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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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朝那些事儿- 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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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行前,已在四川呆了一年多的他,对他能控制的地域,下达了最严厉的屠杀令,意在将自已得不到的江山,化为一片焦土,留下一个空壳。
  他曾出台特别圣谕——“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为自己的屠杀作“无罪辩护”。
  躲在城外的山野村民,成为他屠刀下又一批屈死的冤魂。
  当杀得四野山川,如同月球一片寂静的时候,行军途中的他,发现自己储备的军粮,越来越少,且根本无法得到新的补充。
  己进入颠狂状态的他,屠刀马上砍向二十多万新入伍的“川军”。
  杀完了“川军”后,为再节约粮食和甩掉包袱,他把最后的屠刀挥向了军中的妇女及文官。
  为率先垂范,他一口气把自已身边的三百殡妃杀得仅剩二十名,一千文官仅剩二十五名。
  在我国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中,张献忠的滥杀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让黄巢、洪秀全等前辈后生都“自叹不如”!
  一个作恶太多的人,报应迟早会有的。
  1646年底,当张献忠率军行至西充县凤凰山时,对其屠杀持不同意见而降清的刘进忠,已经领着清军,在此静候多时。
  两军阵前,清军统帅豪格在刘进忠的指引下,让一名满洲特等射手,暗地向张献忠射了一箭。
  此箭,如有神佑,不偏不倚正中张献忠的心口。
  中箭后的他,并无英雄之态,亦如凡人一般翻落在地,痛苦嚎叫,挣扎而亡。
  一个极不尊重他人生命的人,就终于走完了他丰富多彩、起起落落、罪恶多端的特殊人生!
  他是一名革命的英雄,但更是一个凶暴的屠夫!
  张献忠死了,但四川的灾难并没有随之结束,他播下的毒种,正萌芽、生根、茁壮、成长,结出一颗颗可怕的恶果。
  “恶果”之一:饥荒蔓延
  由于大西政府承秉“不事生产”的执政理念,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四川的农业生产“由兴变废”,绝大多数耕地被撂荒,粮食生产连续大幅下降,积存的粮食又大部分被强制征收。所以,在张献忠被杀、其部离川后,四川立即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
  当残余的粮食、牲畜等被吃光后,“人吃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不但平民吃平民,而且军人也在吃军人,“人口”在这里变成了“人粮”。
  “恶果”之二:“摇黄”崛起
  张献忠入川,使本来已被明军整得奄奄一息的“摇黄十三家”,又一次起死回生,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在大西政权统治时期,不堪忍受其残暴统治的“暴民”,集体屠杀中逃逸的川军,纷纷跑到“摇黄十三家”投名入伙,使这个本来就不纯洁的“黑社会组织”,变得更加庞杂。
  没有革命目标,没有救世理念,没有长远规划,这个组织追求的,仅是自己一时的饱满与痛快。
  因此,他们对幸存平民的抢劫与杀戮,与大西军相比,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恶果”之三:瘟疫流行
  如果没有一个政府强有力组织和救济,“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必会成为一对前赴后继的魔鬼,降临人间。
  大头瘟、马眼瘟、马蹄瘟,这三大瘟疫,在四川大地上来回游荡,又夺去一批又一批的战争幸存者的生命。
  “恶果”之四:老虎成灾
  2007年,“华南虎照片”事件,曾把全国搞得沸沸扬扬,背后折射出来的,也有现代人一份对野外已灭绝的华南虎无奈的叹息。
  但在本文中,华南虎却是一个“扬眉吐气”的“主角”。
  在人类自相残杀之时,这种本来躲在深山老林中的老虎,数量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加,时常三五成群地出现在城市乡村间。爬楼上屋、游街逛市、饥则食人、饱则昏睡,吓得“万物之灵”的人类,反而倒是无能为力,见虎即遁!
  但这四大“恶果”,还不是四川灾难的全部。
  假如你是一个四百年前的川人,即使从这四大“恶果”中侥幸逃生,但也别庆幸地太早。因为在未来的岁月中,你未必能艰难地生存下来。
  因为,在其后的15年中,四川,作为明清一个反复争夺的战场,成为了双方一个提高士兵战斗力的训练基地,一个“高精尖武器”的试验场所,一个随时获取免费物质的供应中心。
  在这漫长的战争中,无论明清那一方的兵来,都可“理直气壮”地按各自的目的,把日渐稀少的川人当作军人、役夫、奸细、俘虏、“人粮”,来使用。
  四川最后一点点的人口,也在一个个减少。
  在明清易代的战争中,四川,是一个“参与”较晚,但却“受伤”最重的省份。(文*冇*人-冇…书-屋-W-Γ-S-H-U)
  1644年的川人,大约有400万人,到战后1685年统计,仅剩下了9万人。
  省会成都,早在2500年前,就因“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得名。但此时,在其繁荣千年后,却只剩下了二十多户,一百来人。
  战后,成为全国稳定执政者的清政府,便从人口较多的湖南、湖北、广东等省,迁移了大批人口,去四川“开荒种地”。
  于是,在我国历史中,产生了一个新的专用词汇——“湖广填四川”。
  这冰冷的五个字后面,又“填”进了多少个无辜的生命、无助的灵魂、无言的申诉……
  今日试问,当年四川的劫难之源,可单单归结于张献忠一人之上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如果不是明末的全民的战争,张献忠仅仅会是一个老实能干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者是个精明强悍的捕快,缉私捕盗,混吃混喝。是这场战争,把他稀里糊涂地卷了进去,并最终锻造成了一个十足的杀人狂魔。
  况且,把全民族的荣誉或苦难,都集结于一个人身上赞誉或责骂,本身就是毫无科学道理的。
  明末战争,归根到底,源于我们族人(汉族、满族等)没有止境、没有满足的贪欲。
  贪欲如同一个锁在族人心间的恶鬼,制度的缺失为他解锁,信仰的漏项给他松绑,当他翻腾而出时,荼毒将祸害天下。
  富人需要追求更多的财富,强民族需要挤压弱民族的生存空间,奴隶主需要占有更多的奴隶,社会收入的不公和民族发展的失衡,让农民起义战争和民族征服战争,在干旱肆虐的神州大地,同时迸发。
  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又诱发了良知泯灭、心理扭曲、集体变态、饥馑遍地、疾病泛滥,在没有自然灾难的外力下,族人的“内功”,却几乎把自身毁灭。
  这不仅是明末四川的悲剧,也几乎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挣脱不开噩梦。
  人之病,可治否?
  云南,希望的家园
  如果说李自成的死,标志着大顺事业的衰亡;那么,张献忠的死,反而意昧着大西事业的新生。
  张献忠生前,对枪杆子握得是无比的紧,除自已掌握的直属部队外,大西国主要的武装力量,主要掌握在四个义子的手里。
  这四个义子分别是:老大平东将军孙可旺,老二安西将军李定国,老三抚南将军刘文秀,老四定北将军艾能奇。
  此时,己经溃不成军的大西军主要将领,都把充满期待的目光,汇集在了老大孙可旺的身上。
  这不仅因为他是张献忠的“长子”,在大西军军中地位高,威信足外,还因为他读过几年私塾,文化程度在文盲半文盲充斥的大西军中,鹤立鸡群。
  在我国十大风景区之一的黄果树瀑布,现仍存他的题字,笔锋苍劲有力,内容大气磅礴,足见其雄厚的文化底蕴。
  在众将领公开的表决中,年仅28岁的他,被大家选举为新的国家及军队领导人,开辟大西朝新时代的希望。
  骤升为“一号”首长的孙可旺,并无一丝的喜悦,相反,他更显得忧心冲冲、坐立不安。
  因为,他现在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如何把这支已经人心涣散的军队,带出这前有明军、后有清军、左有长江、右有高山的险地。
  在强弱利害对比后,孙可旺决定避实击虚,渡过长江,先取重庆,尔后进入贵州发展。
  1647年元月,重新聚拢在一起的大西军,在孙可旺四兄弟的率领下,渡过长江,在重庆一举击败南明总兵曾英的部队,使曾英在撤退途中,落水而亡。
  顺利进入重庆的大西军,在经过短期逗留后,转而进入綦江地区。
  在这里,他们驻扎下来,一面收容残部,一面进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整军运动”。
  因为看多了无数平民哀怨无助的眼神,因为听够了众多百姓伤感失望的叹息,作为四个“农民的儿子”,孙李刘艾内心曾一次次对义父张献忠的不问青红皂白的滥杀,感到由衷的痛苦和不满。
  他们一致认为,是到了改弦更张、拔乱反正的时候了。
  他们联名向全军庄严宣告:自今以后,所过之地,爱护百姓,秋毫无犯,除在战场上执行战斗任务外,一律不得擅自杀人,违者军法从事!
  为此,他们采取断然措施,逮捕及处死了仍坚持“按既定方针办”,走张献忠屠杀路线的大西皇后及大西宰相汪兆龄。
  也就是此时,孙可旺把自己的名字,由“可旺”改为“可望”。
  也许,在他的心里,“旺”仅表达一家一户、发家致富的梦想,“望”才能寄托他达济天下、青史留名的理想!
  经过“整军运动”,已初步获得钢铁军纪和政治理想的大西军,以焕然一新的军容军貌向遵义(此时属四川地界)进军。
  一路上,大西军严格执行群众路线,不擅入百姓房屋、不践踏百姓庄稼、不拿百姓一针一线,公买公卖,所过之地,民皆安堵,全军形象取得极大改观!
  而在此时,清军却因战线过长,粮食兵员接济困难,被迫退回四川保宁(今阆中),作长期休整,大西军终于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期。
  大约在1647年二月初,大西军顺利占领贵州省会贵阳。(文*冇*人-冇…书-屋-W-Γ-S-H-U)
  二月十二日,大西军攻克定番州,将逃到这里的贵州布政使曾益等南明官员杀死,使贵州全省完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无政府状态,对于孙可望的大西事业来说,是一个绝佳的状态,他们兄弟四人迅速攻城掠地,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在烽火遍地的神州大地,以贵阳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袖珍之国”。
  但贵州这地方太穷了,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确是这个地方最生动形象的描绘。
  而随着大量大西军的归队,孙可望的手下,已陆续聚集了十几万军人及家属。
  于是,在这个小的地域内,温饱成了大西朝目前最大的奢望。
  就在孙可望,为大西军下一步向何处去而苦苦思索时,冥冥上苍,把一个阔别多年的“干爷”,送到了军中,为他指明了下一步进军的方向。
  这个“干爷”,是一位少数民族人士,云南石屏土司龙在田。
  早在谷城“就抚”期间,张献忠就和这位龙土司义气相投,打得火热,并从他那里,获得了大批马匹、武器。后为表达谢意,干脆拜其为干爹。
  自然,按辈分排下来,孙可望、李定国自然便尊龙土司为“干爷”。
  在这位长辈诲人不倦的“义务教育”中,孙可望知道了“干爷”的家乡——云南,是一块四季如春、江河纵横、人口众多、铜矿广布、物产富有的神奇土地。
  在张献忠再度反水后,龙在田土司也受到牵连,被以“通贼”的罪名,调回原籍,面壁思过。
  “久别重逢话当年,执杯相劝莫相拦。额头已把光阴记,万语千言不胜谈。”在欢迎龙干爷的宴会上,想起物是人非、漂泊不定的这些年,大家都喟然长叹、不胜感慨!
  一番“真情回顾”之后,龙干爷道出了此行的目的,邀请大西军,去他的家乡云南平叛!
  接着,他又免费为大家,作了一场“云南目前政治及军事形势”的专题讲座。
  作为一个最后纳入大明版图的边疆省份,明智的朱元璋因地制宜,对云南采取了“一国两制、土流结合、高度自治”的行政模式。
  他封其义子沐英为西平侯,允许其世代镇守云南,在政冶、经济、军事方面,赋予了其比内地更多的特殊权力。
  沐英死后,其子被加封为黯国公,在以后的二百多年里,虽然大明各届皇帝,对内地的“同姓王”采取弱化、分离、撤销的政策,但对云南的异姓黯国公,却一直感情永恒不变,友谊天长地久。
  在具体的管理体制上,明朝除在云南设立巡抚、都指挥使、布政司、按察司这些流官,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权力外,对各地相当于内地州府一级的土司,则承认其现有地位,并允许其世袭罔潜、独立建军、自行收税。
  在各方利益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云南维持着精巧的平衡,直到大明北京中央政府被推翻。
  1645年9月,早就对现任黯国公沐天波盐税政策不满的武定土司吾必奎,发表了“已无朱皇帝,何有沐国公”的造反宣言,公然发动了针对云南现政府的叛乱。
  因沐天波的主要军队,已经调到滇川边境上防范大西军去了,所以,有备而反的吾必奎叛军,便趁虚而入,先后攻下大姚、定远、姚安,全滇震动。
  眼见外患未至,却起家贼,抓耳挠腮的沐天波,只得利用家族多年来,手中积攒下来的那点威信和恩德,调集石屏土司龙在田,蒙自土司沙定洲,宁洲土司禄永命手下的少数民族军队,前来帮助平叛。
  人多力量大、兵多好群殴,在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吾必奎的叛乱,在当月便一举平息。
  顺利平叛后的沐天波,分外高兴。为表达谢意,特地多次在昆明的黯国公府,大摆宴席,犒劳这些“劳苦功高”的土司们。
  但人头隔肚皮,做事两难知,他的一番好意,却没有换来所有土司的真心回报,在多次进出黯国公府时,沐家富可敌国的财富,引起其中一个土司的垂涎,并最终又引发了另一场更大的叛乱!
  这个“见钱眼开”的土司,就是蒙自土司沙定洲,一个有理想有手段的年轻人,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年轻人。
  从继承老爹沙源的职位,成为王弄土司的那一天起,这个狂傲不骜的年轻人,就有一个成为全云南土司的伟大梦想。
  为达到这个目的,他采取的第一个断然措施,就是——杀妻!
  杀妻后,他以爱江山胜爱美人的政治胸怀,冲破世俗观念的束缚,迎娶了比他大十几岁的阿迷州土司普名的遗孀万氏,成功地将王弄、阿迷州合二为一。
  当然,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的蒙自土司,实力远在其他土司之上。
  当在黔王府中接触到一种更为富有的生活,更具高雅的享受后,他那颗躁动的心更加不安,一个罪恶的计划,开始在他的心中逐渐酝酿、发酵。
  为实施这一计划,在叛乱平息,各土司都带着军队返回家乡时,沙定洲却以各种理由,依然带着部队在昆明长期“逗留”。
  对于眼皮之下的这支武装力量,胸无城府的沐天波,认为沙定洲乃世代忠良之后,断无二心,因此就疏于防范,听之任之。
  但事实证明,在这个世界上,最牢靠的是人心,最不牢靠的还是人心。
  1645年的12月1日,蓄谋已久的沙定洲终于行动了,他以告辞为名,亲自率兵攻入黔国公府。
  得手后,又分兵占领昆明的各个城门,成功控制全城。
  眼见大势已去、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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