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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既然是战时内阁的一员，就必须采取全局观点，因此始终把我自己主管部门的需要放在服从主要计划的位置。我热切希望建立一个能和首相取得一致立场的广泛基础，并且也渴望能将我在以前曾经身历其境的这个领域中所积累的知识提供他利用；在他的善意的鼓励下，我在各种问题发生时，先后写了不少信给他。我不愿在内阁会议中和他发生争执，而一直宁愿以书面提出意见。差不多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的意见都能一致，虽然最初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对我颇具戒心，但我很高兴地说，随着时光月复一月地过去，他对我的信任和善意似乎日益增加。他的传记作者，曾对这一点加以证明。此外，我也写信给战时内阁的其他阁员，以及在部务或其他事务方面与我有交往的其他大臣。战时内阁很少单独开会，往往总有秘书或军事专家列席，因而它的工作不免受到妨碍。战时内阁是一个认真而有效的机构。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任务，紧密地团结一致，彼此间自由讨论，不拘形式，也不作记录。这方面的好处确实很大。这类会议，对于正式会议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在正式会议上，一切事务得到处理，决议予以记录，作为行动的准绳。这两种程序，在处理极其困难的事务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在上次大战期间担任军需大臣时，曾造了大量的重炮，我对于它们的下落，极为关切。这类武器，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制成，但不论为了防守或进攻，一支军队如有大量的重炮可以利用，则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劳合·乔治先生在1915年和陆军部发生的争执，而且也记得，由于要建立一个能占优势的极重炮队的问题而引起的种种政治骚动，以及嗣后发生的事件如何证明了他的见解的正确。陆地战争的性质，在八个月以后，即在1940年间终于显示出来时，事实证明是和1914至1918年间的陆地战争截然不同的。但以后可以看到，这些大炮在本土防务方面，却满足了重大的需要。我在这时，想起了这个埋藏着的宝库。如果我们把它忘却了，那真是太蠢了。
为了这个问题和其他事务，我写信给首相：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0日
我有几点意见，想私下向你提出，希望不要介意。
（1）我仍然认为我们不应首先发动轰炸，但法国军队作战的临近战区不在此限，因为我们对于法国军队的作战区当然要给予援助。为我们的利益着想，我们进行战争时，应该使它符合比较人道的战争观念；在加强严酷的和激烈的战争手段方面，尽管这个过程毫无疑问是难于避免的，但我们绝不能先德国而实行，必须等它做了以后，我们再做。时间每过一天，就会使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的居民得到更多的隐蔽所，再过两个星期左右，我们拥有的比较安全的避难所，一定会比现在要多得多。
（2）你应该知道人们向我们提出的关于我们小型远征军现况的批评，说他们缺少坦克，缺少有训练的堑壕炮支队，尤其是重炮队。如果证明我们真是缺乏重炮队，那么，这种批评确是公正的……在1919年战争停止后，我任陆军大臣时，我曾下令将大量的重炮贮存起来，涂上油并妥为保管；我也记得在1918年，曾应总司令部的请求，为了支援军队在1919年进入德国，建造了两尊十二吋口径的榴弹炮。这两尊炮并未用过，但在当时确实是最优良的武器。它们不是轻易可以失掉的东西……我认为最最重要的是，第一，应看一看我们家里还有些什么；第二，应立即加以修理，并制造新式炮弹。
就这种笨重的武器来说，我在海军部也许能有所帮助，因为我们对于一切笨重的东西，当然是最能胜任愉快的……。
（3）你也许愿意知道我改订海军新造舰计划时所依据的原则。我建议除了最初的三艘或许四艘新战列舰外，所有的造舰工作全部停止，现在对于在1942年以前不能参加作战的舰只应暂时放弃。这个决定，应在六个月后重行加以考虑。由于这种变更，我才有余力来帮助陆军。另一方面，我应该竭力促进关于建造较小的反潜艇舰队的工作。这一类的舰只，数量极其重要。有许多舰艇可以在1940年内完成，但如果一想到我们在1940年夏季就可能遭遇二百到三百艘潜艇的袭击，那么，这些数量可是绝对不够用的……。
（4）关于军队的供给以及它和空军的关系，请原谅我将我曾经付出很大代价换来的、而非老师传授的经验和知识提供给你参考。军需大臣现在根据五十五个师的基础来制定计划，这个计划不会使空军部或海军部蒙受不利，因为（1）关于确定地基和建筑工厂的种种准备工作，并不需要技术工人去干好多个月；在这几个月中，挖掘地基、铺上混凝土、砌砖墙、抹泥灰、敷设阴沟等工作，只要普通的建筑工人即可；
（2）即便你为了其他的要求而不能在二十四个月以内成立一支拥有五十五个师的军队，你可以将时间变更为三十六个月或甚至更长，而不会改变原有的规模。另一方面，军需大臣如果在开始时，没有制定庞大的计划，那么，到了现有的工厂不得不扩大时，必将发生令人烦恼的耽搁。最好是让他制定大规模的计划，同时用变更时间因素的方法，来保证空军和陆军的需要。一个工厂造好了，在不需要时，可以不加利用，但如果工厂并不存在，那么，到了需要你作进一步的努力时，便将束手无策了。只有在这些大工厂开工以后，你才能获得充分的效果。
（5）直到现在（中午）为止，没有接到关于船舶被潜艇击沉的新报告，换言之，我们在最近三十六小时内并无损失。
也许潜艇都去度周末了！但我却把时间消磨在准备挨打之中。
然而，我深信一切都会好转的。
我也写信给伯金博士：
海军大臣致军需大臣 1939年9月10日
1919年我在陆军部时，我曾发过详细的指示，要求将大量的重炮上好油，贮存起来。现在似乎这些重炮已经被发现了。据我看来，你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掌握住这些物资，尽量优先加以修理，并制造重炮弹。在重炮弹方面，海军部或许能够帮忙。如需要帮助时，请直接提出。
他给我的复信，使我非常满意：
军需大臣致海军大臣 1939年9月11日
自从1938年9月的危机以来，陆军部一直关心你来信中所提到的超级重炮，并准备加以利用。九点二吋口径大炮和十二吋口径榴弹炮的炮身和炮座，实际上在1月份即已开始修理。
这些重炮在1919年贮存时，工作作得很仔细，结果证明，它们在大体上情况良好。但其中有一部分配件已经损坏，必须更换新的，这种工作在本年度内已在继续进行。在本月中，我们必定可以使一部分重炮修理完毕，我对于这项工作，当然给予最高的优先处理……
我对于你的来信非常感激。当你知道根据你的建议，已有许多工作完成，你一定会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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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1日
每个人都说应该有一个海运部。今天我们和船主们举行会议时，船舶商会会长竭力向我要求建立这样一个部门。贸易大臣要求我和他联名提出申请，这样，当然就会削减他自己的任务。我可以断定议会中也会有这种强烈的要求。另外，我也认为这个方案是极有价值的。它的作用有三方面：
（1）使海运按照内阁的战时政策和局势的迫切性，而取得最大的效果和节约。
（2）规定并组织大规模的造船计划。在1940年夏季，也许将发生潜艇的袭击，我们预计会损失大量的吨位，因此，大规模造船计划是一种必要的预防措施。这当然应该包括关于建造混凝土船只的研究，以便在缺乏钢铁期间，可以减少我们对钢铁的需求量。
（3）照顾、慰问和鼓励商船船员。他们在被鱼雷袭击而获救以后，仍须不断地出海工作。在这种战争中，这些商船船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可能是非常有力的因素。
贸易大臣已告诉过你，如果要将他主管的部中有关机构分离出来另建立海运部，那就需要两三个星期的时间。我认为允许有这种过渡时期，是很明智的。在新的大臣人选决定和公布以后，他亦必须罗致必要的僚属，并逐渐接管贸易部的有关机构。另外，还有一点似乎也很重要，即政府应该在受到议会或航运界方面的压力，和听到人们振振有词地反对现行的制度以前，就先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建立海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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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月的讨论以后，这个部成立了，并在10月13日予以公布。张伯伦先生选定吉尔摩爵士为首任部长。一般的批评认为，这个选择很不恰当。吉尔摩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苏格兰人，并且是一个著名的议员。他在鲍尔温先生和张伯伦先生的政府中，都曾任过阁员。他的健康日益衰退，任职没有几个月便去世了，后来由罗纳德·克罗斯先生继任。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5日
我因事外出，要到下星期一才回来。我想把我现在对于主要形势的看法，提供给你参考。
我认为在这个季节的晚些时候，德国人绝不会企图在西线发动一个攻势……可以肯定地说他的计划，显然是继续向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推进，以至黑海为止，他也许已和俄国取得某种谅解，从而俄国可以取得波兰的一部分并收复比萨拉比亚……。
在这冬季的几个月中，希特勒最聪明的办法，似乎是和东邻结好，取得可靠的给养，从而可以使他的人民看到不断获胜的奇观，并深信已经削弱了我们的封锁。所以，我认为在他还没有把东线唾手可得的战利品加以搜刮以前，他不会在西线发动进攻。尽管如此，我仍然竭力主张我们应在西线准备一切，以资自卫。我们应尽一切努力使比利时能会同法国和英国的军队，采取必要的警戒。同时，在比利时后面的法国边境上，应以一切可能的资源日夜修建防御工事。在这个纵深的防御体系中，尤其应注意防御坦克的障碍物，例如：
竖立铁轨，挖掘深壕，树立混凝土桩，有的地方并应埋设地雷和准备可以立即淹没敌人的洪水等等。在对波兰的战争中，已经证明三四个德国装甲师，可以发挥极大的进攻力量，对于这类攻势，必须要有障碍物，加上沉着应战的部队和强大的炮队防卫，才能加以阻止……如果没有障碍物，对于装甲车辆的进攻，必将无法作有效的抵抗。
我在1919年曾把大量在战时制造的大炮贮存了起来。它们现在都可以利用，使我极其欣慰。其中有三十二门十二吋口径的、一百四十五门九吋口径的、大量的八吋口径的、将近二百门六吋口径的榴弹炮，还有数量极大的军火；事实上，这些重炮不仅可以充实我们小小的远征军，而且可供一支庞大的军队之用。这些重炮的一部分，应该尽快地运往前线，这样，不管我们的军队还缺少什么，至少在重炮方面不会有什么缺少的了……。
我希望你能对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加以慎重考虑。我这样做，只是想帮助你履行你的责任，同时也尽到我自己的责任。
首相在16日给我的复信中说：
所有来信，我都曾仔细阅读，并且慎重考虑。我所以一直没有写回信，只是因为我们每日见面，而且根据我的见解，你和我的意见非常吻合。……在我看来，从波兰战役中所得到的教训，是关于空军的力量，在空军取得全部制空权以后，它就可以使地面上的活动陷于瘫痪……因此我认为，关于迅速增加我们空军力量的计划，应该得到绝对优先的考虑，而我们在陆地上所应努力的程度，应该根据我们在满足空军扩充以后所剩余的资源来决定。当然我必须等到地面部队委员会的报告交来以后，才能在这一方面作出最后的决定。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8日
你认为空军是我们首先的需要，我深表同意，事实上，我有时还认为，这可能是获得胜利的根本道路。另一方面，我正在研究空军部的报告，其中所提出的要求，似乎是大而无当，现在没有必要加以实现，而且假如给予绝对优先处理，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必要的作战努力。我正准备对这个报告提出一个意见书，现在只要提出一个使我感到惊奇的数字便够了。
如果航空工业现有三十六万人，每月能生产近一千架飞机，而为了每月生产两千架飞机，就需要一百零五万人，似乎是违反常情。我们认为〃增加产量以后必能大大减少人力〃，尤其是在实行大量生产以后。我不相信德国每月会使用一百万人来生产两千架飞机。我虽然大体上接受每月生产两千架飞机应该作为我们的目标，但我目前却不能相信，为了这个目标，就必须像这个报告所提示的那样，要对我们的作战能力，提出这样巨大的要求。
我所以迫切地希望我们应该按照五十或五十五个师的规模来建立我们的军队，其理由是因为我不相信法国人会同意分工的办法，即让我们担任海空两方面的作战，而陆地作战所造成的流血牺牲几乎完全由他们承担。这样一种安排，我们当然欢迎；但我对于我们仅仅在海空方面作战的设想却不能表示赞赏。
对任何一个部门，给予绝对的优先权，会造成很大的危险。在上次大战期间，尤其是在海军部的力量极其雄厚而美国海军已经参战的最后一年，海军部却专横而又自私地滥用了这种优先权。现在，为了共同的利益，我每天都在遏制这种倾向。
在我给你的第一封信中，我已经说过，关于建设制造炮弹、枪炮和充填火药等工厂的计划以及炸药和钢铁的供应，在上述各种工厂的建筑过程中，不会同飞机工业方面所需要的完全不同的劳动力发生直接的竞争。这是一个如何巧妙配合的问题。另一方面，机械车辆的供应则有直接竞争的性质，所以必须妥为调整。最好应使陆军军火工厂先大规模地造好，然后在我们资源许可和战争性质需要的范围内，让它们开工。你可以根据局势的变化，调节时间因素。但如果现在不开始建设工厂，那你便不再有选择的余地了。
我认为我们最好应该告诉法国人，我们有意建立一支拥有五十或五十五个师的军队。但要达到这个目标，将需要二十四个月或三十甚至四十个月，当然应该保留其伸缩性。
在上次大战结束时，我们在各战场上，约有九十个师的军队，我们每月生产飞机达两千架，同时我们保持的海军，其规模大大超过我们当时的需要，而且远远超过我们现在计划的规定。因此，我不认为，建立五十或五十五个师与每月生产两千架飞机这两个目的，是不能互相配合和同时并进的，虽然现代化的师和现代化的飞机在工业方面的要求，当然远比以前要高现在一切都变得十分复杂了。
海军大臣致首相1939年9月21日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考虑，让战时内阁的阁员们偶尔单独开会，在没有秘书和军事专家参加的条件下，彼此商谈。在我们的正式会议中，重大的问题正在彻底地讨论，但我对这点还不能感到满意。我们被任命为负责处理作战事务的阁员，我深信，如果我们时常作为一个整体举行会议，则必定会符合公众的利益。许多不属于三军参谋长职务范围以内的事务现在被加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富于启发性的报告，我们已经加以利用。但我大胆地向你建议，我们有时应该单独来讨论一般的局势。在许多方面，我不相信我们已经弄清了问题的真相。
关于这一点，我尚未和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