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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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朝那些事儿- 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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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条路是“东进广东”,同郑成功会师于岭南大地,尔后利用广东的财力(广东的财赋约为广西的十倍)及人力(广东境内仍有大大小小的抗清武装在坚持战斗),出师北伐,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地由南向北、收复失地。这条道路,风险虽高,但收益亦大。
  自己“志存高远”的理想再加上对郑成功的信任,使李定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走后一条道路。
  他通过“秘密渠道”,与郑成功建立了联系,多次给其写信,把自己进攻广东的计划,与这位“志同道合”的盟友,作了互动交流。
  在得到郑成功的承诺后,1653年2月,李定国率部从广西贺县出发,先占领了战略重镇梧州,接着师出广东。
  3月14日他指挥军队,经封川县攻占开建和德庆州,25日进抵永历王朝的“废都”————肇庆。
  正如李定国判断的那样,经过“岭南三忠”与“反正起义”革命教育过的广东人民,政治思想觉悟贼高。
  当李定国进粤后,广东沿海、韶州等地的抗清义师纷纷云集响应,攻城夺地,主动配合他的进军。
  这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潮州总兵郝尚久的“再次反正”。
  郝尚久,原为李成栋部将,1648年随李成栋反正,1650年见李大势己去,便转而叛投清方,属于一个立场不太坚定的“革命同志”。
  任何一方,对这样一个朝秦暮楚的家伙,都不会太感冒。因此,清政府在广东局势稳定后,就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1652年8月,清政府派出南赣副将刘伯禄出任潮州总兵,而把郝尚久拨拉到一边,降格为有名无实的广东水师副将。
  咽不下这口恶气的郝尚久同志,自然不干,在拒不听调的同时,开始积极为再次反水作淮备。
  在得知李定国挺进广东后,郝尚久马上就在1653年3月22日,公开反清。并自封为大明永泰侯,改元为永历七年,下令全城割辫裹网,再着汉装。
  郝尚久起义后,自知单凭本部兵力和李定国会师,恢复广东全境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于是在加强潮州防务的同时,不断遣使,呼吁郑成功看在“同保大明”的情义上,派兵西进。
  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广东的尚可喜,马上会和死去的孔有德——“泉台相会”。
  但郑成功对郝尚久数次的“紧急呼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一概以沉默待之。
  而与此同时,李定国对肇庆的“攻坚战”,也进行得异常不顺利!
  “攻坚战”自3月26日开始,李定国先是架云梯强攻,后是用挖地道突进,但在“城高池深人顽固”的肇庆面前,均无果而终!
  就在这时,深知肇庆断不可失的尚可喜,已亲率广州所能调动的军队,倾巢出动,赶到肇庆。
  李定国同志的兵力,已不再占数量上的优势!
  因为坚信郑成功言必行、行必果,“思想单纯”的李定国,仍然留下来,继续与尚可喜苦苦相持。
  但在他付出巨大的牺牲和漫长的等待后,仍没有盼来郑成功的一兵一将。
  万般无奈之下,李定国下达了全线撤退令。
  在李定国撤回广西后,孤立无援的潮州,最终在这年的9月14日,被清军攻破。
  郝尚久同志,已没有再做“汉奸”的资格和打算,在城破之际,与其子郝尧双双自杀,终于成仁成功地上升为一名合格的“大明英烈”。
  李定国同志第一次进攻广东,就这样在郑成功的默不作声中,黯然收场!
  “跌倒了,爬起来,擦掉泪,接着干”,李定国同志在第一次入粤作战受挫后,并末灰心丧气,转而在次年,重振兵马,再度发动对广东的进攻!
  与上次进攻不同的是,他的这一次进攻,得到了其上级领导永历皇帝的大力支持。
  早在1653年9月,已决心将钱谦益天才规划付诸实践的永历帝,就派出出兵部职方司员外郎程邦俊携带诏敕前往广东,向广东抗清义师的最高领导人——两广总督连城璧宣谕。
  在这道谕旨中,永历帝摒弃了阶级偏见,亲切地把李定国同志尊称为“藩臣定国”,并高度赞扬了他“戳力效忠,誓复旧疆”的行为,请这位仍在敌后坚持抗战的连总督,在定国同志出兵之际,给予大力配合!
  连城壁同志接旨后,立即亲自跑到义师头领王兴、陈奇策、罗全斌那里,做动员工作,与之约定在1654年3月2日统一集中,配合李定国的广东战役。
  在向连总督下旨的同时,永历帝也向郑成功下去了一道道圣旨。
  在这些“言辞急切”的圣旨中,永历帝指出了郑成功的两个进军的方向。
  一是派“海军”北上,进入长江,以实现与孙可望“长江会师”的计划;一是派“陆军南下”,配合李定国收复广东。
  永历帝如此青睐郑成功,是因为此时的郑成功,早己不是当年“毛头小伙”了。几年间,郑成功以金门、厦门为中心,抓住李成栋反正后父亲旧部回归的机遇,南征北战、做大做强,已成为一支依次于孙可望“大西明军”的抗清武装。目前在拥兵十万,虎视东南。
  对于这两个进军方向,郑成功并无异议,但真正到了出兵之时,郑成功却变得愁肠百结,犹豫不定。
  “不知我者谓我心忧,知我者问我有何求?”,郑成功不愿积极出兵的背后,有两个不可言传的因素。
  一是郑成功自身的性格因素,郑成功是一个喜欢制人而不受制于人的“特殊人才”,具有只愿意做“老大”领导别人,而不愿当“小弟”被别人领导的“特殊禀性”,也没兴趣玩那一套“挟天子令诸侯”的鬼把戏,因此对永历朝廷只愿意保持一种“若即又若离,奉朔不奉诏”的状态。
  二是郑有功有一处深深的“心底之痛”,就是他那个“一失足顿成千古恨”的父亲,正被清廷羁押,随时都有被剥夺生命的危险。父子亲情,毕竟血浓于水,这让他处处不得不“投鼠忌器”,时时追求与清政府维持“不降、不和、不绝、不裂”的平衡。
  去年他不愿出兵与李定国搞到一块,也不愿伸手拉郝尚久一把,就是这两种因素的外在反应。但今年如何处置,他尚无决断。
  恰在这时,清顺冶帝的“安抚”诏书与和谈代表“不期而至”!
  在诏书中,顺治帝将前些年对郑芝龙的“虐囚”行为,全都一推六二五地让给了下了地狱的多尔衮,表明自己自亲政以来,对郑家关爱有加,拨乱反正、特事特办,使郑芝龙同志的政治待遇极大改善,生活水平极大提高!
  清方的和谈代表还给他带来了乃父郑芝龙的亲笔书信,在信中,郑芝龙先用亲谊绵绵的话语,回顾了父子恩情,后用大义凛然的口吻,要求郑成功顺天应人,归附大清!
  双管齐下,更让郑成功对出兵心猿意马,欲进不能。
  见郑成功态度模棱,张名振立刻毛遂自荐,表示自己愿带本部人马,组成“海上抗清先遣队”,为郑成功开辟北上的“新航道”。
  读到这里,细心的读者要问了,张名振同志不是鲁王的手下吗?怎么现在会跑到郑成功的地界上来混!
  这且听俺慢慢为您道来!
  自从鲁监国率部在舟山群岛立足后,清朝的浙闽当局,便如芒刺在背。
  但大清的“海军”力量,相当有限,根本无法跨海作战。
  清浙闽总督陈锦在望洋兴叹了一阵后,终于想出了两个用之千年而不“褪色”的“阴招”。一招是“渗沙子”,即派遣大量的“优秀谍战人员”,混入岛上,利用大家想回大陆过好日子的普遍心理,拉拢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叛明归清。
  在这招诱惑下,舟山佥都(官名,主管监察工作)严我公率众降清。
  归降后,想继续进步的严我公,向清廷献上舟山进剿十策,并表示自己愿意身体力行、充当向导!
  严我公积极的工作态度,让多尔衮大加赞赏,亲自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先后两次亲切接见了这位“忠心耿耿”的叛徒。
  随后,多尔衮授予其都察院右都御史及大清钦差大臣之职,专门负责舟山、沙埕等处的招抚工作。
  另一招是“挖墙角”,这一招开始是毫无成效的,因为根本就没有“挖墙角的特殊人才”。
  但随着严我公这个“抡大铲人才”的加盟,“挖墙角”的工作业绩,便结束了“零”的历史,由无到有,由少到多。
  个人表现欲极强的严我公,利用自已的关系网,不到半年,就陆续挖到鲁监国旗下的开远侯吴凯、义安伯顾奇勋、开平将军姜君献、总兵陈德芝等大小干部,可谓有大有小、有整有零。
  多尔衮对严我公“卓有成效”的工作,也很配合。
  他对这些被挖来的“墙角们”,不但赏赐了大量财物,而且还推出“对等封官”特别政策,原在“那边”为侯,“这边”也封侯;原在“那边”为将,“这边”也封将。
  这“不拘一格、小才大用”的做法,搞得“墙角们”爽歪歪,搞得大清“原生态的官员”是歪歪操,私下里大加感慨,真是——“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啊!
  在“墙角效应”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墙角们”半推半就地被挖,鲁监国的大厦底层,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窟窿!
  但光这两“阴招”,还不足以让鲁监国这座“神圣而庄严”的大厦,轰然倒地。
  给大厦致命一击的,是张名振和王朝先的“火并”。
  在现在舟山鲁监国的干部系统中,实际上被人为地分成“旧”与“新”两派。
  张名振是鞍前马后跟随鲁监国奋斗多年的“资深粉丝”,当然成为“旧派”的核心;王朝先当年不但剥夺了黄斌卿的性命,还吞并了他的人马,自然成为“新派”的领导。
  “衣不如新,人不如旧”,在用人问题上,鲁监国更倾向于用“旧”不用“新”,这就让王朝先及手下的心态大为失衡,不满情绪如野草疯长。
  觉察到“不稳定因素”存在的张名振,决定先下手为强,于1651年2月的一个清晨,将睡意朦胧王朝先斩杀于卧室之中。
  见领导被宰,相当多“新派”们愤愤不平、怨恨难消,于是在张济明、吕廷纪的带领下,集体降清!
  至此,舟山群岛对清朝己无任何秘密可言。
  认为时机业已成熟的多尔衮,在1651年6月从江苏、浙江、福建大量抽兵,组成“海陆联合兵团”,由浙闽总督陈锦率领,准备向舟山发动大规模的登岛战,以求“毕其功于一役”。
  大敌当前之际,鲁监国决定玩一回“围魏救赵”,他利用“海军优势”,组织主力军队千里跃进,计划直扑兵力空虚的南京,并想以此迫使清军从水路回援,以能在海上歼灭之。
  但“魏”未围,“赵”先失,就在鲁监国北上之际,清军趁着一次大雾弥漫的机会,在张济明、吕廷纪的引导下,成功夺取舟山群岛。
  舟山一失,“无家可归”的鲁监国,只得率张名振等部属南下,跑到厦门郑成功这里来认“干亲”。
  郑成功以宗室之礼与鲁监国相见后,以自己现在奉永历正朔,不便“立场混淆”,将其晾在一边。
  而对鲁监国带来的军队,郑成功却如见至宝,尽量“鲸吞蚕食之”。
  到后来,仅有张名振部保持了相对的独立,其余的,皆成为成功同志的“囊中之物”。
  “掉鳞苍龙、落毛凤凰”的鲁监国,只得面对现实,在1652年3月,宣布放弃监国名号,承认永历帝的正统地位。
  至此,南明终于告别了“双日临空”的不正常局面。
  张名振虽然改换门庭,但心中的复明之火,还是熊熊不息的。
  这次主动清缨,其意可现、其志可嘉!郑成功虽不欣然,却也同意,并为其提供了物资,加派了兵马。
  1653年10月,在风号浪吼、白浪滔天中,张名振率数千部下扬帆起锚,慷慨北上。
  他们先到达了上海的崇明岛,在该岛的三尖沙、稗沙、平洋等处,安营扎寨、开荒种地,摆出一副“高筑墙、广集粮、常相驻”的架式。
  以崇明岛为前进基地,张名振开始他三入长江的艰难历程。
  张名振的率兵北上,实际揭开了明清最后一次生死大会战的序幕,我们姑且称其为南明第一方面军吧!
  在不久后的1654年2月,李定国也从广西柳州领兵数万,誓师东征,我们姑且称其为南明第二方面军吧!
  此次出征,李定国同志是精心筹划,志在必得。不但配备了大象、铳炮等“重武器”,而且还征购了门板、火药、铅铁等大量作战物资。
  因连城璧同志的工作非常到位,所以自出兵之时起,第二方面军就在人员、情报上,得到了广东各地义师的大力配合。
  这使第二方面军,一路上斩将搴旗、凯歌行进。取横州(今广西横县),克廉州(今广西合浦),下高州(今广东茂名),降雷州,几乎入无人之境。
  在李定国凌厉的刀锋面前,尚可喜、耿继茂及广东督抚很是知趣,慌乱地放弃广东大部分地盘,把各地军队撤到广州地区,准备攥紧拳头后,才和明军较量一番。
  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李定国,深知单纯依靠自已手中的这点兵,完全打下全广东,实属难做之举。因此,他还是把联合郑成功,同取广东,定成了这次克敌制胜的主要筹码。
  所以,他把下一步进军的目标,定在了广州南边的新会。
  新会,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西部,地理条件优越,有内河航道与外海相通,与上一次进攻的肇庆相比,更靠近沿海,这将更方便郑成功的“海陆联军”,以最快的速度抵达。
  已被郑成功同志成功放过一次“鸽子”的李定国,这次仍对其信心不衰,是因为他相信在永历帝的“煌煌圣旨”前,一向自诩“忠臣爱国”,并和老朱家攀上亲戚的郑成功,这次断不会自食其言。
  以自己单纯之心度他人复杂之心,这正是李定国人生悲剧的根源之一,这次也不例外!
  在四月份向新会进军途中,李定国同志在高州却罕见地病了,而且病的不轻,整日昏昏沉沉、水米不进……
  病中的他,只得一面派自己的军队,会合广东义师王兴等部向新会进军,发起试探性进攻:一面派出得力使臣,赶赴厦门,催促郑成功同志早日出兵。
  当李定国的明使心急火燎、风尘仆仆赶到厦门时,郑成功与清廷的谈判,正入佳境。
  清廷现在已经敏感地感觉到湖南、广东战场的“不平静”,因此把竭力维持闽浙沿海的“平静”,做为这次谈判的首要目标,所以这次给郑成功开出的价码,不可谓不高,不可谓不好!
  具体标价如下:
  1、封郑成功为海澄公,挂靖海将军印;
  2、划漳州、潮州、惠州、泉州为郑成功的驻兵之所,郑军所需经费,由四州财政解决,不足部分,可另向中央申请;3、清廷对郑军武将一概不加调换,仍由郑成功任命,报兵部备案即可;4、驻福建的清军金砺部,“友好”地撤离福建,调往他处。
  这些标价,不能不让郑成功“分外动心”。
  感情就像一碗难以端平的水,郑成功对清使投入的感情多了,对明使投入的感情自然就少了。
  虽然对明使依然是客客气气、好吃好喝,但就是不准其外出游览一下祖国大好河山(保密需要),这让明使好不郁愤。
  直到了夏日炎炎的八月,郑成功才放明使南归,并让其给李定国捎去一封“自说自话”的信。
  在信中,郑成功向李定国做出了两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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