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主，却沦为许多其它物种的爪下牺牲。他们聪明绝顶，然而这份智慧只不过把他们引向愚行和无理取闹。他们自称是真理的唯一判官，却在谎言中度日。他们不乏仁爱之心，却不惜光阴地彼此仇恨、互相损害。
人类是合作的生物，然而他们也极其自私。他们有能力创造伟大的艺术，却把世界弄得丑陋而混乱。他们用种种神奇的技术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他们大多数生活在有辱尊严的贫困之中。他们热爱和平，却无止弗休地杀戮。他们竭力追求平等，却又发明和维持说不完道不尽的不平等，设置在阶级之间、教派之间、男女之间。他们鼓吹宽容和理解，却为了不同的信仰而相互折磨。
虽然人类在地球上造就了伟大的文明，但也为自己和其他物种制造着不幸。作者的笔调似乎不无悲观，他是在呼唤人们直面危险而混乱的大千世界，认识人类自身的真实面目。
有意味的是，作者提出问题大多不故作高深，这些问题往往来自我们的日常生活，人们习焉不察、不假思索罢了。比如：为什么家人总难相处？为什么要生孩子？为什么我们会生病？作者都能以小见大，从生活现实中引发出发人深省的哲理。而另一些问题，暴力是必要的吗？民主运行良好吗？增长有哪些局限？貌似带有某种学术性，却无一不是我们人类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根本问题。这让我联想起另一位西方教育家莫提默·J·艾德勒的著作《如何思考大观念》，那本书通过52个问题，阐释了西方文明中最基本的103个观念，和本书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艾德勒的著作学术味道更浓，是就西方文明的精华作哲学的思考，本书则着眼于人类本身，兼顾东西方文明，探究人类的现状和未来。
无论采用怎样的形式，无论作者写作动机如何，家书首先是教育下一代的教子书。历史悠久的传统家训，或许应该增添一些崭新的内容。我们传统的家书并不缺乏道德训诫，倒是缺乏对人和世界的基本认识。板起面孔的教训，难免让读者怀疑其作者的用意，而像《给莉莉的信》，抛却教训，重在辨析明理，启发思考，无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远远超越了传统家书的范畴。这或许可谓西方式的家书，抑或现代家书。
（《给莉莉的信——关于世界之道》，＇英＇艾伦·麦克法兰著，管可秾、严潇潇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版，22．00元）
把人性还给历史
笑 蜀
《历史的底稿》是张鸣“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的第二本。跟第一本《历史的坏脾气》一样，娓娓道来，细腻婉转，对历史的脉脉温情洋溢于字里行间。这是张鸣一直以来的风格，他似乎无意于架构体系恢弘的大历史，而独钟情于历史的碎片。那些掩埋在岁月的尘土中的不起眼的碎片，被他的笔管一个一个地拨拉出来，然后轻轻地擦拭，轻轻地哈气。还真就那么神奇，就在他的擦拭和吹拂中，那些不起眼的碎片渐渐露出了精致的纹理，渐渐复活了缤纷的色彩，变得楚楚动人。
另类的当然不只是文法。在我看来，张鸣历史笔记最独特之处，一言以蔽之，在于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同情的理解。即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人的地位上，以将心比已的态度，去看待和评说历史。主流历史研究和主流历史叙述毛病多多，而最容易招致我反感的毛病，则在于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轻狂，由这种轻狂必然客观上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似乎无父无母，自己根本不是从昨天中脱胎而来的，因此可以居高临下，口含天宪，毫不留情地审判过往一切历史和历史人物。照着自己的身高去度量古人，古人当然皆为侏儒。于是一部三千年文明史，差不多都成了黑暗史；于是近一百多年的壮阔波澜，差不多都成了浊流。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这种轻狂和攻伐，就跟对大自然的轻狂和攻伐一样，浅薄之至，愚妄之至。
对大自然是需要敬畏的，人怎么伟大，终究也只是自然之子，人的伟力永远只是对自然法则的探究和再现，而绝无可能超越自然法则之上。只有造化弄人，不可能人弄造化。人对大自然的任何嘲弄，最终都会招来残酷的报复。同样，对历史也是需要敬畏的。历史是千万年进化秘诀的沉淀，历史是无数血泪凝聚的结晶。这种沉淀和结晶是今天的根基，支撑着今天的繁枝茂叶。对历史的任何侮辱，非但不可能反衬出我们自己的伟岸，反而只会动摇我们精神世界的根本，使我们越来越病态和萎靡。
不是做历史的判官，而是做历史的同情的理解者，只有以这样的平常心，才能客观地看待历史和评价历史，才能从历史中收获真正的教益。固然，历史上可能存在诸多弯路，但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弯路也是必要的代价。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如果换了我们，我们会比古人做得更好。事实上，我们肯定不比古人高明，我们跌跌撞撞，头破血流，狼狈状并不在古人之下，代价并不在古人之下。
对历史抱以同情的理解的平常心，可以说是张鸣历史笔记的最明显的特色。于是我们看到，杜月笙之有名，不仅在于他善于跟上流社会打交道，而且在于他跟上流社会交往的同时，不忘帮会原初的宗旨，以特殊的方式为某一部分下层民众，尤其为上海产业工人讨利益。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许多工人罢工，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他的支持，他甚至不惜为此开罪国民党当局。于是我们还发现，我们平素了解的袁世凯不甚准确。真实的袁世凯不仅是近代化转型的主要推手，而且最为后人不齿的称帝之举，初衷原来可能是反制民初军阀跋扈、地方割据，这固然不智，却未必完全险恶——纵然称帝，要建立的也只是君主立宪制而非绝对复古，而在君主立宪制与现代民主之间，并非就隔着千山万水。我们同时还知道，被嘲笑了一百多年、侮辱了一百多年的叶名琛，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弱智。“换了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战，没有本钱；和，没有授权；守，自然是守不住的。走（逃）的话，清朝的法度，地方官守土有责，如果弃城而走，日后是要掉脑袋的。走尚不可，降就更不行了，自己丢人不说，家族的脸面都没了。”叶名琛只好“不死不降不走，不战不和不守。”他别无选择。这固然是“古之所无，今之罕有”的奇观，但问题在于，叶名琛碰上的，也正好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背景有着这样的奇观，又何足怪哉？“在那个时代，他没有做错什么，他的被人笑骂，除了他自我的不甘平庸之外，仅仅是由于暴露了在那个文化碰撞的时刻，因为隔膜所致的可笑。这种可笑，任何一个民族在所难免，只要你赶上了那种时刻。”
这是笔者在张鸣历史笔记中随意选取的几个片断。此种片断，在张鸣历史笔记中所在多有。其结论往往令人惊讶而一时难以苟同，其逻辑之强大却令人至少不敢轻率否定。其逻辑强大的主要原因，则在于颇具人情味，用人之常情去推论历史和历史人物，而不是用空洞的大言来苛责历史和历史人物，这样做当然更切近实际因而更容易服人。这种历史描述方法，我姑且称之为人性化描述。
历史是人的活动。没有人就没有历史。因此研究和描述历史，离开对于人性的理解，一味空洞大言，那将永远不得历史真相之门。那样推论出来的所谓历史，不过是愚弄众生的伪历史罢了。只有抱着敬畏之心，以低调的身段，谦恭的态度，同情地理解历史，宽容历史，才可能接近历史真相。
这就要求一个根本的条件，即史家必须首先具备一双人性之眼。正因为有着这样的人性之眼，张鸣才能为历史碎片还原精致的纹理，复活缤纷的色彩。他的历史笔记才那么兴味盎然。张鸣之最大另类，惟在此耳。
（《历史的底稿》，张鸣著，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5月版，25．00元）
撕裂帷幕
曾 园
米兰·昆德拉的随笔集《帷幕》法语版于2005年4月出版，此后其他语种的版本也陆续面世，中文版上市时间是2006年9月。而英文版的出版时间定于2007年1月30日。这样安排是否和《无知》的出版出于相似的原因？在《无知》出版前，几家法国媒体向昆德拉“放冷枪”，一向沉默寡言的昆德拉没有反击，但推迟了《无知》法语版的发行时间，让法国读者品尝了火烧火燎的滋味。这次《帷幕》英文版的延迟是否蕴含某种深意笔者无从知晓，不过昆德拉的确有能力将书籍出版时间也变成“国际文学事件”，在多种版本出版时间的斟酌与迟疑这点上，昆德拉恐怕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作家。也许是我神经过敏，不过有些细节真的颇堪玩味：书中昆德拉多处控诉了大国／大语种／大民族在文学话语中的霸权。
表面上，《帷幕》这篇“由七部分组成的随笔”谈的仍是昆德拉常谈的题目，比如说塞万提斯、斯特恩、贡布罗维奇、冰岛、捷克……不过，作为昆德拉“小说艺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前两部是《小说的艺术》和《被背叛的遗嘱》），这部文论可以说是最完整、最流畅的一部，既不是由发言与采访拼凑而成，也没有分量过重的音乐论述，所以读来感觉紧凑连贯。可以说是一部充满新鲜细节和见解的文学史与作家史。《帷幕》依次谈到了重新审视文学史（文学作品的时间范畴）的重要性、世界文学（文学作品的空间范畴）、作家的职业道德与天职、作家与“存在”，当然还有昆德拉在《无知》中阐发的关于“记忆”在文学阅读中所起的作用。
昆德拉一方面强调对传统的重新读解，一方面强调创新（“要重复，就必须没有廉耻，没有智慧，没有品位”）。他重新对小说和讲故事做出了区分。在昆德拉的论述中，是菲尔丁的创新使小说诞生的。然后在塞万提斯、拉伯雷和斯特恩的笔下，小说才得到了准确的定位。当然，每个作家都会将传统进行一次重新书写，这一点正如艾略特所说：“儿子生下了父亲”。昆德拉的特别之处似乎是在反情节与反说教这两点上摧毁“故事”的绝对权威，并从这个角度重新阐释作家的作品及其意义。
要真正了解一个作家的价值，就必须把他放在他应有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包括时间和空间两方面。而文学史首先是个时间的概念，昆德拉在此强调了空间概念。在他看来，文学空间在以往的文学阅读和写作中被扭曲了。比如说，昆德拉自己就被评论家当作斯拉夫作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曼杰斯塔姆放在一起讨论。而昆德拉极为反感（当然并不是对俄国大师不满），原因在于把他和这些作家放在一起，他的面貌（他的努力、他的美学特征）根本无法看清楚。针对文学史中这个有害的概念“斯拉夫文学”，昆德拉指出：尽管存在“斯拉夫民族的语言统一性，但并不存在任何斯拉夫文化，任何斯拉夫世界。”昆德拉在哪里？从前面的两本书中我们知道了，就是要到布洛赫、穆齐尔、贡布罗维奇等人组成的名单中去找他。
昆德拉在本书中再次以冰岛文学（《萨迦》）举例说明小民族文学的命运：“欧洲散文中最早的伟大文学珍品是在它最小的一个国家内创造出来的，这个国家，即便在今天，还总共不到三十万人口。”昆德拉极善于对不被人注意的文学史讯息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与常见看法截然不同的文学史悖论。他提醒我们警惕今天的文化全球化，也必须警惕“地方主义”。因为“地方主义”总是惯于打着民族的旗号去戕害本民族的文学。“如何来定义地方主义？就是无法做到（或者拒绝）将它的文化放在大环境下来看。”“地方主义”分两种版本：小民族的地方主义和大民族的地方主义。对小民族来说，文学“不是纯粹的文学史的事情”，而是“人民的事情”。无论是什么样的大师，他们总要“缝织出一面民族大旗，在他们的作品之上挥舞。”而大民族的地方主义则有两种罪孽，不仅把本国的世界级作家和本国“名人”相提并论，还全盘接受了那些小民族对自己的大师的狭隘看法。
昆德拉所要求的阅读，就是撕裂预先阐释的帷幕去发现作品的审美价值。这些预先阐释无论包含怎样的正义和美学的内容，只要一个人在读一本书之前就开始阐释，他就是在对艺术作品犯罪。
（《帷幕》，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9月版，18．00元）
满纸沧桑，满纸清雅
李 乔
赵珩原来无名，我觉得，他现在成名了。因为他写了两本在我看来可以在人们的书架子上立得住的书。一本是谈饮馔掌故的《老饕漫笔——近五十年饮馔摭忆》，一本是谈近五十年来社会文化变迁的《彀外谭屑——近五十年闻见摭忆》。有了这两本书，赵珩在林林总总的历史文化随笔作家中，可以算是一位卓然特出的人物了。
他写的东西有点像邓云乡，谈琐细的历史，如数家珍，而文情之清雅，又似乎胜过邓云乡。云乡公是我的忘年交，他故去时，我心中悲叹：广陵散今绝矣。但看了赵珩的书，便觉得不只是薪火相传，而且大有积薪之概了。作为文化散文，赵珩的文章在许多方面可与余秋雨比肩，而文笔之老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涵养之深厚，似乎又要超过余先生。赵珩的文章，写的多是自己的闻见所及，亲身经历，但却常将眼光放远，前及辽远的古代，不仅有杨街之、孟元老写洛阳伽蓝，写东京梦影的风致，也有一点太史公通古今之变的遗音。
赵珩是书香子弟，家学渊源颇深，曾祖是清朝大吏赵尔丰，曾伯祖是清史馆馆长赵尔巽，父亲是当过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文史专家赵守俨先生。赵珩家的友朋宾客，多是儒林耆旧、学界名宿，正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赵珩本人，与朱家潘、王世襄、启功、张中行、周绍良等许多文化大家都是忘年交。如此家世，如此交谊，促成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和独特领悟。读他的《老饕漫笔》，特别是读《彀外谭屑》，总让我有种感觉，这大概是只有世家子弟才写得出的书，就像《红楼梦》必须是生活在王府贵族圈里的曹雪芹才能写出一样。历史上有战国四公子，民国四公子，我觉得赵珩也有点公子味道，但又很难说他像谁。赵珩就是赵珩，我想用一个自造的名词来称呼他，这就是：“传统文化遗民”。
赵珩的书虽然多谈晚近之事，但传统文化底蕴极厚，不仅对历史掌故和传统文化知识顺手拈来，而且文笔渊雅，古意纵横。赵珩是个传统文化的杂家，他懂碑帖，懂书画，懂京戏，懂古代风俗，懂古代地图，更懂传统的烹饪饮馔。他的懂不是浮泛的浅知，而是内行眼里的门道。他的这些杂学，他对这类看似不在主流的杂项学问的偏爱，颇有一点朱家潘、王世襄先生的余韵。对于大的历史问题，赵珩似乎研究的不多，但却也时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如评论历史人物，他颇懂得钱钟书先生所提倡的“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之法，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因而总能获得对古人的思想行为的正确理解。例如，清初大思想家顾亭林晚年择友时，不光考虑政治操守，也考虑学术文化上的认同，以及个人习性的相近。对此，赵珩评论说，近百年来的学者，对顾亭林的审度，一直离不开单纯用“政治操守”这把量尺，结果总是局限在“君臣”一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