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你我属于敌对阵营。你在反革命阵营。今后我一定要和我那与工农为敌的父亲进行斗争。这是我对反革命父亲的诀别之言！（转引自《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44页）
两个在莫斯科公开宣布与父亲决裂的年轻人，后来又各自回到了父亲身边。冯洪国的情况如何未见记录，蒋经国则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成了父亲的接班人，从而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的故事在以后的叙述中还会出现。
发生在莫斯科的与父亲的决裂，或许只是历史小插曲，在轰轰烈烈、潮起潮落的大革命中，在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关系演变中，可以略而不计。但是，这些细节在我看来却有着特殊的意味，有了它们，历史因此显得更为生动而有趣。
3“张之后的张”
继吴佩孚、蒋介石之后，冯玉祥成了《时代》封面上的第三位中国人物，时在1928年7月2日。
从6月2日张作霖宣布撤离北京，到7月2日冯玉祥走上《时代》封面，仅仅一个月时间，中国便发生了一连串令世人关注的新闻：民国元老、前总统黎元洪病逝；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秘不发丧直至宣布继承父位；在蒋介石安排下，阎锡山忽然替代冯玉祥成为占领北京和天津的新主人……
我有些奇怪，这一次《时代》为何没有选择张作霖作为封面人物。从称霸中国的时间之久、影响之大，到被日本士兵暗杀致死的事态之严重、背景之复杂，张作霖其实都值得成为封面人物。
不过，尽管没有选为封面人物，但自1923年创刊以来，《时代》在报道中国时，张作霖一直是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在1924年选择吴佩孚作为封面人物时，《时代》便谈到过张作霖，称他是“一位虔诚的帝国拥护者，即拥护君主制的人”。还介绍说：“满洲大约有德克萨斯和科罗拉多两个州这么大，拥有中国北方如此大的地盘使张大帅这位头号军阀无人能取代。”对这位张大帅也有很高评价，说他“思维敏捷，权力巨大”。在1927年大革命潮起潮落的过程中，关于逮捕和处决李大钊等共产党人、释放鲍罗廷夫人等新闻的报道，都涉及到张作霖。
在上海主编英文刊物《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人鲍威尔，采访过张作霖，在他的眼里这是一个幽默有趣的人：
这位东北军事独裁者，在中国人心目中，只是一位出名的“红胡子”。这个名词的起源，可以上溯几个世纪，是中国人对早年从西伯利亚入侵的强盗的称呼。后来，凡是活跃在东北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中外土匪，就统统被称为“红胡子”。外国人另外送给张作霖一个绰号“东北虎”，形容他的大胆妄为和豪放不羁。我一直听见他的这两个绰号，断定他是一位凶狠的、满脸络腮胡子、屁股后面插着两支快枪的土匪头子，所以去访问他的时候，心里已经有所准备。因此，当我坐在会客厅里，看见一位矮小、温和、没有胡子的人走进来，有人介绍说这就是张作霖将军时，我不由大吃一惊，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笑着问他年轻时在哪里读书？他眨了眨眼睛，通过翻译回答说：“绿林学校。”张作霖将军不失为一位具有幽默感的人。（《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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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时代》一系列关于张作霖的报道，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张的讥讽、蔑视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厌恶之情，它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出生草莽，粗野而缺乏教养的军阀形象。
在1927年4月4日蒋介石成为封面人物的这期刊物上，《时代》同时在版面上发表了张作霖的一幅照片，并在报道中写道：
满洲和中国北方最强大的野蛮军阀张作霖，上周仍是唯一一位仍具实力的人，或许他可以挡住目前在长江一带作战的国民革命军，不让他们从已占领的中国南方进入北方。
张作霖是旧式大军阀。他喜欢喝燕窝汤……
布里顿夫妇上周从北方抵达上海，讲到大军阀张作霖最近在北京打麻将，可以一口气连打三十七个小时，他选择三个对手，结束时，都是赢了对手，赢的钱也一样多。然而，一个星期后，他的两个部下军官却因无票强行进入北京剧院，被他砍了’头。（《时代》，1927年4月4日）
《时代》用加以渲染的气氛和细节，为读者描绘着他们眼中的张作霖。1927年4月18日的报道说：
“以所有的神的名义，以它们的名义，我告诉你，法国必须帮助我——必须！”上周，在北京的满洲残暴的大军阀张作霖，对一位法国记者暴跳如雷地如此说。他用剑鞘敲打桌面，接着说：“国民党的军队从南方向北方进攻我，是国际性重要事件。如果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胜利，它就会在全世界胜利。列强必须帮助我打败国民党，把他们赶回长江以南。然后，我将以兄弟之礼对待他们的军事领袖蒋介石。我和他没有冲突，因为我听说他内心里其实希望摆脱布尔什维克。那样，在中国，只有两个派别在长江上对峙，一个伟大的劳工国家建立起来也并不困难，神会保佑和平。”
紧接着这番话，《时代》以“黄色奇迹”为小标题，讲述了在战场发生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一个滑稽、奇特甚至荒诞的故事： 为证明说出的这些火药味十足的话，张作霖上周紧急调遣儿子张学良将军南下。当他的军队专列驶入河南省时，沿着车厢撒满成千上万的黄色符咒。张的士兵一看，恐惧地发现上面印着巫师们画着红色小刀图案的咒语。符咒写道：“谁来河南和它的保卫者作战，谁就得不到他的祖先的保护！小心点！”
有传言说，面对这种威胁的恐惧，整个部队全停下来，年轻的张学良焦灼地给父亲张作霖打电报，要他也从北京运来更多的、更灵的巫师来对付符咒。很快，专列运来了巫师。他们开导士兵，应该把这些符咒撕碎，同时，自己在来福枪上系一个小小的“神布条”，然后用“敌人的血”来浸染它。
由于巫师们从北京带来了大量“神布条”，士兵为之感激，就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用“敌人的血”来浸染它。壮壮胆，鼓鼓劲，他们又向河南挺进了一大截。（《时代》，1927年4月18日）
正是在发生这些故事的时候，张作霖越来越感到了来自南方革命军的压力。6月18日，他索性在北京宣布自己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组建安国军政府，任命所谓国务总理。对于他，这显然是在紧迫局势下强作镇静的一个举措，以此来向外界表现自己的沉着、威严。他颇为精心地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就职典礼，广邀各国驻华使馆人士参加。但从《时代》的描写看，那些应邀出席典礼的外交官，只不过看到了一幕滑稽的闹剧而已。
这篇题为《“独裁者”发表宣言》的报道写得生动而坦率，倾向性很明显：
上周，在北京，一次讨厌的就职典礼仪式上响起一百零八声礼炮。典礼大厅在位于湖中央一个小岛上的一个宏伟建筑里，数万名中国官员、外交官都搞得疲惫不堪。一个中国乐队演奏国歌——对西方人来说，刺耳难耐。在这种狂欢式的典礼仪式上，被关注的焦点，是站在那里的一位瘦小但却专横高傲的中国人，从上到下，他穿着一身富丽堂皇、亮闪闪的蓝色丝绸陆军大元帅服，样式是由他自己设计的。
此人就是满洲和中国北方的军阀、赫赫有名的张作霖。日本曾支持他的满洲政权。据信英国也私下为他提供援助。上周，他决定正式宣布自己为“统治者”。他用又尖又高的声音朗读自己写的二十字誓言，鼓励他的军队“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
不幸的是，无论如何这一切均毫无意义。张本人一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差不多一年来他天天都在对记者说，他的军队即将“消灭中国共产主义”，可是上周这些军队却被南方杰出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打败，正在向北京撤退。因此，上周“独裁者”张倒像是在喊出绝唱的第一声勇敢的音符。总而言之，在北京的外交官并不重视出席“就职典礼”，也没有留下多少印象。（《时代》，1927年6月27日）
外交官们对张作霖的冷淡和厌倦显然事出有因。他们大概更愿意与以往段祺瑞、吴佩孚之类有文化、有修养的军阀打交道，而不愿意面对一个性情暴烈而无所顾忌的军阀。
《时代》说得不错，张作霖出任“大元帅”时的演说真的是一个“勇敢”的“绝唱”。他没有“消灭共产主义”，也没有打败国民革命军。相反，一年后，1928年6月2日，在各方压力下，他被迫通电宣布撤离北京，并于当天夜里坐上专列启程返回沈阳。6月4日早晨，当专列驶进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车站时，日本关东军一批军官策划了爆炸事件，张作霖的专列被炸毁。张作霖身负重伤，被抬回大元帅府，几个小时后身亡。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一代枭雄，竟以这种方式永辞人寰！ 关于张作霖的历史功过，远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但我比较欣赏鲍威尔的一段评说：
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不奉命行事，但盖棺论定，他无愧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张作霖把自己的大半财产用于兴办教育。他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在东北亚地区，跟俄国人和日本人玩弄国际政治这副牌时，却是一个精明的牌手，应付裕如，得心应手，始终保持了东北领土的完整。（《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93页）
张作霖的时代结束了，他的儿子张学良从此被推到了历史前台。
据说张作霖在弥留之际吩咐其夫人：“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参见《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
“小六子”就是张学良。他紧急赶回沈阳，处理父亲后事。将近一个月后，《时代》报道了在此紧要关头张学良的举动，标题用得很简洁——“张之后的张”：
一个能干的中国年轻人，被讨好他的人奉承为“完美的战士”，在经过了十七天谨慎的秘而不宣之后，于上周证实了他的父亲、满洲大军阀张作霖在撤离北京途中被炸身亡的消息。
十七天的时间，足以使儿子、继承人张学良巩固其地位，看上去已获成功，所以他宣布，根据协议他继承了一千万元的遗产。
满洲是比法国、意大利加在一起都要大的偌大地盘，位于中国富饶的北方，这块土地的新统治者以坚定的语调宣布其纲领：
我要我们的人民专心于满洲发展，为了发展，关心我们自。身而非外部。从现在起，我们没有必要寻求扩张，或者侵犯中国别处……”
“我经历战争已达十年，深知其恐怖。我要让我们的人民不再身，受其害。”“至于国民军我们准备与他们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议。事实上，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不过目前暂时停顿有待于民国政府统一之后实施。如果他们想把我们排除在外，只根据他们自己的条款来取得和平，那么，我们自然不会与他们谈判。”（《时代》，1928年7月2日）
报道的行文，摘录的声明，为人们面前展现着一个与其父在性格、政治主张诸方面均有很大不同的张学良。配合这则报道，还发表了一幅张学良的照片。
早在几年前，张学良的照片就已经在《时代》上出现过，是在1924年吴佩孚成为封面人物的那一期，照片说明为：“张元帅，他的头衔不再是闲职”。照片上的张学良身着戎装，乙副少帅风采。此时的张学良出任镇威军第三军军长，率领奉军主力与吴佩孚对阵，在被张作霖精心培养之后，他开始身担重任了。
如今，父亲的遇害突然把历史难题放在了张学良面前。随着张作霖的去世，东北不再是过去张作霖可以凭借实力和狡诈与日本人周旋的东北，奉系也不再是过去鼎盛时期的奉系。一个年仅二十七岁、只是靠父亲的栽培走到权力顶点的少帅，能否不负众望走下去呢？
这一次，照片上的张学良，不是一身戎装，而是脱掉外套，露出一身白色的休闲服。他双手叉腰，脚上一双长统皮靴，倒也能让人感觉出一点儿镇定自若的神采。不错，在对父亲遇难消息秘而不宣的十几天里，张学良有许多紧要的事情要做，而且从暂时的情况看，他控制了局面，避免了因张作霖的去世而可能引发的奉系内部的混乱，从而导致日本关东军的进一步阴谋。在这一点上，少帅有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智
谋和坚韧。
《时代》照片的说明很有意思。上面一行：SMART SON CHANG，下面一行：His father wassmarter。这里，关键的词是smart，意为：敏捷的、精明的、狡猾的、壮健的……，在张氏父子身上，汉语中用哪一种表述更为准确？用“精明的”，还是“狡猾的”？我倾向于用“狡猾的”较为妥帖。那么，这两句的意思是：“狡猾的儿子张”，“他的父亲更狡猾”。
“狡猾的”张学良在危乱之际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他踌躇满志，他被手下人誉为“最完美的战士”，他以这样的姿态，站到了可以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相提并论的位置。从此，巨头的行列中，又多了一位新巨头。而这个比他们年轻的巨头，在未来时间里，将一次又一次地以他的参与而改变中国·现代史的行程：
第一次，1930年，在蒋、冯、阎中原大战胶着之时，张学良出兵关内，力挺蒋介石，导致冯、阎被打败，宣布下野，从此不再有向蒋挑战的实力；
第二次，1931年，在日本关东军策划的“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的东北军一败涂地，撤进关内，整个东北转眼间陷入日本之手，中国从此开始抗日救亡的时代；
第三次，1936年，张学良囚禁蒋介石，“西安事变”真正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不过，此时，1928年7月，张学良只是开始登场的主角之一，他的表演还有待于未来。于是，《时代》选择了另一个比他更为引人注目的人作为封面人物，他就是冯玉祥。
4 “基督将军”——战士或叛徒
他站起来足有六英尺高。他不是纤弱的黄种人，而是个头魁梧，古铜色，和蔼。《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神枪手。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十九万五千人——的主人。在今天，这样的人就是中国的一个最强者：冯玉祥元帅。
1928年7月2日，《时代》关于封面人物冯玉祥的报道，以上面这段描述作为开场白。
封面选用了冯玉祥的一幅特写镜头。他显得很健壮，巨大的头颅微微仰视。帽檐正好遮盖住前额。照片下面的说明很简洁：“中国的基督教战士，……变乌合之众为规矩之军。”这里是用“基督教战士”的称谓，而对更多的外国人来说，更喜欢称冯玉祥为“基督将军”，就像过去谈到吴佩孚时喜欢用“儒将”的称呼一样。
冯玉祥有着传奇般的经历，谈到他，人们总是会津津乐道于他皈依基督教的起因，以及他命令整个部队的士兵都念圣经，唱圣歌，按照牧师们的训导祈祷。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这些做法的确引人注目，也令人好奇。“冯的优点”——以这个小标题，《时代》为我们描述的便是一位在军阀群体中鹤立鸡群的人：
要一一列举出所有指责基督徒冯的污点的说法会显得可笑。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