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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兰在家中被杀害，警方确定是他杀。就在警方紧锣密鼓地展开调查的时候，保险公司也展开了调查。
而陈建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逃亡的王海涛被公共汽车带到了河北农村，他不敢出现在人多的地方，也不敢回老家，只好跑到偏僻的乡下，借宿在农家。王海涛努力想摆脱那可怕的一幕，可是无论如何，他都忘不了王玉兰临死前痛苦的挣扎。王玉兰那痛苦狰狞的面孔总在他的梦境里萦绕，无法抹去。恐惧和后悔的感觉将王海涛紧紧包围，让他日日夜夜寝食不安。尤其是在电视中看到孙红雷在电视连续剧《征服》中扮演的黑社会头目刘华强最终被警方抓获的时候，联想到这个电视连续剧的原型就发生在自己的家乡河北省，王海涛越来越害怕，他深知自己最终将无法逃离法网，而自己的良心也会永远在地狱里受煎熬，投案自首是自己唯一的出路。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３日，即案发后的第１０天，憔悴不堪的王海涛终于来到朝阳公安分局自首。自首后，王海涛如实交代了他的犯罪过程。当日，陈建才立即被公安机关拘留。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７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杀人罪批准逮捕了陈建才。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９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最终以故意杀人罪、保险诈骗罪对陈建才依法提起公诉。２００４年３月３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离奇的杀妻骗保案件，等待陈建才和王海涛的将是法律无情的制裁。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陈建才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２年，并处罚金人民币８万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８万元；被告人王海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判决后，陈建才提起上诉。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６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
包养模特，厅级农民现原形
山西侯马农民王跟命花天酒地包养了十几个情人，同时又在各大娱乐场所挥金如土，他所花销的钱财全是骗来的，被他诈骗的事主们纷纷向警方报案。于是，王跟命被警方请进了公安局。王跟命被捕后，在向检察机关的供述中这样“解剖”自己：“我先后包养了几个女人，无一例外地都与经济直接关联。虽然其中也确有感情因素，但感情在金钱面前显得十分苍白。我这几年把骗来的钱几乎全部用在女人身上，想一想真不值啊！与其说我是因为诈骗进来的，还不如说是被女人拖垮的。”
王跟命的命运按说应该不错，如果不是他自己瞎折腾的话，作为一个来自山西省侯马的农民，能在北京一个“国”字头的协会里当个贸易委员会的主任，已经算是高级农民了。可是他不知足，他要自己给脑袋上扣上一顶“厅级”待遇，弄个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当当，还要泡上几个他当年做梦都不敢想的名模佳丽当情人，最终被模特们拖下了水，拖进了监狱。
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８日，王跟命出生在山西侯马市郊区，父母之所以给他起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他能够跟上好命，过上好日子。所以，父母不遗余力地供他上学，虽然王跟命学习成绩很不错，但王跟命的命似乎不太好，他只在“文革”期间读完高中就变成了农民，因为当时上大学都要推荐，王跟命的人生路上第一次没跟上好命。
经过人生的一次次挫折，王跟命再也不信命了，他似乎更相信自己的能力。因为他口吐莲花的舌头功夫和善于摆阔的派头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靠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从山西来到北京的王跟命竟然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友好协会经济贸易委员会负责人，这是他想都没想到的好事。尽管他的身份依然是个农民，但谁会把“国”字头协会的经济贸易委员会负责人“王主任”当农民呢？
如果这样下去，王跟命应该有不错的生活，但是，他太相信自己的“运作”能力了。既然能把自己这个山西农民运作成京城里有头脸的主任，还有什么不能运作的呢？所以，王跟命无所不能的“道行”便在他自我吹嘘下传开了。
１９９９年８月，陕西省西安市高中学生张小涛参加当年高考后，被北京一所外语学院录取，喜讯传来，全家额手称庆。但是，张小涛却独自闷闷不乐，张小涛的父亲张先生忙问缘由。原来喜欢法律的张小涛从小的愿望是当一名警察或者法官，他希望能够转到法律类学校读书，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舐犊情深的张先生不忍伤了儿子的心，便将儿子想转学之事四处托人打听。
很快，张先生在北京的亲戚打电话来称，他认识一个有点“道行”的能人，叫王跟命，现在是北京中华民族团结友好协会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更为重要的是，王主任表示愿意帮忙。
按照亲戚的指点，张先生带着儿子张小涛通过中间人赵某的联系来到北京，并在神秘的钓鱼台国宾馆８号楼见到了王跟命。见张先生把张小涛的学费１５０００元悉数拿出来奉上，王跟命信誓旦旦地说：“办这个事情需要６万元，你回去准备钱吧，中国政法大学和公安大学任你们选，保证本月内给孩子办好。”
张先生一听，来不及回西安弄钱，第二天连忙找亲戚借了４．５万元送到钓鱼台８号楼王跟命租用的办公室里。王跟命不但打了收条，还煞有介事地以中华民族团结友好协会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名义炮制了一份“委托协议书”。在这份协议书上，王跟命这样写着：西安学生家长委托协会经贸委给予办理孩子上公安大学或政法大学事宜，具体条件应基本符合上学条件。全部由协会经贸委负责办理，办理时间在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５日前办完一切手续（包括学生入学）。
在这份协议书下面，还盖了中华民族团结友好协会经济贸易委员的单位公章。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张氏父子心急如焚地盼着公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一直杳无音信。而此时也已经耽误了去外语学院报到的时间，张先生担心竹篮打水一场空，连忙与王跟命联系，王跟命只说还差一道手续就办完了。他们担心王跟命根本没有办理，钱大概也造得差不多了。直到１１月５日以后，他们再给王跟命打传呼，王跟命就不再回电话了。
几经催促，王跟命却再也不露面了。无奈之下，张先生得知王跟命有两大爱好，一是喜欢高挑美女，二是喜欢到高档饭店吃饭。张先生只好通过中间人传话，要在一家高档酒店宴请王跟命。王跟命得到消息后竟然如约前往。最后，张先生在一家高档酒店将王跟命扣住并扭送到了派出所。
到了公安机关，王跟命才坦白说：“我没有办理孩子上学的事情，我也根本没有能力办这事，我收下钱只为周转资金。”至于资金的去向，王跟命拒不交待，只说被自己挥霍了。其实，他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是，他之所以骗钱，是因为他答应给情人出钱买房子，情人向他催款，不然就把他的劣迹告到单位，无奈之下，王跟命才仓促间选择了诈骗，并把诈骗来的钱全部交给情人。拿到钱之后，他的情人就杳无音信了。王跟命没想到，自己会因为情人的敲诈而进监狱。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５日，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跟命有期徒刑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５０００元。之后，王跟命被遣送回山西原籍服刑。直到此时，张先生才尝到王跟命这个滚刀肉的真正厉害，张先生不但损失了６万元无法追缴，连法院判决的５０００元罚金，王跟命都没钱缴纳。甚至连请律师的钱王跟命都不舍得出，法院只好给王跟命指定了辩护律师。
当时，没有人知道王跟命如此骗财的目的。直到后来人们才明白，王跟命骗来的钱除了讲排场花在吃喝上，就是花在女人身上。更令人遗憾的是，因为王跟命出了这档子事，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原来挂靠在国家民委的中华民族团结友好协会于２０００年６月３０日前，上交全部公章，并已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４日被注销。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７日，在离农历春节还有５天的时候，王跟命刑满释放回到了山西侯马老家。但此时，因为他诈骗入狱，加上他在外包养情人，妻子一怒之下回了娘家，避开了王跟命。
王跟命在侯马过了一个冷冷清清的春节之后，他知道自己在当地没法混下去了，因为侯马地方太小，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因诈骗入狱的事情，都不愿意跟他打交道。所以，春节之后王跟命就回到了北京，此时的王跟命不敢叫王跟命而改叫姚绍坚了。一是王跟命这个名字跟诈骗有关，二是名字太土。
别名姚绍坚的王跟命之所以改名，大概意思是以前的熟人“要少见”，以免让人知道他的底细。但是，回到北京的他发现，如果离开当年他熟悉的那一帮专门混迹于各种协会的人，他在北京寸步难行。
在北京有各种各样数以千计的协会、研究会，大多都是民政部门批准设立的民间社团性质，因为各种社团组织会邀请一些行业的离退休领导参加活动，就有一些人专门混迹于各种协会，打着各种名义组织各种名目的研究交流活动，甚至以招商引资的名义，赚取一些会务费、中介费等费用。王跟命以前干的就是这种行当。
回到北京的王跟命找到自己当年在中华民族团结友好协会的朋友陈副会长，此时的陈副会长已经是“科联扶贫项目生产率促进发展委员会”的会长，当王跟命得知这个委员会挂靠在科技部下面，委员会正想筹备一个项目投资管理机构开展工作时。王跟命连忙请求陈会长给他安排个差事干，但是，陈会长对此不置可否。因为陈会长知道，王跟命因为诈骗刚刚被释放。
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在王跟命的眼里，挂靠在科技部下面的委员会可是个金光闪闪的大元宝。于是，王跟命伪造了科联扶贫项目生产率促进发展委员会的任命书、公章、财务章，摇身一变成为投资管理局局长，并赋予自己任命副局长的权力。至于自己这个官衔的级别，王跟命理所当然地给自己套上了厅级标准。
堂堂一个“厅级干部”需要一部像样的坐驾，王跟命煞有介事地弄来一部奥迪Ａ８轿车成为自己的“公务用车”。当然，“王局长”手下需要几名副局长供他驱使，于是，王跟命第一个想到了一起在山西监狱服刑的小兄弟赵大伟。赵大伟１９７６年出生在山西芮城，曾混迹京城多年，２００１年因犯抢劫罪于被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３年６个月，两人在监狱里相识并成为哥们，但赵大伟比王跟命早出来一年。于是，２００３年５月，赵大伟被王跟命任命为管理局副局长兼办公室主任。
王跟命煞有介事地告诉赵大伟说：“管理局是国家事业单位，隶属于科联扶贫项目生产率促进发展委员会，单位职能是协调有关资金投资到地方上好的扶贫项目，但你现在还不能享受公务员待遇，要看你的表现。”刑满释放的赵大伟哪还敢问为什么，只要有个混饭吃的地方就不错了，对那些事情，他其实不需要太清楚。
有了手下还需要办公场地，王跟命首先想到的还是钓鱼台宾馆。在王跟命的眼里，钓鱼台是国家接待外宾的国宾馆，“钓鱼台”这个名头就足以唬住一些外地人。于是，王跟命给赵大伟一笔钱，让赵大伟在钓鱼台宾馆长期包租了一间房子，这样他们的办公场地就设在钓鱼台宾馆了。其实，赵大伟只是以个人的名义租住而已。
有了头衔、办公场地和办公室主任，王跟命的骗子公司就开张了。头一个送上门来的是广东佛山一家投资水电项目的公司，２００３年７月，佛山公司的法人何先生有一个水电项目，但是缺乏资金，他们得知“科扶委项目投资管理局”的王局长手眼通天之后，经人介绍认识了王跟命。王跟命得知何先生是搞小水电项目建设的，而且有很多项目因资金短缺而未建，就对何先生说：“我手头上有１０个国际投资集团，专门办理国内能源交通融资的，钱不用愁。福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老板有资金没处投，找不到合适的水电项目，我可以帮忙办妥。你回去准备项目资料吧，我来协调。”
为了让自己像个局长，王跟命煞费苦心地包装自己，不但乘坐着那辆二手奥迪Ａ８轿车招摇过市，他还为自己制作了镀金名片，上面赫然印着自己的工作单位和职务。而且，王跟命出手阔绰，经常出入钓鱼台国宾大酒店等高档消费场所，吃顿饭花上万元是常事。
同时，王跟命为了抬高身份，博得他人的信任，还编造了一些国家部委领导的私人电话，煞有介事地将电话记下来，摆放在办公桌上。何先生被骗前曾多次专程来北京找王跟命，正是看到了这些，才对王跟命的身份深信不疑的。
２００３年７月６日，何先生带着有关水电项目的资料来北京钓鱼台宾馆找王跟命，见面后，王跟命拿出一份投资合作协议书，协议书的三方分别是：甲方福光公司，乙方佛山公司，丙方科扶委，让何先生看过后在协议书上盖章。协议内容是甲方投资，乙方找项目，丙方监督执行，协议规定项目总投资５亿元，并商定三方成立一个公司，协议签定后１５－３０个工作日内资金全额到位。
拿到协议的何先生见一分钱没花就拿到５亿元的投资，他简直不相信自己会有如此好运，也更坚定地相信了王跟命的能力。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何先生打电话给王跟命询问，王跟命告诉何先生说：“福光公司正在办理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手续，资金马上到位。”
又过了一段时间，王跟命打电话给何先生，让何先生交“备案费”。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８日，何先生兴致勃勃地到钓鱼台宾馆将备案费６８００元交给赵大伟，赵大伟开了收据，内容是资料上网管理费。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８日，王跟命与何先生在钓鱼台宾馆又签订了一份协议，将投资金额改为３亿元。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在北京建立联络处，开设银行账户，福光公司将项目款转入这个账户。而这个联络处的地点就设在王跟命租住的钓鱼台宾馆１７号楼１７２１号房间，住房租金由何先生的公司一次性出资１００万元人民币上交科扶委。
之后，何先生将１００万元汇入王跟命指定的账户，赵大伟给何先生开了收据，内容是办公费用。其交完钱后王跟命说：“三天后马上就把项目款划入你的账户，你回去等着吧。”
但是，王跟命的承诺一直没有兑现。
除了狱友赵大伟担任副局长之外，王跟命的一位债主张建华也被任命为副局长。４４岁的张建华来自内蒙古丰镇市，靠倒卖车皮混日子。２００４年３月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王跟命，听说王跟命能够搞到车皮，张建华就给了王跟命６０万元，但王跟命根本没有给张建华办成事。张建华天天催着王跟命还钱，王跟命最后只好说：“你来和我一起干吧，我任命你当副局长。”为了显示“任命”的“严肃性”，这些任命都有“正式”的聘任书：“经项目投资管理局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上报主管部门批准备案，聘任张建华为该局副局长。抄报：委员会办公室、人事部……”
为了拿到欠款，知道王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