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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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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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这个叫法很讨巧,终于点到“地域军队、私人属性”这个实质性的敏感词,而且有文化,“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嘛。

春秋之前,湖南一直叫“荆”,也就是蛮荒野地;楚王争霸时期,中原才正式叫它“楚”,追认是文明开化地。清朝雍正时两湖分闱,湖北叫楚,湖南叫湘;湘楚分家,延续至今。湖南兵取个湖北名,皇帝想防他,也会觉得多此一举。

名字才定下,曾国藩又怕了。他日夜琢磨:我为什么要叫“军”?不行,太刺眼,长远来看,一旦做大了,皇帝看了会防范,对自己不利。

他又要改口了,给皇帝写奏折,说我们叫“湘勇”。

清朝的兵,背上都背一个“勇”。不管他们是真怂,还是要靠个“勇”字来打气、壮胆。这个名字不用解释了,一看就懂。皇帝说好,以后按这个报,不要再改了。

从那以后,湘勇一直沿用于正式的奏折、材料。直到1864年湘勇攻克南京,后来又大部分解散,曾国藩还一直自称湘勇,从来不敢叫“湘军”。

“湘军”最早出现在清朝的正式文件中,是1864年11月21日。曾国藩为纪念南京阵亡的将士,奏请皇帝批准他在江宁省城建立“湘军昭忠祠”。湘勇裁撤以后,才改口叫湘军。'2'曾国藩处心积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见一斑。

左宗棠一出山,湖南团练的气势,就换样了。

无需绕开,就叫楚军。

左宗棠当然懂得,楚军是个旧号,皇帝早知道,很安全,为什么不“借壳上市”?

左宗棠心里在笑话曾国藩,湘勇是什么?一看是民兵。这不是自己灭自己志气?楚军是什么?听名字就像国家正规军队,干吗自己将头上标签往小里贴?没道理。左宗棠也以这个名字,对曾国藩表示不满:你怕我不怕,你办湘勇,我办楚军,楚包括湘,你看着办。

左宗棠有理由看不起曾国藩。论真本事,曾国藩差得太远,除了能鼓吹道德文章,会斡旋人际关系,其他方面哪里比得上左宗棠?但曾国藩运气好,考中进士早,办团练先行,都跑到左宗棠前头。'3'

为楚军之名,两人争论,是他俩第一次见面就争的不和谐的延续。左宗棠认定的名字,他会怕吗?不怕。会改吗?不改。曾国藩反对无效,只好眼睁睁看着“楚军”大旗在眼前摇来摆去。

左宗棠不叫湘勇,独树一帜,独辟蹊径,是故意要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吗?

左宗棠心中其实另有周密的想法。因为从家庭出身到个性到经历,他与曾国藩几乎完全相反,所以办事的风格也截然不同。他不认同曾国藩的建军方法,只有一开始就独门独户,不被曾国藩旗号拘束,他才可以完全按自己的规划来,办出自己的特色。

独立风格,他在陶家教书时已经养成。跟骆秉章合作,以独立身份入幕,是这一风格的继续。眼下,他依然独立行事,不愿附和、随流。

左宗棠创办楚军,很注重独创性。

他首先改变湘勇360人一营的做法,而采用被曾国藩开除了的将领王錱(音、义同“珍”)每营500人的建议。他任用王錱的弟弟王开化做总理营务,刘典、杨昌浚做副手。

左宗棠第一个打破曾国藩招收兵勇主要来自湘乡籍的传统。他在湖南长沙、湘乡、郴州、沅州、湘阴等府县招募兵源。这样一来,就彻底规避了“尽用湘乡勇丁,无论一县难供数省之用,且一处有挫,士气均衰”的风险。

筹建楚军,前后花了两个多月。到1860年8月10日,打仗的、烧火的、做饭的、挑担子的,加在一起,共5804人。真正专职打仗的,5000兵。

楚军的管理人员构成也很特别。湘勇传统,重用读书人。曾国藩营官基本只用儒生,他的用人原则是“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左宗棠营官则基本用武人,他的用人原则是“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曾国藩用将都跟自己一样,高学历;左宗棠用将的第一标准,就是考不上进士的,最好是举人,考不上没功名的也没关系。'4'这种观念差异,造成曾国藩用的人会做官,左宗棠用的人会办事。

前面10年里,左宗棠已经做了两届幕府,在湖南大权独断,大胆提拔人才。通过实践,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用人有法,没有定法。统帅只需要根据自己的个性、特长来选人。将领是统帅性格、才能的延伸。

现在兵马已齐,左宗棠开始第一步——治军、练兵。

他计划用一个月时间来做这件事,练好后就马上拉出去开打。

左宗棠没读过一本军事教科书,刚好可以天马行空来设想。

他发明了一套很特别的练兵法,分三步来做:首先是练心,其次练胆,最后练习操刀弄枪,并总结出一个新理论:“治军先养气,治病先养心,乃不易之理也。”'5'

治军靠养气,这就需要统帅有气魄。左宗棠的气魄,一方面来自于天生,“燕颔虎颈”,气壮如牛。另一方面也来自他的经历,早年科考的失意,在湘潭桂在堂寄眷,“居妇家,耻不能自食”,让他心中积蓄了一股气。这本来是一股怨气,属负能量,但左宗棠受儒家经典、诗书熏陶,找到了用武之地,将这股气转化成了正能量。他在柳庄书下“天地正气”挂在大门上,“怨气”变“浩然之气”,标志心理成熟转化过程完成。

而早年舆地学研究的科学实践精神,农学实践的漫长等待与精耕细作特点,已经锻炼出了左宗棠的耐心与细致性格。这种风格带进军事中来,造就左宗棠另一个特点:跟诸葛亮一样,小心谨慎,事必躬亲,场场亲自指挥。

尤其是穷苦的幼年生活,以及楚狂接舆的地域性格影响,造成左宗棠个性刚直、率真,让他不喜欢虚假,用人只看做事能力,凭亲戚、关系,都没用。

因为刚直,不喜欢绕,他对待部下、士兵,都非常坦诚。刚直的人一不喜欢骗人,二最恨别人骗他,所以楚军士兵很少有谎报军情邀功的。当兵的与当官的不会相互猜忌,大家放心,所以同心。

左宗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廉洁。穷苦的生活经历,让他知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对贪污、浪费,会产生一种排斥本能。因此他的军队,也被带得很廉洁。

公生明,廉生威。左宗棠“以勇敢、朴实为宗”,在楚军中的威望、号召力,迅速树立起来。

短短两个月,楚军已经练好。这是左宗棠出山以来,完全按照个人风格,独创出来的一支军队。是好是坏,交给战场检验。这5000兵,作为左宗棠起步的家底,将要跟随左宗棠征战一生。

楚军规模为什么如此之小?一方面因为朝廷限制,另一方面左宗棠自己也认为足够了,兵在精,不在多。

现在,太平军士气正盛,如狼似虎;满清朝廷眼看着摇摇欲坠,鼎破鹿亡。

左宗棠怎样率领楚军,来挽救这个垂死的王朝?

中流砥柱

操练完毕,楚军以独特的面貌,诞生在中国大地上。

左宗棠很快接到曾国藩下达的第一个战斗任务,援助曾国藩驻扎在安徽安庆的湘勇,取道江西,去打太平天国的征西军。

这是曾国藩安排的战略。军事上的说法,叫“围点打援”。

曾国藩的战略分析是:南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安庆是南京的喉咙,只要锁死安庆,然后切断,太平天国就会指日灭亡。但这样做有很大风险,太平军为了给自己松喉,大部队会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赶来增援,而江西正是主要援道。左宗棠只要守住江西,来一个打一个,将援兵打尽了,胜负就已分出,余下的事情,是直捣金陵南京,捉拿天王,清扫残余势力。

曾国藩这一着布局确实够狠。正因为下手狠,所以太平军会不顾一切地来突围,这样一来,压力就全靠左宗棠顶着。成败直接决定安庆归于谁手。

1860年9月,左宗棠率部队从长沙金盆岭出发,经过醴陵,向江西开进。作为独立的军事统帅,48岁的左宗棠,终于第一次出省作战。

1860年12月15日,左宗棠在江西景德镇与广东会党军迎头打上。楚军士气冲天,会党军应声而败。这是左宗棠“出湖”以来的首场胜利,他非常高兴,写信回家报告说,我10天内连打三场胜仗,连攻下两座城市,自己一个兵都没死,看来我训练他们胆量有效果,后面还有很多胜仗等我去打。

但部队真正开进“围点打援”区,双方都加大火力,集中优势兵力,战争迅速陷入胶着状态。

第一次走出湖南,急于立战功,左宗棠一改谨慎风格,决定冒险。

战斗发生在石门。左宗棠本来派重兵守在景德镇,但石门清军派人来向他求援。进攻石门的太平军由李秀成指挥,他的作战方法跟左宗棠差不多:军队靠气势,派人到处摇战旗,边打边喊,场面宏大,杀声震天,胆小的对手见了心惊肉跳,不敢迎战,主动败退。

李秀成率领一万五千人马,从天京出发,沿着长江南岸,经过当涂、芜湖、繁昌、青阳,刀锋所向,清军败逃,这样一路顺利,军队驻扎到江西石门。

左宗棠知道,李秀成是主帅,正要找他去挑战。现在机会来了,他当然不会放过,马上派王开琳、王开化带景德镇五千精兵,飞速赶往石门救援。

但景德镇就空虚了。杨昌浚(jùn,深)提醒左宗棠:假如李秀成反过来打景德镇,怎么办?

左宗棠已经冒险先做了,心里并没有绝对把握,只好说:不会,他正在打石门,分不出兵来打我。况且,他怎么知道我景德镇的兵全部派完了呢?

杨昌浚到底有些不放心,劝左宗棠稳妥点。左宗棠说,好!按规矩,三百守城的老弱病残,烧火的、做饭的,只要能走得动的,全部跑到城头上去摇旗子,以壮声势。

越是担心什么,越会发生什么。王开琳、王开化走后第二天,太平军插在城内的探子,马上将消息报告李秀成。李秀成一听,机会来了。马上派养子李容发带去三千兵,直取景德镇。

李秀成也是个谨慎的将领,已经听说了楚军的厉害,临出发前,他告诫儿子:左宗棠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你先弄清楚守城的是左宗棠的楚军,还是江西的绿营,再到景德镇去摸清左宗棠的实力。到景德镇后,要仔细察看,不可鲁莽。

李容发一路想着父亲的告诫,将军队开到了距楚军50公里的地方。楚军探马火速警报,杨昌浚急得不行,连问如何是好,调兵已来不及。

左宗棠沉了一下脸,说,我们内部出奸细了,不然,怎么我们一派兵去,他们就来打?搬救兵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学诸葛亮来一次“空城计”了。

“空城计”好学不好做。太平军将领看过《三国演义》,你再摆架古琴坐到城头去弹,等于告诉敌人:此地无兵,快来捉我。

得有自己的创意,不能照搬古人。

左宗棠决定以诸葛亮的智慧来做当代人的事情。他先派人加急传令王开琳、王开化星夜回来救援。在城内则大肆张灯结彩,大放鞭炮,摆酒庆贺,四下传言前方石门已经捉到了李秀成。左宗棠自己穿上四品朝服,站在门口春风满面,迎接宾客,庆祝大捷。

太平军的奸细听到了,马上出城,向李容发报告。李容发一听,大事不好,救父亲要紧,马上搬兵回石门。

然而,到了晚上,李容发又朝左宗棠杀来。另一路探子已经飞来告诉他,李秀成正在前线指挥打仗,根本没有被抓到。

还没开打,就已经上了左宗棠一个大当,他气得吐血,恨不得马上攻城。但来回一折腾,天已经黑了下来,只好命令部下,赶快绑好云梯,准备天亮再攻。

天蒙蒙亮,李容发准备吹号攻城,去活捉左宗棠。突然听到楚军前后同时擂响了战鼓,呐喊声地动山摇。原来王开琳、王开化接到密报,已经星夜赶了回来接援。太平军腹背受敌,阵脚全乱,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

李容发发现自己连上两当,既怒又怨还窝囊,带着一肚子气,逃回石门,拣回一条小命。

这个“空城计”比诸葛亮导演的要精彩得多。诸葛亮的“空城计”到底有没有,历史上还有争议。

左宗棠将这一仗作为自己毕生经典之笔。《左宗棠逸事汇编》中记载,左宗棠拿诸葛亮跟自己比较,认为这次成功的关键,是利用了敌方的间谍,帮自己暗通消息。这是诸葛亮“空城计”里没有的,所以自己已经称得上当代诸葛亮了。他说:“诸葛公料司马懿必不敢入空城,我却料李秀成必回师返救,料人料事,虽起诸葛公于地下,亦不过如此也。”

出湖作战,战绩醒目,左宗棠倍感振奋。他晚年从新疆回到湘阴,还常拿它跟湘阴老家人闲聊时吹牛逗趣。

眼下他当然没闲工夫吹牛,战事正紧。李容发败走,黄文金再来。

1860年12月20日,黄文金统领数万人马,来切断祁门湘勇的生命线。

黄文金带兵有个特点,看不起打不赢他的人。他称曾国藩是手下败将,很是鄙夷。但他见识了左宗棠的厉害,不是一般的怕,他带着大军压过来,一路上心里不停地发毛。

这次左宗棠再不敢来空城计了。诸葛亮的特点是“一生惟谨慎”,左宗棠也是外松内紧,空城计不得已而用之。

楚军跟黄文金短兵相接,硬碰硬,以会打仗著称的黄文金如自己所担心的,果然输了,他自己也在战斗中负伤。曾国藩很高兴,马上向朝廷报功,左宗棠被提升为“三品京堂候补”。

太平天国开始急了。黄文金都不行,那最后只有派他们最厉害的侍王李世贤来跟左宗棠征战。

李世贤以善战著名,战功显赫,爵位叫“天朝九门御林军忠正京卫军侍王”,一个靠真本事打出来的将领。他曾在天京两度告急之际,配合忠王李秀成彻底摧毁清军江南大营,立下过“救驾之功”。这样一位枭将,可不会怕左宗棠。

这次双方一交手,左宗棠被打败。

左宗棠一败,后果就严重了。景德镇失守,祁门生命线被切断。湘勇3万,30天内等不到军粮;军心大乱,曾国藩再一次想到自杀。他又给幕僚欧阳兆熊写好遗嘱。

曾国藩到底选择自杀还是奏功?全看左宗棠最后是输是赢。

1861年4月,左宗棠迎难而上,主动出击,以5000兵引诱李世贤10万大军,在乐平城展开生死决战。

军事力量相差过大,为了抵消太平军在数量上压倒性优势,左宗棠战前先安排楚军士兵在城外挖筑掩护的战壕,再引水进战壕,将两头堵住,水顺着壕沟溢漫。这样,就可以大大地限制住太平军骑兵。

战阵铺开。强强狭路相逢,接上火力,战斗打得天昏地暗。双方各有胜负,成败陷入胶着。

人算不如天算。楚军人少,已经陷身大军包围,眼看沉没于敌军汪洋大海。陡然间,天空电闪雷鸣,狂风暴雨骤然袭来。暴雨妨碍双方士兵的战斗力,也极大地消耗他们的精气神。左宗棠抓住机会,指挥将领再次发起猛烈的反击,兵分三路,越战壕而出,在泥泞中肉搏。

楚军独特的“练胆”训练,关键时刻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在同样恶劣的环境里,楚军士兵心理素质过硬,在士气上开始压倒太平军。

李世贤部下士兵渐处下风,体力出现不支,精神近乎崩溃,开始败逃。楚军乘胜追击,越战越勇,胆气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李世贤大军全线败逃,一万多太平军战死阵地。李世贤差点被活捉,他换上士兵服,蒙混逃脱。

10万太平军第一次尝到了5000楚军的厉害,李世贤知道再留在江西与左宗棠决斗,是自寻死路。1861年夏天,他临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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