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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口哨声把我感动得不行，让我成天琢磨吹口哨的人究竟是谁。起初我以为是一位“武装”（按牢里的习惯我们这样称呼驻守监狱的军人），因为几位管教干部我已熟悉，知道他们不会吹这种曲子。后来也不记得是通过什么渠道，我了解到吹口哨的人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押犯人。我甚至打听到他的名字和所在号子！又巧了，他还是我一个间接的熟人。他有一个好朋友刚好也是我的好朋友，因此我们彼此早已听说过对方，只是无缘见面而已。这一回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很想就在这难得相遇的地方见他一面。我指望着调整监号时能把我们调进同一个号子。
我不知道这在当时是注定不可能的。我入狱的那年有个“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看守所可能接到上面的指示，对“九·一三”以前进来的人封锁这个消息。因此，“九。一三”成了个分界线，之前和之后进来的人决无可能同号。我和那位吹口哨的朋友恰好分列在两边。——我是之前他是之后。
然而命运还是给了我一点点机会。由于我们号子里自“九·一三”以后就是有出无进，人自然是越来越少。所方于是实行并号，把两个同类项的监号并成一个号子。人员于是开始流动，我被指令搬进另—·个号子，就在那位朋友所在号子的紧隔壁。——我们成了邻居。他当然还不知道我也关在这地方，并且一直关注着他。直到有这么一天，他哼唱曲子的声音传到了我的号子（对音乐有瘾的他显然在给同号子的一些人讲解音乐），我于是扒在风门口对他喊话：“怎么？在开音乐会呀？”他也立即到门边来回话，一来一往就聊开了。不想当值干部早已悄悄潜至门边，把我们逮了个正着。这叫“串监”，很严重的犯规行为。
我的，号子门先打开了。拎出去，加铐子，打。我跪在院子里，后脑勺挨了一下，顿时晕倒在地。好在这位干部下手不狠，我大约只是被打蒙了，很快又醒了过来，醒来后发现自己已整个趴在地上。手是反背着的，戴着两副铐子，一松一紧。大概是因为第一副戴不紧，干部急了，又加了第二副。干部正站在那里看着我，好像、没了主意，只说了一句：“你还有点犟。”说完就转身走了。我想他说的是我挨打时一声不吭，没有按照牢中惯例向他求饶。
留下我独自一人在院子里趴着，趴了两个半小时。时间是这样计算出来的，那位干部转身离开我就在走廊里大声发出睡午觉的号令，那通常应是中午十二点。他来给我开铐子让我回监号的时间是在他发出起床的号令之后；那通常应是下午两点半。
那两个半小时，我一个人拥有一片蓝天。趴在地上，侧脸望去，墙外的天好高好远。我就让自己那么趴着，一动也不想动。身体刚好在房屋的阴影中，只有半条腿伸到了阳光下。白云淡淡，清风徐徐，光影斑斑，都是阔别已久！院子里鸦雀无声。寸心所在，猛然间感觉到一阵柔和，眼泪于是夺眶而出。很想像浮士德一样大喊一声：“你真美呀！请停一停！”
把我送回号子，接着就开了隔壁号子。——轮到我那位未得谋面的朋友受罚。他用狱内通行的“见官耍赖”的办法对付过去了。我听见他回了号子，又听见干部的脚步声出了院子，便再一次向他喊话。同号子的人于是劝我：“小朱，没有这个必要吧？”我当时竟突然有些愤激，回答说：“必要？什么是必要？你那个茶缸上绘了那么一朵花，有什么必要？你家里墙上挂着一幅画，有什么必要？你成天想着要出这道门，有什么必要？这里不是有饭吃、有觉睡、有马桶给你拉屎拉尿吗？”
我想是两个半小时的户外空气让我亢奋起来了，我不容他人置辩地一气说下去，如同发表了一席演说。对了，那两个半小时留下的另一个痕迹是，我伸进阳光里的半条腿上，裤子没遮住的地方晒黑了，一条黑白分明的界线整整三个月后才完全消退。
我和那位朋友在牢里始终没见着面。后来他先出去了，还专程来给我送过一回东西。恰巧那天当班的干部就是罚我们的那位，把东西递给我时他竟有几分尴尬。——他其实是个老实人。
太平洋的故事
我自己喜欢把这个故事叫作太平洋的故事，尽管它与太平洋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故事是发生在大牢里面。大牢里面的人想事会想得比较绝对，比如总认为只要能出得了那道高墙，就算死一回也值。于是有好多人为了争取保外就医，做出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来。比如说，有人把若干大头针吞进肚里想造成肠道出血，为增加杀伤力还特地把它们弯成钩状；有人用铁丝捅自己的尿道想造成尿出血。如此等等，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造成一些症状之后还要再加上绝食（称病不吃），因为绝食会死人，能造成压力。不在其中的人会觉得那些自残行为有点不可理喻，在其中的人就会觉得很好理解。
如果把一个人的人生比作一架天平，天平的一端是生命，另一端肯定会有相同重量的砝码，否则天平就会失衡了。而且那块砝码的重量会随处境的不同而变化，比如在牢里它就几乎只等于回家去住几天，。席勒不是在《华伦斯坦》里写过，“不拿你的生命去冒险，你的生命就不值一文钱”么？
为这么几天想拚命的人的确不在少数。有一阵子我所在的病号监差不多天天在．公开讨论。不是讨论用自残的方式应当不应当值得不值得，而是讨论用什么样的方式自残最有效，最能达到保外就医的目的。
有人在出去放风时还悄悄把一个绕钢缆的木滚子偷回来了，说是要用它砸断自己的手臂。那个滚子的形状像个圆柱体的工字，只不过上下两横比较薄，中间一竖非常粗。劳动号的人把它放在院子里作小板凳用的。也不知那是什么木料做的，拿在手上还真有点沉。把它偷回来的人在外面是个好打架的，江湖人称“黑头”。他成天拿着那滚子问大家：“你们说这滚子能不能砸断我这手臂？”得到一致肯定的答复之后他又开始拟订计划。一只手砸另一只手使不出劲，得用两只手拿着那滚子砸，所以他请另外一个人帮他。说来你们可能不信，还真有人答应他了。接下来就是两个人在那里摆姿势：一个人手臂靠着墙，另一个人身子向后仰，把滚子举到头顶后方，看看是否能使得上劲；又或者蹲下来，一个人把手臂平放地上，另一个人把滚子高高举
起……总而言之是想找一个最佳操作位置。
就这样折腾了好几天，那位置始终没找好。其实当然是决心不好下。我观察了那么几天之后就对黑头说：“这个屋子里面可能只有一个人能把你的手臂打断，那就是我。但是我不会帮你，因为我判断你的案子不至于拖太久就会处理，你这么做不值。再者说了，手臂断了未必就能保外就医，带你到医院打了石膏就可以带回来，吊着一只手不妨碍坐牢。所以说，我倒想跟你商量一下，由你来帮我打。不是打手臂，而是打肋骨。你看如何？”他倒是不含糊，立即就同意了：“行啊！老子最心狠手辣的啦！”——我看中的就是他这四个字。顷刻间他的事就不存在了，变成了我的事。号子里于是又展开新一轮热烈讨论。
争取保外就医，在我是蓄谋已久。原来我是关在郊区看守所，在那里就装病绝食过两回。一回的结果是住进了监狱医院，另一回的结果就是被转到市看守所的这个病号监来了。我在医院里时就听说，以后监狱医院只接收正在服刑的病人，看守所里的未决犯病重了只能保外就医。因为监狱医院属于劳改局，看守所属于公安局，原来就不是一个系统。“文革”初期眉毛胡子一把抓，此刻又开始要恢复正常。听上去这消息像是真的，所以我下了好大的决心，决定要利用这种机会。那第二次的绝食原本就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我没想到还有转市看守所病号监这一招。市看守所配备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又从犯人中找了个医生出身的人来帮着他。所以这地方不制造出一点症状光凭绝食怕是没什么用的。病号监有个好处，人员少，容易齐心。当然也是运气，有一个靠不住的很快被判刑送走了。
讨论中有人提出；“打肋骨不行。肋骨离内脏太近，很危险。这里没有抢救设备，反应又慢，搞不好就把小命丢了。你看，我从你外侧这么一踹，你的腿骨肯定就折了。”他的话很有说服力，让我又犹豫起来。一脚踹腿骨的办法也未见得可行。提议人虽然是条大汉，但胆子却很小，踹我一脚怕是只会让我痛半天而已。要真是有人敢使那么大劲给我踹断了，靠近关节的骨折不好接，只怕是要废了一条腿。踌躇再三之际，有一天我偶然把一条腿架在马桶上，却有了新的发现。我把我的那条小腿骨想象成一根韧劲十足的干柴棒，然后掂了一下手中滚子的分量，觉得自己完全有可能猛一下就把它砸断。——那高度正好发力。我们不是都下过乡？有过砍树劈柴的经验？小腿骨折了也许还不足以获准保外就医，但我可以再加上绝食。腿还架在马桶上时，我的决心就已定了。
于是我说了：“这事不劳烦你们任何一位了，我自己来。你们看，就这么一下。”可是那个提议踹腿的大汉又表示了异议：“不行不行！我踹你是要乘你不备。你要是自己预先知道你要打哪里，那地方的骨头强度会突然增强好多倍。”听上去好像又是很有道理。但这一回我不想再放弃了，我就不信我拚足全身力气都打不断这根干柴棒。
接下来是选日子。离春节已近，我是想第二天就动手，争取回家过春节。但第二天是星期六，紧接着星期天是休息日（那时候还没定双休日），医生会不在。犯人医生又做不了主，就得白赔上一天。最好是下周一动手，一鼓作气，争取在一周内解决问题。七嘴八舌这么一说，事情就定下来了。
过了一个漫长的周六，又过了一个漫长的周日。到星期天晚上躺下之后，我竟越来越兴奋，恨不得立即起来行动。那情绪也真有点奇怪，信心十足，浑身是劲，跃跃欲试，没有丝毫畏缩和紧张。但我设计的借口是放风倒马桶回来后在楼梯上跌了一跤，（总不能说是自己半夜起来打的啊！）所以我必须耐心地等到天亮。
一夜未眠。早上起来时我依然神清气朗，斗志昂扬。倒马桶回来，我立即开始安排，“你们俩帮帮我。一个站我右边，我打完后帮我接着这滚子，不要让它掉在楼板上，弄出响声让楼下听见。一个站我左边，我打完后扶着我，也别让我扑通一声倒下去。”我请的是那个黑头与他原先的搭档。他们的脸色有点变，问：“小朱，你真要干？”我说：“是呀，不是说好了吗？”这时候那位大汉过来对我说：“小朱，我的情况不同，我马上去躺着。待会干部来了，我就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行吗？”他不敢帮着我撒谎，又不愿揭发我，我自然是同意了。
架好了腿我没有犹豫，高举滚子叫了声“苍天有眼！”就砸了下去。只听见砰的一声闷响，肉陷下去了一块，呈白色。但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手软，没使上全身的劲，而那响声又好像是回弹过来的响声，骨头很可能没有折。于是我问：“断了吗？没有断吧？要不要再来一下？”这时候那位大汉蹦过来了（我打腿的时候他一直蜷缩在被子里没敢看），一边大哭一边大喊：“小朱！肯定断了！肯定断了！”我当时正气盛，只冷冷地冲他说了一句：“你回去睡觉。”他于是又回到屋角他的被子里去了。最出人意料的是那位黑头，他说：“我刚才把脸掉到一边去了，都没敢看。太残忍了！”（我幸亏没请他帮忙打！）只有一个人支持我再打一下，“人家已经挨了一下，你们就别再拦着。”
我当然不能等他们讨论完毕再做决定，举起滚子我骂了一句粗话：“我日你烂妈！”就又砸了下去。我已经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那条架在马桶上的腿在我眼里哪里还是我的腿，真像是一根干柴棒了！——所以怕是连吃奶的力气都使了上去。这一回响声要哑一些。让我自己都吃了一惊的是，这一下竟打在了刚才陷下去的那个坑上，一点没偏。
把滚子递给一个人，蜷着伤腿让另一人扶着我回到自己的铺位。我一点不疼，但却止不住地从胸腔里发出粗短急促的哼喘声。躺下后我下意识地从枕下掏出一块私藏的碎镜片（牢里不让带镜子），举到眼前时发觉镜像一片模糊，我知道是我的瞳孔放大了。看起来有一种痛感可以被叫作超痛感。 ”
接下来是同屋的人开始喊报告。犯人医生闻声过来看了，说：“医生回家探亲去了，要过几天才回来，你先躺着别动。”这才叫始料末及！眼看着春节就要到了，这位医生探亲却不等到春节期间，倒像是知道我这几天要干什么似的。
隔了一会儿，我想小便，就请人把我扶起来。起来以后我试着用伤腿触地，不想一下就双脚站立在地上，好像根本就没什么事。——看来是失败了。当时我的知识不够，不知道这根骨头是管状的，叫胫骨；强度远胜于一根同样粗细的干柴棒。而且腿的外侧还有一根腓骨在帮衬。我那两下子的确不怎么的，只在胫骨上打了一个坑。后来有骨科医生用手一摸后说：“噢，硬砍上去的。”那是后话。当时的我只觉得万分沮丧又万分的不甘心。忽然想起有人传给我的“秘方”：“一次服下二十颗阿司匹林，就会出现发高烧等症状。”得知这个“秘方”之后，我就留了个心眼，常伪称头痛向医生讨要阿司匹林，并早已攒足了二十颗。这就叫作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我立马把那二十颗阿司匹林吞了下去。
整个一下午又没什么事，除了小便增多以外。我觉得这“秘方”也是个编出来的故事而已。但此刻我的腿开始疼，犯人医生还装模作样地给我上了夹板。我说他装模作样，是因为他应该知道我这腿其实不用上夹板。不过我也乐得他这样做，本来不就是要闹腾得煞有介事的样子？于是我决定，索性就用这条腿再加上绝食来达到目的。
没想到到了晚上睡觉之后，阿司匹林的药性发作了。没有发烧，只是耳鸣不断，呕吐不止。那耳鸣声仿佛几十架鼓风机同时在响，完全可以叫作“轰鸣”。至于呕吐，由于我一整天未进食，所以吐．的就是胆汁而已。三五分钟吐一回，比晕车要难受好几倍。到了夜里，呕吐好像好了一点点，但我觉得神智有些模糊，怀疑自己会晕过去。当时我还有一种担心，就是担心那滚子上沾有铁锈，我会不会因此得了破伤风？——因为那位传授阿司匹林“秘方”的人告诉我的“症状”没有恶性呕吐这一条。
我想到了死。不过那想法平淡得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反反复复不过一句话：“就这么死了？就这么死了？”这时候有人醒过来问我：“是不是需要急救？要不要我们替你喊报告？’’我说：“不用了。如果是破伤风，已经来不及了。如果是阿司匹林，我能告诉医生吗？”
那时候我还有股冲劲，相信意志能够战胜死亡。一个简单的念头在我心里逐渐占了亡风：只要我今夜不让自己晕过去，就不会死。于是我开始控制自己的意识，努力保持清醒。我默默地用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