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口音讲述的。当列兵戈登问他当时感觉如何时，他说。心情糟透了，他已同第七骑兵团驰骋了不少岁月。……我们的确也辉煌了那么一阵子，可现在，我成了个可怜人，成了个该死的缺腿丘八！”
麦登所受的折磨并未就此结束，1877年“局长办事处”的备忘录中记述道，当特里的车马来到“远西”号时，“驮着这截肢男子的担架的骡子跪倒了，伤员也滚落下来……”没有人知道那骡子怎么失了前蹄，所关切的只是那伤员“没有受伤”。
1909年麦登给沃特·坎普的一封信中讲出了一些其它的艰难的骑乘细节。当这匹骡子恭敬地下跪时，麦登砰地一声落在一棵仙人掌上，但不同于常人，他既没有昏厥，也没有死亡。这顽强不屈的残缺人开始咒骂起来。虽说，那时来能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但他感人的语言确实还是风行一时，据说，他的牢骚话是：“大量的生命之花依旧在发光、发热。”要是麦登被放置在印第安的马拉雪撬上，他就不会砰地一声被摔下来，或从担架上滚落出去，同样，其他在手抬或骡子驮载的担架上的伤员也就免去许多折磨，但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效仿那些红皮肤人。至少，没有一个权威人士想到过要那样做。一个马拉雪撬极易制作：两根棚屋杆交叉搭在印第安小矮种马的肩隆处或其腹肋的挽具上，再把野牛皮搭在两杆之间即可。许多印第安人告诉白人，躺在马拉雪撬上该有多么舒服，它们只是稍有一些轻轻的震动，但大都被长长的杆子缓解了。兰尔德·麦肯奇是一个比他大多数战友更富有洞察力的人，他于1890年记述道：马拉雪撬能发挥有益的效果，一方面因为它不颠簸，另一方面因为乘坐者的头部高于身子。这第一种说法必定是真实的，第二种说法则也许正确。
特里的人已见过成百上干的马拉雪撬，他们应该会仿做，可他们并未如此，理由也许是同样的。约翰·富兰克林的探险家们宁可饿死在Arcfic，也未去设想同未开化的人那样生活。所以，可怜的、该死的麦登砰地倒在仙人掌上，而且，除其余那些经过同样痛苦的人外，谁也无法体会他受了多大的折磨。
担架，不管是手抬还是骡子驮载，不但不稳定、不舒适，而且十分愚蠢、不讲效率。怀特说，首先，抬担架者不得不每隔50码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其次，抬担架的人数还得双倍增加。每个担架得由四个排轮流换抬。这样，“在那次行进中，700多名士兵中就有400多轮流地担负步行抬运伤员的任务。“怀特也许做了夸大，也许计算不准。克利福德上尉就自己当时所在职位对此了解得十分清楚。他说，有21名骑兵不得不上了担架，其余伤员还可以骑马。这是说，纵队并不像怀特说的那么脆弱，不过，要是苏人或夏安的勇士们再次血洗这条峡谷的话，所有的“黄眼”白人士兵可能都会完蛋。
他们就这样以笨拙、不成体统的窘态挪到大比格奥一块源上，好一阵，无人能找到一条下塬的路，接着，他们在一条冲沟里点起数个火堆。一时间，整个纵队屈尊为中世纪式虚饰的人了。
“远西”号一切就绪，甲板上锅炉和船尾间成了医院。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鲜草，再盖上油布，形成一块巨大的垫子。6月30日日出之前，伤员被扶上船，没多久，“远西”号猛地犁开层层水浪向下游驶去。
李人和“乌鸦”人侦察员也被带上船，但未受到医药护理。对此，《阿里卡洛记事》做了简要报导，仿佛这是被预料到的。一个叫“鹅”的李人的一只手被子弹击伤，肿得像个葫芦，可人们却都熟视无睹。他在船上期间，没有一个穿蓝制服的查看他的伤势，也没有谁在这大垫子上给他留一席一位：“‘幼鹰’安置了‘鹅’，也不过是在靠船舱附近而已。
从战场到大比格奥的航程中，列兵科尔曼的日记做了最生动的叙述，描述了“这个令人伤感”的场景。
我们有一个“乌鸦”侦察员，他杀了七个苏人，还剥掉了他们的头皮。他五次受伤，但不可思议的是，他在船上便复愈了。他骑着马和大家一起走着，从未抱怨。另一件糟糕的事是K连的爱尔兰人蒙·麦登，他的腿受了枪伤，是我们在悬崖上为伤员找水时被击中的，虽然他躺在担架上，但还是掉下来两次，可他从未发过一句牢骚。我们30日凌晨两点到了船上，把伤员安置好，他们都受到了很好的照料。我们也紧靠在一起安顿下来，拍打了襄毯后躺下入睡了，没管什么“坐牛”或他的嗜血的斗士。
公益图书
17
消息先于“远西”号传递开了。维斯塔尔说，在任何白人听到消息之前，一个叫“租船人”的印第安人到了站岩，带来了这场战斗的有关详情。站岩的印第安人拒绝谈及此事，但白人从他们的神态中看出发生了什么事。
第七兵团的两个连曾驻扎在卑斯麦以南30英里处的赖斯堡，堡里的女人们实际上在7月5日便得到了一些暗示灾难的信息。她们有几个人聚集在德鲁迪奥的住处，在地板上躺了整整一夜。第二天邮件到达时，每个得到丈夫来信的妇女都忙着查看邮戳是6月25日之前还是之后。不知道这些妇女选择德鲁迪奥房间的原因，也不知道她们因何而那样惊恐忧虑，但据说，7月5日，一个叫赖斯的军官从一个苏人那儿拿来六七支箭，那苏人说它们全是从卡斯行手下的士兵尸体上取下来的。箭支出处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这消息确实从赖斯堡传到了卑斯麦，继而又传到《论坛》——该报纸一直在期待着马克·凯洛格的快讯，等着发表一条震惊世人的号外。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可能是从“远西”号听到这一消息的。斯图尔特教授认为，船一到岸边，船员们便开始讲述整个事件。马什上尉匆匆赶往电报所，电报员J·M·卡纳翰立即发报，“发送电讯新闻，证实早已传播开的消息……”
一句话，这灾难性事件迅速地传播着，但又没有任何人能确切地说出它的出处。
感谢穆吉斯·泰勒发狂的骑乘，他于7月3日抵达埃利斯堡。博兹曼《时报》和海伦娜《先驱》同时抢在《Trib》之前刊载了独家新闻。但印第安人更快，抢在了每个人前头。借助他们的“鹿皮鞋电报”——镜子、烟信号和送急信者——把这一消息通告他们在该地区的所有亲友或与他们有利害关系的土人。住在林肯堡附近的这些人便在“远西”号抵达前获知了这一消息。两个“乌鸦”印第安人——“有角蟾蛛”和“小斑点公鸡”在船抵达前一周出现在林肯堡附近。他们描述了这场战斗，并说卡斯特开枪自杀了。这消息很快传到妻子们当中，伊丽莎白尖叫着冲出房间。戴维·汉弗莱·米勒说，部队当局封锁了这一不愉快的消息，而其他学者则对此事件毫不相信。
7月5日黄昏，在新闻抵达卑斯麦前两三个小时，林肯堡的一群妇女聚在卡斯特家唱圣歌；但“Nearer My God to Thee”的歌声刚刚起头，就被因灾难而带来的伤感情绪压抑。她们本打算次日清晨乘“约瑟芬”号（此船是去给上游运送邮件的）去和丈夫们见面，并想让他们大吃一惊的，还盼望着能和丈夫们在荒野里举行野炊。但6日清晨，“约瑟芬”号走了，把她们留在这儿，可妇女们好像宁愿前去了解这些灾难，也不愿呆在黄石河边打发这几天焦虑不安的日子。
这天早晨晚些时候，一个代表团把真象通知了伊丽莎白。代表团成员包括威廉·麦卡斯凯上尉，格尔莱中尉，约翰逊·米德尔顿医生和他的两名助手。两个助手的前往是为了预防伊丽莎白昏厥。他们从后门进了房间，伊丽莎白穿着晨衣在客厅里接待了他们。这天天气特别闷热，但听到消息后，她要了件大衣，而且在陪同该代表团去通知其余阵亡战士的妻子时，她一直裹着那件大衣。
1927年伊丽莎白对一位采访者说：“没什么大惊小怪，我们是军人的妻子。我们这些女子们被以尽可能快的安排，送回家中。为保护我丈夫和他死去的人们的权益，‘北太平洋’号为我们提供了运输……”
除一个官方报道外，伊丽莎白再没有从作战部听到或得到一个字，格兰特总统也未以正式通告的形式发布这一惨痛事件，伊丽莎白为此而感到十分困恼。“罗斯福总统曾说，卡斯特的名字是闪耀在所有美国青年心中的一盏明灯。听到一位伟大的总统这么评价他，知道伟大的人民都这样看待此事，是值得活下去的。”
据一位邻居说，伊丽莎白的家乡是在7月4日听到这一消息的。1938年她回忆道：“我正在楼上靠窗坐着，缝补衣裳。”
看见父亲朝这条街走来，他的大衣、外套、西服背心全敞着，帽子捏在手中，还挥着一张报纸——旧《论坛》，这是早晨11点左右。他走进屋，高声叫道：“明尼！明尼！”我并不叫明尼，但父亲常常这样称呼我。我飞快地跑下楼，知道准是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父亲站在那儿，面色如纸，手里的报纸抖动着。“卡斯特将军的特遣队全军覆没了，”他气喘吁吁地说，“想想吧，奥迪，卡尔洪将军，罗斯，汤姆，他们都死了！”巨大的沉默攫住了蒙罗。所有的钟开始鸣响，报告这一噩耗。教堂的钟声，消防站的钟声——小镇里一片钟鸣，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唯一能把人带入回忆的钟声。
在离小比格奥100英里的北怀俄明，库鲁克将军的印第安侦察员在一个小时之内获悉了有关这场战斗的情况——雷奥正为逃生而紧张地战斗着，狂怒的印第安女人正劈砍着卡斯特那五个连队的尸体。一直在营地徘徊的库鲁克停下来询问苏斯霍苏人和“乌鸦”人的同盟者。这些印第安人很喜欢库鲁克，也十分信任他，他曾在他们的“士兵棚屋”接受了他的斗士兄弟关系的成员资格，同他们建立了战斗的兄弟关系。即便是那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也狼崇敬他，据说，同大多数人不同，他从不说谎。
此刻，瞧着那些脸色阴沉的侦察员，他问出了什么事，但却未得到回答。他回到营地，叫来侦察员头目，再次询问出了什么事，依旧未得到回答。最后，他去恳求“士兵棚屋”，以兄弟会的名义恳求他们告知所发生的事情。他知道后又要求得知详情，但侦察员头目既未拒绝、又未讲出更多情况，只是坚持说士兵和印第安人之间发生了战斗，士兵们全被打死了。库鲁克迷惑不解了，他从来不知道印第安人怎样以如此快的速度来传递信息。数年之后，他告诉一个记者，他没有想到他们是用手镜，或是夜间的火焰信号来传递信息的。
1894年，在弗兰克“攫取者”格罗尔德的传记中讲了个稀奇的故事，解释了库鲁克的侦察员怎样知道了这场战斗的消息。6月25日这天，当格罗尔德正在观望印第安人的信号时，突然看到了山岭上的烟信号，它们从小比格奥上空扩散到玫瑰花苞。在分析了这些信息之后，他匆匆返回营地，向一些军官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得到的却只是他们的嘲笑。传记没有提及格罗尔德和库鲁克的印第安侦察员谈论的事，但是如果大多数故事属实的话，他自然是要和他们讨论的。
不管怎么说，该传记记述道，格罗尔德决心去做一番调查。他跨上马鞍，朝信号发出处奔去。大约天黑时，他来到了玫瑰花苞边界处，发现卡斯特将军留下的那条小径。他顺着小道往前赶了一两个小时之后，穿过雷奥部队占领的那座山顶，但他并未看见他们。那天夜里，浓云密布，还落了几点小雨。在这条小径上，他的马不知因何吓得逡巡不前，他跳下马。“我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开始摸索查看；突然，我的手触到了一颗被揭去头皮的人头上”。
他继续沿那条小径往前摸，根据他的马的习性，他推断出前面的黑暗中还有尸体。他骑马下了山，过了河，又朝西边阶地骑去，试图找到那些印第安人的去向。天破晓时，他看出他们是朝南部的大比格奥移动。他尾随着他们，追赶上一个赶着一群矮种马的老头。格罗尔德装扮得像个印第安人，皮肤又非常黑，还讲苏人语。但这个有戒心的老头想知道他是谁。格罗尔德说自己一直叫“攫取者”，那老头大叫一声，三步两步地跑开去，还高叫着说士兵们追来了。格罗尔德扬鞭策马急驰而逃，印第安人追了他有40里，一直到了舌头河。第二天他才返回库里克的营地。
据说，这是他讲给他的传记作家乔·迪巴恩的故事。开初，听起来是令人信服的。但是，为什么格罗尔德认为自己像一名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讲不通。他是一名有阅历的边民，一个职业侦察员，可他却径直从有三百人、数百头牲畜、被占据的山头穿过。这是说，一个人越是冥思苦想、编撰奇险怪遇，他的话就越会变得令人难以置信。
边巴恩可能调研了整个事件。一个“乌鸦”人代理处的雇员说，事件发生后好久，在格罗尔德和迪巴恩发生的一次争吵中他在场，这个侦察员责备了由迪巴恩虚构的自传。
库鲁克忠实的智囊——副官伯克上尉简要地汇报说“弗兰克·格罗尔德曾对这个村庄作了一次旅行观察，以核实所汇报的烟雾的真实情况。但他的旅行并未证实这种有关烟雾信号的说法。”伯克未给出弗兰克旅行的时间。它应当是在6月25日，但多半是在两天之后。印第安人撤退时，故意在草地上点起了火。6月28日，印第安人离开小比格奥后，特里将军也把他们丢下的废墟点火烧了。
许多疑点就围绕着格罗尔德产生了，这自然使他成为他的朦胧梦中的一个杰出的小角色。他说，他出生在南太平洋地区，父亲是位神父，母亲是波利尼亚人，叫市希娜，是帕马莫士岛高级首领的女儿；他说，1852年，那个家迁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在那儿，他被送给了普拉蒂夫妇，这对夫妇后来又搬到了犹他，于是他便来到了美国西北部。
已多少查明，一天，一个皮肤黝黑、打扮得像个印第安人的人，称自己为弗兰克·格罗尔德。他骑马来到“红云”的代理处，说自己曾一直在苏人区住了几年，对他们了如指掌。不容怀疑，他确实了解他们。
至于他的家世问题，有些学者认为，他的双亲一个是黑人，一个是印第安人，他本人出生在密苏里上游。一个名叫乔治·“畸形足”博伊特的蒙大拿人对所有关于格罗尔德的传说嗤之以鼻。博伊特说，这个异乎寻常的“三明治岛国人”只不过是一名变节背叛的盗马贼。博伊特说，他偷了政府的几匹马，把他们赶到格勒斯·万尼特里人营地，并在那儿过了冬。此后，他又偷了格勒斯·万尼特里人几匹矮种马，去同艾斯尼布英人住在一起。最后，他加入了安克帕帕，在那儿他拼命讨好“坐牛”。“畸形足”说，格罗尔德不能被政府雇作可靠的侦察员，相反，他倒该被绞死。
经过大量调查（包括有关智利圣贝尔纳多城历史的秘密文件；摩门教信徒的期刊《西部的悸动》的第八卷；以及1790年新汉普郡的《联邦人口普查》），约翰·格雷博士得出结论，事实上，那个格罗尔德先生正如他自己所称：半美国佬、半波利尼亚人。
格雷博士给摩门教徒历史协会写信咨询，复信寄来一个摩门年表札录，揭示了埃尔德·本杰明·格罗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