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梅森说，“我没带行李，没计划要留下来，我只带了钱。”
“我们要的就是钱，”威尔士伯格夫人说，“还有两间房，你可以随便挑，5美元一间。”
梅森递给她5美元同时给了她一张名片。“我是律师，”他说，“我想了解一下发生在这里的一个案子的情况。”
“是吗。”
“我想了解一下弗兰科·史坦顿，”梅森说，“几天前他在您这儿住过。”
“是啊，噢，你是第二个问起他的人。”
梅森温和地笑着说：“史坦顿先生朋友挺多的。”
“出了什么事？他做了些什么？他……”
“就我所知没什么事，”梅森说，“只是想给他一些文件。”
“噢！”她尖声说，接着，她很怀疑地问：“离婚？”
梅森摇摇头，“我不便讲太多细节，不过是关于一处矿产买卖权的问题。买卖权再过几天就到期了，如果买方要求偿清买卖权的话，嗯，你知道，如果不能找到史坦顿那将是非常尴尬的。”
“啊，是的，我明白。噢，他只在这儿呆了一个晚上，他留下了在洛杉矶的地址。”
“我有他的地址，”梅森说，“可是他不在家……嗯，还有几天的时间，但如果他想把自己藏起来的话那就太令人尴尬了。你记得关于他的什么事吗？”
“不很多，”她说，“他在做矿产生意，这个我知道。他拿了两只箱子，非常重的箱子，他好像说里面有什么矿样。”
“矿样？”
“我猜是的。他还带着一只他新买的手提包。”
“新买的？”梅森问。
“对，包是裹着的，除了提手之外都用纸裹着。还有，从他拎包的样子能看出它是空的，但箱子显然是满的。”
“两只箱子？”
“是的。”
“嗯，是不是有人和他在一起，还是他一个人？”
“不，他是一个人，这是我惟一确切记得的事。来了一些客人找他，大约11点半的时候他隔壁房间里的男客打来一个电话，说他不想抱怨，可是史坦顿先生的房间里一直有人说话，使他无法入睡。他问我是否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请他们保持安静。”
“谈话声很大吗？是吵架吗？”梅森问。
“显然不是，恰恰相反。他们谈话声一直很低，但他们一直在说，已经很晚了。你知道，当你想睡觉的时候如果有细微的单调的噪音，比方说水龙头滴水的声音，或是什么别的类似的声音，这声音会显得很大，能把你烦死。”
“我完全理解，”梅森说，“你不知道史坦顿先生早晨什么时候离开的？”
“不知道。我大约一两点钟或者是3点钟才睡，通常我睡得很晚。服务员照看房间。”
“您这里真不错。”
“谢谢。”
“您有多少个房间呀？”
“52间。”
“地方可真不少，”梅森说，“照看这么多房间一定很不容易。”
“是不容易呀。”
“我猜你们肯定也有自己的麻烦事儿吧？”
“的确是有哇。”
“您往他的房间打电话告诉他不要打扰别人时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在商量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想这是实话，我从门里往外看，看见有辆车停在他房间的外头，几分钟后那车就开走了。”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车吗？”
“不知道，只是一辆普通大小的车，常见的一个牌子，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我不大擅长判断车型，我丈夫只要看一眼车就能说出它的年头、牌子和型号，只要看一眼就行。我对此可不在行。”
“史坦顿没有打长途电话吧？”梅森问。
“这我可说不准。你明白，我们并不能很准确地把这类花费计在房费里。人们想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希望他们到大厅里的收费电话亭去打，那儿有两个收费电话亭。我们当然能够接通长途电话让客人在房间里谈，如果我们知道房客是谁可能会这么做，不过如果是陌生人我们不鼓励这样。”
“史坦顿先生没要求长途电话服务？”
“我在的时候没有。我相信他没有要求，因为帐单上没有任何长话记录。”
“但是他有可能到大厅去打电话吧？”
“噢，是的。”
“那会被注意到吗？”
“不会，根本不会。”
梅森说：“噢，我自己也要打个电话。”
他高兴地微笑着，走进了电话亭，投进一枚硬币，要求接执法官办公室。电话接通后他坚持要跟负责人谈，当他听到助理执法官声音时说：“我是佩里·梅森，一个律师。我到这里来跟我的当事人爱德·代文浦夫人见面。你们拘捕了她，我想和她谈谈。”
“你……你……你是佩里·梅森？”
“是的。”
对方的声音突然变得温文尔雅：“您现在在哪里，梅森先生？”
梅森说：“我在威尔士伯格旅馆，我想乘出租车去您的办公室，和我的当事人谈谈。”
“嗯，现在，梅森先生，您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对方说，“我们希望在此表示我们的友好，我们将派车去接您。您就呆在您现在的位置，5分钟之内就会有车去接您。”
“5分钟之内？”
“嗯，可能更快些，”对方说，“请稍候，我看看我能做点什么，请先别挂断。”
大约30秒钟的静寂之后对方又说：“我们有一辆车在等您，梅森先生，我们一直在找您。”
“真的？”梅森说。
“是的，你去了代文浦先生在天堂的房子吧？”
“没有。”
“没有？”对方不相信地问。
“没有，”梅森说，“我去了代文浦夫人的房子，如果你想知道那封信的内容你最好去审问代文浦先生的秘书美宝·诺格。还有，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代文浦先生死前的晚上曾经住在这里，住在威尔士伯格旅馆，他登记的名字是弗兰科·史坦顿。”
“你肯定吗？”执法官问。
“当然，还有汽车牌号。”
“你为什么给我们提供这个消息？”法官问。
“我的天！”梅森惊讶地叫道，“难道有什么理由我不告诉你们吗？”
“不，我想没有。我们觉得你可能不愿意让我们知道你的消息。”
“你们为什么会那么想？车道上来了一辆闪红灯的车，我想这是来接我的吧？您派车可真够快的。”
“我们希望高效率，梅森先生，”助理执法官说，“刚好有一辆广播车在您附近，更巧的是，他们正在询问各家旅馆，查找代文浦先生在哪儿住过。”
“噢，很高兴我替你们节省了许多麻烦，”梅森说，这时，两名虎背熊腰的助理法官走进大厅，他挂断了电话。
8
警车停在路边，梅森被护送进了楼里。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带着友好的微笑迎上前来，向梅森伸出手。
“是佩里·梅森？”
“正是。”梅森说，走上去握住那个男人的手。
“我是塔尔伯特·万德林，”他说，“夫勒斯诺郡的地方检查官，看起来我要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与您打这起官司了。”
梅森打量着这个人。他的目光冷静、坚定，看上去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我想，”他说，“您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
“我会尽量做到这一点，”万德林说，“现在说说您在巴特郡打开一封信是怎么回事吧？”
“有人认为我打开过一封信吗？”梅森问。
“那里的地方检查官认为是这样的。”
“这是犯罪吗？”
“噢，”万德林说，“那就要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了。”
梅森对他微笑着：“我想您在您的郡里也有自己的麻烦事吧？”
“您说的真是再对不过了。”
“那么我想您就没有必要把巴特郡的麻烦事也揽过来忙得自己团团转了。”
万德林仰头哈哈大笑。
梅森说：“据我所知您把爱德·代文浦夫人关押在这里，她是我的当事人，我想跟她谈谈，告诉她她所拥有的权利。”
笑容从万德林的脸上消失了：“对这起案子有些地方我不能理解，梅森，我不想起诉任何无罪的人。按照她的说法她对此事一无所知，也就是说，她是无辜的。”
梅森点点头。
“不幸的是，”万德林说，“有些情况使我不能从表面上接受她的说法。”
“那，尸体爬出窗户是怎么回事？”梅森问。
“我正要说起这件事。”万德林说，“我把事情摆在桌面上，我希望你也把事情摆在桌面上。”
“好的，”梅森说，“我们不要一下子全都说出来，你先说一件事我看我能不能跟上你。”
“好吧，”万德林说，“警察犯了个大错，我绝对坦诚地告诉你这件事。”
“怎么回事？”
“有人说他看见一个穿着睡衣的身影爬出窗户，但这个证人从我们手里溜掉了。”
“怎么会这样？”
“他给警察的是个假地址，很可能名字也是假的。”
“警察没有追查？”
万德林说：“你自己想想看吧。他在那家旅馆登记住宿，他不是一个人，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登记的是夫妻关系。他告诉警察说他看见一个穿睡衣的人爬出窗户开车跑掉了。警察问他的姓名和地址，他给的是登记的名字和地址。警察也核对了，他们发现他前一天晚上确是在旅馆登记了，然后就那么算了。他们没有看他的驾驶执照，没核对他的车号，没要求任何身份证明。这简直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们这么马虎的惟一原因，就是当时他们很确定根本没有什么尸体，被锁在屋子里的人只是要逃离一个没有魅力的妻子。”
梅森的目光冷峻起来，“请接着讲。”他说。
“显然这个人开始意识到如果他成了证人，那么他的真实身份，可能还有他女伴的身份，就会暴露出来，所以他赶紧溜之大吉了。”
“警察不知道他是谁吗？”
“一点儿线索都没有。他们只有那个男人给他们的姓名，但我百分之百肯定那不是他的真实姓名。地址是虚拟的，他填在旅馆登记簿上的车牌号是错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已经查出了那个牌号的汽车的主人，他在本州的南部，已婚，有孩子，毫无疑问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还有，他在过去的48小时之内没有离开过家，他的车子也没离开过。他没有把车借给任何人，所以那部车不可能出现在州的北部。”
梅森说：“汽车旅馆里的这个人是最重要的证人之一。”
万德林点点头。“如果他是一个有利的证人，”梅森说，“我想他就不会从警察的手心里逃出去。”
万德林说：“你说的话里旁敲侧击，这样的表达方式我可不大欣赏。”
“发生过的事情里有一些方式我也不大欣赏。”
万德林那富于感染力的微笑又回到脸上，“你会一直这么难以相处吗？”他问。
梅森嘴角微微挑起，对万德林微笑着，但是他的目光仍旧是冷峻的，“是的，”他说。
“对此我很有些畏惧，”万德林对他说，“当然了，梅森，公平地说，如果这个人是控方的证人，那么他的证词就会表明曾经发生了一起谋杀，对吧？”
“我想是这样。”
“所以警察就应该意识到他们经手的是一起谋杀案，如果这个证人溜了他们就算是大海捞针也得把他找出来，当然他们也就会去核对他的身份，确保有办法把他找出来让他出庭作证。但事实是，这个男人的说法表明没有发生任何犯罪，这样警察就不那么细心了——至少我希望原因是这样的。这是一起调查中的失误，我非常不高兴，对此深感难以释怀。”
“那可是个非常重要的证人，”梅森说，“警察应该保证能找出他来。”
“我同意。”
“那么现在是什么局面？”梅森问。
“恐怕，”万德林说，“从现在开始你我彼此就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了。依据现在的情况我将起诉米日娜·代文浦，我不得不以谋杀罪起诉；如果代文浦确实从窗户里爬出去了，我当然是不想这么做的。然而，即便我们找到了那个证人，他所能证明的全部也只是他看到了一个影子，他估计是男人的身影，裹着睡衣，从窗户里爬出去，他注意到这个人光着脚，钻进一辆汽车开走了。他对那个身影的描述与爱德·代文浦大致相符。”
“你们已经发现了尸体了？”梅森问。
“发现了。”
“毫无疑问是爱德·代文浦的尸体？”
“毫无疑问。”
“尸体穿着什么？”梅森问。
“睡衣，光着脚，埋在一个两三天之前预选挖好的坑里。”
“你是说尸体埋在一个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的土坑里？”
“噢，这是你的表达方式，”万德林说，“按我的理解它是一个两三天之前预先挖好的坟墓，目的就是为了填埋代文浦的尸体。”
“他是怎么死的？”梅森问。
“对此我们还不确定，”万德林说，“我们猜测是死于中毒。”
“砷？”
“氰化钾。我们尚未验尸。”
“那么死亡是即刻发生的。”
万德林点点头。
“糖果呢？”梅森问。
“他包里的糖果被注入了砷和氰氧化钾，大部分糖果里都有砷，有一些含有氰化钾。事情干得干净利索，一部分液体被抽出，显然是用针头吸出来的，然后注入了含有毒药的液体。”
“为什么要使用两种毒药呢？”梅森问。
万德林说：“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尤其是，”梅森说，“一种是慢性毒药，另一种是几乎立即致命的毒药。”
“这的确是个疑问，”万德林说，“事实上，这起案子里有很多我无法解释的疑问。除非我知道确实发生了一起案件，我不愿意提起控诉。如果我请求陪审团对代文浦夫人判处死刑，那么我首先要自己肯定是她制造了残酷的、有预谋的一级谋杀。”
梅森点点头。
“我读过很多关于你的故事，”万德林接着说，“你是个强有力的人、经验丰富的斗士，你相信戏剧性。除非我自己相信这是一起铁证如山的案件，我可不希望与你对垒。”
“还有呢？”梅森问。
万德林又浮现出友好的微笑，“还有，”他说，“在目前我就只能对你说这么多了。”
“都是什么？”
“我重复一遍：除非我确定这是一起残酷的、有预谋的谋杀，我不愿意要求实施死刑；在这起案子里有一些细节我目前无法解释，似乎找不出答案。我要保持我作为控方律师的声誉。你是个重要人物，相当危险，一旦在一起案子里有一些控方无法解释的事实，你就得极力夸大那些事实，使它们看起来对整个案子至关重要。”
“还有吗？”梅森问。
“我目前就只能说这么多了。”
“那么，我们稍微向前看一些吧。”
“我不是算命先生，也不是预言家。”
“让我们探讨一下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吧。”
万德林说：“如果你这么说，我可以这样回答你：控方律师几乎总是发现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一个人有罪，但是在案子里有一些事情他解释不了。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时，他有时就直接去要求被告认罪，或者提出做个交易。”
“什么样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