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政事堂中，宰相李逢吉、杜元颖、牛僧孺三个人的话加起来都没有守澄一个人多。本朝起初有宰相轮流秉笔执事的规定，可在守澄的授意下，此时只有逢吉一人当值，竟成了常务首席。二人相结，权势膨胀，做了完全不合规矩的事，朝中重臣也无一人敢持异议。裴度终于未能在长安呆下去，已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连“同平章事”的宰相衔都没有挂。
只有翰林学士李绅不买他们的账。李绅是个有才能的清明之士，与李德裕、元稹同在翰林时，号称“三俊”。翰林学士算是内官，常受天子承顾，若得信任，其职权也就类似于枢密，并不亚于禁外的宰相。早先的陆贽号称“内相”，就是这个道理。穆宗此时就常常将逢吉的拟状征求李绅的意见，李绅的反对意见占了多数。
逢吉气在心里。但李绅身在禁署任职，又为皇上所信，一时也不太好办，最好是先把他弄出天子身边才好。这时，又是李仲言，给逢吉出了一计。
当时朝中有两个人耿直是出了名的，一是李绅，还有一个是韩愈，也就是当年裴度征讨吴元济时的部下、《平淮西碑》的作者。韩愈道德文章世所公认，尤敢于死谏，曾为宪宗贪长生而冒死上《谏迎佛骨表》，差点丢了脑袋。韩愈自穆宗即位以来先后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户部侍郎，是个有望之臣。李仲言的意思，此间大可利用。
一日，皇上御延英殿召对宰相。这是本朝“常朝”之外，天子与宰相面议政事的制度，天子有事商量或宰臣有事敷奏，即可举行，并不定期。
在这天的延英召对中，逢吉奏了一事：“眼下御史中丞位缺，李绅清正，可任此职。”
李绅时任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出任御史中丞倒也不算降格。他心中大感困惑，不知逢吉出于何意。
皇上照理是舍不得李绅卸去翰林学士的，但转而一想，御史台乃天子耳目，确也是个重地，再说御史中丞官品等同于李绅现任的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都是“正五品上”，又是可在宰相之后赴阙听对的“次对官”，也就同意了。
逢吉暗喜，进而又奏请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尹作为首都行政长官，其规格亦同于省官，上任之时按旧例是要到御史台谒见，谓之“台参”，但韩愈又兼了“御史大夫”，情形就有不同。
按照本朝官制，御史台长官本就是御史大夫，后因官重位崇，自安史之乱后官不常设，御史中丞才得以成为实际上的宪台之长。此次韩愈既带了“御史大夫”之衔，所以宰相在任命时特别加了一条：免去台参。这下事情来了。
李绅刚直，如何能依！他特地移文韩愈，颇有点责怪他不知事体的意思。
韩愈这个人本就倔强，见状不服，与李绅公文往来，言辞上就更为不逊。此事渐渐弄得沸沸扬扬，朝野皆知。
机会来了，逢吉抓住借口，立刻奏明皇上：李、韩二人严重不协，有违朝纪，请予以罢职处理。
穆宗对李绅一直是心存爱意，心想李绅既不宜在朝，就改放外任吧。十月，在贬韩愈为兵部侍郎的同时，以李绅为江西观察使。皇上还特地派了个宦官去安慰他。
李绅到此算是完全明白了，一腔委屈无处发泄，便对来人大哭，说自己实为李逢吉所排挤，“微臣恋阙效忠之心未已，恳请中使禀奏圣上！”
穆宗知道后有些省悟，他也晓得朝中大臣之间一直互有攻讦，心里对逢吉的不能容人很不高兴。便改任李绅为户部侍郎，仍留在朝中。这个结果不要说李逢吉，就连王守澄等宦官也觉得不能满意。但皇上做主，暂时还只能表示接受。
可未过多久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正月，皇上在服食金丹的不良作用下，旧疾复发，不幸驾崩，年仅三十岁。穆宗皇帝尽管在即位之初就把那位坑害过其父的江湖术士柳泌砍了头，但却不意味着他不相信长生药。实质上，年方盛年的穆宗贪念长生比之其父也未必少让，对长生仙丹，他只是不相信效果不佳的一种而换服另一种罢了。还好，皇上的暴崩未引起突变，但却有宦官跑到太后那里游说，劝她以母后的身份称制，结果被骂了出来。太子太年轻了，只有十六岁，难怪有些人要如此热情地为国是奔走了。同月，韩愈也死在了兵部侍郎的任上。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神策军与枢密使（6）
正月二十六日，太子即位，史称敬宗。
李逢吉的目的只达到了一半，他当然不会就此罢休。眼下他更担心的是新君会不会重新启用李绅。至此，逢吉那种妒贤嫉能的奸险品性已完全暴露无遗，他不允许逆己者阻挡他满足独秉国钓的欲望，他既要排挤反对者，也不容许被排挤者报复，这是心胸狭窄、私欲过重之人的通病。逢吉丝毫也不认为他没有这个能力，有王守澄和他站在一起，这也许就意味着天子以及整个帝国都在他们的手中了，还有什么办不到的呢？！
世上若是没有了叛变投靠和反戈一击的人，阴谋也就不会存在了。李绅有个亲戚叫李虞，算起来是他的族子，相当于远房侄子，以文学知名，自称无意于仕进，隐居在华阳县。有次来长安看李绅，与其叔父李耆以及前进士程昔范都投在李绅的门下，相与过从，亦颇投机。未几，李耆拜左拾遗，回到华阳的李虞有点耐不住了，写信给李耆，希望他能向朝廷引荐引荐一下自己。
不料带信的人把此函误投给了李绅。李绅一见好笑，心想我这个侄子不是不乐仕进的吗？如何进退之心反复无常若此？倒要劝劝他。顺手就写了封回书，言辞中真是把李虞讥诮了一下。
李虞看到李绅的信闹了个大大的红脸，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觉得李绅太不给面子。由怨生恨，李虞咬牙切齿：“不报此辱，誓不为人！”
李虞立即上京去见李逢吉，把以前李绅与他私下的谈论，特别是有关中伤逢吉的话，诸如逢吉如何奸邪，如何附和宦官等等，再加上自己的添油加醋，一古脑全说了出来。逢吉听罢，气了个半死，更恨极了李绅，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彻底打倒，绝不能让对方借着新君御极的机会东山再起。
具体的计划用不着逢吉自己操心，李仲言已为他招致了不少人，正日夜计议着如何抓到李绅的把柄。
五
李仲言为其叔罗致的死党中，有两个人最厉害。一个叫张又新，一个叫李续之。当逢吉问计于二人，有没有一些更好的办法时，两人皆曰：
“朝中缙绅大臣，大都自惜羽毛，谁肯为相公搏击？此事须得非常之人出死力而为。我等知道有一个叫刘栖楚的人，即是个奇士。”
“哦？”逢吉问道：“怎么个奇法？”
李续之接着道：“此人曾在成德王承宗手下为吏，承宗有次将其绑了起来，他以首叩地固争，承宗竟也无可奈何，其果敢坚锐如此。相公若能提拔他为谏官，令其侦伺李绅过失，待机暴扬于圣上之前，恩宠必替。即使不成，亦过在栖楚，牺牲掉他也没什么可惜的。”
此计甚毒，却也正合逢吉之意。于是，李虞、程昔范、刘栖楚三人都被逢吉擢为拾遗。“拾遗”，乃是本朝谏官的一种名号，分左右而置，与谏议大夫、左右补阙一样，专门以进谏为职，又称言官。左右拾遗品秩虽然不高，只有“从八品上”，但谏诤之任不轻，所谓“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即是设置“拾遗”一职的本义。不过，三人此际的“拾遗”目标却没有这么高远，不外乎就是“拾”李绅一人之“遗”而已。
李仲言与张又新在舆论上为推倒李绅推波助澜，他们对那些胆小而又头脑简单的人广为散布，说李绅看到有人在一起议论，便到皇上面前密报，说某某人结党、某某人拉派。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弄得士大夫们对李绅都有点畏忌。
不过，单凭如此这般寻找机会是要花点时间的。楚州刺史苏遇也是个倒李绅派，他对逢吉门人不急不慢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找到张又新等人说：
“新君一旦听政，必举行延英殿廷对。李绅乃次对官，这是他希蒙圣恩的惟一机会，要防就防他这一点！”
又新等人猛省，急急建议逢吉道：“事情确已迫在眉睫！若是拖到圣上正式听政，李绅一旦入觐而为上所用，后悔就晚了。”
逢吉心想：“此话有理。看来不下重手不行！”
这事最后只有靠王守澄。
守澄对新帝道：“陛下之所以立为储贰，臣备知其中过节。”言下已有深意。
敬宗好奇，问道：“贤卿此话怎讲？”
“当初陛下之立，全赖李逢吉之力。而杜元颖、李绅辈，原本都是想立深王为储的。”深王李察，是穆宗的弟弟，新帝敬宗的叔叔。搬出这种事情来，就是击到问题的要害了，守澄在宫中多年，他当然知道孰轻孰重，在这方面，他又要比李逢吉和他的门人强多了。
新帝年轻，对帝国储副常生不测的事没有切身体会，觉得杜、李等人都是几朝老臣，做不出这种事，不大相信。
可随后任度支员外郎的张又新也上了一表，说李、杜二人其实对皇上不利，他们曾暗蓄异志，欲立深王为太子，只因先帝不听，才未得逞。新帝尚未面见群臣，表奏都由枢密院呈上，守澄急劝皇上览这一封。敬宗见此表内容与王守澄所云如出一辙，早先的想法有些动摇起来。
未过几天宰相李逢吉的奏疏也上到，说的也是同样的话。这下不由得皇上不信了，二月初三，皇上下诏贬李绅为端州司马。按常理来说，国家去一奸佞，自然是一大幸事，逢吉也知道这个道理，为郑重起见，还特地率百官赴阙表贺圣上英明。可当百官退下，又有不少人按惯例转赴中书门下的政事堂贺喜时，逢吉开始觉得有点不妥。
逢吉不想让人觉得是他在里面起了作用而使李绅被贬，因为事情做的风声太大，反于事无补。他一回到政事堂，就把张又新叫了进去。
朝廷百官都已来到阁门，值事者报：“相公正与人谈话，请诸大人稍候。”
这一候就是好久，众人正感纳闷，忽见张又新挥汗而出，对着大家团团一揖，道：“‘端州’之事，实为天子除忧，为朝廷造福之举，分内之事，我张又新不敢谦让，就此谢过诸位盛意。”说时，大汗淋淋而下。
原来是这个人的手笔！众人更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心想：“这么个小小的员外郎就因依仗宰相，竟做出如此大事，真不可小觑！”大家都不作声，缓缓退出，片刻就走了个干净。
朝中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难受。初六，公开表示了一些不满的右拾遗吴思被命为吐蕃告哀使，远赴异域报告先帝穆宗的死讯；李绅所推荐的翰林学士庞严、蒋防同日被贬。在这种时候，没有原则的人纷纷暴露出两面派的丑恶嘴脸。在贬庞、蒋二人的诏制下来后，与庞严交情甚笃、具有封驳权的给事中于敖，竟把敕书封还。见者以为他为庞严鸣不平，都为他担心。不料诏书再下，他的奏议竟是认为此两人贬得太轻而请求重议的。落井下石，没有比这更狠的了，逢吉居然还大大地奖许了他。
张又新已被逢吉推上了前台，他为己为逢吉考虑，也得一不做，二不休。连续几天，每日上书皇上，坚持认为对李绅责罚太轻。皇上见他说的有理，便答应他可将李绅处于极刑，事态越发严重了。翰林学士兼皇上侍读韦处厚觉得不能再沉默下去，立刻奏上一表，一是指出李绅实为逢吉所诬谄，二是认为即使有罪，也应缓刑，更何况李绅根本就无罪。在逢吉与王守澄主宰一切的时候，韦处厚是惟一敢说话的人。
一个偶然的事情救了李绅的命。这一日，新帝无事，阅览禁中的有关文书，忽然发现了穆宗时期封存的一大箧档案，打开来，正好看到了裴度、杜元颖、李绅请立太子的奏疏。皇上这才觉得李绅冤枉，想到自己差点就将这位忠臣杀掉，也有点内愧。皇上叹了一会，吩咐左右：“将人所上谮绅之疏统统烧掉，此后再不准奏！”但皇上烧了几封不痛不痒的奏疏，却没有把李绅召还。天子尽管年轻，也是懂得要点面子的，更何况这原本就是枢密与宰相的主意，并非是天子的独裁。皇上的心理立刻就平静了，他还有其他事要做呢。
逢吉和守澄实际上过虑了，新帝只到三月初五这天才第一次在延英殿召对宰相。即位以来的几个月里，皇上都是在游宴、击毬、奏乐中度过的，还常常赏赐宦官、乐人财物，耗费不可胜计，哪里有时间来考虑国是朝纲！有宰相和禁中的枢密也就够了，让他们去烦心吧。新帝无论在心理上、年纪上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孩子，他原本就不懂得什么，李绅的事就是个例子。
皇上好歹听政了，可每日上朝极晚，往往日头高起尚不见天子坐殿升班。时维三月，春寒料峭，百官在紫辰门外列班等候，老病者都几至僵踣。新君如此御极天下是本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远的不论，即比数年前宪宗的宵衣旰食来，差距亦不可以道里记。臣子的失望是显而易见的，不过，皇上尚未成年，谁又有什么办法？谏议大夫李渤就因为自己不能尽谏职，自请宰相降罪。
这一天是三月十九日，敬宗皇帝又一次到极晚才临朝。大臣们又一次在殿外被冻得够呛，可谁也没想到的是，那个刘栖楚居然挺身而出。
栖楚也许是想报答一下宰相李逢吉的知遇之恩，尽一下自己未尽的“拾遗”之责，跨班而出，力谏皇上。“陛下富于春秋，嗣位之初，当宵衣求治；而嗜寝乐色，日晏方起，梓宫在殡，鼓吹日喧，令闻未彰，恶声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长也……”刘栖楚又祭起他“以首叩地”的绝技，“请碎首玉阶已谢谏职之旷！”言毕，果然以额叩墀，声闻于外，血流不止。
敬宗没见过这一套，一时手足无措。不过，栖楚做得也太过分了，皇上不允，叩首不止，眼见阶上已是一片鲜红。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神策军与枢密使（7）
立在班首的李逢吉只得宣道：“刘栖楚不必叩首了，退下去静候回复吧。”
照理，有了宰相的这句宣令，就表明天子已经接受了臣下的奏议，上奏者可以退下等候天子对所奏事情的处理了。可栖楚却越发做作起来，叩头如捣蒜一般，弄得殿上的大臣也觉得这真是近乎于哗众取宠、矫情卖直了。不过，除了宰相，谁也不好说话，只能看着这场闹剧，不管怎么说，栖楚的话客观上总是代表了大家心里的想法的。
栖楚意犹未尽：“不用臣言，请继以死！”
牛僧孺实在看不下去，又一次宣道：“刘栖楚不必叩首，所奏知道了，下去静俟回复！”皇上更是连连摆手叫栖楚出去，他看不得这种血淋淋的场面。
天子既令臣民失望至极，便无圣威以慑天下。眼下长安城中人们似乎很少把天子放在眼里，名声最大的除了宰相李逢吉和枢密王守澄，就是逢吉门下的一帮人，诸如李仲言、张又新、李续之等。当然还有这位刘栖楚，经过这件事后，名气更是响亮。此外还有一个就是宫中的红人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