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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四十年光景，我才知道金应熙当年何以曾有志于〃四裔学〃的研究，又何以感喟顿兴之故。虽然这个原因并不是从金应熙口中说出来的，却见之于他的笔底。在金应熙晚年为陈寅恪所写的评传中，谈及陈寅恪在德国留学期中的所得：〃二十世纪前期的东方学者研究曾以我国周边各族历史和佛学翻译文学为其重点之一。陈寅恪求学德国时的教师也大都有这方面的专长……他回国后深入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多所著述，开设〃佛教翻译文学〃和〃蒙古源流研究〃等课程。〃〃我国周边各族历史〃的研究，即金应熙曾有志于此的〃四裔学〃也。陈寅恪任教清华时，对研究生的指导包括五个方面（请恕此处不详述。有兴趣者请看金著，或李玉梅著之《陈寅恪之史学》），其中颇有与〃四裔学〃相关，或可以划入〃四裔学〃范围者，如〃蒙古文、满文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者之研究〃等。金应熙盛赞：〃（以上各门）都是陈寅恪在留学时研究有素而在我国当时还几乎是全新的学术领域。〃〃新领域〃、〃死东西〃可以构成一副妙联，而四十年前后，对〃四裔学〃认识的差异，亦构成了巨大的反讽。
其实金应熙也不是不认识〃四裔学〃的价值，否则他不会在战火纷飞的日子还放不下。他受乃师的影响致力〃四裔学〃，受时势的影响放下〃四裔学〃，原因固明明白白，感喟亦自自然然。是诚所谓剪不断理还乱也。
研究转向的例子不止一个，另一个更显著，也对金应熙更具深远影响的是经济学。他不但自修，还上经济系的课。旁听一位刘先生开讲的经济史。这是经济系学生必修的课程。大学课程，除非特别标明是〃中国经济史〃，否则单说〃经济史〃的话，就一定是西方的，也差不多是等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刘先生和金应熙同是讲师（可能级别略高），年龄也只比金应熙大几岁。我曾问金师，为何来旁听刘先生的课，他答：〃因为他对资本主义懂得比我多。〃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强调〃经济基础〃的，把经济作为压倒一切的因素。金应熙对经济学发生浓厚兴趣，原因可能在此，特别选修刘先生的课，则可能是为了〃知己知彼〃。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但这一下可妙了，我一下子又〃升级〃，和金应熙做同学了。但不妙的是，这位刘先生是用英文授课的，我的英文不灵光，大约只听得懂一半，于是我这个本科学生，就非向他这个外派的〃旁听生〃请教不可了。这位刘先生的课也讲得真好，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讲到凯恩斯（J。M。Keynes），经济学说方面也都有颇为详尽的论述。
金应熙的天资和勤奋也真令人敬佩，就以经济学来说，当我岭大毕业之前，他亦足以做我的老师了。毕业前我曾写过一篇有关南北朝庄园经济的论文，在一九四九年《南大经济》（经济系的学报；岭南大学一般简称〃岭大〃，学校则称〃南大〃）发表，这篇论文就是在金师指导下完成的。他自己也写了一篇《古罗马帝国经济史》，另外还用笔名写了一篇批判凯恩斯理论的文章。《南大经济》主编黄标熊告诉我，金师这篇文章，是应他所请而写的。因为他收到一位研究生写的大捧凯恩斯的文章，他决定刊载，但又觉得有点不妥，商之金师。金师说：〃是该为他消消毒。〃于是执笔就写，根本不用翻查参考资料，就在编辑室完成这篇论文。
凯恩斯是四十年代风头最劲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前人研究的是静态经济学，他研究的是动态经济学，研究如何在不安定的社会中，施行有效的经济政策，达到充分就业的目的。根据他的理论，如果在经济衰退时期，大火烧了伦敦城，反而是件好事，因为在大兴土木、重建名城的过程中，可造就全民就业的机会，令衰退变为兴旺。根据他的理论，浪费值得鼓励，若只知节俭（量入为出），则不论对政府或对个人而言，都是最笨的理财手段。他的理论精华，可归纳为一句妇孺皆知的大白话，即〃先使未来钱〃是也。西方国家（主要是英美），采用他所拟的政策，曾纾解起自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但左派学者，则认为凯恩斯不过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庸医，一旦药石无灵，便将沉疴难起。故金应熙说要〃为他消消毒〃。
一晃四十多年，一九九一年《香港概论》上卷出版。时间作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凯恩斯的理论是渐渐不适合了，被其他学派的理论替代了，但资本主义也没有如马克思预言那样崩溃。沉疴难起终须起，不管是〃自我完善〃也好，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因素也好，总之它的生命还没走到尽头，很可能另有一番景象。
四十年过去，金应熙又怎么样了？许多朋友对他的〃转行去搞经济〃，感到意外；我则只想知道，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如今又是如何？
答案无需他说，就在《香港概论》之中。这本书（指上卷，下同）的出版，倒是造成了一个香港罕见的现象，不管左、中、右报，都是一致赞好。尽管此书挂名主编的是香港新华社秘书长杨奇。著名评论家孙述宪在《信报》（以经济为主的香港报纸）的文章，誉该书〃为〃香港学〃的主流作品，是通过香港自由市场的角度，探索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里程碑〃。孙述宪，《万花筒是不容易研究出结论来的》，香港《信报》，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并担心，〃由于该书对那从〃香港现象〃衍生的经济奇迹近乎毫不保留的肯定和认同。它的修订和续出下卷会不会有什么麻烦或出现一些问题呢？〃同上。直到一九九三年《香港概论》下卷出版，他才放下心。那时金应熙已经去世，孙述宪在文章中深致悼念之情，并尊称金应熙为〃希望中国大陆能从香港经济的成就得到实惠的金师〃。同上。
我和金师最后一次见面在一九九一年三月，那年六月他就与世长辞了。最后一次见面时，我们也曾谈到凯恩斯。那是从当前的经济学趋势谈起的，他说目前西方的经济学又回复到亚当·斯密的古典学派了。不主张政府干预（凯恩斯则是主张干预的），由市场经济决定，主张放任政策（Laissez？faire）。当然所谓〃回复〃并非完全一样，多少有点否定之否定的意味吧。他说凯恩斯的学说是未必适合今天的资本主义，但不能否定它过去的成就。又说，其实某些常见的经济现象，例如信用卡和分期付款的流行，等等，其〃创意〃都是从提倡〃先使未来钱〃这一观念来的。尽管那些用家根本不知凯恩斯是什么人，却也受到了他的影响。
从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凯恩斯，到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对凯恩斯的全面评价，这其间想也包含了金应熙的迷惘与反思吧。最后那次见面，最后他不无感喟地说：〃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这话不错，至少年青时代的我是。往往把理想所托的事物想得太美，却不知它也有丑恶，也有残缺，也有污泥浊水与脓疮。一九四八年，我担任《岭南周报》总编辑，《岭南周报》是岭南总会（包括大学、中学、小学的学生会）的刊物，我一〃上任〃，就在副刊上用冯显华笔名写了一首题为《迎春颂》的新诗，有一段这样说，〃不待燕子南归带来了一天春色／不待塞外驼铃报告冰雪的消失／从千万人的面上／（这些自由了的奴隶的笑啊！）／刻画着春天的脚步〃。多么〃美〃，多么浪漫。其实，都是从当时的流行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得来的〃灵感〃。一切纯属想象。
我这个总编辑其实也是名实不副的，纵然不能说是〃挂名〃，但金应熙做得比我更多。十篇社评，大约总有七篇是他写的；副刊缺稿，也总是拉他〃顶档〃；编辑方针促使岭南人走出象牙之塔是由我们共同商定的；反内战反饥饿的文章则由他来写。我是〃当之有愧〃的总编辑，金师才是真正的掌舵人。《周报》〃左转〃，当然难免受到政治上的压力，而我又恰好是个最不懂得应付政治的人，于是唯有请辞。
和金应熙关系更深的是艺文社，社长黎铿是三十年代的童星，在岭大锋头甚劲。从成立到解散（那已是我在岭大毕业之后的事了），金师始终参与社务，可说是艺文社的灵魂。艺文社本来就是进步学生的组合，在当年，〃进步〃的意义就是〃左〃。到解放战争后期，越来越〃左〃，〃左〃得惊人。一九四九年一月，在艺文社主办的一个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黄河大合唱》，不知怎的，临时加插了一个《我们要渡过长江》。当时正是国共酝酿和谈，共方扬言，和谈不成，就要渡江之际。唱这首歌，其敏感性可想而知。而金应熙当年的〃天真〃、〃激情〃，亦可想而知。
左倾、迷惘、反思，大概是理想主义者的三部曲，至于每一〃曲〃的时间长短，那就要看每个人的遭遇和〃悟性〃如何了。要补记一笔的是，金应熙在感喟〃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时，是在说了许多当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之后说的，不过他还是说：〃一个人总是要有理想的，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师门恩怨
关于金应熙的师门恩怨，我亦有一种〃甚难评说的人生〃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出版。之感。难以评说，只能略抒所感所思。
我于义宁（陈寅恪）之学，直到今日，恐怕还只能说是略窥藩篱，引导我接触义宁之学的人正是金应熙。那时我对佛学着迷，喜欢谈禅说偈，有一天谈及六祖传法偈（按：此偈之流行本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敦煌本坛经则作两偈，字句与流行本亦略有分别，但意义则相同），金师问：〃此偈如何？〃我说：〃古今传诵，绝妙好辞，尚有何可议？〃金师说：〃就是还有可议。〃介绍我读陈寅恪写的一篇文章《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陈寅恪，《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清华学报》七卷二期，一九三二年六月。。
陈寅恪认为六祖的传法偈，一，比喻不适当。〃菩提树为永久坚实之宝树，决不能取以比喻变灭无常之肉身。〃二，意义未完备。〃细释经文，其意在身心对举。言身则如树，分析皆空，心则如镜，光明普照。今偈文关于心之一方面，既已将比喻及其本体作用叙述详参，词显而意赅。身之一方面，仅言及比喻。无论其取比不伦，即使比拟适当，亦缺少继续之下文，是仅得文意之一半。〃故其结论认为六祖的传法偈，只是〃半通之文〃，〃其关于身之一半，以文法及文意言，俱不可通〃。
这真是堪称石破天惊的议论，但令我〃惊服〃的还不止此。后来我又读了陈寅恪的《论韩愈》一文。韩愈以谏迎佛骨获罪。〃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呵诋释迦〃，在韩愈诗文中屡见不鲜。给一般人的印象，好像韩愈和佛教是死对头似的。但陈寅恪则指出，韩愈的〃道统〃说，表面虽受孟子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故叹曰：〃禅学于退之影响亦大矣哉！〃在此文中，陈寅恪大赞六祖所创之新禅宗：〃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摧陷廓清，发聋振聩，固我国佛教史上一大事也！〃陈寅恪并不因六祖的传法偈为〃半通之文〃而影响他对六祖所创之新禅宗的评价，真是值得读者再思三思。我读了这两篇文章，心里想的就是〃做学问的就该这样〃。不因是权威说的就不敢议，亦不能因其有可议之处，就全盘否定。知人论世，亦不能单一化！例如对韩愈，既要看到他排斥佛教的一面，亦要看到他受佛教影响的一面。
陈寅恪史学的特色就在于创见多、争议大李玉梅，《陈寅恪之史学》，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出版。。其〃大〃者如李唐源流考、关陇集团说；其〃小〃者如李白是汉人还是胡人、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等等，都曾引起争议。例如在李白的胡汉问题上，和他打笔战的就是史学界的〃头号人物〃郭沫若。郭认为李白确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但他肯定李白是汉人。
其实陈寅恪本身的〃取向〃，其争议性恐亦不亚于那些学术问题。一九二七年王国维投水殉清，陈寅恪的挽诗中有〃越甲未应君独耻〃句，对与王相约同死而又爽约的另外两位名人，其贬斥之意跃然纸上；结句〃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向灵均〃，其怀旧拒新心态亦昭然若揭。于是引出了陈寅恪的〃效忠〃（或曰〃认同〃）问题。一说认为他确有〃遗老思想〃（按年纪应是〃遗少〃，但儿辈亦可有父辈思想），在北伐后他仍宣称自己是〃思想困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可以佐证。一说认为他认同的是文化，不是政权。在挽词的序文中已说得清楚：〃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若命而同尽。〃我比较倾向〃文化〃说。其实，即使他有〃遗老思想〃，那也并不影响他大学问家的地位。乙辑
师友忆往
不论〃遗老〃说也好，〃文化〃说也好，都与他的身世背景有关。而且，也唯有在明了其身世背景之后，方能对陈寅恪之史学有较深了解。他的祖父陈宝箴是戊戌维新时期的湖南巡抚（相当于省长），父亲陈三立（散原老人）是自成宗派的大诗人，长兄衡恪是大画家，本人又是第一流的史学家。陈氏一门，三代英才，世人艳称。陈家的〃婚姻关系网〃亦为人所乐道。纲之所及，浙江俞家（俞明震、俞大维）俞明震，前清名翰林；俞大维，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陈寅恪的母亲是俞明震的妹妹、俞大维的姑母。俞大维不仅是寅恪的表弟，又是他的妹夫。其母则是曾国藩的孙女。陈俞两家的婚姻关系网见俞大维《谈陈寅恪先生》一文（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之《谈陈寅恪》一书有收录）。、湖南曾家（曾国藩）、广西唐家（唐景崧），无一不是名门望族。陈寅恪的文化史观〃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治史甚重历史人物的婚姻关系，这些恐怕多少都和他的身世背景有关。
我未读过（根本也没机会看到）金应熙〃揭批〃陈寅恪的文章，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所引用的一段材料来看：〃金应熙在谈到陈寅恪对历史与现实的感情倾向时，有意识地引用了陈寅恪的一些身世背景，陈先生长于封建大地主的所谓〃书香世家〃，又为名父之子，是在中国封建文化的传统中培养起来的。他的祖父曾赞成新政（羽生按：其实不止赞成，而是推行。帮陈宝箴推行新政的两个主要人物，一是当时任湖南按察使的黄遵宪，另一就是他的儿子三立），陈先生以〃元祐党家〃之子，弱冠远赴异国求学，接受了一套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若剔除当时惯用的那些〃标签〃，只就其揭批的实质内容来说，那也是众所周知的，并非只是至亲友好才得与闻的私隐。论者若据此云是〃出卖〃或〃践踏信赖与私谊〃，则似乎有点〃言重〃了。
上述一书，以大量的档案文献，写出陈氏晚年悲剧。书中引述，〃基本上〃当属可靠。纵有某些疑点，例如说金善于观察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