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了。没想到左宗棠没有任何偏袒，不但没有趁机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里吹捧郭嵩焘，反而毫不隐讳地向皇帝全面客观地评价了郭嵩焘，然后建议给他换工作。
左宗棠在汇报材料里说：郭嵩焘为人勤恳，做事谨慎，为人廉洁。不但如此，他的谨慎已经到了过头的地步，因此既不敢办事，也办不好事，随机应变地处理事情的策略，也不是他所擅长的。
那怎么办呢？左宗棠建议，朝廷派自己的老部下蒋益澧取代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而请求将郭嵩焘召回北京，另作任用。
左宗棠此时用心如何，不得而知。从坏的方面猜测，他在对郭嵩焘落井下石；从好的方面猜测，他在对郭嵩焘进行挽救。战争让文人走开。左宗棠亲眼看见过，浙江巡抚王有龄一家几百口怎么集体自杀于家屋中，弄得屋内血满如池塘。他心里最清楚，郭嵩焘当巡抚很吃力，也很勉强，他有在皇帝身边工作多年的经验，去北京更有利于施展才华。
但郭嵩焘不这样想，他一直想做巡抚。巡抚是封疆大吏，地方实权派，比在皇帝身边做秘书自由得多，也有成就感得多。左宗棠请求朝廷将他调回北京，郭嵩焘自然一肚子气，这进一步强化了他对左宗棠“用心太酷”的结论。那段时间里，他梦里都在盼左宗棠过来向自己道歉。
但左宗棠不但不认为自己错了，反而认为自己是真正对郭嵩焘负责。两人想法各异，郭嵩焘越想越郁闷，他无力强迫左宗棠道歉，只好写日记来发泄。有一天晚上，他梦见左宗棠来见自己，说非常后悔得罪了他，不停地打巴掌自我责备，郭嵩焘心理稍微宽舒了点。但醒来才发现是南柯一梦，郭嵩焘更加失落。
左宗棠这时靠战功在清廷已经树立了威信，他的建议举足轻重。最后结果是，蒋益澧成功取代郭嵩焘。朝廷工作是回不去了，1866年，郭嵩焘负气罢官，回到湖南，在长沙城南书院教书、讲学。他崇拜思想家王船山，创办了思贤讲舍，以弘扬王船山学说为己任。
郭嵩焘在思贤讲舍隐居近十年。1875年，军机大臣文祥想起郭嵩焘，举荐他进入总理衙门，随后得朝廷重用，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交官派出，担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任驻法公使。
但郭嵩焘还是摊上了大事，这次跟左宗棠毫无关联。1879年，因为思想过于深刻超前，郭嵩焘指出中国落后根源在国家体制，中国应学习西方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他写成日记出版了，这引起清廷上下恐慌，被紧急从法国召回，驻英法大使由曾纪泽取代。郭嵩焘从此被清廷荒废，蛰居乡野，郁郁终生。
郭嵩焘回到湘阴后总是认为，20年来，左宗棠建议清廷给自己换工作，是下半生官运落魄的开始。郭嵩焘在失落中对左宗棠怨恨积压日深。而左宗棠1877年12月被拜相封侯，喜讯很快传回湘阴，郭嵩焘想起文庙灵芝一事，更加羡慕嫉妒恨，刺激巨大而深刻。
左郭关系由此彻底闹翻，隔断通信16年。
左宗棠这边，对郭嵩焘也有一事耿耿于怀。1878年，左宗棠收复新疆进展大顺，英国政府找到中国驻法国公使郭嵩焘，对他说，阿古柏如果建立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对中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郭嵩焘认为有道理，就向总理衙门建议。左宗棠一听，怒不可遏。他当即答复总理衙门：阿古柏问题纯粹是中国内政问题，与英国或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问题不在总理衙门管辖范围，而在我的管理范围。如果英国真想在中亚建立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那么应该考虑到印度北部去搞，而不能老盯着中国的新疆打主意。
左宗棠觉得郭嵩焘这次在英国与阿古柏之间扮演了一个丑角。他既不背后议论，也不写日记，更不在梦里批评郭嵩焘。他在北京一个公共场合里找到机会，当着许多人的面告诉郭嵩焘，一个中国人，被英国人利用，而忘记了本民族利益，应该感到羞耻。
郭嵩焘对左宗棠旧恨未消，这次被责骂，又添加一道新伤。郭嵩焘十分生气，决定今生不再见左宗棠。
郭嵩焘被激怒后，他很难再客观理解左宗棠。他不知道，左宗棠表扬人也是这么干的，当着许多人的面，不加掩饰地说出来。
1882年1月，左宗棠从两江总督任上回长沙，专门登门拜访郭嵩焘。他们不但是儿时伙伴，现在也是儿女亲家。郭嵩焘还没有原谅左宗棠，所以拒绝见面。左宗棠急了，站在门口说：老郭，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难道还要将那些过节带到下辈子去吗？郭嵩焘这才从屋里走出来，但见面态度依然不冷不热。
与左宗棠豁达不同，郭嵩焘记仇。左宗棠死后，郭嵩焘心中依然疙瘩，他送的挽联，这种心迹表露无遗：“世需才，才亦需世；公负我，我不负公。”
“才亦需世”是暗示没有郭嵩焘在樊燮事件中营救，在咸丰皇帝面前举荐，左宗棠没有出头之日。“我不负公”是明确宣布，自己到死仍不原谅左宗棠。
隔阂如此之深，到底隐藏一段怎样的是非曲直？
简单地说，缘于价值观的冲突。左宗棠的价值原则是“公大于私，法大于情”。而郭嵩焘在某种程度上反过来了，至少他坚持认为，“私有时大于公，情有时大于法”。
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任外交官，也是近代走出中国看世界第一人，飘逸高远的郭嵩焘，他的思想力、眼界，百年内没有几个中国人可以跟上。但他确实如左宗棠所说，不是做巡抚的料。这一点曾国藩也看出来了，他说郭嵩焘“乃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郭嵩焘著书立说是天才，处理官场关系、搞军事、政治斗争，是庸才。左宗棠正是看死了这一点，活活将他从广东巡抚的位置上拖了下来，免得他卷身官场旋涡，身败名裂。
同是读书人，左宗棠是“军事家加政治家”型，而郭嵩焘则是“书生加思想家”型。形象地说，左宗棠是一只老鹰，郭嵩焘是一只鸽子。
郭嵩焘艺术家气质很浓。他情感十分细腻，对外界非常敏感，情绪起伏非常剧烈，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如他的字“筠仙”，仙风道骨。他与“燕颔虎颈”的农夫一样的蛮牛左宗棠站到一起，差异感立刻就出来了。
今天再看，左宗棠对郭嵩焘的批评，事实证明全说对了，公正客观得惊人。只是，作为艺术气质强烈的当事人郭嵩焘，情绪化掩盖了理性，很难接受现实而已。
但在国家利益面前，试图要左宗棠以亲家、乡亲、老朋友的关系，为自己网开一面，来帮自己说话，今人也很难接受。这不就是“官官相护”吗？官场搞人际关系网，重私不重公，对人不对事，老百姓深受其害。拿公共权力做私人交易，比腐败还可恶、可怕。如果权力来自于上级或某个人，就只需对上级或某个人负责，需要感恩并回报，这与现代法治精神无疑完全背道而驰。孟子说：“民心所向，天必应之”，民意即天意，统治者权力来自于民。
难道左宗棠就没任何错吗？
与郭嵩焘“思想上的理想主义”同类，左宗棠有“公大于私，法大于情”的理想主义毛病。不错，郭嵩焘并不适合做巡抚，他行动力跟不上思想力，弄得左宗棠打仗很被动。但毕竟郭嵩焘对左宗棠有“既救命，又保荐工作”的恩，如果左宗棠对郭嵩焘也完全按原则来，那么人情就完全被原则葬送了。
关键还有，郭嵩焘当年如果不是出于人情考虑，而完全本于国家理性，按照原则办事，他可以不闻不问，左宗棠可能早就没命了。左宗棠毕竟生活在“情大于法”的社会，原则性与灵活性把握失当，他的变通能力在这里欠缺。
这样就可以看出，左宗棠在事业上坚持现实主义，人情上相信理想主义；郭嵩焘则是人情上的现实主义，事业上的理想主义。这种观念的差异，是导致两人交恶的根源。
左宗棠值得称道的，是客观但不绝情。他回长沙时主动请见比他小6岁的郭嵩焘，当然有登门道歉的意思，自己的脾气是差了点，也不是低不下头。
但郭嵩焘又不这么想：你现在拜相封侯，衣锦还乡；我出使英法归来，正被全民喊打。（时人做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红人”见“黑人”，岂不是给我压力？所以勉强见面后，郭嵩焘心里一直不舒服，他逢人笑话左宗棠现在人模人样。毕竟郭嵩焘进士出身，而左宗棠只是个举人。他从与人嘲笑左宗棠中，找到一点心理平衡。这种文艺腔、书生意气，可以一笑而过。
左宗棠并不是不懂还人情，他拒绝在国事上还，坚持私情用私人方式还。当年因樊燮事件卷入“生死门”，潘祖荫救了自己一命。做陕甘总督时，左宗棠送他3000年前周康王时的文物“大盂鼎”一对。这事曾轰动中国，潘家藏有宝鼎的消息不胫而走，求见大鼎及求铭文拓本的人络绎不绝，有人或诱以重金，或企图强取豪夺。1951年，潘家后代将这对宝鼎捐给了国家，留下一段历史佳话。
左宗棠做得过分的地方，是一直没有还郭嵩焘人情。或许他认为，两人关系太近了，多年老友，又是同乡，还是亲家，相互还在攀比、较劲，谁也不愿意低头认输，不用还这个世俗的人情。偏偏郭嵩焘又很看重。左宗棠的心胸并不比郭嵩焘宽广到哪里去，也难怪重情的郭嵩焘耿耿于怀，至死还在惦记。
通过左宗棠与郭嵩焘这种奇特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左宗棠得罪朋友，因个性刚直，不隐恶伪善，又坚持“公大于私，法大于情”。这将人情化中国丑陋的一面，不留情面地撕开，叫当事人情何以堪！
在历史的当时，这算是不近人情；百年后再看，以个性立世，坚持“公大于私，法大于情”，也正是左宗棠的伟大之处。
晚清官场人物峰起，为什么单单一个左宗棠特立独行？他这些性格、风格，到底怎么养成的？
草野人生
左宗棠家南宋时从江西迁居湘阴柳庄，已有700多年。湘阴在南朝刘宋元徽二年正式置县，属长沙府。在湖南属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域；湖南地域性格，在这一圈最为凸显，影响也最深远。
从家庭出身来看，左宗棠是“乡绅世家”。
乡绅的来源，主要是：考上科举但不愿当官的；读书但没有考过科举的；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这是一类独特的群体，他们在乡村社会有广泛的影响力。
乡绅属于“士”的分支。
科举考试分秀才、举人、进士。秀才指“才之秀者”，是有点才；举人指“被荐举之人”，是很有才；进士指“可以进授爵位之人”，是太有才。
很有才的举人还没有资格直接做官，太有才的进士才可以直接进身为士。
士一生就一个任务，做官。属于“职业官员”。努力可以做士大夫、变诸侯。再上去，没有了。官做得再好也不能提拔当皇帝。
乡绅则对士的任务来了一个反向：读书，但不做官。
地地道道的乡绅，与政府的关系比较松散。鲁迅说“京派帮忙，海派帮闲”。乡绅是“既不帮忙，也不帮闲”。在乡村社会，他们担起民间自治的责，做民间代表的头。
如果说士是国家的智囊，是“天智星”，乡绅则是民间的智囊，是“天闲星”。
闲散的乡绅，似官而不是官，近民又不是民。他们脚跨门槛两边，退一步就做了民，进一步则成了官。
不进不退，则是乡绅。在集权的帝国中，乡绅最宝贵的财富，是身份相对独立，拥有一些自由。
从26岁宣布放弃科举考试，到去安化陶家设馆授徒，40岁之前，自由民左宗棠，一边读书，一边教书，是一个标准的乡绅。
用今天眼光来看，乡绅就是无党派、在野派人士。但在封建社会里，他们始终处在在野派位置，充当统治集团清议派角色，自由议论国家大事。
国家出了大事，不怕民间议论，就怕民间没人来议论。不要小看这些无党派、在野派、清议派：天下无大事，他们像叽叽喳喳的麻雀，成不了气候；天下一旦出了大事，他们有可能摇身脱掉麻雀外衣，变成高空雄鹰。
左宗棠经历过由麻雀变雄鹰的过程。这也是由乡绅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因为乡绅地位比农民高级，不用花时间忙种田拉车的粗活，他们有的是时间瞎琢磨。反正民间闲人一个，没政治任务，思想没压力，琢磨最容易闪灵光。
左宗棠自己就认为，他的学问，全是在空闲时琢磨出来的。“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节目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
乡绅将想法一行动，麻雀可能变雄鹰，从路人甲变领衔主演。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左宗棠议论时政，就是跃跃欲试，“天闲星”想做“天智星”。
乡绅的劣势，是进一步做士难，退一步做农民也难。但只要有社会关系，能够“通天”，则比官员更能运用真本事，反倒可能脱颖而出。左宗棠够幸运，贺长龄、胡林翼、陶澍、林则徐，都被他碰上，对他开了“天窗”，让他从窗口出发，越走越远越光明。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左宗棠站在民间，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恰恰在于，比一般士人接地气。
接地气则可以懂人，懂社会，做事实在，动手能力强。治国平天下不是做学问，不能靠背书就可以实现。最需要的是动手做。除了实践，还是实践。
当年，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前主动让位，陕甘总督杨岳斌扛不住了称病休假，都是能力跟不上，左宗棠先后顶着他们的位置，迎难而上，靠的全是实力。
左宗棠论真才干、真本事，同时代确实难有人可及。不因为他真是什么神秘莫测的天才。他的能力，靠48岁前乡绅生活与幕僚生涯的反复锤炼。
左宗棠自己认为，他的能力主要得益于湖南底层艰苦生活的磨砺：“吾湘之人，厌声华而耐坚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朴；惟其耐坚苦，故强。惟其朴也，故塞而鲜通；惟其强也，故执而不达。”
左宗棠自己也想不到，民间的生活经历，让天分超人的他，走了另一条由边缘切入主流的道路。他处在边缘时刚好有充足的时间，去经历，去体验，去吸收长存民间的地域性格真气。这些经世致用的学问，在晚清王朝摇摇欲坠时，是最有力的挽救武器。无用之学，作用果然远超过四书五经。
左宗棠个人成长中，具体是怎么形成“好战、憋屈、自卑、叛逆、倔强、自强、极端情绪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狂放、一鸣惊人、好走极端”这些性格特质的？
首先源自穷苦。左宗棠生在家道急剧衰落的“乡绅世家”，困窘的家境，穷形即显尽相。
俗话说，“自古磨难出英雄，从来纨绔少伟男”，穷苦人家饱受憋屈、自卑，都盼走富贵运。左宗棠被家人说成是“牵牛星降世”，说穿了只是一种美好寄托。
少年左宗棠的成长，穷苦与自卑，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词。这很容易造成边缘与自卑的文化心态。战神蚩尤、楚王熊绎、楚庄王熊侣，楚大夫屈原，都有过这种心态体验。
叛逆心与倔强劲，只有穷苦与自卑才可以激发出来。显然，这是一种“负能量”。
“负能量”的刺激，几乎贯穿了从少年到青年左宗棠心理与人格定型的全过程。从科考落第到倒插门周家，左宗棠享受的不是金榜题名在湘阴文庙前骑高头大马的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