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国是被立国之前这个政治纲领拖累亡国的。
曾国藩熟读“三国”，看清了这点。他是文人，通历史，重伦常，内心顾忌感很大，不可能像五代后周武夫赵匡胤上演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自立为帝。
左宗棠极力主荐湘勇倒戈夺权，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左宗棠来说，则没有任何道德的压力。
他既非进士出身，也非体制内成长起来的高官。他的民间独立身份一直明显：跟张亮基合作，他是打酱油的；跟骆秉章合作，他是帮忙的。相见则同欢，不欢各分散。他没有发布任何檄文，也没有以任何口号，来号令属下卫道。他所以出山打天平军，目的是“保卫桑梓”，热爱家乡跟保卫政府，没有多少关系。
曾国藩的道，是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曾国藩将人所有自然的、本能的、真实的一面，全部按照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刻意地扭曲、改变、掩盖，真实的曾国藩，云遮雾罩，云深不知处。
左宗棠的道，是孔孟儒学，“求真理，立功业”。
信奉“经世致用”，是“求真理”的理论基础，一心梦想做当代诸葛亮，是“立功业”的行动基础。这些都不可能被集权的意识形态所桎梏住。
但曾国藩即使夺权成功，只会被后人归为王莽一类。已经位极人臣，权力的诱惑，无法激发他再生出巨大的贪婪心。而夺权的目的，无非想名垂青史。现在湘勇已经功勋卓著，顺其自然做下去就可以名垂青史，倒戈夺权反倒可能遗臭万年，不如不动。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就是曾国藩反复权衡倒戈利弊后，得出来的坚定结论。
即使这些顾虑用“打落牙齿和血吞”的莽撞与冒险可以全部消除，就曾国藩本人受到的教育，也决定他做不出来。
曾国藩受教育路径与左宗棠完全不一样。曾国藩一直是体制内熏陶出来的，儒家文化的孝臣忠君思想，在日夜的跪拜与磕头中，几乎已经沉淀为他的基因螺旋。“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封建官僚的规矩、保守、固化程序，让他瞻前顾后，丧失了“豪雄盖代”的气概。
以曾国藩谨慎的性格，对夺权成功后，能不能稳住阵脚，维系长久，也没有多少把握。湘勇内部有分裂的可能性，淮军势力脱离出去也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八旗骑兵主力在北方依然存在，捻军起义、回民叛乱，西方列强的眈眈虎视，曾国藩都会将它考虑成政治与军事风险。
而且事前他没有这个打算。事非预不立，曾国藩办团练时理想就是卫道，而没有想过倒戈，中途也就没有夹带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比方暗地囤积军队，专留作推翻朝廷用。临时变动计划，会多么粗糙难成啊。
作为湘勇统帅，周全考虑下来，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就是真正的政治纲领，他们没有。
太平天国往小处说有“天朝田亩制度”，往中处说有“资政新篇”，往大处说有人人平等的“天国理想”。
湘勇如果夺权成功，也不过是改朝换代，甚至只是朝代的中期过渡，也就是打倒老皇帝，自立新皇帝，弄出个“后清”政权。这在当时可以过把皇帝瘾。除了叠床架屋瞎折腾，历史进步作用，几乎没有。
不错，曾国藩与左宗棠发起的洋务运动，是经世致用的科学与技术思想的实践，属于新鲜血液，正能量，能引领未来。但纯粹的科学与技术，不能当作引领政权的意识形态。
何况，曾国藩创办洋务运动，目的只在维护政权稳定。1861年，他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是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工业企业，只生产子弹、火药、枪炮。这与左宗棠创办甘肃呢织总局，专注民生大异其趣。而不着眼民生，先军政治，这样的政权没有未来。
事实上，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后，之所以垂帘听政成功，正在于对政权制度有创新，她的权力结构，有内阁责任制的特点：皇帝保留问责权，办事实权在宰相手中，五个军机大臣，行使宰相职权，已经打破了皇权独裁。
历史的潮流，天下的大势，逼得皇权现在必须下放分权。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洋务运动带来新的市场经济初步形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民主共和开始萌芽。谁能在意识形态上引领未来，谁就能掌握主动权。
显然，精通传统儒学的曾国藩不懂得这些。他所以办洋务，因为在技术上他信奉经世致用，但作为整个满清王朝第一号的理学大师，在意识形态上，他是集权政治的忠实拥护者。这一点《讨粤匪檄》已经说得很明白。太平天国即使被他定义的邪教，但多少有资本主义的内容。而曾国藩刚好对这些资本主义的新东西最排斥，他用三千年前周朝的“华夷之辨”，来处理中西文化的冲突。用“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拱立一个睥睨天下的天朝上国，这种极度保守的观念，与国门已经洞开，时代需要平等、民主、自由的改革开放意识，完全在反其道而行！
所以，湘勇无论是否夺权，无论夺权是否成功，意义都不大。
湘官们密谋问鼎，只能心中想想，变不成行动。
这也注定了，左宗棠还要与朝廷合作。通过政府这个平台，继续去实现自己的抱负。
在国家与社会完全混同的19世纪的中国，官职与爵位，让左宗棠与普通官僚无异。诸葛亮是一个国家理想主义者，现在的官员左宗棠，最醒目的价值，在于他朴素的国家理想主义追求。
左宗棠心忧天下，忧的是天下苍生的幸福，这种政治理想，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发展。
清朝这座大房子，在迎风摇晃。忧心的左宗棠要马上赶过去，打下地基，建造梁柱，支撑这座将倾的大屋。
一个擅长打地基、造梁柱的“建筑工”，声称必须多造顶梁柱才能救朝廷，这时碰到一个专门搞粉刷的“裱糊匠”，此人声称给腐朽木刷红漆、粉饰太平才能救朝廷。
“建筑工”碰到“裱糊匠”，狭路相逢，都要对这座房屋来做修理，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激烈争斗？
中国边防保卫战，即将打响。
＇1＇ 清朝皇帝在承德时的寝宫。建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皇帝曾说这里“四围秀岭，十里澄湖，致有爽气”，题名“烟波致爽”，将它列为三十六景的第一景。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咸丰皇帝携东、西等后妃出北京至热河避难，居于此殿。
＇2＇这次政变，因同治热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史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表现了手腕，也迎合了历史潮流。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的顾命大臣，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皇权由此出现二元：议政王奕訢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点是皇太后与奕訢联合主政，但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随之产生一个新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有满族两人、汉族两人，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的军机结构局面，左宗棠后来就在这种体制里做军机大臣。
＇3＇ 鼎是古人用来做饭的锅。周朝及以前，中国权力最大的人是厨师，他掌握给每个人分饭。毛泽东说，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大？吃饭的力量最大。所指不同，意思相近。世界上什么东西权力最大？掌握别人做饭的工具。周王后来就铸造一口大锅，立九足，象征九州。周鼎一立，象征国家政权。
周王朝势力衰弱，诸侯雄起，实力对比改变，猛狼开始打起病虎的主意。春秋时，楚庄王陈兵于洛水，向周王朝示威。周王派出使者去慰劳，“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楚庄王就问使者：周鼎有多长、多宽、多高、多重？周使怀疑起来，你问这些长宽高干什么？以前可从来没人敢来问，关心天子也不是这么关心的。回去后，楚庄王野心暴露，果然按同等规格、尺寸，自己也造了口一模一样的鼎，然后发起战争，刀锋直对周天子：你傀儡，我称霸。
＇4＇ 彭玉麟祖籍今衡阳市衡阳县渣江镇，1816年12月14日生于安徽省安庆府。清末水师统帅，湘勇首领，人称雪帅。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曾左彭胡”，是大清“中兴四大名臣”。是湘勇水师创建者，也属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之一。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
＇5＇ 类似的故事还有。袁世凯曾请王辏г顺錾降敝谢窆饭莸墓莩ぃ蹶＇运上任第一天就宣布：全馆人员都放假回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月五号来领薪水就可以了。后来每月五号，一帮老翰林都到他的保姆周妈那里领工资，一月要发掉工资1万两白银。老翰林拿了钱过意不去，问为什么不要他们坐班，王辏г怂担骸罢庵谢窆惺裁词房尚矗痪褪橇荷讲从胪吒谡樟恕薄Ｋ绷思父鲈拢中冀馍⒅谢窆饭荩淮嵌穑约夯氐嚼霞蚁嫣叮Ｗ懔嗣颗赏贰�
＇6＇ 鲍超（1828－1886），晚清湘勇著名将领，最早跟从广西提督向荣，后加入湘勇水师，提升至参将。咸丰六年后，改领陆军，带领的部队称“霆军”，为湘勇主干之一。曾与太平军转战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官至提督，封子爵，后来参与过淮军镇压捻军战斗。
第十二章 海塞激争
左李之交
1868年8月，西捻军首领梁王张宗禹被追击，转战至徒骇河边，下落不明，捻军至此覆灭。
继扳倒杨霈后，这成为派系实力变化的又一个转折：满官集团空留虚名，实际权力急剧旁落，整体正在被边缘化；会干事、能成事的汉官集团，正在通过事功，逐渐接管清廷实权，主宰国家命运。
汉官集团的领头人是曾国藩。汉官集团有两大势力集团：一是湘官集团，二是淮系势力。
1868年，曾国藩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自此退居二线，成了朝廷的装饰品，汉官集团的黏合剂。
以左宗棠为标志的湘官，以李鸿章为标志的淮系，在引领中国的未来。他们在各自的职权范围，通过个人的能力，在尽力解决中国面对的实际难题。
但左宗棠与李鸿章很快就因政见不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引发争论的由头，在中国国防。
晚清懦弱，国防成了全国头等大问题。
1868年，清朝属邦布哈拉汗国，被俄罗斯侵占后并入版图。以俄罗斯、英国为主的国家，正在抓紧侵占中国大西北，新疆全线告急。
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其后30多年，日本、法国、英国，同时打起台湾、东南沿海一带的主意，中国东南沿海防线，危机丛生。
前者简称为“塞防”，即边塞地区的国防；后者简称为“海防”，即东南沿海一线的国防。
塞防、海防全线告急，到底怎么办？方法有五种：
一是集中精力先搞好海防，再去搞塞防；二是聚精会神先专心坐实塞防，再去搞海防；三是将海防与塞防同时抓起来搞好；四是放弃塞防，只专心搞海防；五是放弃海防，只专心搞塞防。
这五种选择，朝廷只能取一种。如果两个人来选择，选项不同，解决思路、方法也会迥异，就会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负责国防的人，一个是左宗棠，一个是李鸿章。
他们选项果然不相同，第一个回合的奏折，就激烈地撞了头。像一头飞奔着的倔强蛮牛与一头飞跑着的飘逸骏马一样迎面撞上。
左宗棠说：“海塞并重”，将海防与塞防同时搞好，他专门去安定稳固边塞，选了第三项。李鸿章说：“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应放弃塞防，专心搞海防，选了第四项。
“一个边防，各自表述”，共识没有达成，朝廷陷入纷乱。
朝廷其他大员也都来发表看法，五种选项都有人选，各持所见，众说纷纭，清廷被诸多政见弄得一时迷茫。
皇权制度下，不可能在所有参与进来的官员中来一次“全体官员公开投票”，做一次表决。意见如何选择，最终怎么定夺？
左李依然在激辩，听上去都有道理。
左宗棠与李鸿章，争论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李鸿章，1823年生于安徽合肥，比左宗棠小11岁，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
1845到1846年，李鸿章第一次参加会试，落榜后以“年家子”＇1＇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致用”学问。
李鸿章后来成为淮军创始人和首任统帅。
淮军创办的原因，跟湘勇有关。湘勇从一开始就遭到朝廷猜忌。曾国藩为了分散朝廷注意力，借1861年太平军进攻上海为由头，按创办湘勇的模式，带学生李鸿章在淮河流域复制一批团练。到1862年，一支13营的军队在安庆组建成功。
李鸿章跟曾国藩气味相投，在围剿太平军上默契，所以曾国藩也费了很多心血，悉心来栽培。李鸿章不负曾望，从性格到气质到办事方法，越来越像曾国藩。
而左宗棠跟曾国藩做事的原则、方法完全不同。现在李鸿章能不能跟他合得来，真是悬乎。
李鸿章少年得志，24岁中了进士，列二甲第13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读经世致用学问比左宗棠晚了15年。
两人在经世致用上大方向一致，但个体区别很大，一是进入仕途的方式不同，二是地域性格有差别。
李鸿章科考入仕，与曾国藩、胡林翼相似，看重关系，关系就是生产力。左宗棠民间入仕，特立独行，无依无傍，看重办事，技术就是生产力。
安徽地处中国南北交界，地域性格有北方的厚重、质朴，兼具南方的细腻、轻柔，合在一起，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形象（蒋介石评胡适语），矛盾地和谐。
湖南地处中国南方第一门户，在南北兼具的性格上，加了一点独具的辣。辣有着“鲜明的草根性，强烈的刺激性”。这是一种大缺大全的性格，倔强、激进，文武交融，理性中有感性，感性中有理性。
李鸿章集中了安徽地域性格的优势，左宗棠集中了湖南地域性格的优势。
和谐与辣，地域性格造成的差异，是他们发生摩擦的原因之一。表现出来，左宗棠面对欺压时，不愿退缩，选择进攻，“平生最恨是和戎”；李鸿章面对困难时，不敢前进，选择退忍，“既忠于传统，又颇具改革精神”，爱好“和戎”，以“裱糊匠”自居。
李鸿章跟左宗棠最早打交道，可追溯到湘勇刚创办那阵。
1852年，左宗棠在张亮基幕府，每天军务虽然繁忙，但他办事效率高，多出的时间，常去曾国藩幕府串门。
从湖南巡抚衙门到曾国藩的幕府，骑马也就十几里路。
曾国藩为人好客，家里饭甜菜香。左宗棠刚好饭量大，又是个美食家，特别爱吃鸡（今天的宫保鸡丁，又叫“左宗棠鸡”），有事没事去打牙祭。他吃起来很快，席间有说有笑，与朋友辩论。
时间久了，李鸿章与左宗棠、彭玉麟在饭桌上辩论时常谈不来。李鸿章北方高个子，一米八几，在矮个子湖南人堆里十分打眼，不免经常被拿来开玩笑。玩笑开得多了，他感到恼火，就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发牢骚说，从左宗棠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出“湘人胸有鳞甲”；从彭玉麟身上呢，可以看出“老彭有许多把戏”。
即是说，左宗棠的倔强骂人，彭玉麟的灵活骗人，让他受不了。
这话后来传进彭玉麟耳朵，他很生气。下一次吃饭聊天时，想到借拿湖南人与安徽人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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