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地，因此他如实地记下他的“战功”以其“名垂千古”。
中岛日记由他自己掌握，机密性程度极高，是他向军部报告“战绩”的依据，真实可靠。当然，包括三家报社记者在内的100多名记者、作家等不可能及时地看到中岛的《日记》。然而作家、记者和文化人对于日军公开大批处决俘虏、屠杀市民的情况能够一无所知吗？这是不可想象的事。对成批的俘虏被处决，对大批市民遭屠杀，作为记者能够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吗？这是记者起码的责任。这只说明日本侵略者早有预谋，并有严格规定，对侵华战争期间的日军的暴行一律不准报道。像南京大屠杀这样震惊世界的暴行有损日本的国格和皇军在世界上的名誉，更加不准报道。所有报纸、电台都要回避与中岛《日记》类似的内容。中岛《日记》的重要性不在于第16师团处决了俘虏数量多少，而在彻底暴露了日本军事当局对待中国俘虏的方针。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俘虏们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第三部分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第33节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4）（图）
被俘虏的战士，他的一条腿被小日本吃光了！
佐佐木到一在《进攻南京纪实》一书中承认，大批处决俘虏和屠杀市民，只能看成是日本最高当局恐怖政策的应证。书中说：
12月13日，实际上是理想地进行包围歼灭战进行了演习。那天，在我支队的作战区域内遗弃敌人的尸体达一万几千具。此外，还有在江面上被装甲车击毙的士兵和各部队的俘虏，如合在一起计算，仅我支队就已解决了敌人2万以上。
佐佐木说的“理想地进行包围歼灭战”，杀害的是一些什么人呢？1965年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代表团访问南京时，对外文化协会的汪良向该代表团详细介绍了有关下关的那次大屠杀的情况，他说：
13日那天，北城门已被打开（当时，国民党退却时从北门朝扬子江方向撤走，但守备队退却完毕后，为了阻挡日本军的进击，已在外侧对北门上了锁），日本军向扬子江方面挺进。岸边的中山码头原有两艘渡船，因此有难民涌到这里。然而，两艘渡船早被国民党军官占据，难民一个也不能渡江，他们挤在码头上，已处于快要冻死的状态。人数达二万至三万。日本军向这些难民开炮，将其全部屠杀了。（＇日＇，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8至9页）
关于佐佐木支队在下关的大屠杀，已在《铁证如山》一章中作了详细陈述，这里不再重叙。但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再进行分析，并进行适当的批判。
第一，南京的守备部队从12月12日下午5时开始分别撤退。当时分陆路突围和渡江撤退双管齐下的战术，各有明确的方案和撤退线路。凡渡江撤退的各军、师、团都控制了一定数量的船只，夜间已经渡江撤退完毕，只有少数掉队士兵与部队失掉联络而分散在下关和沿江岸各地，绝对没有仍保持建制整师整团成千上万的官兵待在下关，坐等日军前来歼灭他们。
第二，佐佐木说该支队在下关打完了15000发子弹，15000发子弹只能供200名左右的日军携带。首先该支队未经激烈战斗歼灭上万名中国士兵是不可想象的事。毫无疑问，该支队屠杀的是手无寸铁的难民，最多其中夹杂着极少中国部队掉队士兵，而他们也已放下武器，脱去军装了。应该明白，守备南京的中国部队不是乌合之众，更不是经不起一击的一块“豆腐”，而是比较能够战斗的部队。他们是奉命有组织有明确目的地撤退，而不是溃退。既然如此，他们就保持着相当强的战斗力。如果上万人的部队面对200名左右的日军死中求生，背水一战，以多击少，即便是“穷鼠啃猫”，200名左右的日军能够抵挡得住吗？很明显，歼灭的不是中国部队，而是屠杀了2至3万难民。
第三，中山码头原有两艘直航对岸浦口的渡船，每半小时对开，往来较为方便。但自从日军逼近南京后，日机经常骚扰、扫射，该轮渡已不能正常运行。但是下关除内河航运码头外，唯有中山码头客运流量最大。因此中山码头、各内河航运码头和下关火车站共聚集约2至3万难民，盼望由此渡江逃命。同时，国民党守备南京的部队一开始便作了两手打算，即死守与撤退的两手打算。因此在南京城郊战斗日趋激烈的时候，各军、师都在江心洲的内江、三汊河、秦淮河出口处、煤炭港、鱼雷营、燕子矶等口岸处控制了一定数量的民船。国民党军这样做严重地影响了难民们逃往江北的进度，使得近10万该撤走的难民滞留在沿江各个口岸，后来都死于日本军的枪弹之下。这不能不是国民党军的一大过错。而他们在最后撤退的紧急情况下又动用了中山码头的两艘较大的船。最不幸的是在当夜国民党军弃下数万难民而不顾，自己撤退到北岸后，未令全部船只返回南岸接走难民，因而导致了下关约2至3万难民惨遭日军杀害。
田中在《虚构》中认定佐佐木到一在下关杀害我2至3万难民是“敌军”，并且抱怨说这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张，导致了后来南京大屠杀的谣传。关于日本在下关屠杀的是难民，后面我将再提出证据。应该说中岛今朝吾和佐佐木到一都是日军将级指挥官，在这里是把屠杀俘虏和难民作为“战绩”看待，记下来的屠杀人数是实实在在的，并无夸张之处，从客观上招供了自己的罪行。田中抱怨的是不该如实地记下实在的而后成为南京大屠杀的罪证。
南京大屠杀的事件发生以后，外国一些记者各自向本国的报纸、广播作了诚实的报道，因涉及到一些侨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有关国家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日本军事最高当局不得不研究对策，外部问题内部处理，用以掩人耳目，达到否认暴行的目的。
首先于12月21日，将会攻南京的诸师团的布置作了调整，命令其他各师团撤出南京城，仅留第16师团，并任命今朝吾为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然而，他就任以后变本加厉，非但没有放弃屠杀俘虏和平民的方针，而且更加严厉地说：“要一个不漏地找出隐藏在城内的散兵，并加以处置。”所谓“散兵”指的就是18至40岁中国的男子。在今朝吾指挥下，屠杀俘虏和平民一直持续到1938年1月，扩大了日本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另一方面，日本军事当局采取措施，控制舆论，封锁消息，严令禁止传出南京大屠杀的实况。并在军中强力实行言论控制令，官兵不得记载、谈论、外传南京大屠杀的情景。涉及到会攻南京，一律用皇军在国外“圣战”加以歌颂，向本国人民隐瞒真相，用以维护日本国和皇军的威信。
然而，不管日本军事当局采取何种严厉措施，控制得又如何严密，但在日本报纸为了夸耀皇军的“战绩”和“圣战”的同时，除美国《生活》杂志把南京大屠杀的情景传入日本本土外，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一些官兵私下记的日记、手记，也有的军官摄下杀害中国人、污辱妇女的照片，无情的记录了日本侵略军的滔天罪行。这些日记、手记都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成了那段血腥历史的见证。由于历史不断地向前推移，一些参与大屠杀者灵魂上不安，逐步觉醒，感到要对后代负责；同时另一些人也由于重走军国主义老路，便跳出来为南京大屠杀翻案。而后者又激怒了前者，于是一些有识之士感到不能回避，便拿起了笔写回忆录，或者干脆向社会上发表日记、手记，号召人们提高警觉，决不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最近几年来，一批批很有价值的资料在日本被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
在12月13日那天，不仅下关火车站，各条马路和在江边码头上大批地屠杀了难民，而且在江面上也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军民遭到日军的屠杀。对于这一情景佐佐木的手记中也有记载——12月13日，无数南京市民和中国士兵准备从即将陷落的南京城渡江逃往江北，在江心里却遭到日本军的扫射，全部死亡。
就这一情景，日本中央公论社特派记者石川达三在《活着的士兵》一书中写道：
挹江门直至最后未遭日本军的攻击。城内的残兵败卒土崩瓦解，通过这个唯一的城门逃到下关码头。面前就是江水，没有一艘可以渡江的船，陆上也没有一条可以逃跑的路。他们抓住桌子、圆木和木板等一切可以漂浮的东西，企图横渡宽阔的长江，逃到对岸——浦口。其人数大约有五万，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向江对岸游去，简直看不到江水。抵达对岸一看，日本兵已抢先等在那里。机枪声响起来了，好像点点雨水打在江面上。人们要想返回已不可能。日本兵在下关码头已经布下了机枪阵地。对由上而下漂流的残兵败卒，则由驱逐舰给予最后一击。
按照海战法，日本军这样做是一种犯法行为。这里的人数很难断定是几千几万，但可以肯定用桌子、圆木和木板等漂浮工具向对岸浦口泅渡的军民人数很多很多，却被日本军杀害在江面上了。由此也可见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残忍性，决不放走想逃出南京的一个中国人。
日本军杀害了如此众多的中国人，被杀者到底是军还是民呢？
第三部分第34节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5）
前面提到过第6师团第13联队二等兵赤星义雄在14日那天因公到了下关，曾在那里看到屠杀后留下的实际情景，后来在《扬子江在哭泣》一书中写道：
两千米，不，也许还要宽一些，在这宽阔和江面上，漂流着数不清的尸体。一望无际，满眼皆是尸体。江边如此，江心也是如此。那不是士兵，而是老百姓的尸体，其中有成人，也有儿童，男男女女全都漂浮在江面上。尸体像“木排”那样，缓缓地漂流着。朝上游看去，尸“山”接连不断，似乎可以想见，那接连不断的“山”是看不到边的。
看来至少有五万人以上。而且几乎全是老百姓，扬子江的确成了“死尸之江”。
对此，我听说是这样的：
前一天，撤出南京城的几万中国军队和难民从下关码头——距那里八公里左右的上游——出发，企图挤下一艘仅可乘50人左右的渡船，逃向对岸。
在进攻南京城的战斗最为激烈的情况下，日本海军军舰装载大炮和机枪溯扬子江而上，伏击撤退的军队和难民。猛烈的枪炮射击，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巨响。渡船直接中弹，被打得稀巴烂，全部沉没。
我听到这些话，当时心中就想：“为什么连对毫不相关的人也……”我觉得这不正是“南京大屠杀”的实际情况吗”（《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6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第28至30页）
守卫幕府山和下关的是78军宋希濂部队，撤退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又占地理有利条件，命令撤退后夜间迅速放弃阵地，很快登船抢渡，未留下任何战斗部队。因而日本军进抵下关时未遇到任何抵抗，也就谈不上“攻击相当猛烈”之说了。马路上躺着的是难民的尸体，其中可能夹杂一些中国兵的尸体。但那是少数，大部分还是难民的尸体。其实他讲的几万难民遭屠杀，与佐佐木的《进攻南京纪实》和谷寿夫的《军情报告》中所记载的一致。所不同的佐佐木和谷寿夫把难民的尸体说成是“军人的尸体”，由此妄想推卸屠杀难民的罪责。
下关、江边和江中到底有多少具中国军民的尸体，恐怕谁也说不清楚，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军有计划地推行的是恐怖政策，屠杀与销尸灭迹同步进行；另一方面进行严密封锁，绝对禁止外国记者观察现场，及时采访报道；而事后日本军事当局又加抵赖。但是大屠杀事件发生了，总会有一些幸存者会揭发日本军的罪恶事实；同时也总会有身份不同的人观察到现场。
佐佐木元胜16日到达南京，17和18两天曾往返于中山站和下关之间。他在接收了下关中国邮局后，就把野战邮局搬到下关，对当时附近满是尸体的情景描绘如下：
在江岸，残兵败卒遭机枪扫射后，尸体成堆，在马路上、江堤下和江水边，尸体重叠着。任何悲惨的情景也无法与之相比。除此之外，还有多少具被吞没在长江的浊流中随波冲走，不得而知。我曾于关东发生大地震时，看到本所的缘叮呵岸堆积着许多尸体，但与此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了。那些夺去了人的生命的枪弹和刺刀，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尸体呈半裸状态，有的被浇上煤油焚烧得焦黑。（《野战邮政旗》上册，第222页）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死伤及下落不明者15万人，是世界级灾难。佐佐木元胜以关东大地震作比，只说明了下关被日本军屠杀的严重程度和残忍性，但也未说清楚到底被日本军屠杀了多少中国人。其原因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不管从哪个角度去说，下关被屠杀的军民是南京大屠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占据份量很重。
田中歪曲事实说：“回想起来，《中国之旅》的内容，均来自中国受害人的揭发，或是一些故事，仅是一些‘传闻’。本多先生和《朝日新闻》根本不想弄清这些残酷故事的真伪，他们即不查证当时的历史记录，也不核对日本方面的证词。”（见《虚构》第9页）
本多胜一先生曾以记者身份到中国访问，采访了许多幸存者和当事人，掌握了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回国后写的《中国之旅》于1984年《朝日新闻》上连载。该书以鲜明的观点和立场揭露了日本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冈本健三生于东京，作为士兵参加了南京的攻陷战，亲眼目睹了杀人现场，他说：
有人说未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事件，那是一派胡言。我目睹了屠杀现场，日军占领南京后，由于区别不出良民与游击队，因而就发良民证。我们的部队也每天干起像是盘问之类的事情来。虽然要中国人填写了出生年、月、日，职业、性别，但中国很少有人会写字。我们对不会写字的人作了说明，但他们听不懂我们的话。于是，回答清楚的人就没事，如有人回答得慢腾腾的，前言不搭后语，就被视为行迹可疑的人而加行处置。
我想日本军是在南京机场焚烧了被杀害了中国人的尸体。行迹可疑的人由各部队集中带往飞机场。他们在杂草丛生的草地上，被绳子团团捆住，他们无法逃跑。他们感到莫名其妙而喧嚣起来，喋喋不休。架在飞机库顶上的机枪对准那里哒哒地射击。我认为这种射击是在接到“射击”命令后进行的，是不知不觉地勾动了扳机。由于我们没有杀人的精神准备，因此毫无表情。如果在战斗中命令我们杀人，若不把对方杀掉，则自己有被对方杀掉的危险。可是在那种场合，有点人性的话就不会射击。射击的任务由机枪队执行。我们的部队则驻扎在四周进行监视。
射击开始，有人抢先夺路而逃。即使逃跑，但因为到处都架有机枪，结果也必然被枪杀。当时估计被杀害有四、五百人。事情结束后，日本军把路轨堆起来，上面放着尸体，下面塞着木架，浇上汽油后统统焚烧。……有时我们的部队也被拉出来，我也干过焚烧尸体的工作，一直要干到第二天，干到很晚。被害的人不只是男的，也有妇女和儿童，甚至有不到10岁的儿童。这是不折不扣的屠杀啊！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