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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性饥渴的女子是无辜的，她们渴望风流男人没有错，哪怕渴望下流男人也无大碍，只是千万不要遇到像《美色杀人狂》中的风流男人，那家伙不仅要风流、要下流，更要命的是他还要杀人。所以，不管是风流还是下流，女人们千万不要被“流”所迷惑。
《美色杀人狂》放大了一个年轻英俊男人的残酷“风流”，夸张表现了一个成功男人是如何释放潜伏在内心深处的凶猛野性的。他受过哈佛的高等教育，欣赏高雅音乐，是个成功的股票经纪人，有令人羡慕的工作、漂亮公寓和未婚妻以及情人，即使是小资女人很在意的生活习性、出入的场所以及结交的人物是否够品位都是无可挑剔。然而，这个保养得极为细致的风流男人却因物质生活的小小不满和空虚而在内心积攒着邪恶。终于有一天，他穿上雨衣，拿起斧头，在新潮动感的音乐中，像砍猪头肉一样砍死了比自己过得更好的同事。接着，他一发不可收拾，在邪恶驱使下变成一个疯狂的连环杀手。他风流倜傥地将妓女召到家中，宣泄之后，再用各式匕首、电锯表演杀人，然后，在音乐声中，他悠闲地抽着雪茄欣赏他的猎物慢慢死去。我不知道干吗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只是让女人们警觉有这样一种风流男人，他们不仅要色更要命。处在极端邪恶中的风流男人当然没时间忏悔，直到罪恶暴露，在追捕的警察面前再次滥杀无辜而最终被消灭。
大美女伊丽莎白·赫莉演过一部真正表现男人忏悔风流的影片《Dawg》，影碟翻译的名字就叫《风流男人的忏悔》。讲了一个花花公子为了遵从奶奶的遗嘱，去探访与自己曾有过鱼水之欢的女人，不同的昔日情人几乎都对他的始乱终弃没有怨恨。这个风流男人的忏悔也缺少一种实际的意义，倒是他跟伊丽莎白·赫莉扮演的女律师从暧昧到爱情的迅速关系让人羡慕不已。没到时候的男人是不需要忏悔的，硬要去忏悔也肯定是口是心非。
表现男人忏悔的影片多很平庸，这部又是一个例证。这是我第一次看伊丽莎白·赫莉的电影，果然是令人惊艳的绝世美女。和索菲·玛素一样有种东西合璧的美，也和索菲·玛素一样没有精彩的电影，只有出众的美貌和名声。
比较起来，法国电影《追夏裙的男人》（特吕弗导演）倒是很有趣，虽然没有涉及忏悔，但其视角颇具盖棺定论的总结意味。
影片一开始就是风流男人大卫·法勒终于入土为安了，他的棺材放进了墓穴，一个个往里填土的人走马灯似的经过，都是穿裙子的女人，镜头摇过她们的腿，仿佛是透过大卫·法勒不死的眼睛在饥渴地张望。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女人穿裙子的腿构成了他全部的需求和想像，也因此成了影片的主要画面。女人的腿，丰满的、纤瘦的、贤淑的、放肆的，荡过来荡过去，犹如游动的性感森林。一个工作之余百无聊赖的单身汉，全部的嗜好就是在街上看女人的腿，并设法将他心仪的女人勾引到自己的家里，他的执著和不惜代价令人慨叹。
如果只是表现他的这一嗜好，观众也会感到腻烦。在情场上饥一顿饱一顿的花花公子，仗着有丰富的情色经历，加上“战时”间歇的疲惫与空虚，忽然心血来潮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开始的名字就叫《追夏裙的男人》（后来被改成《男人爱女人》），他敲击着老式的打字机，叼着香烟，一边喷云吐雾，一边像普鲁斯特一样“追忆逝水年华”。历历往事让他乐此不疲，有时竟一写就是一个通宵。真实的经历竟打动了不少人，首先是帮他把错漏百出的手稿重新打字的单身寡妇，因她无法抑制手稿内容对她身心的影响而断然拒绝了继续打字。跟着是巴黎一家出版社的女编辑，她不仅被书打动鼎力敦促出版，还爱上了这个花花公子，追到他所在的城市与他共度春宵。
《追夏裙的男人》使我想到美国作家欧文肖的小说《穿夏装的姑娘们》（“夏装”本来就该翻译为“裙子”的），小说中的主人公也是专门在街上看姑娘的大腿，但他与大卫·法勒不同，与妻子一起走在街上也照看不误。正因为不是大卫·法勒一样的单身汉，便也没有大卫·法勒的舍身投入，他只是个单纯的观察者，仅仅是一饱眼福（也许还有点意淫）而已。欧文肖的高妙之处是他没把主人公写成一个嗜色的花花公子，而是写成了一个审美者，当主人公的妻子起身离桌时，他凝视着妻子迈动的双腿，仍忍不住在心中赞美：“多漂亮的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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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男人来不及忏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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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最终都会是自己嗜好的牺牲品，《美色杀人狂》的风流杀手最后也逃不了被追杀的结局，大卫·法勒当然会为自己的“追夏裙”而牺牲，他们都来不及忏悔。
那是出版社女编辑走后不久，在一个寂寥的傍晚，“追夏裙的男人”又追踪一个有着美丽大腿的女人，精神过于专注，被迎面疾驶的汽车撞倒。他浑身缠着绷带，躺在了病床上，本来应该消停了，但他不能。一个苗条的年轻女护士出现在门口，大卫·法勒入迷地盯着她的大腿，忍不住起身向她伸出手，正在输血的皮管被抻断了，他栽倒在地上。
于是，有了电影开始的一幕，他的棺材被放进墓穴，一个个穿裙子的女人走马灯似的经过，每个人的表情不同，有悲戚哀伤，有漠然麻木，也有幸灾乐祸的，镜头摇过她们的腿，那是大卫·法勒不死的灵魂，也是所有男人的凡眼在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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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只按两次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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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电影里，爱情与谋杀总是相依出现，彼此常常交融，互为转换。
《邮差总按两次铃》（ThePostmanAlwaysRingsTwice）是美国作家詹姆斯·凯恩创作于1934年的长篇小说，我看这部小说时，特别注意了它的结构。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开头第一段是“约在中午时分，我被人从运干草的卡车上扔了下来。前一天夜里，我从边境处纵身攀上卡车……”经过了偷情、谋杀、诉讼等非同凡响的经历后，小说结尾的最后一段是：“他们来了。神父说祈祷会有用的。如果你已经读到这里，就为我和科拉（已遭车祸而死的女主角）祈祷吧，祈祷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会永远在一起。”
从小说的一头一尾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潘金莲式的“奸夫淫妇”、“谋害亲夫”最终得到报应的案件，实际是个流浪汉寻找归宿并获得爱情的故事。西方人总能从为奸情而起的谋杀中，营造出爱情的氛围。比如《洛丽塔》，比如这部《邮差总按两次铃》。由此我想到特吕弗曾说，希区柯克的所有谋杀电影拍摄得都像爱情片，而他的爱情片又都像是谋杀。应该说，特吕弗是深得希区柯克的精髓，他没有拍摄过一部希区柯克式的悬疑电影，但在他多产的爱情片里，确实都有着阴谋与谋杀的阴影，所以，他说他自己拍摄的电影都是悬疑片并非耸人听闻。
《邮差总按两次铃》有两个电影版，一为20世纪50年代的黑白版，一为20世纪90年代的彩色版，我是先看了彩色版，两年后才看到黑白版，为了获得一个清晰的比较，黑白版看后又重新看了一遍彩色版。故事的基本框架是一样的，刚出狱的流浪汉弗兰克被加油站老板尼克雇佣，弗兰克觊觎尼克性感美貌的妻子科拉，勾搭成奸后两人私奔未果，便携手谋杀尼克，第一次在洗澡间阴差阳错没能实现，第二次在路上终于谋杀得手。此后，奸夫淫妇巧妙地避开了诉讼，但却没有逃避一场车祸的报应。大体就是如此。
因为早，更因为观念问题，黑白版的故事和人物关系过于简单化，基本是“西门庆潘金莲谋杀武大郎”的英语版，那“武大郎”就是一个既吝啬又窝囊的老傻瓜，他一再引狼入室，给那“奸夫淫妇”提供机会，让他们杀自己；而那“潘金莲”则仿佛一出来就充满淫荡，她谋杀亲夫的迫切与坚决也缺少必要的心理铺垫。黑白版几乎没有表现“奸夫淫妇”的情欲，除了一两次接吻，没有展示任何肉体接触，这使两人后来的极端行为缺少明晰的根据。彩色版的激情戏也仅有两次，不多，也含蓄，但十分到位，一次是在厨房，两人干柴烈火，酣畅淋漓，因是两人日后的情感基础，渲染得特别周到；另一次是成功谋杀后的乱石林中，一对野鸳鸯撕扯着开始，既是伪造现场所需，又是狂暴后的畸情宣泄。
在表现诉讼和结尾戏剧冲突时，黑白版和彩色版有很大不同。黑白版中的弗兰克逃过了谋杀尼克的诉讼，却在车祸后以谋杀科拉的罪名被起诉。让杀人者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有了明确的生死了断，真正的杀人没被判罪，情妇的意外死亡却成了谋杀罪，这颇有些欧·亨利式黑色幽默结尾的味道。在最后的裁决中，弗兰克坚决要洗清谋杀科拉的冤名，当他获知是以谋杀尼克定罪时，他才有了欣慰的微笑。我以为，这才是由奸情发展到爱情的可信结果，黑白版的结尾还是有不少可圈点之处；彩色版的结尾，是典型的乐极生悲和余音袅袅式，“奸夫淫妇”终于花好月圆，喜结连理，两人在忘形的幸福中于飞驰的车里拥吻，结果惨遭车祸，已有身孕的科拉飞出车外摔死，弗兰克跪在她的尸体边，失声痛哭。时间至此凝固，未来的生活都被抛到了银幕之外。
在重要的戏剧情境中，彩色版都比黑白版多了更可信的铺垫，比如，“奸夫淫妇”一起私奔未果，黑白版只是表现了娇气的女主角不能忍受尘土飞扬的奔波之苦而突然后悔；彩色版则有一段戏表现弗兰克在车站候车室赌博，由此两人产生隔阂，让女主角对他顿失信心，从而动摇了出走而回到了加油站。
我个人更喜欢彩色版，不仅是细节设置更自然、故事更可信，更出彩的是彩色版的两大实力派明星的表演，杰克·尼科尔森和杰西卡·兰格，把一对出位男女纠缠集结的复杂心理过程演绎得丝丝入扣，出神入化。
两部电影都沿用了原小说意味深长的名字，那是来自科拉准备出走之前给弗兰克留下的一张纸条，正是这张纸条成为谋杀的罪证。“上帝就像邮差，他总是按两次铃。你通常都在后院，总要等到第二次按铃的时候才能听见。”电影里不少戏都是两次，两次谋杀，两次车祸，两次诉讼，每次的结果都是完全不同。
看到后面，观众已不自觉地站到了“奸夫淫妇”的一边，希望他们成功地逃脱囹圄，希望他们能如其所想地幸福美满。当他们最后遭遇灭顶之灾时，我们不仅不会拍手称快，反而十分的伤感，甚至沮丧，这是一种移情，更是一种不自觉的自我审视。
像上帝般的“邮差”只按两次铃，第一次是试探，是预告和提醒，第二次则是定论和裁决。通常，即使我们不在后院也未必就听得清楚，就是没有错过铃声也可能错过“邮差”，何况那铃声也太微弱或者是我们的听觉太不灵敏。“上帝只按两次铃”，如此的敷衍和吝啬，让世俗的人们吃尽了忘形的苦。因了名字的寓意，小说和影片超越了一般“奸夫淫妇谋害亲夫”风化罪案故事，而具有了与上帝联系的深刻内涵。这部影片在香港被翻译成颇具色情意味的《欲火焚心》，我想，也对，不管上帝按几次“铃”，“欲火焚心”中的男女早烧得东西莫辨，如何听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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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墙的花最是诱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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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的女邻居总能勾起男人们可怜的联想，尤其是在禁锢和保守的时代。
在我幼年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居住在四合院的平房里。那时的邻里之间是最缺少隐私的，即使是夫妇间的一点生活小摩擦也逃不过左邻右舍无处不在的“观察与思考”。所谓长舌妇也多是产生于这种环境，且因互相传染而呈几何数字增长。那时候，印象最深的故事有好几件是关于隔壁女人的，比如，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住在隔壁的大杂院里，她的爸爸是外地部队里的一个小军官，妈妈是一个白而高的漂亮女人。每当黄昏，就见这个白而高的漂亮女人背着一只绿色的军挎包回来，她的手中有时还握着一本杂志什么的。她走路有些袅娜，像今天T形台上的模特，一张脸总是不苟言笑地绷着。所有的邻居都觉得她长得漂亮，因为她的美也因为她的高傲，大家对她也多是敬而远之。后来，院子里搬来了一个单身青年教师，那教师黑瘦文弱，说话京腔。大概不到一个月，就有军官太太和黑瘦教师关系暧昧的传闻。那白而高的漂亮女人依然按照习惯走着回家，苍白的脸似乎红润了很多，见了邻居也变得谦和了。但很快就发生一场不小的官司，那个部队的小军官派人来把他正与黑瘦教师私通的妻子抓了个正着。黑瘦教师以“破坏军婚罪”被判刑，白而高的漂亮女人，也就是我的小学同学的妈妈搬家走了，据说是去了另一个城市，总之从此没了音讯。
当时我们院里的一个老汉对此评论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吃了总要出事。”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明白“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意思，当我明白了以后，却发现，生活中大量的故事是“兔子专吃窝边草”，因为“窝边草”最是熟悉和直接。人不同于兔子，最易发生日久生情的情爱，“兔子专吃窝边草”就成为一种再自然不过的事。我在军营的青年岁月里，部队大院曾发生了一个英俊运动员与隔壁相貌平平的家庭妇女勾搭成奸的风化事件，后被戴绿帽子的丈夫组织捉奸，在混乱中，那四肢发达的运动员竟被以瘦小枯干的绿帽子丈夫为首的几人活活打死。
“兔子”和“窝边草”的故事，换句话说，“隔墙花”的诱惑所引发的爱情悲喜剧，是电影导演们最钟爱的题材之一。美国百老汇有部著名喜剧《仙人掌花》，后被拍成风靡一时的电影，我们翻译为《偷恋隔墙花》。影片讲述一个风流倜傥的牙医与一个年轻的“女迷糊”保持着男欢女爱的“鱼水”关系，他被“女迷糊”为情所困的自杀（未遂）而感动，一时冲动下决心结婚。经过一连串的“假戏真做”和“真戏假做”，“女迷糊”被隔壁作家迷迷糊糊勾引了，而剩下孤家寡人的风流牙医坐在手术椅上睡着了。这部轻松妙趣的影片，还有一条并列的情节戏，就是那风流牙医与他的女助手的情爱。起初，他并没有意识到，身边这个“仙人掌花”似的女助手与自己最是情投意合，他一直在意和深爱着的正是自己的这位女助手，直到失恋落魄时他才终于发现。片中扮演女助手的是大明星英格丽·褒曼，拍摄该片时，褒曼已五十多岁，据说还身染重病，但依然风华绝代、魅力四射。我很喜欢这部老片，表面看只是一部充满误会、皆大欢喜的好莱坞通俗爱情喜剧，但我更愿意把它看做一部关于成长的电影—一个风流老男人内心情感的成长和发现。每个人都在不断成长中，它和成熟是有距离的，并不与年岁成正比，在对“隔墙花”或“身边花”的判断上，很多情场老手都会乱了心性。
法国名导演特吕弗拍摄过《隔壁的女人》（又译《邻家女》，喜欢情色寓意的香港人译为《隔墙花》），这是以由一条小马路隔开的两个家庭为背景的故事。法国著名的“大鼻子情圣”扮演男主角，女主角是特吕弗的第二个老婆。像特吕弗的很多影片一样，这个故事也是一部有点悬疑味道的生活情节剧。
《隔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