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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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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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的中国却按战败国处理,签合约的消息传到前线,王德榜与冯子材“拔剑砍地,恨恨连声”。

“和戎”声又起,秋后算账。凡是没有根据李鸿章两条“神战略”打仗的,都得惩罚:王德榜因为不听李鸿章指挥,所以打了胜仗,李鸿章对他将功作罪,“革职治罪”。彭玉麟出面抗议,处分又改成“只革职,不治罪”。冯子材也没有幸免,李鸿章对他处理稍轻:调离原职。

中法大战,中国“因胜而败”,左宗棠痛恨连声。但他已是一个73岁的老人了,每天“食少事烦,经常咳血”。他知道来日不多,抓紧时间,写下一篇全国海防全局的完整规划蓝图——《清专设海防全政大臣折》。

一生以行动与实干改变不合理世界的左宗棠,这时只能以思想来影响后世了。他深知海防重要。当年他坚持主张“海塞并防”,行动上“先塞防、后海防”。之所以这样做,考虑新疆塞防容易收复土地,而中国海防岸线漫长,固防是长久之计。通过5年西征,中国大西北已经固防,可以保百年太平,现在他要集中精力来坚固中国海防,这是千年大计。

作为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的创办人,作为中国海军事业的创始人,当时有谁比左宗棠更懂得海防呢?关于海防他谈了18年,写了几百份奏折,而中国海军的现状,还是和太平天国覆亡时一样,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了。

左宗棠通过办洋务也弄明白了,中国文化“重义理、轻艺事”的弊端,只能靠经世致用来克服,靠科学与技术来改造。

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左宗棠明确告诉后人:中国的未来在海洋。如何让中国以长江、黄河为标志的河流文明,通过独立自主、平等开放的方式,与蔚蓝深邃的海洋文明对接,让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海洋强国,这是未来几百年里中国国家管理者应做的事。

在奏折中,左宗棠向朝廷建议,设海防全政大臣,要求统一事权和加强海防建设,共提了7条切实可行的意见。

当天,他紧接着再上奏《台湾紧要请移福建巡抚镇摄折》,建议移福建巡抚驻台湾,奏请台湾改设行省。

10月12日,清政府设置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批准台湾改设行省,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

写完规划蓝图后第38天,左宗棠带着“此生未完成”的遗憾,在福州去世。

时间定格在1885年9月5日,一个同1812年11月10日一样普通的日子。两个时间点中的73年里,一个从生下来就被寄托了“牵牛星降世”美好愿望的平凡人家的孩子,通过自己坚定的理想,执着的奋斗,在中国的土地上留下许多独特的传奇故事。

左宗棠合眼长眠,李鸿章却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这个与他争论了一生的政敌,这头铁骨铮铮的蛮牛,终于不会再站出来跟自己唱对台戏了,他终于可以放手按自己的意愿来主持中国外事。

李鸿章从此一心单角度影响慈禧,独角戏一唱,又过去了10年。

1895年,慈禧太后已满50岁,真正是个老太婆了。这个当年泼辣敢为、工于心计的女人,26岁发动政变,将力拔山兮的武将,笔底波澜的文臣,统统制服到裙裾之下。

24年来,慈禧经历过太多政治大风大浪,有种阅尽人间沧桑的心态,来看待王朝内外的各色人等,这种心态,恰是衰老的表现。进入老年的她,开始显露“老人政治”的固执、霸道、独裁。放眼朝廷,再也见不到左宗棠这样的人站出来为她撑腰,终年如一相伴的,只有李鸿章和颜悦色的动听声音。他满足了一个女性强权者时刻需要把控住一切的心理需求;也让慈禧体验到凭借权力随心所欲、指使一切所带来的巨大快感。

李鸿章利用慈禧的心理转变,尽力迎合讨好,在她的荫蔽下,及时推销政见。

1894年,中日海战在即。慈禧要准备好她的60寿诞。钱从哪里来?李鸿章帮她提早从北洋海军的军费中挪用600万两白银来修建颐和园。

这一下波及了左宗棠生前建好的墙角。

左宗棠是中国海军的奠基人。遥记1866年7月14日,左宗棠接过慈禧幕后确定的、以同治皇帝名义作出的批复,于当年秋天在福建福州的马尾成立了福州船政局,三请沈葆桢出山,自己又捐赠了6万两白银做启动资金,真正耗费大量心血。这个存在过41年的船政局,是北洋海军的母体,共造了40艘舰船。

北洋海军1888年正式建军。但不妙的是,从创建那天起,军费就被官僚贪污、挪用,没有人想认真去办事,去用心管好,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大炮轰隆隆打起来。

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按照“和戎”战略,本着保存嫡系淮军和北洋海军实力的目的,企图通过谈判和解,后又寄望于西方调停,均告失败。

日本从汉唐以来,一直在向中国这位老师学习。积蓄了1000多年的能量,学生挑战先生的野心愈来愈强。日本终于对中国北洋海军发动凌厉猛攻,李鸿章命令北洋水师不能还击:“战亦违旨,退亦违旨”。这个决策,直接导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左宗棠30年海防建设规划的辛苦经营,被李鸿章毁于一日。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下关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一举开了中国割地求和及超巨额赔款的先例:

中国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2'

这些左宗棠都看不到了。他看到了又能怎样?封建集权的体制,注定会走到这一天。个人有再强的办事能力,也无法挽救没落的王朝、垂死的帝国制度。左宗棠为日薄西山的清王朝注入活力,不是青春焕发,而是回光返照。

73岁的朝廷重臣,终于累死于国事,老死于任上。

人死入泥,盖棺论定。如何评定左宗棠的一生?

盖棺未定

左宗棠带着“中国如何面对未来海洋”的问题和遗憾离世,朝廷却为怎么给他加谥(shì)号而争论不休。'3'

从西汉到清末,中国历代宗室、百官得谥号共10473人。根据清代赐予大臣谥号的规定,一品大臣过世,按例请皇帝决定是否授予谥号。一品以下官员除非特旨,一般不授予谥号。得到谥号的人,只有曾入翰林,或者获授过大学士头衔,才能称“文”。

“文”为谥,号在“文”后。有清一代,谥号“文正”最高,“文忠”次之,“文恭”再次之,后面依次还有“文襄”、“文成”、“文端”、“文恪”。

左宗棠去世后,大学士额勒和布,协办大学士阎敬铭,考虑选定“文忠”上报。

慈禧太后一看,“文忠”两字不能准确概括左宗棠生平。于是问军机大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切合实际地表扬左宗棠平定中国西北、收复新疆的字?

回答是“文襄”。

清代“文襄”,多授予有学士背景、同时又有军功的大臣。比方小左宗棠25岁的张之洞,后来因在抗日与镇压两湖农民起义中军功显赫,被谥为“张文襄公”。

但咸丰皇帝曾有过规定:文武大臣阵亡或在军营中积劳成疾,或者一生的武功并没有成功的人,不能谥号“文襄”。左宗棠收复新疆武功大成,但保卫大西南却事功未成。

慈禧太后明白,左宗棠对朝廷功劳巨大,自己不能在谥号上小气,这样对不起左宗棠,于是又问:本朝得到过“文襄”谥号的有哪些人?回答有靳辅。

问:靳辅有武功吗?答:靳辅是治河名臣,他花去30年时间治理河水,最后病死在任上。康熙皇帝认为他治河就等于在中国开辟了新的疆土,所以特别关照。

慈禧太后说:要说开辟疆土,左宗棠才完全称得上。看来,也只有“文襄”两个字,才配得上左宗棠,就这么定了。

慈禧太后一锤定音,“左文襄公”从此作为左宗棠的谥号,流传下来。

这个谥号,核心是“襄”字。襄的含义,一是帮助,二是同“攘”,扫除,三是完成。

“左文襄公”四个字的含义是:左宗棠以文臣身份,帮助清政府用武力戡平叛乱,赶走侵略者,实现国家统一。

作为官样头衔,从朝廷角度去看,这大致不差。左宗棠以事功著称,他的角色定位,是给朝廷“帮忙”。也正是一个“襄”字,将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区分开来。

曾国藩、李鸿章同是进士出身,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朝廷的人,是体制内人。他们的人生,与朝廷完全融为一体。曾国藩谥号“曾文正公”,李鸿章谥号“李文忠公”,无论文正,还是文忠,在封建时代,他们代表朝廷,某些时候,他们就是朝廷。

但左宗棠就不同。他48岁前,流落民间,是“湘上农人”,江湖人士。入幕期间,也是以完全独立的身份,与政府合作。48岁后,他正式进入体制,这段时间,作为高官,他的身份与曾国藩、李鸿章才没有区别。

但做官员时,他面对的事情、行事的方法,与曾国藩、李鸿章大相径庭。曾国藩一生事功,是以体制内的“教育部副部长”身份,号召湖南底层农民、落魄书生,组织起来,去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李鸿章与曾国藩类似,他组织淮河农民、书生,多了平捻、定回的功劳。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只是曾国藩的帮手,他一生中真正独立操办的大事,只有一件,收回新疆160万平方公里领土。

曾国藩与李鸿章打的主要是内战,左宗棠主要打外战,尤其最后两年与法军开战,是纯粹的国际战争。曾国藩与李鸿章属“内战高手”,左宗棠则是“外战英雄”。

即使在战争时期,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曾、李落在政治运筹,倾向于卫道;左宗棠落在办事,倾向于建设。

洋务运动的大潮中,左宗棠走在最前列。在福建时他创办过福州船政局,成为中国海军事业的奠基人;在陕甘时则创办过甘肃织呢总局,这是中国西北第一家工业织布厂,也算是开发大西北的先声。

左宗棠考虑国防建设,呼吁在新疆建省。战争之外,他在新疆设置开科取士的机构,不打仗的时间,不是屯田,就在种树。在新疆时,仿照在柳庄时种柳树的经验,在新疆种下了槐树、杨树、榆树、柳树。其中柳树最多,绵延千公里,数以千万计。

这无意中也成了左宗棠人生成功的一笔。1879年,接任陕甘总督的杨昌浚应在肃州大营的左宗棠之约,“自泾州以西至玉关,夹道种柳,连续数千里,绿如帏幄”,被左宗棠史无前例的美丽生态建设所感奋,当作功被千秋、泽及万代的大事,写下七绝《恭诵左公西行甘棠》来感叹:“上相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4'

历史上,习惯将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为“晚清中兴名臣”,这种笼统的归类划分,模糊了他们之间的区别。

左宗棠着眼于经世致用办大事,处江湖之远时有慈善行动,以身作则去建设;居庙堂之高时利用手中权力搞生态建设,治理河道,办理洋务实业。

连政敌李鸿章写挽联时都说:“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伐,惟先生知我;焜(kūn,光明)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

后句评价十分到位:左宗棠处理国内事情,显的是“文”,菩萨心肠;处理国际争端,用的是“武”,霹雳手段。其实,前一句并不对,李鸿章名义上是夸,是借左宗棠在自我安慰。左宗棠每次力主外战,他总是缩在幕后“和戎”,喊暂停、拖后腿,左宗棠怎么可能还“知”他?

尤其在处理对外事务上,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有根本区别。

曾国藩、李鸿章一生主张“和戎”。面对外国人的侵略,他们习惯性牺牲中国人利益,充当和事佬。“天津教案”中,明明是外国传教士涉嫌绑架中国孩童,天津民众觉醒后才起来抗议,集结攻击法国教会机构。曾国藩完全可以代表中国民意,向英法俄提要求,当作外事处理。但没想到他所谓的代表朝廷,用权力镇压内事的习惯性方法,反过来处死中国带头冲击教堂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还赔偿46万两白银,派崇厚出使法国,专门去道歉。

曾国藩对内残忍,对外仁慈,处理外事无法服众,导致民怨沸腾。自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色厉内荏无力压住。朝廷想到派李鸿章接替。

曾国藩问学生李鸿章:“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

李鸿章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

他们都以屠杀本国民众来儆尤,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试图借这种方法给外国人面子,以平息事端。全不想,外国人关心的是“艺事”,注重的是法律条文,而不在乎“义理”、面子。

比如,李鸿章割让台湾时,日本谈判官伊藤博文催索,他居然说:“反正台湾已经是贵国嘴里的肉了,何必着急在这一刻呢?”

伊藤博文当即回答:“饿极了,得马上吞进肚里!”

李鸿章处理外事,总以牺牲中国利益,以和为贵,因而落得“裱糊匠”的称号。

左宗棠恰恰“平生最恨是和戎”!

左宗棠不但战场上凭气魄与实力打败了俄、法的挑战,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争来了国家利益,就是在日常工作中,同样敢与外国人正面硬碰硬。

1882年4月,身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去上海检查工作,要进上海租界。根据外国人的规定,中国人要进入租界,得去工部局先领到“照会”证。左宗棠听后当场大怒,痛骂:上海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外国人只是租借一下,中国军人在中国的地盘上走,哪里需要什么狗屁“照会”?当即命令亲兵,子弹上膛,大刀开路,只要有外国人阻拦,格杀勿论!

左宗棠这样锋芒毕露,剑拔弩张,没有挑起事端,反赢来外国人的妥协与尊重。他们不但撤销阻拦,沿路还毕恭毕敬。后来左宗棠又来过三次,外国人见左宗棠一到,主动将租界旗换成中国龙旗(清朝及以前,中国无国旗,统一用龙旗当作国旗),派兵警执鞭为他开道,发礼炮十三响,以主人身份迎接左宗棠。

左宗棠长年与外国人打交道,实践总结出一套经验。他说,我们与西方人争论一个事情,自己一定得事先将合同条款看明白,站定自己的立场,才开始去争取。自己道理站得正,就不妨笔直将道理全摆出来,但责问对方时却留点余地,不要将他们逼进死胡同,西方人知道理亏,一定会妥协。再就着他的妥协去谈,他们就会按你的来,这样就没有谈不成的事(“俾其有机可转,自无不了之事。”)。

但如果你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只知道附和西方人,他们会误会你中计上当了,反而得理不饶人,将你往绝路上逼(“若一意随和,彼自谓得计,反滋论端矣。”)。外国人的性情,“欺弱畏强,喜直忌曲”,中国人与他们交往,自己先要表现出强大,他们就已经打心眼里佩服;我们再表现率性、直接,他们对我们就心悦诚服了(我真自强,彼心已折;我只率直,彼亦心悦而服之矣)。'5'

可见左宗棠对外虽然强硬,但不是蛮干,而是有礼、有利、有节。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代表国家,他只是强调坚持独立性,以独立身份,追求己方分内应得的东西,取得己方实在的体面与尊严。而曾国藩、李鸿章,恰恰坏在丧失个体独立性,“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只知道附和西方人”。

因为左宗棠主持对俄战争取得巨大胜利,美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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