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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时闽浙两省的广大民众，对清朝新政府的“暴虐统冶”已经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纷纷“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在各处点燃了抗清的熊熊烈火。
清朝在这里的“暴虐统冶”统治主要有三个方面：1、自然是那个旨在阉割汉族男人气节的“剃发令”。
2、各界民众翘首企盼“轻徭减赋”的美事并没有出现，相反为应付旷日持久的战争，新政府反而加大加重剥削的力度。
3、大批清兵借“清乡安民”之名，行“扰乡害民”之实，每次清军下乡之日，便是百姓受苦之时，烧杀抢奸等“恶性犯罪事件”层出不穷。
在这些起义民众的配合下，鲁监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抗清斗争。
1647年1月，鲁监国在福建长垣誓师，封郑彩为建国公，张名振为定西侯，东阁大学士熊妆霖为太子太傅，提督杨耿、总兵郑联都率部加盟。
誓师后的当月，鲁监国的军队就收复了海南岛的海口。2月，又收复海澄。
7月，鲁监国御驾亲征，号召东南各省的大明子民发动武装起义，以迎王师。
一时间，闽浙大地“远近响应，义军飙发”！
7月4日，一支拥立鲁监国的义军攻克建宁，后又连克建阳、崇安、松溪、政和、寿宁等县。
8月，鲁监国亲率的军队又攻克连江，10月，又收复长乐、永福、闽清、罗源、宁德。
截止1648年3月，打着鲁监国旗号的福建各地义师，已收复了闽东北三府一州二十七个县，对省城福州形成了“关门打狗”的架式。
为尽快攻克这个大城市，获得巨大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鲁监国亲临城外的闽安镇，指挥攻城。
每当好戏上演到高潮时，总会有些不和谐的音符出现，从而把戏从高潮拉回低潮。
这些不和谐的音符，在鲁监国基层政权的建设和高层人士的斗争两个问题上奏响。
基层政权的建设上，出现了各地义师自行建立政府，自主任命官吏，自由收取赋税，自发进行军事行动的局面。
这就导致鲁监国的国境内————“干红火、无效益”。
因为鲁监国的中央政府无法管理、控制这些基层政权，也就使鲁监国既无法集中财力办大事，也无法集中兵力打大仗。
高层人士的斗争上，主要起因是鲁监国的“恩公”郑彩同志渐渐露出了“骄横跋扈”的丑恶嘴脸，想再次导演“郑芝龙操纵隆武帝”的续集————玩鲁监国于股掌之上。
“路见不平有人吼”，实在看不下去的大学士熊妆霖、义兴侯郑遵谦自愿加入到维护“皇权”的活动中去，与郑彩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但这场条件不对等的斗争结果却是：熊大学士被暗杀，郑侯爷被“包了粽子”（五花大绑后投入大海）。
听此噩耗的鲁监国，发出一番“忠臣被杀，如断手足，生之何益”的哀嚎后，准备投海自尽，追随两位先烈的英魂而去。
郑彩一见自己精心储备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就要自爆，赶紧出面劝阻。
在一阵好言好语的抚慰下，鲁监国狂躁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
想到肩负的使然任重道远，他决定忍下这口气。
但最后的底线还是要保持的，这就是————严厉追查肇事者。
郑彩爽快地答应了。
很快就有十名“肇事者”被查获，并即刻被处以“磔刑”。
经此事后，鲁监国对郑彩的感激之情荡然无存。
远在北京的多尔衮，一看博洛同志这一走，闽浙大地又变成了“牛鬼蛇神舞翩跹”的世界，只好再次组成南征军。由礼部侍郎陈泰（满族，名字为音译）、董阿赖（满族，名字为音译）、李延龄等统领，于1647年11月出发赶往福建，配合浙闽总督陈锦进行“反攻倒算”。
而此时的福建，鲁监国和郑成功正把“不合作运动”搞得如火如荼，双方是“鼓声相闻”，却“打死也不相往来”。
这就给南征清军的各个击破提供良好的“可乘之机”。
1648年3月下旬，南征的清军进攻建宁，城中兵寡粮稀，守将王祁向在泉州、漳州一带活动的郑成功请求援助，郑成功表示了承诺。
但结果是直到4月4日建宁城被攻破，王祁战死，郑成功是既没有派战斗队来“给力”，也没有派运瑜队来“送粮”。
得到建宁后的南征清军又朝第二个目标猛烈冲刺。
这个目标，就是南明大学士刘中藻领导的义军。
刘中藻同志是福建义军首领中佼佼者，他领导的军队收复了福建及浙江的福安、罗源、景宁等八县，建立起一块统冶区域相当可观的“解放区”。
但这块“解放区”在清军的猛冲猛打，以及其它义师“隔岸观火”的情况下，陆续沦陷。
悲观失望的刘中藻同志选择了自杀成仁！
完成两个目标后的清军又向第三个作战目标——解福州之围冲刺。
福州城下的攻防战此时己呈现“围城”状态，里面的清军打不出来，外面的明军打不进去。
南征清军的加入一下改变了这一状态，得到援助的清军跃跃欲试，准备对围城的明军实施反包围。
见摘不到桃子反而可能被暴揍的鲁监国，只得下达了对福州的撤围令，全军向东退却。
进入福州的清军以此地为中心，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很快收回了被义军“解放”的广大福建地区，把鲁监国由“一国之君”，逼到闽浙交界的沙埕地区，无奈地当起了“游击司令”。
真是其兴也勃矣，其亡也忽矣！
正当鲁监国连“游击司令”也快当不下去时，他的“忠实粉丝”张名振于1649年6月攻克了闽浙沿海的健跳所，并把鲁监国接来“团聚”。
在健跳所刚刚过了一段安定生活的鲁监国，忽然接到一封让他又好笑又好气的求援信。
信是“昔日恩公，今日仇敌”的郑彩同志写来的。
他向鲁监国哭诉郑成功在背后搞他，趁他在抗清前线浴血奋战之际，派兵袭击其弟郑联，占领自己的老巢厦门。
现在他请鲁监国伸张正义，和他联合起来，打败郑成功，收复厦门。
但鲁监国可没有“以德报怨”的高尚情怀，有的，只是“追打落水狗”的优秀品格。
他给郑彩玩了一招“笑里藏刀”，在表面答应派兵援助的同时，却暗地里发兵包围了郑彩的部队，并将其全部缴械收编。
失去枪杆子的郑彩同志立刻变成了一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家寡人，几番思想斗争之后，决定还是去亲戚郑成功那里混碗饭吃。
他知道，如果直接去找年轻气盛的郑成功办这件事，那么成功的几率接近于零。
他采用曲线迂回的办法，找到了郑成功的奶奶黄老太太，请他去为自已说情。
在黄奶奶的撮合下，郑成功同意郑彩这个老同志脱下军装，转业为民，到厦门来养老。
郑彩同志就这样窝窝囊囊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不过让他日后感到欣慰的是，郑家几个赫赫有名的兄弟中，就他混了个“自然死亡”。
鲁监国虽然趁人之危，无偿收购了郑彩的“剩余资产”，但日子过得也很不幸福。
这是因为，健跳所这地方实在太小太落后了！
在这块隶属于浙江临海县的小小卫所里，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吃穿基本靠抢，前途嘛，基本靠想。
想来想去，鲁监国手下的“二把手”张名振同志，又盯上了被“儿女亲家”黄斌卿霸占的舟山群岛。
1649年9月，他们浩浩荡荡开进了舟山群岛，宣布鲁监国对该群岛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要求与这位仍打着隆武朝旗号的“岛军区司令黄斌卿同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黄司令当然一口回绝了鲁监国的“和平倡议”。
不过，他这次回绝的理由是——“本岛地窄粮寡，恐耽误大家大好前程，请各位另换大岛安歇”（似曾相识吧，参看水浒中王伦执行“关门主义”的经典语录）。
“另换大岛，翻翻中国地图就明白，东南沿海除了台湾岛和海南岛，最适宜我们发展的岛屿就是你这里了，我们要是有能力打下那两个大岛，谁还跑到你这里找不自在？”被拒之岛外鲁监国己经出离愤怒了。
他已不是三年前的鲁监国了，他这次可是带来大量走投无路的“打手”来的。
见来软的不行，鲁监国挥一挥衣袖，“打手”们便在第一时间挥刀动枪地“抢滩登陆”。
长年呆在岛上的黄司令军队，战斗力仍停留在三年前的层次上，丝毫没有的任何长进。
几个回合下来，竞被鲁监国的“百败雄师”修理了个稀里花拉。
打了败仗的黄司令自然不敢再牛逼哄哄，他赶紧上书向鲁监国请罪，并约定双方于9月24日举行和平谈判。
在谈判桌上，黄司的手下阮进忽然发飙，客串“林冲”，激情演绎了一出“手刃司令”的英雄壮举！
心有灵犀的张名振立刻配合，站出来迅急采取多项“善后措施”，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他首先以“亲家”的身份出面，上奏鲁监国后，礼葬了黄斌卿，并优养其家属。
然后对黄的旧部加以安抚，发放特别奖金，增加特殊工资，拉拢各位继续为鲁监国打工卖命。
最后由鲁监国出面，举行新老人物见面会。
在见面会上，鲁监国发表了热情洋溢而又亲切随和的讲话，号召大家以大局为重，大力支持他这位新领导的工作，呈前启后，继往开来，开创“反清复明”工作的新局面。
经过一系列的安抚工作，鲁监国在最短的时间内成功稳定了舟山的局势。
自此，“大明海上流亡政府领袖”朱以海同志，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一块巩固的陆上根据地，为他的长久生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部分最后的永历
第二十二章 同室再操戈
在闽浙赣三省由“解放区”变成游击区后，南明的江山，也仅剩下了粤桂湘黔滇这五省了。
各种抗清力量迅速向这五省集结。
因地理的原因，粤桂两省率先垂范，勇敢地站在了抗清的最前线。
粤桂（广东、广西）两省在今天是两个独立的行政单元，但在明代，却是一个统一的行政单元，统统归两广总督管辖。
当然，因为地域太大，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所以，明朝中央政府又在下面分别设立广东、广西两个巡抚，来内部分开管理。
这些聚在一起抗清力量，摆在面前最迫切的任务，自然是要选出一个最高领导——“监国或皇帝”，以作为自己政权合法存在的法律依据。
现在张罗这件事最积极的人，是广西巡抚————瞿式耜。
这不仅是因为，拥有儒家正统观念的瞿大人，在帝位选举上有很浓厚的“血统”情节。
更主要是他认为隆武帝“兴亦匆匆、败亦匆匆”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亲不近，导致名不正；而名不正，导致事不成。
在当年在黄道周、郑芝龙以“贤能”为根据拥立朱聿键时，他曾以“血亲”为根据拥立过桂王朱由楥。
为何要拥立桂王？
这是因为，按血统排序，与大行皇帝崇祯血统最近的“王”，就只有福、瑞、惠、桂四个藩王了（万历帝留下的儿子们）。
但“国破山河在，花落知多少”，这其中，福王父子双双完蛋，瑞王全家重庆死光，惠王降清喋血京城。
现在迎风傲雪独自开的，就剩下桂王一家了。
桂王家的“户主”是老桂王朱常瀛，按辈分算，他是崇祯的叔叔，原封地在湖南衡州。
当张献忠带着“反政府武装”跑到湖南“流窜作案”时，害怕“壮烈殉国”的他带着三儿子安仁王朱由楥，跑到广西梧州避难。
而不小心丢掉的四儿子永明王朱由榔，就稀里糊涂地做了张献忠绑匪集团的“高级肉票”。
但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贵人自有贵人帮”，就在朱由榔性命难保之际，一个“混入革命队伍”中明朝官员暗中保护了他，让他和死神擦肩而过！
不久，张献忠又开始跑到四川寻找新的作案地点，朱由榔便乘机逃出虎口，以“难民”的身份在湖南永州“潜伏”下来。
南明广西征蛮将军杨国威和部将焦琏，率军进入这一地区时，朱由榔终于否极泰来，被护送回广西梧州同父兄团聚。
真是应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老话，就在朱由榔返回不久，饱经风霜的老父亲朱常瀛就挂了。
随后，他的哥哥朱由楥也由“安仁王”变成了“安息王”。
这样，援引大明“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法，朱由榔便由两字的“永明王”自动升格为一字的“桂王”。
现在，具有浓厚“拥桂”情节的瞿式耜，就直接向他的上司——两广总督丁魁楚建议，拥立新桂王朱由榔同志承继大统。
但“老奸巨滑”的丁总督，在没有获得隆武帝确切死亡的消息前，力主持重，并没有立即加入到拥桂派的行列中去。
直到隆武朝大学士何吾驺，写信告知他这一“国丧讯息”时，他才丢掉幻想，慌慌张张地加入到以瞿巡抚为首的“劝进”队伍中来。
1646年十月初十，经过照例的“三劝三推”后，年仅23岁的朱由榔同志，被大家拥立为监国，国都暂定在他的登基地——广东肇庆。
朱由榔同志承继大统，既有两大优势，也有两大不足。
两大优势，一是他内心善良。
善良，似乎不是政治家，尤其是乱世政治家所需要的“优秀品格”，因为一般而言，拥有这种品格的政治家，通常的下场就是变成强者桌上的“盘中餐”。
但朱由榔同志不同，他身上的这种品格，虽然没有给他带来事业上最终的成功。但他这一人性中最亮的闪光点，却让他得到瞿式耜、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倾心拥护，最终也使他能在环境更恶劣、敌情更复杂的残山剩水中，把南明的江山又延续了十五年，占南明整个历史岁月的90％。
一个善良的人，未必能得到历史的垂青，但却可以赢得无数人真诚的关心和帮助！
二是他的长相优势。
朱由榔同志相貌堂堂、长须垂胸、面如朗月，很像他的爷爷万历帝朱翊钧，颇有帝王之相，让人望而敬重。
但同时，他也有两大不足：
一是他是一个“失学少年”。
虽然贵为王爷，但由于连年的战乱，在他本应背起书包上学堂的时候，却打起包裹来逃难。结果逃来逃去，就错过了学习的黄金年龄。以致于他在登基之初，文化水平仍停留在一个“小学生”的层次上。
二是他性格懦弱。
懦弱的人，往往会在关键的时刻，逃避他本应担负的责任，而一个懦弱的帝王，当他逃避责任的同时，一起丧失的，还会有他珍贵的社稷和宝贵的生命。
也正因为后两个不足，使朱由榔同志就任监国之初，朝堂之上，就弥漫一股不和谐的风气！
这股风气就是太监专权和首辅之争。
这个专权的太监，叫王坤（又名王弘祖），他当年曾经跟着崇祯皇帝混过，精通“宫廷礼仪学”，现在在肇庆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完全够得上“国宝级的人才”。
在大家都对监国如何登基、如何接受大臣朝拜、如何封赏大臣等等形式问题，说不出个一二三四时，王坤同志上场了。
他发挥自己专业特长，把所遇到的难题一一化解，在得到大家钦佩的同时，也赢得朱由榔监国由衷的信任。
此后，朱由榔监国的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