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日子却被赶来讨要“见义勇为奖金”的李自成给中止了，再加上东林斗士——黄澍提供了一个“真实”消息，太子已到南京，但被弘光帝及马阮等以“假太子”的罪名下了监狱。他建议左良玉东下除奸救太子，这样既避免与李自成死磕，又能借助时势自创一片天地，何乐而不为！
既受崇祯帝多次“宽恕”之恩，又有美好前景引诱的左良玉与黄斗士“一拍即合”。
1645年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同志借口接到牢中太子的密旨，动员自己的八十万大军（实际二十万）沿长江东下，就在清军已占领归德之时，拉开了南明弘光朝最后的“窝里斗”。
左良玉同志造反时，为了给自己造势，先后“绑架”了湖南巡抚何腾蛟、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袁继咸一起东下。
一面是左兵东下，一面是清兵北来，这就给弘光小朝廷提出一个生死攸关的命题：是先防“左”还是先防“清”？火烧眉毛的弘光帝速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弘光帝的开场意见是：“左兵急则先防左，清兵急先防清”。
这话无比正确，但根本无法操作，防左、防清的战场相距两百多里，南明这点兵，防了左就不能防清，防了清就不能防左。
刑部侍郎姚思孝、御史乔可聘、成友谦的发言是：明清是敌我矛盾，明左是内部矛盾。应以防清为第一要务，不防答应左良玉一些条件，以稳住其心，不再东下。
马士英阁首眼看弘光帝被这伙人勾引下去，自己就又成了与左妥协的“牺牲品”了，情急之下，骤然发飙。
“你们这些东林党这样做，不是想借口防清来达到帮左良玉东下的目的吗？皇上，清兵来了，我们还可以和他们议和，左兵来了，这些东林党人仍可高官得坐，可是我和陛下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老马同志咆哮着，狂吼着。
决策出现了一边倒，弘光帝出手诏从史可法手中抽调黄刘兵团防御左良玉。≮更多好书请访问：。 ≯
四月初一，接到调兵令的史可法上疏反对，建议防清第一，并愿作为“和平大使”，只身往左营谈判。
但上疏遭到弘光帝的严厉斥责，不得已，史可法只得令黄刘紧急西进，这样，安徽及江苏北部的几百里内，再无大明军士一兵一卒驻防。
这时，攻克九江后继续东下的左部也有了新变化——主帅左良玉于四月初四一命呜呼！
左良玉虽死，但左部仍在其子左梦庚的统领下，仍脑子一根筋地向南京杀来。
虎父未必有虎子！左部在左梦庚统率下，战斗力大为下降，四月十一日，在铜陵，被江北总兵黄斌卿第一次打败。
左部虽败，但实力尚存，随时可以再次东下，黄刘两部仍未得以回防清兵。
而此时，清兵已开始准备攻打扬州，对史可法真正的人生考验开始了！
第十三章 扬州悲歌
1645年四月十八日，刚刚从南京渡江返回扬州的史可法在清军兵临城下之际，以督师身份向四周各州县发出紧急调兵檄文，要求各部将领带兵到扬州集中。
调兵檄文发出后，只有总兵刘刘肇基、兵部主事何刚率忠贯营约四千余人到达，加上扬州原有的守军约有一万余众。史可法明白，现在，只有靠这些人来死守孤城了。
但多铎却先把扬州城围起来，并没有急于大规模攻城。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怯于此城城高池深，直接攻打伤亡太大，想等待攻城利器——红衣大炮从后方运来；二是想通过恐吓、引诱等“传统手法”来招降史可法，不战而获得扬州城。
多绎先派出驷州降将李遇春以老部下的身份持自己的信去试探性招降，被史可法隔城痛骂一顿后无果而返。
政府官员不行就派民间代表，二十二日，由“扬州老乡”们组成的民间友好代表团一天六次进城给史可法做“思想工作”，请他“顺应历史潮流，作出有利于扬州人民的事情，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扬州问题”。
史可法连信看都没看，统统扔到护城河中。与他同城的淮扬总督卫胤文这时也抛开了党派之争，坚定地和史可法站在同一战线上，毫不客气地推开了多铎伸过来的橄榄枝。
但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还是有人终于心动了，甘肃镇总兵李悽凤和监军道高歧凤就动了趁乱劫持史可法出城参加“和平运动”的心思。
史可法察觉了，但并没有把这两个人交给“军事法庭”审判，而是把这两个人叫到跟前谈人生观、生死观，说贪生怕死是人的本性，你们如果不愿随我一起战死在扬州，我也不拦你们，悉听尊便！
史的宽容和理解并没有唤醒这两人理解和良知，从史的“办公室”出来，二人就像黄鹤一样，拍拍翅膀，飞出扬州城外，直奔清营而去。
但大多数人却留了下来，在扬州城真正懂军事的将领——刘肇基同志的领导下，给尝试攻城的清军予以迎头痛击，使其伤亡达到千余人，不得不停止了进攻的步伐。
刘肇基，辽东老汉人，清军老对手，从1639年就站在抗清的前线，先后参加过锦州保卫战、松山杏山救援战，当与他同批的辽东老乡祖大寿、吴三桂等纷纷降清后，他却从白山黑水来到了江南水乡，加入了福王政权，被授左都督、太子太保衔。
刘肇基在清军初到时，曾建议其趁敌立足未稳，出城一战，但被史以“锋芒不可轻试”为由给拒绝了。后来，刘又看到扬州西门口的树林极利于清兵隐蔽偷袭，建议将其砍掉，但史以此林中有大明首辅李春芳之墓为由再次拒绝了。对此，刘肇基实在无话可说！
史可法登上城墙，凝望城外重重围困的清军，他知道：求胜是渺茫的，现在自己最好的出路，就是“求死”。
在中国官场这桶“酱缸文化”中，有一些人，虽然也饱读四书五经、圣儒经典，但一踏上仕途，仁义礼智忠信便被荣华富贵挤在了一边。但是，总还有那么一部分人，把书中的道义铭刻在心里，并视其为高于生命，矢志不移地实践。当追求的道义破灭之时，他们不会退而求其次或转而追其它，只会拿自已的生命来殉葬！
当他拿起笔，交代身后事时，一种深深的自卑与自责涌上自己的心头。一年中，从反对拥立福王到江北督师，从笼络高杰到北伐夭折，从尝试军屯到国贫民困，历历往事，都似乎在嘲笑自己——你不行，你只是一介书生，没有扭转乾坤的能力。
他给母亲的信中写到：“儿做官十八年，不能有益于朝廷，有何脸面于天地之问，今以死徇，诚不足赎罪！”
甚至，他还给城外的敌酋——多铎也写了一封信：“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有死足矣！”
攻城持久六天后，四月二十四日，清军的红衣大炮运到了，多铎再也不用再戴着“温情的面纱”来劝降了。一阵又一阵的炮声代表了他的无奈、残暴和怒火。
在扬州城即将残破之际，史可法招集部下，做最后的道别，“我自告城必破，城破后，谁能助我成此名节？”他坚定地问。
部将史德威跪而应之。
史可法拉住他的手又说：“我无子，你随我多年，我能否认你为义子。”
三个月前，当有兵有枪有能量的高杰儿子有意拜史可法为义父时，被这位倔强而不知变通的人拒绝了。对此，史德威是清楚的。但今日，却要认自己这个无权无势无能力的人为义子。史德威感动之余，再次下拜认了这个“义父”。
史可法欣慰地笑了，至此，一切的身后之事已经处理完毕。
得到红衣大炮帮助的清军，再次复制了太原、潼关的成功模式。二十四夜，清军用大炮轰塌城墙。二十五晨，清军从塌倒的城墙中冲了进来。
巷战开始了，刘肇基率四百多名明兵展开巷战，全部战死，这位来自遥远黑土地的刚烈男儿，终于把最后的一腔热血抛洒在这片陌生的红土地上。同时为国殉躯的还有扬州知府任民育、何刚等一百多名大小官员。
史可法眼见城已无法再守，大声喊史德威帮助自己自裁，史德威不忍下手，和部下拥上史可法向小东门方向突围。
在途中，他们被一队清军包围，为不连累他人，史可法自报官职，被围上来的清军俘虏。
多绎终于见到了多次拒降的史可法，再次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遭到拒绝后，将其杀害。
被害时，史可法年仅四十四岁。但是，被杀者的人格力量也震憾了屠杀者，当多铎听说一同被俘的史德威是史可法的义子时，将其释放，让他为史收殓尸骸。
扬州是南方顽强抵抗清军的第一座城，也是清军入关以来遭受伤亡最重的一座城。为了对扬州人民进行报复，也为了实施战争恐怖，多铎下令，对扬州实行为期十天的“战略屠杀”，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贵贱、不分贫富，见者，都可以统统杀掉。
对于这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屠杀，我不忍多写，您也不忍多看，这是我们民族自相残杀的伤疤，这是我们华夏大地永远挥之不散的悲怆！
在此，我只想补充两点，以醒生者。
第一点：被屠杀的人数？
明人的个人回忆录记载，此次屠杀，查寺院的焚尸薄，前后约有八十万人，这是一个让后人致疑的数字，因为推测当时的扬州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口“提供屠杀”。
明朝中后期，在世界上达到50万人口的十大城市中，扬州是其中的一个。
在高杰军队在扬州城周边农村胡作非为的时候，大城市扬州成为民众最好的“避护所”，大量的农村人口纷纷拥入城中寻找生命的依靠，扬州城的人口将远远超过的50万。
城破后，除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外，大部分人遭到屠杀。战后，扬州城几乎找不出一个完整的家庭。
这样推断下来，城中大约有将近三十多万人被屠杀，人数不会少于被外族——日本鬼子在南京所屠杀民众的数量。
第二点：屠杀者的身份？
长期以来，屠杀者的被告席上只有“满人”一个座位，这成为清末“反满民族革命”的最好宣传材料。但实际上，入关的“满兵”仅有六万人，留京驻守一部分，阿济格和准塔各带走一部分，随多铎攻占扬州的，充其量不过二万人，另外还有少量“蒙兵”。这样算下来，攻入扬州的十万军队中，“汉兵”无疑是占了绝大多数的。这其中，既有东北辽地的“老汉兵”，又有入关后北方南方投降的“新汉兵”。
不知这些“汉兵”在挥刀砍向同族同种同文同国的“汉人”时，做何感想。
有时候，我们自己民族的丑陋，直让我们悲哀得无话可说！
但扬州大屠杀的命令是多铎下的，没有他这道无情的命令，那么多无辜的生命不可能变成屠刀下的“血淋淋的亡魂”。
在明末清初的大战乱中，多铎不是惟一一个下过此类命令的人。李自成、张献忠、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都过同样的事情，宁武、四川、济南等地都遭受过同样的噩运。
有时候，在那些大人物成功成名的背后，却是我们这些小人物无尽的泪水、血肉和尸骨！
作为扬州大屠杀的另一当事人——史可法，他的尸骨也被抛入了难民的尸骨之中，无处可寻。被释放的史德威无法找到这位“义父”的尸骸，只得用他生前穿过的袍子和用过的笏板，做成一个“衣冠冢”，安葬在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
幸存下来的扬州人并没有把亲人逝去的怨气撒在史可法的头上，他们更记住了他勤政廉洁的作风、他忍辱负重的行为、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他与士卒的同甘共苦的品格，忘记了他是一个完全失败的人，一个没法给大家带来安全和幸福的人。
历史的筛选是无义的，民众的筛选是有情的。
1648年正月，在史可法逝去的三年后，宜城人朱国材冒充史可法号召反清复明，从者万人。
1653年，清廷在扬州建祠，纪念这位曾为抵抗他们而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义土。
1776年，清朝的乾隆皇帝下诏追谥史可法“忠正”，并将其存世的文章收集整理，出版了《史忠正公文集》。
至此，史可法，这个闪光的名字，这个饱受非议的人物，终于超越了民族与阶级的界线，成为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一个精神谐模，一笔无比珍贵共同的财富！
这是我们全民族轻生死重大义的体现，这也是我们民族走向复兴的支点！
弘光朝的挽歌
降幡一片
1645年的五月初二夜，南京皇城内，火树银花不夜天，欢歌伴舞庆太平。弘光小朝廷的“祝捷大会”正渐入高潮。
因为这一天，黄得功终于在板子矶打败了左梦庚东下的水陆大军，来自西面的威胁终于解除了。
当祝捷会上的老马同志正陶醉于“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丰功伟绩”时，一份份来自东边的“丧报”彻底打破了他的好心情。
扬州失守、江北的高杰余部在其子高元照、提督李本深、徐州总兵李成栋带领下降清，刘良佐在其弟策反下降清，刘泽清率部乘船逃往海上……
还来不及作出反应，五月初五，清军已进抵长江北岸，准备渡江。
弘光朝堂顿时陷入了一片惊惶失措之中。
大难临头，内心坚强的人会迎难而上；而内心懦弱的人会知难而退，并会更加沉浸在自己的喜好的事物中不可自拔，借以转移面临的痛苦和灾难。
内心懦弱、而又“酷爱艺术”的弘光皇帝就采用了这种“转移疗法”，他在宫中加紧拍练自已导演的歌舞剧，准备用歌声舞影带来的“艺术享受”治疗自己面临的亡国之痛。
但在片刻的欢乐之后，巨大的痛苦还是一次又一次涌上他的心头。前两次逃亡时，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终身难忘！
为什么幸福总是给得这么少，而痛苦总是给得那么多？
一阵阵痛苦俳徊后，他把希望的目光热辣辣地盯在马阁首的身上。
这时的老马同志的确体现了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宰相”风度，每天按点上班，按点下班，未见任何异常举动。
这给了弘光帝一股难以名状自信，他秘召老马进宫商量对策。
老马还是识途，他给弘光帝开出的药方就是一个字——逃“皇上，此次清军南下，将和南宋时的金人一样，得之未必能守之，最终也不过是夺些钱财而返！我等就是丢了南京，还有浙闽湘赣粤川等他们周旋，实在不行，皇上还可回臣的老家贵州去，占一地称王。”
听君一席话，胜发十年愁，弘光帝心中有底了。
但“逃”只能私下进行，是万万不能和朝臣们研究研究，形成决议再执行。为丢掉包袱、轻装出逃，两人商定了出逃的日期和人数。
老马同志现在，对自己的恩人兼蜜友——阮大铖充满了失望和恼怒，出逃时连他也不准备通知一声。
五月初八，清军趁大雾夜渡长江。初九，占领镇江，在长江驻防的福建水师在总兵郑鸿逵率领下，稍作抵抗后，便扬帆南归，将长江天险转手赠与清军。
出逃的时刻到了，初十晚，借着夜幕的掩护，老马、弘光带着邹太后，在其子马銮及一千多名贵州家兵的护卫下，悄然离京。
第二天天色大亮，首都各界人士这才知道了“一号首长”及“二号首长”双双逃离工作岗位的消息，一下子惊呆了。
两位首长不负责任的行为，使愤怒的情绪一下子在群众中间爆发。
率先行动起来“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