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系经世派中心人物是曾国藩，因为曾国藩最会搞关系。如何利用清朝的集权体制弊端，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首先得有个人在前面开路搞关系。陶澍与曾国藩、左宗棠三人之间，也有比较绕的姻亲关系。
陶澍带了这个头，后来，左宗棠与曾国藩，左宗棠与郭嵩焘，曾国藩与郭嵩焘，全都发展成了姻亲关系，相互见面亲家来亲家去。而左宗棠在官场里办事最得力的三个人：陶澍、胡林翼、郭嵩焘，都通过这个团体，以这样的方式，固定下来。
这些为左宗棠后来几步登天，埋下了最有力的伏笔。
左宗棠当时并不知道，在他们认识之前，陶澍花了20多年时间，自觉大规模地招集幕僚、使用大吏，大力发现、培养、扶植、举荐大批湖南人才。＇7＇
陶澍为什么要靠这个落后的封建宗法与地域关系，来发展和培育湘官集团？这不是搞地方政治和帮派团体，将国家政权私人化吗？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历史作家宗承灏分析，正是因为湘系势力个体之间结成的以同乡、师生、亲友为纽带的庞而杂的人际关系网，在晚清官场上才得以表现出了惊人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
盘根错节的网络关系就等于把权力结构进行一系列的重组和再分配。湘官集团势大力沉，对满官集团无疑造成一个潜在的巨大冲击。
清朝在建立之初，被汉人称为“满清异族”，政权也被认为“非法”。王船山当年反清复明，就是排满。但满人的势力集团，或者说满官集团，始终控制了中国的权力核心。
满人意识到，权力有风险，用官得小心。清廷从建国初期就一直在规避权力风险。他们的方法，是通过部分地分享权力，来拉拢汉人。太平天国运动突然爆发，不可预料地调整了“满、汉”力量对比。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地方势力逐步在清朝官僚体系中得到了重用，地方大员也在形势逼人的历史时刻一跃而上。
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官集团，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政治联盟，更不同于一般官场中人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抱团取暖。而是各自通过独当一面的能力，争取汉人在受到排挤的权力结构中有发展空间。
在湘官集团的影响下，以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为代表，随后崛起淮系集团。这个集团由将领、官僚和幕僚组成，在淮军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而且后来居上：1870年，随着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淮系集团迅速向中国最富庶的东南沿海渗透，成长为晚清史上最有势力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集团。他们与湘官集团既团结，又斗争，左宗棠成了斗争的主将，而李鸿章成为他的直接政治对手，相互之间斗得风云变色。这些在后面将述及。
眼下，湘官集团和淮系集团，与满官集团开始竞争。一开始屈服其下，后来正面交锋，最后裂权而二，对峙并立。两虎相争，龙争虎斗，这当然会有一个风起云涌、惊涛拍岸、惊心动魄的过程。
再巧不过的是，左宗棠出山，刚好就碰到了这个正面交锋的节骨眼上。他无可避免地要被推到两大集团短兵相接的刀刃上。
都赶上了。
历史以来，凡打破固有规则者，自身都会大起大落。这预示着，左宗棠“窝龙出湖”，将要经历一次生死起落。
目前谁也无法预测，左宗棠的生死起落，具体什么时候到来。是和平交接，青云直上，还是剑拔弩张，擦枪走火？
＇1＇ 渌江书院始建于1175年。山长，又称院长、山主、洞主、主洞、掌教等。是对中国古代书院的负责人的称呼，主持教学与行政，类似今天大学校长，或文学院院长。山长之名始于五代，五代时蒋维束隐居街岳，号山长。书院历任山长大多是德高望重，王守仁、王辏г硕嫉惫匠ぃ蛏匠っ乒谏揭捌ⅲ�1765年，乾隆下令改称院长。但一般仍习惯称山长，以体现别于官方的独立民间文化立场。
＇2＇ 《左宗棠全集》中记载有他具体的教学改革方法：“宗棠初来，凡诸生进谒，各给引己一本，令其工课，随时注载。日入头门下锁，即查阅功课，如旷废不事，事及虚词掩，着两次将本课膏火除去，加与潜心苦功之人。……因于《小学》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
＇3＇ 整个清朝设有八大总督：直隶总督，管辖直隶省，治保定，地位最高。两江总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治南京，地位次之。湖广总督，管辖湖南、湖北，治武昌。两广总督，管辖广东、广西，治广州。闽浙总督，管辖福建、浙江，治福州。四川总督，管辖四川省，治成都。陕甘总督，管辖陕西、甘肃，治西安。云贵总督，管辖云南、贵州，治昆明。清末增设东三省总督，管辖黑龙江、吉林、奉天，治盛京。
＇4＇ 陶侃是江西鄱阳人，晋朝名将。出身寒门的陶侃，自讨平张昌叛乱开始一直以其战功升迁，最终当上太尉之位，并掌握重兵，都督八州军事（交、广、宁、荆、益、雍、梁、江）并任荆江两州刺史；这在世族垄断高位的东晋开创了一个例外。陶侃因功而升为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陶澍与陶侃同出身微寒，靠个人奋斗而位高人显。
＇5＇ 生员是经本少各级考试入府、州、县学者，习惯的叫法是秀才，也叫诸生。生员常受本地教官（即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及学政（明为学道）监督考核。
＇6＇ 梅英杰《湘军人物年谱·胡林翼年谱》中如下记载：“陶澍取道益阳，馆歧市，往谒乡贤胡律臣。偶然见到胡林翼，惊为伟器，曰：吾已得一快婿！遂以女儿陶静娟妻之，行问名礼，胡林翼方八岁，陶静娟五岁，拜于堂上，彬彬有礼。”这里说的年龄都是虚岁。胡林翼实际年龄是七岁，陶静娟实际年龄四岁。
＇7＇ 陶澍爱才，也善于发现人才，更善于结交和团结人才。他和贺长龄为至交好友，两人在中国首次提倡搞海运，取得了震惊朝野的成功。魏源当年屡败屡考，失落无比，在陶澍手下做幕僚，一做就是14年。李星源曾经做过陶澍幕僚。后来他做上了总督，对陶澍照样当作老师来对待。黄冕被罢官后，陶澍马上对他进行帮助，让他参与海运、盐务、赈灾，最后也成就了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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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泪洒空林
设馆陶家
1838年，第三次会试结果出来，左宗棠再次落榜，落寞回家。分别不到一年，陶澍又病故在任上。
陶澍去世，他的家眷，根据规定，全部迁回湖南安化。
陶澍上次已对左宗棠当面托孤。他一死，7岁儿子陶桄的培养责任，便落到左宗棠肩上。
现在起，左宗棠得担当起来，做“亚父”。反正自己已经负气不考进士，专心在做山长。现在转身来做家教，也不错。
教育总督的儿子，程序还得要走。
首先，左宗棠在城南书院求学时的老师，陶澍的亲家贺熙龄给左宗棠写了封邀请信；其次，当时在江南乡试做副考官的胡林翼，专门赶到安化，正式给“季丈”左宗棠颁发了一纸家庭教师聘书。
就这样，左宗棠从醴陵渌江书院的山长，名正言顺地变身为安化陶家的“师长”。
流程走完，时间转眼已到1839年，这一年，左宗棠27岁。
闲定下来细想，左宗棠沮丧地发现，27岁的诸葛亮已经出山，指挥若定；27岁的自己还藏身名山，执鞭教子。
诸葛亮走进激情燃烧的岁月，左宗棠依然在潜伏。
但左宗棠正在成长变化，从“窝龙”已升级成“潜龙”。《易经》有句话，叫“潜龙勿用”。事业在发展之初，虽然势头比较好，但比较弱小，应该小心谨慎，不可轻动。
做山长的左宗棠实践了这一信条，两耳闻天下事，只清议不行动，一边教书，一边读书充电。
陶澍生前不是交代了吗，我家里有的是藏书，都托付给你了。左宗棠在陶家名义上是家庭教师，事实上是“代理家长”。陶家后代全归他调教，书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自此，除了帮助陶家照顾家庭、处理乡间琐事、钻研仕途学业之外，左宗棠把时间主要放在了研习经世致用的学问上。
他这下不再是“饿牛进菜园”，而像牵牛星直接闯进了蟠桃园。
陶澍家都有些什么书呢？两江总督看的书，当然都是些事情大得不得了，思考深度远得不得了的书。¨wén rén shū wū¨
左宗棠不无兴奋地写信告诉妻子，“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本朝志乘记载，官私各书，凡有关系海国故事者”，这里一应俱有，是真正的百科全书馆。
陶澍当年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开创性地规划两江怎么搞，原稿今天全都可以读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经营天下的大智慧，里面的每一个思考，让乡下读书人左宗棠大开眼界，有如醍醐灌顶，窥破天机。
教书之余，左宗棠每天翻开的，是清朝的各种“宪章文件”，陶澍收藏的“臣工奏稿”，这些之前可都是国家级的绝密材料。身体潜居安化的困龙，精神一下子游进了比江湖要广阔许多的大海。他通过书，与古人神交；可以通过文字，与清朝的皇帝神交，与故去的陶澍神交。＇1＇
给皇帝的奏稿怎么写？皇帝到底在想些什么？这些全都是一手材料。
独立学习，自由思考，左宗棠这段时间的学习经历，用今天话说，叫接受了真正的素质教育。每天没有人管着他，可以睡觉，可以接着看，可以任意联想、发挥，也可以找不入流的杂书来比较、思考。想出来新意就记下，想不出新意没人惩罚。没有人来攀比，也没有功利的诱惑，他像古代的庄子一样，“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与左宗棠同时期但考上进士的胡林翼，却没有他这么幸运了。胡林翼这时最大的苦恼，是被官场关系绊住了手脚。
1839年，考取进士后一年，27岁的胡林翼春风得意，做上江南乡试副主考。主考官是满人文庆，考试期间不巧病倒了，根本无法阅卷。胡林翼得一个人在一个月内阅完14000份卷子。一天要批阅完近500份考卷，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怎么办？犯难了。
胡林翼做事向来灵活，会想办法。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难不倒他。正大光明肯定不行，他只好动起歪脑筋，冒险将一个叫熊少牧的湖南举人违规带进考场来帮忙。
事情很快暴露，处罚很严重：文庆被革职查办，胡林翼降一级调用。
弄巧成拙，这一跤摔得很惨，他几年都爬不起来。直到1847年，已经35岁的胡林翼费尽心机，左支右绌，才总算爬到贵州安顺知府的位置。好容易熬成了个相当于今天正厅级的领导，他还想继续往上爬。动歪脑筋不行，就踏实卖命干，打算用业绩来说话。
他这一埋头，辛苦了五年多。在任期间，他芒鞋短衣，深入群众摸民情，探匪情，强化团练、保甲，带领官兵与盗匪作战数百次，镇压黄平、台拱、清江、天柱等地苗民起义和湖南李沅发起义，《胡氏兵法》也在这时编成。五年下来，政绩突出，声望日隆。连曾国藩都仰望说：“林翼坚持之力，调和诸将之功，综核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进德之猛。”
但胡林翼哪里想得到，在帝国做官僚，干不如偷，偷不如抢。邻省的督抚大员们平时都一块偷懒，正愁没政绩，日夜犯头疼，不知道怎么跟皇帝交差。眼看胡林翼干得风生水起，都一窝蜂来抢“摘桃功”，将胡林翼的政绩弄成“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自己辛苦经营遭此大劫，胡林翼焦头烂额，慨叹防不胜防。
胡林翼本来与左宗棠一样，在长沙城南书院读过书，受过经世致用的影响，不缺实际办事能力。但陷身官场之后，他才发现，这里比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做老实官，干实在事，反倒会吃亏。
10年宦海沉浮，让胡林翼醒悟，帝国体制原来是个大磨石，自己棱角得赶快磨平。朝廷早已规定，他们只能背诵四书五经，不能解释，更不能发挥。这种教育制度里出来的官员，熬与磨才是正道，阴谋加算计，“稳准忍等狠”一招鲜，可以吃遍官场。
摔过跟头，吃够苦头，他改变策略，不急着忙事，而是忙跑官，忙人事：要懂钩心斗角；为了应付，得作假；为了政绩，要造假。【。52dzs。】早请示，晚汇报，中间只跑跑龙套。
胡林翼从小公子哥儿习气，谋人与算计人，是他的长项，从此乐得也玩弄别人，日子过得跟拍演电影一样。
让胡林翼纠结的是，自己毕竟还年轻，是体制内正能量，跟玩弄别人的腐朽八旗、绿营又混不到一块。
经历不同带来性格与价值观分歧。胡林翼这次来给左宗棠发聘书时，两人又像第一次去北京参加会试那样，“连床夜话，纵论古今大政，以及古来圣贤豪杰大儒名臣之用心行事”。两人又像回到了21岁，“无所不谈，无所不合”。
越谈越近，话题由大到小，逐渐转到了个人。胡林翼给左宗棠提了个醒，先肯定他为人很好，“能以诚心相与”，再批评他“虑事太密，论事太尽”，“出言着边际”。翻译成白话，就是事情想得总是过于细致，而评价事情偏激，总过于绝对，说话口气大，思维太发散，让人摸不着头脑。左宗棠全部接受了，认为“切中弊病”。
但左宗棠与胡林翼都没料想到，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哥俩，这次交流，发生了一个根本分歧。胡林翼以自己这些年来的官场实践体验，私下告诫左宗棠：做人要注意收敛，得学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左宗棠直通通地看着胡林翼，很不以为然。他说：我民间书生一个，如果也讲究趋利避害，观点模棱两可，那跟官场上投机取巧的那些人，还有什么区别呢？这好像不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子汉应该做的事啊！（“则未免如官场巧滑者流，趋避为工，模棱两可，似非血性男子所应出也。”）
他们都还没有预料得到，未来发展，正在这时开始玩大翻转：左宗棠貌似在骑驴，其实在骑马；真正在骑驴的，是跟胡林翼一样已“科考取官”的进士。
左宗棠现在这种流落于草野民间、自学自问的提升素质方式，进步到底有多大？我们从后来的自学成材的毛泽东身上可以得到辅证。＇2＇
毛泽东年轻时的学习经历，与左宗棠几乎完全一样。他们共同关心“舆地学”。毛泽东没有像左宗棠专门研究农学，但他有多年种田经历，专门在广东与湖南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这种没有官场看得见的名利诱惑，为读书而读书的方式，内容的枯燥程度、需要坚守的毅力，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
左宗棠做到了。
在自学环境里锻炼出来的人，有他固定的特点：实践中去成就大业时，只能做一把手，不能做二号首长。不只是因为这种学习、思想都十分深刻，甚至有点怪异，爱好剑走偏锋，跟他人总合不上。关键是，这种自由散漫环境里熏陶出来的人，已经无法适应条框管制的生活。他会是一个好的开创者，同时又是一个差劲的执行者。思维方式，与科班渠道学出来的人，已经搭不上调。
这是一种高风险与高回报的读书方式，适合做独当一面的职业经理，不适合立志做员工的人。左宗棠与毛泽东做事表现出来的个性，都鲜明地体现出这些特征。
左宗棠自己也很清楚。1856年，他给胡林翼写信说：“弟才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必不能为人用。”老弟我的才能可以担当天下大事，但却不能被派去做知县；可以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