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国史上，三国演义式的传统战场，离我们并不太远。把它们搬上银幕，比美国「西部片」（Western）好看多矣。
「防军」、「练军」与小站
总而言之，湘淮两军，虽也有一些「洋枪队」。他们基本上还是一种传统武装；是西安「兵马俑博物馆」的嫡系苗裔。可是袁老四的「小站」就不同了。
位于天津、塘沽之间的「小站」（上引陈志让书页四十九误为「平津之间」），原为平捻之后，部分淮军北调，担任「防军」的屯田区。清代军制中有所谓「防军」、「练军」诸名目。「防军」者驻防之部队也。而「练军」则是在从事训练中之部队（参阅同上《清史稿·兵志》）。甲午战前，李鸿章最反战，因其深知中国海陆两军均不足以参加国际战争，然迫于国内国外压力，渠亦自知对日抗战为不可免（注意：今日的江泽民可能也有此难言之隐）。李氏乃临时抱佛脚，积极备战（亦如抗战前之蒋公也）。在海军上备战详情，笔者曾有另篇述之，不再重复。在陆军方面，李鸿章则一面商之英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在天津创办「武备学堂」，以满人荫昌主之，培训新制军官以逐渐淘汰旧淮军。另于甲午战争前夕，在小站防军东调之后，以旧营房作为「练军」之所，来试练一支新军，以前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
所谓「练军」，自然练的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搞点稍息、立正阶段的训练（今日军训所谓「典」、「范」、「令」），没啥深文大义也笔者这一辈，抗战前在南京孝陵卫，教导总队营房中，受「学生集训」，三个月就完成「营教练」（有当营长的基本知识）。当年黄埔一、二期，亦不过如此也，何神秘之有哉？！
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那时中国人见洋兵「敬礼」，都觉得好奇怪啊！归而记之曰：「洋兵肃立，举手加额，拔毛数茎，掷之地上，以示敬！……」乖乖，那时在头上拔掉几根头发，甩到地上。算是对上司「敬礼」，也不简单啊！也得要洋教习来教啊！其他如「正步走」、「枪上肩」……，没个洋人来教，哪行呢？！
所以练新军必用洋教习，当时所谓洋员。但是那时欧美游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来教稍息、立正的，有几个不是冒险家，甚或洋瘪三呢？！笔者曾撰文并举例细论之。他们彼此之间，互揭西洋镜的记载，更是说不尽的。
这种冒险家和游民，往往就是孔子所说的地地道道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洋二流子。但是练新军、用洋械、上洋操，又不能没有他们。善加利用，他们是有其贡献的，只是偶一不慎，或驾驭他们的知识不足，也就易于失控而已。
那时在中国搞新军，一般都最重「德式」（蒋公后来亦然）。一八九四年胡燏棻受命去小站练兵，和他名位相埒的总教习便是德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cken）。汉纳根本是李鸿章兴建海军中的要员；曾设计大连要塞。丰岛海战时，他也是「高升号」的乘客之一。高升被日舰击沉，我军死于海者七百人，汉氏竟以善泅幸免。中日海军黄海大战时，汉氏亦在「定远旗舰」上与丁汝昌、刘步蟾共生死。但汉某原非海员，黄海战后乃请调至小站搞陆军与胡燏棻共事。
汉纳根是个日耳曼人。干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German efficiency）；但处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顽固」（German arrogance）。而胡燏棻虽有些新思想，却没有与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经验。不数月便自觉吃勿消，乃挂冠而去。这时「甲午战争」已近尾声，大清海陆两军同时全军覆没，京师门户洞开。政府要赶练新军，急于燃眉，而朝中无人。时势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游刃有余的。
治世能臣，乱世奸雄
袁世凯在甲午开战时曾在后方帮办粮台，算是大才小用。他在朝鲜既练过新军，有知兵之名，闻于朝野，这次练兵需人，袁氏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便以「温处道」的官阶，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练新军。
前引房兆楹论袁之文，曰：袁世凯并未实授「温处道」。这实在是多余的话，须稍加解释。盖大清帝国是个传统的法治国家（注意：「传统」二字是指东方式的法制，与西式略有轩轾）。它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编制。官员有定额；任免有定期；铨叙有定制（参阅《大清会典》）。纵是皇帝也不能胡乱改制《汉书》上所谓，陛下亦不能不遵「陛下之法」也。
【附注】蒋、毛二公做了元首之后，还有什么「陛下之法」呢？蒋虽视法律为具文，究竟还有一部《六法全书》。毛公则六法皆无！做了二十多年的统治者，连一部最基本的「民法」、「刑法」都没有，却瞎扯淡说什么「无法律，有政策」。其所以然者，就是笔者所强调的「转型」问题了。老法律丢掉不用；新法律又搞不出来，所以毛老大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坏的模式。李登辉总统今后的一切设施，「必须依法行事」。这就是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邓后大陆要做到这六个宇，大致还需要四十年。到那时中国政治社会，甚至整个文化大转型，或可初步完成。历史走出「三峡」，海晏河清可待。十二亿聪慧勤劳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在联合国中，挂挂头牌、坐坐庄，这又算什么稀罕呢？十七、八世纪的法王路易十四就挂过头牌；十九世纪英吉利的维多利亚老旦也唱过太阳不落；二十世纪美国的威尔逊、罗斯福，不也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二十一世纪我们「支那曼」中，为何就不能再出一两个刘彻、李世民、爱新觉罗·玄烨，来压压阵、坐坐庄？受了几百年的鸟气，现在起来伸伸腰、露露脸，一洗当年满面羞，又是什么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呢？舜犹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何况是一个有极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呢？历史家千万莫打破锣！
再回头说说袁世凯的「温处道」。
小站练兵处在当时的文官系统中，原是个地方军制中，无定制、无定额、无定期的临时建制。这时中央的「督办军务处」派袁前往，是以袁的老资格「道员」出任的他的前任胡燏棻的资格是「按察使司」，比袁高一级。「道员」是有定额、定制、定俸、定期任免，分隶各省的地方官。（「候补道」当时是可花钱买的。关节搞得好，也可以「遇『缺』即补」。但这种「捐」来的官衔，是为科甲士林所不齿的。刘铭传的儿子，就因私下捐了个候补道，受了爸爸严厉的体罚，而羞愤自杀的。见上引《年谱》。）所以袁世凯的「温处道」，原是浙江省的地方官，辖温、处二州。但在中央吏部档案中，显示有「缺」（要是现在就用电脑了）。此「缺」可能是前任道员「开缺」（离职），或根本建而未置，或置而后撤；既缺则这一名额就移作他用了。因此所谓未实授者，就有语病了。清制中的「总兵」（师长）也是地方武官；有定额也有地方头衔的。但是有些总兵，竟不知他那头衔的「镇」（地名）在何处呢！
再者，袁之练兵小站，实是众望攸归的结果。袁那时颇享有知兵之名；更有治事的才名。他之任职小站是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和后来有名的「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众口交赞，一致掬诚推荐的。而且这些大臣之中像李鸿章和翁同龢，像恭王和庆王等彼此之间矛盾极深，甚至是终生的政敌。要他们一致赞誉，一致推荐袁老四这位小小的前驻韩商务委员，直隶总督的一个小下属，他本身没两手，不成的呢！所以我们执简作史的人，因为对「袁世凯」三个字有成见，便硬说他出任要职是出于个人吹牛拍马、攀援权贵而来，是有欠公平的呢！
汉末政论家许劭（子将）评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大笑，认为评得对（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据说袁得势时，时人亦以项城比曹操，袁不但不以为忤，且大为得意，认为比得对。所以近世治民国史者，对袁公为「乱世之奸雄」这一评语，大致是没有二话的。其实袁氏又何尝不是「治世之能臣」呢？民国时代甚多知名之士，包括劝他做皇帝的「六君子」和后来在台湾被处决的陈仪，对袁之干才，都是诚心诚意倾慕的。读者知否，论人品论学识，「六君子」（如刘师培、杨度等）都不能算是坏人呢！陈公洽虽在台湾出了纰漏，但他也是国民党高干中，极少有的「廉吏」呢！吾人「秉笔直书」，都不应以人废言。
鲍尔、包尔达、袁世凯
有的朋友或许要问：袁世凯连个秀才也未考取过，更未进过军事学校，只做了十多年的小外交官，有啥军事知识，能独当一面去训练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呢？
曰：袁君起自行伍。军事知识得自实际经验呢！
再问曰：现代化陆军是一种科技专业，行伍老兵，焉能胜任？！
答曰：可以。不但在当年中国可也，在目前美国犹可也君不见刚离职不久的美国陆海空三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四星上将（华盛顿只有三星）、在越战和波斯湾之役均战功赫赫、将来还要问鼎白宫的黑人大将之鲍尔（ Gen。 Colin Luther Powell）将军哉？鲍尔非西点产也；与孙立人母校之维吉尼亚亦无缘也。此公行伍也。忆五〇年代中，笔者在纽约市立大学教夜校糊口时，鲍尔斯时即在敝校上学，系一成绩劣等之学生也。彼亦从不讳言其在母校为「全 C 生」（straight〃C〃 student）。余近读畅销之《鲍尔回忆录》，讶其四十年来作文并无大进步。设回母校重读，仍难免其为「全 C」也。鲍君时在纽约市大（C。C。N。Y。； C。U。N。Y。）参加学生「备役训练」（R。O。T。C。）。毕业后入伍为伍长，初不意四十年中累迁，竟位至三公。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混帐的《纽约时报》，瞧不起鲍君，暗笑他为黑人幸进。但是黑青年在陆军中可以幸进，白儿童就不能在更为科技化的海军中，行伍幸进哉？！两周前由于误挂越战勋章，而被媒体揭露，竟至愧恨自杀的海军上将包尔达（Adm。 Jeremy M。 Boorda），即另一「行伍出身」之美国海军中最高级之军令部长也。包尔达少年为一顽童，不容于父母。十七岁时（一九五六）乃诳报年龄入海军为水兵。四十年中竟累迁至今日上将军令部长，为美国海军中之第一人；麾下节制将士凡四十七万人，战船千艘。初不意以误佩两枚「V」字勋标，竟至自裁也。
以上所记鲍、包二君，均为今日美国行伍出身的陆海两军之最高级将领也。我国陆军于一百年之前，出一行伍出身之训练总监袁世凯，又何足大惊小怪哉？！
早年留日的文武学生
世凯在一八九五年底接掌小站，乃易原「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兵员亦增至七千人，步骑炮工辎俱全。原有洋员教习之外，并于荫昌的「武备学堂」之教练学员中，择优借调。其著者则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等人。梁后来因意外早死，而王、段、冯皆一时俊杰，成为后来「北洋系」之重心，所谓龙、虎、狗也。
此后中国南北诸省分练新军成一时风气，青年学子被派往日德诸国学习陆军，亦络绎出国；返回成为新军中坚者，亦多不胜数，而袁之小站，虽是群龙之首，却不随流俗。盖当时各省督抚（其尤著者如湖广总督张之洞）筹练新军，类多筹其款，掌其权，而实际训练则委诸专业军人执掌之。主政者高高在上，袍套朝珠不离身，诗文不离口。武场操练细节，则向不与闻也。因此各省「新军」几为留日陆军学生所包办。然留日学生龙蛇混杂。泰半学生均未尝涉足日军训练下级军官的「士官学校」。一般都只就学于日本为赚取华生学费而特设的预备学校，所谓「振武」也，「成城」也。按例他们在这种预备学校中要先学点「稍息、立正」的初步训练，和「请坐、吃茶」的口头日语，然后加入日军联队当兵。成绩佳者，再遴入「士官」作入伍生。「士官学校」那时在日本亦系初办，一年卒业。稍息、立正之外，亦所习无多。纵如此，那时华生留日，能幸入「士官」者如蒋方震、蔡锷、阎锡山、吴禄贞……亦凤毛麟角也。笔者曾自日本士官档案中查出历届华生全部名册。后来作黄埔军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之老总统蒋公中正（原名志清），未尝涉足「士官」也。他老人家在日本的学籍到联队学兵为止。何应钦、张群则真是士官毕业生。岳公是个认真求学的好学生，学业因辛亥革命而中断；二次革命后流亡东瀛时，始续学毕业。蒋公的把兄黄郛则真正毕业于日军测量学校，一工兵专才也。
但那时在日本花天酒地的中国留日学生，不论入学士官与否，一旦归国都制服鲜明，马靴、马刺耀眼争光（但多半不会骑马），再加上指挥长刀着地，行路铿锵有声，俨然「将军」也。
【附注】那时日圆比中国银元便宜。去日的公自费留学生，生活比在国内上学更为节省。加以留东不要签证，来去自由，而当时日本经济刚起飞，都市中声色狗马，样样比中国新鲜；连下女和阿巴桑都颇有文化。加以当时日本无种族歧视，而日俗男尊女卑，远甚于中国。公共浴塘中有时且男女同浴，使中国留学生大开眼界。身入宝山花丛，还念啥鸟书呢！笔者的父执辈（包括一位亲舅舅），当年留日者不计其数，我长大后曾习日语三年，才发现他们一句日语都不会说。总籍口说「忘了，忘了」，其实很多连假名亦不会发音。但他们之中却不乏中山信徒、革命志士呢；所以当时各省「新军」都是革命温床。胡适之先生也曾告诉过我说，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了不起，因为他们是留日学生中「极少数」能念日文、说日语，「还能用日文写信」的。胡汉民、汪精卫、吴稚晖等「党国元老」，也算是留日学生，却一句日语都不会说。女人比较有语言天才，据说居正夫人就说得一口流利日语，所以居院长留日时私生活「很规矩」（老友居浩然兄告诉我的）。以上所说的还是文科学生；武科学生就更不必谈了。但是不论他们学的是怎样的二百五，一旦回国搞起「新军」来，那可就神气了。文人上司（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奉天将军增祺等）哪知底蕴？下面的学员就更被吓得一愣一愣的了。那时尚在读「陆军小学」的李宗仁就是其中之一（见《李宗仁回忆录》）。
枪杆与政权，智慧和机运
上述这种情况，在袁氏掌握的小站和后来的「北洋系」就完全相反了。袁世凯虽然也是一位文人，但自二十三岁起便身在军中，和上述美军中的鲍尔和包尔达一样，由小及大，最后身任统帅，对军中一切操作，无不里外精通。这就不是林则徐、叶名琛、张之洞等「翰林学士」所可望其项背了。林、张等人是以文驭武；袁老四则反其道而行，以武驭文了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新的「转型」的开始。自袁以后的当国者尤其是蒋、毛二公，皆是以武驭文之袁派也。有的朋友或许认为毛泽东是文人；其实连邓小平也不是文人。毛和鲍尔及袁世凯一样是行伍出身的统帅。在江西苏区时他就直接在战场指挥作战。嗣后国共内战，毛公不但亲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