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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正式由国王授职，张伯伦先生只字未提。实际上，直到5日我才就职如仪。但战争初起的这段时间，对于海军也许有生死存亡的关系，因此我通知海军部，告诉他们我立即就任，准备在六时到部视事。海军部接到通知，立即好意地向舰队发出信号：〃温斯顿回来了。〃这样我就重新回到了几乎恰好二十五年前我在痛苦和遗憾中离开的那间办公室；二十五年前由于费希尔勋爵的辞职，我被解除了海军大臣的职务，并且事实证明关于在达达尼尔海峡强行登陆的重要计划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①
①1915年丘吉尔主张在达达尼尔海峡登陆，进攻土耳其，以便包抄德国。这次战役持续八个月，英法军队死伤惨重，最后不得不自行撤退。是年5月，费希尔第一海务大臣引咎辞职，不久，丘吉尔也被解除了海军大臣职务。译者
我坐在以前的那张旧椅子上，在我背后几呎的地方，是我在1911年所安置的一个木制的地图箱，箱内仍存有北海的地图，当时为了便于集中注意最重要的目标起见，我曾命令海军情报局，每天在地图上注明德国公海舰队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自从1911年以来，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光已经消逝了，然而，我们却仍然面临着在同一个德国的魔掌下遭受荼毒的威胁。我们再一次为了捍卫一个无辜遭受侵略和蹂躏的弱国的权利，而奋起作战。我们再一次为了生存和荣誉，奋起反抗日耳曼这个勇敢的、有纪律的却又残酷的民族的一切疯狂暴力。我们需要再一次战斗！既然如此，就战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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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第一海务大臣来看我。我在以前担任海军大臣期间，就与达德利·庞德相识，但不很熟，只知道他是费希尔勋爵的亲信参谋军官之一。以前在意大利进攻阿尔巴尼亚时，他曾任地中海舰队的总司令，当时我在议会中对于地中海舰队的部署，作过激烈的抨击。现在我们以同僚的身份相见，而庞大的海军部整个机构是否能够顺利运行，这就要依靠我们能否保持亲密关系和取得基本一致的见解了。我们彼此用一种怀疑的、但却友好的眼光看待对方。但从最初的时候开始，我们的友谊和相互信任，便逐渐增长和成熟起来。我对庞德海军上将在业务上的专长和个人的伟大品质，给予适当的估价并加以尊重。在变幻无常、胜负莫测的战争中，我们一同受过巨大的冲击，因此我们成为更加忠实的同志和朋友了。四年以后，正当对意大利的战争获得全面胜利时，他竟与世长辞，我以十分悲痛的心情，悼念海军和全国所遭受的一切损失。
3日晚上的大部分时间，我用来接见海军部各海务大臣及各部门的负责人，从4日早晨起，我着手处理海军事务。正如1914年一样，在总动员以前，海军已经采取了预防突然袭击的戒备措施。早在6月15日，就有大量的后备军官与士兵，被征服役。后备舰队，已经人员齐全，从事演习，在8月9日曾由国王检阅过一次；到了22日，其他各级的后备人员，也被征入伍。24日议会通过了《国防紧急授权法案》，同时下令舰队开往战时据点；事实上，我们的海军主力在斯卡帕湾已有几个星期了。在舰队奉命实行总动员以后，海军部的作战计划逐步顺利展开；当时虽有某种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在巡洋舰和反潜艇的舰只方面，但也正如1914年的情形一样，在面临挑战时，舰队完全能够承担当前的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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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也许了解，我对海军部和皇家海军，有很丰富的知识。从1911到1915这四年期间，在最初局势严重的十个月内，我负责准备舰队的作战事宜，并主持海军部的工作。这四年时光在我一生中留下了特别鲜明的印象。我对舰队以及海上作战，积累了大量详细的资料，并且获得许多的教训。在以后的时期内，我曾对海军问题有过许多研究和著述。我在下院一再就这些问题发言。我和海军部一向保持密切的接触，在这些年中，虽然我是他们的主要批评者，但我暗中参与他们的许多机密。我曾在防空研究委员会工作过四年，因而使我了解关于雷达的最新的发展，而这些发展现在已对海军事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前面已经提过，1938年6月第一海务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曾亲自陪我参观波特兰港的反潜艇学校，以及乘驱逐舰开到海上，参加用〃潜艇探测器〃侦察潜艇活动的演习。我和在1928年前一直担任海军部军需署长的已故亨德森海军上将有亲密的友谊，而且当时的海军大臣鼓励我和查特菲尔德勋爵讨论新战舰与巡洋舰的设计，因此，使我对于海军新的建造方面，有了一个全盘的了解。此外，根据已经发表的记载，我对于我国舰队实际的和潜在的实力、组织和结构，以及关于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海军的类似情况，当然是很熟悉的。
我的公开演说，为了要收到批评和刺激的效果，当然不免着重指出我国海军的弱点和缺陷；就这些演说的本身而言，它们绝没有表达出皇家海军的巨大的实力，也没有表达出我自己对它的信心。如果说海军对于与德国作战，或与德国和意大利作战，没有充分的准备，那么，这种说法对张伯伦政府及其海军顾问，不免有失公道。至于如何对澳大利亚和印度作有效的保卫，以防日本同时的进攻，这个问题引起的严重困难较多，但在此时，这种进攻大概不会发生，同时，这种进攻大概一定会把美国卷入漩涡。因此，在我就职时，我感到我所指挥的，无疑是世界海军作战中一支最精锐的舰队；
而且我可以断言，我们会有时间来弥补和平时期的疏忽，并应付战争中同样肯定会发生的不愉快的意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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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情势，绝不是1914年的海军非常局面的重演。当时在我们参战时，主力舰方面，我们与敌方的比率是十六比十，巡洋舰的比率是二比一。当时我们动员了八个作战分舰队，包括战列舰八艘，每一分舰队各有一个巡洋舰队及一个小舰队，另外还有重要的独立的巡洋舰队。我高兴地等待同敌人实力较逊、但仍不失为强大的舰队进行全面的战斗。现在德国的海军刚刚开始重建，甚至还没有组成一个战斗阵势的实力。虽然我们必须假定他们的两艘巨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在吨位方面已经违反了《凡尔赛和约》规定的限制，但距离完成日期至少还要一年。他们的轻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经德国人用欺诈的手段从一万吨增加到二万六千吨，已在1928年完成。除此以外，德国还有一万吨的〃袖珍战列舰〃三艘：即〃施佩伯爵〃号、〃舍尔海军上将〃号和〃德意志〃号，以及装有八呎口径大炮的一万吨快速巡洋舰二艘，轻巡洋舰六艘，以及驱逐舰和较小的舰艇六十艘。因此，在海面舰只方面，敌人绝不能向我们的制海权挑战。在实力和数量上，英国海军同德国相比，无疑占有压倒的优势，而且在科学训练或技术方面，也绝无理由认为它有任何的缺点。舰队除了缺乏巡洋舰和驱逐舰外，始终维持了它惯有的高水平。今后摆在它面前的任务，倒不是如何与敌人作战致胜，而是如何来担负起无数繁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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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海军战略形势的见解，在我到海军部时，已经大体形成了。对于敌人来说，控制波罗的海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取得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供应、瑞典的铁矿石，尤其是为了保卫没有设防的德国北部海岸（其中有一处与柏林相距不过一百余哩）以防俄国的进攻，德国的海军必须设法控制波罗的海。所以，我坚信，在战争开始的这个阶段中，德国一定不愿有损它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因此，它可能出动潜艇和袭击商船的巡洋舰，或者派一艘袖珍战列舰，来搔扰我们的航运，但绝不愿冒险牺牲任何为控制波罗的海所必需的舰只。按德国舰队这时的发展来看，它必须以控制波罗的海为其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目标。我们为了维护制海权这个主要目标，并坚持我们主要的海军攻势封锁，在北海方面，当然必须维持一支优势的舰队；但是为了监视波罗的海的以及赫尔戈兰湾的出口，似乎无需特别强大的英国海军力量。
基尔运河是沟通波罗的海的侧门，如果对它进行空袭，即便是在短暂的时间内使它不能使用，那也会显著地增强英国的安全。
一年以前，我曾给英斯基普爵士一个节略，讨论这种特殊的作战行动：
1938年10月29日
在对德国的战争中，切断基尔运河，将成为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成就。对这一点，我不准备作详细的说明，因为我认为这是大家公认的。现在应该由一个专门技术委员会拟订实现这个目标的计划，并且，在需要时，拟定计划变动的各项细节。基尔运河因为水闸很少而且运河两端的海面没有显著的差别，所以，如用高度爆炸性的炸弹加以破坏，即便使用的是最重型的炸弹，它也可以迅速地修复。不过如果能在运河内投掷许多附有定时雷管的中型炸弹，有些在一天内爆炸，有些在一星期内爆炸，有些在一月内爆炸，因为它们爆炸的时间与地点不可捉摸，这就可以把运河封锁起来，使军舰和重要船只不得通行，直到整个河底被重行深挖一次为止。此外具有磁性感应的特殊雷管，也应当予以考虑。
鉴于我们不久就要遇到的情况，上文中磁性水雷一词是很值得注意的。不过，当时并没有采取特殊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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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事爆发时，英国的商船队，总计超过二千一百万吨，数量与1914年大致相同。船的平均体积较前增大，因此数量较少。然而这个总吨位，并不是全部供给商用的。海军需要各种类型的辅助船舰，大部分必须从最大的定期远洋商轮中征调。所有国防部门都需要供特种用途的船只：陆军和皇家空军需要船只装运军队和装备前往海外；海军需要船只担任舰队根据地及其他各地的各种工作，特别是载运油类燃料，供应遍布全世界的各个战略据点。为完成所有这些目标而需要的吨位，总计大约三百万吨，此外，还要加上海外帝国的航运需要。至1939年底，将所得与损失加以平衡以后，英国全部可供商用的船只总吨位，大约有一千五百五十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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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并没有宣战。事实已经很明显，墨索里尼正在等待局势的变化。在局势尚未明朗、而且我们的部署尚未完全就绪以前，为了谨慎起见，我们认为还是把我们的航运绕道好望角为妙。但是，除了我们自己的海军实力对德国和意大利海军的联合力量占有压倒的优势外，我们还有强大的法国舰队为助。法国舰队由于达尔朗海军上将的卓越才能和长期主管，已经取得了最大的实力和效能，这是法国海军从帝政时代以来从未达到过的情形。如果意大利成为敌国，则我们的第一战场必然是地中海。除了作为一种暂时性的权宜之计以外，我完全反对所有关于放弃地中海、仅仅封锁这个大内海两端的计划。我们自己的实力，即使没有法国海军及其设防港口的协助，也足以把意大利的船舰逐出地中海，并在两个月以内，或者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使海军完全控制地中海。
英国控制了地中海，对于处在敌对地位的意大利，必定会带来严重的损害，这对它继续作战的力量，可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有它在利比亚和阿比西尼亚的军队，将变成折下来插在瓶中的花朵一样。法国和我们在埃及的部队，可以随意获得增援，而它的部队即便不致活活饿死，亦将不胜负担，疲于奔命。另一方面，如果不守住中部地中海，埃及与苏伊士运河以及法国的属地，就将陷于暴露状态，而招致由德国主持的意大利军队的进攻。如果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星期内，在这个战场上能够获得一连串迅速的重大的胜利，则对于对德国的主要战争，一定会产生最有益和最有利的影响。任何阻力都不能妨碍我们在海军和陆军方面取得这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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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复职以前，我就十分轻易地接受海军部关于就多大程度已能战胜潜艇的看法。虽然在最初许多次对潜艇的遭遇战中，已经证明了〃潜艇探测器〃的技术效能，但我们反潜艇的办法，毕竟十分有限，因而不能防止我们遭受严重的损失。我当时曾发表意见说：〃在外海，对潜艇应当可以控制，而在地中海，则绝对可以控制。今后不免会遭到损失，但它绝不会影响到形势的演变。〃这种意见不是不正确的。在潜艇战的第一年中，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事件。大西洋之战还有待于1941和1942年。
正如战前海军部流行的见解那样，我也没有充分估计到空袭对于英国战舰可能造成的危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英国战舰的阻挠作用。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月中，我曾经写道：
〃按照我很谦虚的看法（因为这些问题很难判断），英国的战舰，按其现有的武装装备和保护来说，空袭将不能阻止它们充分发挥优势的海上力量。〃然而，空袭的阻挠作用，虽然过分夸张，但不久便对我们舰队的行动，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空袭几乎立即证明它是可怕的威胁，尤其是在地中海方面。几乎全无空防的马尔他岛，成为一个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第一年中，没有任何英国主力舰由于空袭而被击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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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日本方面有什么敌对行动或企图。日本最关切的，当然是美国。在我看来，美国人自己这时即便尚未卷入战争的漩涡，但要他们消极地坐视日本全面侵占欧洲国家在远东的全部权益，似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变为敌国，尽管会给我们带来许多苦恼，但如果因此而使美国参加战争，并且可能的话，也许只对日本一国作战，则两者比较，对我们来说，所得多于所失。无论如何，不论远东方面发生任何危险，我们绝不可因而转移对欧洲主要目标的关注。我们无法保护我们在黄海的利益和财产，以防止日本的袭击。如果日本参战，我们所能保卫的最远一点，将为新加坡要塞。新加坡必须加以固守，直到地中海得到安全保障和意大利舰队被肃清为止。
如果新加坡要塞有充分的驻军并储备着至少能维持六个月的粮食和弹药，则在战争爆发时，我并不害怕日本将派遣一支舰队和陆军，前往征服新加坡。新加坡远离日本，正如索斯安普敦远离纽约一样。日本如果想要在新加坡登陆并展开围攻，就得派遣它的舰队的主力，护卫装载至少六万人的运输舰，经过三千哩的海程；但是，日本的海上交通线，一旦遭到切断，这种围攻必将以惨败而告终。但只要日本占领了印度支那和暹罗，并在越过暹罗湾仅三百哩的地方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实力非常雄厚的空军以后，上述看法，当然不能再适用了。不过，这些情形是在一年半以后才发生的。
只要英国海军没有战败而且我们防守住新加坡，日本要进攻澳大利亚或新西兰，一般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给澳大利亚一个可靠的保证，保护他们不受到侵略的危险，但我们必须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