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牛佺跑到清营摇尾乞降，牛佺被委任为清朝黄州知府，而牛金星因曾积极参与迫害大明官绅，早己成为“不耻于全国士林的臭狗屎”，清政府也不好安置。老牛同志只好成为了大清第一代“啃小族”，跟在儿子屁股后面“讨生活”，后老死于牛佺的官署中。
九江之战后，清军统帅阿济格认为大功告成，于是，率领志得意满、筋疲力尽的手下班师还朝。李自成终于摆脱了这条大尾巴疯狗。
擦干了身上的鲜血，掩埋了战友的尸体，冷眼送别了背叛的人们，李自成又踏上了新的征程，他满腔悲愤，却从未失望。
尽管自己已经称帝，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真实喜爱着“闯王”这个悠久的称号。“闯者，代表着勇敢，代表着无畏，代表着不屈不挠，代表着百折不回。”自从23岁起兵以来，他就在这个“闯”字的指引下，越过了一座座山，跨过了一条条河，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在屡仆屡起之间，他一次次浴火重生，一次次坚定地向人生的新高度攀登！
今天，他又失败了，生命又一次暗淡无光，一切仿佛回到了出发前的起点。
但，这一切，未曾不会是另一场成功的起点，自己刚三十九岁，生命正进入一个在反思中成熟，在成熟中反思的年轮。尽管所失很多很多，但生命还在，希望仍存，历史还将给自己一个改过自新、东山再起的机会的！
在失败的重重阴霾面前，李自成再次显现了自己不屈的韧性，他领着百战残存的部队，向着南京进发。
但进军南京的一千多条船被阿济格抢走了，加之在西安休整完毕的多铎部已从河南归德（今商丘）南下，直趋南京，原先的战略意图已无法实现。
李自成再次改变了进军路线，准备穿越江西北部进入湖南，在“湖广熟，天下足”的湖南地区从头再来。
多铎在占领南京后，也和阿济格一样，停止了南下的步伐。大顺面前的敌人，已换成了虚弱不堪的南明地方部队，李自成感到信心倍增。
五月四日，李自成率直属的一万余部队行至湖北通山县境，终于盼来了雨过天晴的好天气。他下令手下埋锅造饭，胡乱吃了几口后，带领28名亲兵来到了附近的九宫山，细细欣赏“空山新雨后”的美景。
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中，各村寨为了自保，纷纷成立了由青壮年组成的“乡兵”，忙时生产、闲时训练、守望相助、声息互通。对他们而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家园，每一颗粮食都是血汗，每一个老乡都是亲人，谁要把他们抢占、杀害，“乡兵”们都要和来敌拼到底。
大顺军到达湖北后，给养困难、失败情绪弥满，对所过乡村一抢二杀三烧，“乡兵”们奋起自卫，“军地关系”格外紧张。
非常不幸的是，正在九宫山上转悠的李自成恰恰碰倒了这样一支巡寨的“乡兵”。
这些“乡兵”一下子纠集了八十多人，一下子就冲到了李自成一行的面前，出其不意地将这些外乡的“贼人”们包围起来。
混战中，乡兵们仗着人多势众、地形熟悉的优势，把李自成这些身经百战的卫队冲了个七零八散。
完全和部下走散的李自成慌不择路，独自逃到牛背岭后，坐骑陷到了一块泥潭中，只好下马牵着坐骑深一脚浅一脚前行。
“乡兵”程九伯见李自成单人独马，立刻手拿锄头窜了出来想抢李的“宝马”，李自成毕竞是见过大世面的专业杀人选手，业余选手“程乡兵”那里是他的对手，几招下来，“程乡兵”就被徒手格斗的李自成压在身下，李自成准备回手抽刀，宰了这个竟敢太岁爷上动土的家伙。
正当“程乡兵”命丧黄泉之际，外甥金二狗赶到，见亲娘舅被一大汉骑在身下要挨宰，想都没想，抡起铁铲冲大汉砸去，嚓的一声，削丢了大汉的半个脑袋。杀人后的舅甥俩不敢久留，牵着大汉的“宝马”快速逃回。
李自成死了，死得残烈、死得窝囊，他的死，虽然有偶然因素，但更有必然因素。
这个必然因素就是“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当李自成从商洛山复出，提出“均田免粮”，代表了当时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的“狂洋大海”顿时载起了他这叶扁舟，并把他送到胜利的彼岸。
当成功后的李自成无法建立一个长期代表人民利益的新政府时，人民失望了，军队也失望了，失望的军队开始抢夺、杀害失望的人民。双方的关系也由“水载舟”变成了“水覆舟”。
失望的人民遍布城乡、遍布山野，处处打击着由“仁义之师”变为“害群之贼”的大顺军。
如是，李自成被一普通农民“乡兵”杀害，就不难理解了，万事有因必有果呀！
后来，当地的清朝官员从被活捉的李自成余部口中得知，大名鼎鼎的“一号恐怖头目”李自成竟然被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乡兵”杀了，他们梦魇般的历史终于结束了。
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
李自成死了，但大顺军的革命之路并未完结。这支残存的大顺军仍然有田见秀、袁宗第、刘芳亮、刘体纯、郝摇旗等一批能征惯战的将领，在李自成牺牲的一个月后，他们终于进入湖南，集结于平江、浏阳地区，总人数含军属在内仍有21万之多，历史上把他们这支跟随李自成的部队称为大顺东路军。在新的地区，这支军队将接受新的历史史命，书写新的人生传奇！
在李自成率大顺东路军南下时，另一支十二万人的大顺军也正千里跃进、风尘仆仆地找寻着东路军的踪迹，这就是由高一功、李过率领的大顺西路军。
早在潼关之战正酣时，阿济格也率满军谭泰部、汉军吴三桂、尚可喜、姜瓖部攻打高一功驻守的榆林。在高一功严防死守，榆林久攻不克时，阿济格留下姜瓖围而不攻，自带吴三桂和满军劲旅绕过榆林，打败李过，攻取延安。
在榆林争夺战进入白热化时，高一功接到李自成撤离防区、南下会师的命令。即率兵迅速撤离榆林转进，与先前失守延安西撤的李过兵团会合，准备去西安同李自成会师。
但这时李自成早已撤离西安，西安城内已有了阿济格、多铎两路清军主力，因此，直接经西安南下已不太可能。
高李兵团于是进驻宁夏的惠安堡，然后，等待驻守西北甘肃、青海等地的党守素、蔺养成、贺兰的老闯营兄弟。与此同时，在清政府“葫芦卜加大棒”的政策下，大顺军驻守西北的原明降将如马科、左瓖、牛成虎纷纷投降清朝。
但老闯营的兄弟就是心眼实在，打死也不降。会合后的大顺军兄弟，组成西路军，开始了漫漫艰苦的长征，他们计划由陕西经汉中进入四川，然后顺长江东下，到达湖北与李自成会师。
征途中，他们先经历了原大顺汉中守将，但现已降清的贺珍、罗岱的袭杀、死伤惨烈。冲出汉中后，他们又经历了断粮断饮的困境，蜀道艰危的考验，但曾经的建国理想、曾经的生死诺言、曾经的兄弟情义，使他们携手并肩，一往无前！
1645年夏天，这支军队终于到达湖北荆州地区、人数也由出发前的十二万人下降为七万人。在这里，他们得知了李自成已死的消息。
这时整个西路军，已个个衣衫蕴缕、瘦骨嶙峋，憔悴的脸上，流露出前所未有的迷茫。
李自成死亡，标志着大顺政权的灭亡。
现在，有必要回答三个问题，对李自成及大顺朝作一个小结。
第一个问题：李自成是英雄吗？
我的回答是：凡是以自己的行为推动了历史进步或人类发展的，就应该算作英雄。
从这个论点出发，明末农民造反领袖李自成乃“驿卒之子，氓隶之人，下岗无业之徒，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走投无路之饥民，将数百之众，转而攻明，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一举推翻了存在276年，腐朽、没落、贪婪的明王朝，使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再次验证了“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这一颠扑不破的人类真理。
因此，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李自成都可称得上一个英雄！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第二个问题：李自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认为：李自成是一个优点远远大于缺点的人，他坚韧、顽强、勤奋、节俭、志存高远、律己甚严、与士卒同甘苦，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苦难的人生及刀光剑影的博杀中，仍能有一颗真诚和宽容的心，率真不虚伪。而主要的缺点，是缺乏一种积极学习、与时俱进的心态，而正因为少了这种心态，导致了他在不断发展的现实面前，缺乏应该匹配的知识含量，从而不断出现认识盲点和误区。
第三个问题：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造反运动为什么失败？≮更多好书请访问：。 ≯
是啊，李自成这样一个英雄，一个大写的“人”，他领导的明末农民造反运动，却在推翻明朝的统治后，功亏一篑地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这是一个五百年来让人挥之不去、扼腕长叹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众说纷纭、林林总总的答案。
但基本的观点是：李自成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原来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为报大顺朝“权将军”刘宗敏夺去其爱妾陈圆圆之仇恨，转而向关外的满清“投怀送抱”，并引清兵入关，在山海关联合打败李自成。之后，满清进入北京，建立满汉蒙地主联合政权，而李自成则从北京退到山西、陕西，最后退到湖北，撤退中丧师失地、一败再败，最后命丧九宫山，一代英雄骤然陨落，大顺朝由此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今天，我也来谈谈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吧，在谈这个问题前，先谈一个问题，在我国历史上，象李自成这样农民造反有成功的先例吗？
答案是肯定的，在我国的历史上，农民造反有两次成功的范例。
一次是秦末农民起义，农民兄弟中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刘邦同志领导农民造反军先推翻秦王朝统治，后打败项羽，建立了立国近四百年的汉王朝；另一次是元末农民起义，贫农兼和尚的朱元璋同志借助农民造反的风暴，驱除胡虏、恢复中华、扫灭群雄、兼并天下，建立了大一统的明王朝。
在我国数量众多的农民造反史上，除了这两个“成功人士”外，再无他人。张角、黄巢、李自成及后来的洪秀全等均以失败而收场。
恭喜我，答对了！那继续讨论，这两位同志造反成功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大体而言，这两位成功人士的造反的社会背景就是四个字——“官逼民反”。秦末，秦朝繁重的徭役、兵役、沉重的赋税逼得人民只能揭竿而起；元末，除了上述原因外，自然灾害和元政府的民族歧视剥削政策也成为农民造反新的“催化剂”。
但是，除了这些，还有一个大大的原因千百年来被忽视，这就是这两次农民造反中，知识分子都曾大量加盟，并最终理性地促使造反由“破坏型”转向了“建设型”。
那么，这两个时期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大量参加造反运动呢？在其它时期，一贯标谤以“冶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转而就成了“把头埋在沙丘里的驼鸟”，对造反大业视而不见呢？
先从秦末说起吧！秦末，也就是秦朝刚统一建国后的11年，在这11年中，所谓的知识分子，成份比较庞杂，战国时期的儒、法、墨、道、兵、纵横家都可称为知识分子，但这中间，除了法家在秦政府中有些地位外，其余的几家都统统作为被专政的对象，这些知识分子与战国时期“游走列国、出将入相、倍受尊崇”相比，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时不时还应犯点小错误，把小命儿送上，“焚书坑儒”则揭开知识分子被“暴力打压”的序幕。
元朝呢，知识分子（此时以“儒生”为绝大多数）更是进入了继秦朝后的第二个“寒冬”，来自草原的统治者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不但丧失了前朝（即宋朝）“与君王共天下”高高在上的地位，反而被降为了连娼妓都不如的窘境，从此有了一个流芳千古的绰号——“臭老九”！
这还罢了，元统治者连碗饭都不赏给知识分子吃，90多年的立国中就有80多年，把已好好执行了近500年的科举制度废止了，知识分子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梯子都被扔到一旁。在元末的后十多年里，元统治者也意识到了知识分子的力量，被迫举行了十六期科举，但前后只象征性地录取了1600多人，这对全国几十万的知识分子而言，分明是永无出头之日。
还是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知识分子也是人，而且是有强烈愿望用知识改变命运的人。所以，当秦末、元末农民造反的风暴掀起来时，知识分子就人数众多、争先恐后地入股农民起义，以推翻现存的，让知识分子倍感屈辱和痛苦的王朝，建立尊重其自身地位，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新王朝。秦末，张良、萧何、陈平、韩信、范增、郦食其、陆贾；元末，李善长、刘基、宋廉、杨宪、章溢、叶琛等大知识分子纷纷“毛遂自荐”地跑到农民造反领袖的麾下效力，在他们的“名人效应”带动下，成千上万的小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农民造反队伍中来，并在其间起了三大作用：1、为农民造反及后来的建设运动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大到张良这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特殊的“万里之才”，小到大批大批管理一县一域的“百里之才”，这些大小人才在造反成功后顺利转轨为建设新国家的各级社会管理官员，使农民政权由短暂存在“武政府”转身变为长久发展“文政府”。
2、以吸纳古今、博取众长的知识，在长年累月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知识结构，使这些原本“文盲或半文盲”的领袖们知识含量大幅提升，视野大幅开阔。知识的增加必然会影响领袖们的思维、决策，从而也为农民起义提供理性的、正确的发展方向。元末老知识分子朱升曾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至于其它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3、为整个社会提供有利于新政权的舆论导向。“士为民之首”，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知识分子在引导舆论导向上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优势如果为农民起义者所利用，将会使农民造反运动迅速深入人心、做大做强。
这就是知识分子加盟造反运动后的作用，正因为这些作用，使刘邦、朱元璋有了“被成功”机遇。
反观那些失败的农民造反运动，小的不说了，大的如张角、黄巢，及本文讨论的李自成及后来的洪秀全，都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被虐待、被迫加盟起义队伍的机遇。在这四位同志起义时，知识分子有了通过保举或科举能大规模参与原政权建设的路径，当然就没必要舍近求远、弃安取危地加盟造反这种“高风险”的投资事业。
相反，大量的知识分子在造反事业初起时，出于保护“既得利益者”的目的，往往会站在造反者的对立面——政府那边去，成为反对造反，镇压造反的生力军。
最后要补充的是：在大明体制下，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明朝不但恢复了科举，甚至连举人都有了做官的资格，还创建了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