望……
他的热忱、苦心、自信和韧性，打动了相关部门领导。以上级相关部门的名义，游东方再次向国家相关职能部门递交了“关于申请创办《企业家》周刊的报告”。在报告中明确了主管单位为，上级相关部门，主办单位为，中国与未来研究协会和秀城经济信息调查中心。
报告递交以后，又是漫长的等待。等待，既是一种希冀，更是煎熬。
一次又一次奔往北京，一次又一次回到秀城，补充审批程序所需要的材料……
游东方在秀城——浣城之间来来去去，酸甜苦辣，大热大冷，身子竟然一下子垮到不足一百斤。
身子轻了的游东方，却感到了生命分量的加重。飞赴北京的游东方第一次感觉到了轻松愉快是什么滋味，自我放松使他在飞机上沉沉睡去。空姐看到他疲惫的倦态，忍了好一会儿，才一遍遍不乏幽默地叫道：“先生，先生，快醒醒，赶快醒醒吧！如果再睡下去，您可就要随我们的飞机一起入库喽……”
从酣眠中慢慢睁开非醒似睡两只兔子眼的游东方，一边打着哈欠，一边略带一丝被他人搅了好梦的嗔怪之情，既而使劲揉一揉惺松肿胀的两眼抱歉道：“哦，这么快就着陆啦？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啊！”
咱们再把镜头切换到那一年的夏天。
一位身穿黑底白花、颇为时尚衬衫的男子一手捂着下腹、一手抵住墙壁，背影是那么熟悉、衬衣是那么熟悉……
熟悉游东方的同伴目睹这一幕赶紧走了过去，弯腰一看果然是游东方，只见他艰难地抬起头，满脸的汗水已将衣衫的前襟湿透。他慢慢扶起满脸痛苦的游东方，准备将他扶向座椅，他却坚决地摇头制止，从裤兜摸出一小瓶药。他赶紧去买了一瓶矿泉水，待游东方吞下药后关切地问他是否马上改变航班时间。
游东方勉强支撑着说：“本来是该明天的飞机，就是因为时间太急，才换成了今天的，我与北京方面已经在电话中约定，必须在今天见面，再改航班岂不是失信于人。千万不要惊动工作人员，人家如果知道我这个样子怎么可能让我上飞机？”
面对游东方的执拗，这位同仁虽然心疼但又无可奈何，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左手捂着肚子、右手拿着黑色小包，慢吞吞一步一揶地走向飞往北京的登机通道……
目视游东方瘦弱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视线中，他感慨道：为了他追逐的事业，他可以连续几个月不要工资，心甘情愿地倒贴腰包；为他所追逐的事业，他早上吃一碗面条可以管一天；为了他追逐的事业，他可以长期奔波劳累、居无定所、饮无定时；为了他追逐的事业，既便不善饮酒，但为了联络客人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多饮几杯，同样是为了他所追逐的事业，更是使他患上严重胃溃疡，别说是人在旅途，就算是在家中胃病发作时，也是痛得他大汗淋漓、满床打滚……
此时的北京气氛已经异常地焦躁和紧张。游东方填好《期刊杂志申请登记表》，找到相关部门盖章、签字后飞回秀城。随即又赶往浣城，拿到省相关职能部门核发的《期刊杂志登记证》当天又赶回秀城。
在听雨楼这个隔离的世界里，同事们一道，紧张忙碌又井然有序地投入到获得新生的《企业家》周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中。
听雨楼三号楼二号房。差不多的办公设施，同样宽大的办公桌上，舒展着的《企业家》周刊占据了桌面大半个空间。
刚好是北京发生动乱的日子，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经中央相关部门同意，特批了《企业家》周刊的国内外公开发行刊号。
也就是在这一次，如果不是因为特批刊号的时间紧急，如果不是在那个当头，他强忍胃溃疡发作时给他带来的剧烈疼痛，而必须在约定的准确时间准时应邀与相关职能部门领导见面……
本来他已经订好了震惊世界的那场航班空难的机票，因为特批刊号的事太急，他不得不临时提前一天启程，但恰恰是在他要上飞机的那一刻，急速发作的胃溃疡又与他作对，谁能料到，他预先订好的第二天的那次航班便发生了巨大的空难。如是他不是忍着病痛而提前一天飞往目的地，无疑也就成了那趟空难的死难者之一，更无疑于死得宛若一根鸿毛一样轻飘，因为人们最多也就是能似曾记得大约在那次空难中死了多少个人头而已，只是刚刚名动期刊杂志界的小人物，岂有后天在追求“伟大”之路征程中的多彩人生呢……
面对事业恰似“雪消门前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的游东方，传统期刊中的一些人不但给他来个“东边日出西边雨”，而且觉得这个游东方的出现，就算不形同举起钩杆铁铲挖他们的“祖坟”，无疑也是对他们经营多年保守封闭，而决不允许他人染指的既定体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因此无不想整垮他。正是因为他和类他者们的出现，使传统期刊一统天下的局面眼睁睁就有被打破的危险，他们中的“有识之士”，似乎已经在无形中预感到了由于这个不自量力的小人物，不但具有蚂蚁欲与大树试比高的敢想敢干、敢冒天下之大不违的狂妄，在神圣不可冒犯的太岁头上动土的不自量且咄咄逼人威风，竟然还大有兴云布雨之势，而且在他们不经意之间不仅已经能够让你感到“山雨欲出风满楼”的气象，而且眼看就能够让人亲临那种他们不愿看到的“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气吞山河的磅礴之势，扫荡他们的根本就没有人胆敢窥视的、历来就高人一等的舒舒服服的好日子。
幸好我们的国度已经“东风抚面柳如眉”，一个需要精英而必将产生精英的时代已经向渴望涌动时代春潮的智者们敞开胸怀；一个需要精英而必将造就精英的时代已经悄悄朝我们走来。受制于体制下的“有识之士”就算不想顺应时代潮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阻挡每天都在此起彼伏地翻卷着的时代浪潮，他们要么对此佯装熟视无睹，要么就是在暗地里对于应时而动的“改革者”冷嘲热讽，甚至还要给你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这也是由于他们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些除了苟活于体制诸多弊端的缝隙中之外，根本对于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无能为力，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被体制的僵化与保守训练得都差不多的成了形态各异的弱智，而又拒绝崇尚智慧也更加远离智慧女神。就算他们中的佼佼者，至少也不敢表现在公共关系形象上不顺应历史潮流，只是他们面对像游东方这样在他们看来实在显得不自量力的小字辈，竟然要干出如此轰轰烈烈的事业实在不敢认同。
对于新生事物如果不能将其消灭在萌芽中，就只好任其发展壮大，一旦等她生长起来，也就很难再有对付她的办法，因为新生的往往终将战胜落后和守旧的，这是自然法则的选择，而绝不是任何个别人，可以凭借自我的意愿与否摆布的历史趋势。
虽然当时的举国上下已经开始流行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学者奈斯比特著的《大趋势》，和同样著名的未来学家托福勒的《预测与前提》，甚至也有名动全球，影响华夏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你之所以在此提到这样的几本书，是因为当时的机关中人只要是稍微追赶一点时髦者似乎都差不多人手一本，就更别说身为党的期刊领域中的人士，如果在当时没有读过至少如果没有涉猎过此种类型书籍的人那简直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样的书籍不管你阅读与否，至少可以对无知驱使下的寡廉鲜耻起到某种装饰门庭的作用。
他们的所作所为自然也是在情理之中。他们尽管想整垮他，但却不仅没有整垮他，反而使他的事业更加如火如荼。他无不总是在遭受打击与重创中感悟，在遭受打击与重创中搏击、超越自己。
他们想整垮他无从下手，因为对于机关人士而言，最能够下手的地方就是上面的嘴和下面的嘴，上面的嘴是看你是否违背了入党誓言，看你是否有过多吃多占，所谓贪污。下面的嘴看你是否管住了自己的生殖器，所谓男女关系是否健康。因此才有了，不管是机关人士还是宣传期刊战线上的同志一般只要是一入道，就都明白：只要一旦成为体制内部人员，最重要的不是工作上表现如何，成效几多，甚至政绩优劣，要想工作上不犯错误就必须第一做到掌管好自己的嘴巴；第二夹紧自己的尾巴；第三是管住自己的**。只要是能做到这三点，在那个以铁饭碗为时尚的时代里，能够成为国家干部，无疑是手捧镶嵌了金边的铁饭碗。
此时的游东方，虽说是一穷二白，但也正如他老人家所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但就算是他再一穷二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