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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它评论了一阵子，“木腿”也向祖母讲述了他在战场上的战斗情况。她端量着“木腿”的一身衣服——第七骑兵团的一件制服，很好看。究竟是哪个骑兵的衣服让给了他，不得而知，但不会是库克的，库克身材十分高大魁梧，“木腿”自己也是一位膀大腰粗的人，足足有6英尺多高，而“木腿”穿的这件衣服却是一个瘦小人的。
祖母终于收下了这张头皮，拿进她的棚屋。
第二天，当特里的部队逼近时，苏人与夏安人拆除了自己的村庄。这天傍晚时分，他们开始以他们粗鲁的未开化人的威严与显赫，浩浩荡荡朝大比格奥山移去。他们依旧希望能躲开这些固执的穿蓝制服的人们，他们撤离得很迅速，井然有序。他们并不是惊惧害怕，而是为了避免进一步发生冲突。事实上，大时的年轻勇敢的斗士们坚持长久逗留，希望把特里将军消灭。
这天夜晚，他们没有扎营，只休息了几小时。
天破晓时，他们继续启程迁移。
第二天夜晚，他们到达离今日的棚屋镇南20英里处。夏安人停下举行了一个胜利庆祝会，但没有举办头皮舞。几天之后，在他们抵达玫瑰花苞湾时，由苏人群体与夏安人举行了头皮舞。而“坐牛”的安克帕帕人没有参加。他们认为举行庆祝为时过早，此时应当是悲痛的日子，而不是欢聚同庆的日子。女人们也没有参加这个欢庆会，她们许多人由于悲哀地切割了大腿，仅能挪步往前走。
极少数女人参加了玫瑰花苞湾的头皮舞。其中有“木腿”的祖母，她舞着这张奇特的战利品，骄傲地夸赞着她的孙儿——但后来，她把它扔到一边，仿佛这张不正统的头皮会带来什么灾难。
库克的右股被刺穿，苏人的斗士通常就这样给一个被打死的敌人做标记。贝尔医生承认这是他在华莱士堡附近解剖军士威莱姆斯的尸体时所不了解的事实。有些人种学者认为，苏人传统上是把左股砍碎。是左是右没什么特别意议。库克的右股只是被象征性地砍了几下，说明他是被一个苏人杀死，并被剥去头皮。随后，“木腿”来了。
迈尔斯·基厄菲上尉的尸体未被肢解，但他身上被剥得只剩了双短袜，此外就是脖子上挂的一个天主教徽章，它通常被称作“神的羔羊”，因为这是个较熟悉的警句。罗曼蒂克斯说它是悬挂在一条金链上的十字架。很显然这枚徽章一直被保存在一个小皮包裹或是枪套中，基厄菲最喜欢把它用皮条或细绳挂在脖子上。这枚“Medaglia di Pro Petri Sede”徽章是他在罗马教皇部队服役时，庇护保罗四世授予他的。
爱德华·卢斯上尉认为，这枚徽章不是在基厄菲尸体上找到的，但当时在场的戈弗德雷中尉于1896年对艺术家E·S·帕克森说，那徽章未被印第安人从尸体上取走。最后一个逃出来的号手马蒂尼坚持说本廷从尸体上摘走了徽章，但马蒂尼并没有太多地去关注本廷。
某些历史学家说，基厄菲可能有两枚徽章。一枚挂在脖子上，一枚装在衣兜里。这种说法倒也可信，因为教皇把这枚“圣·乔治会的十字架”作为特别荣誉授予了他，从而可能导致了悬挂在金链上的十字架的虚构情节。不管确切情况怎样，大多数学者认为，基厄菲那枚教皇授予的徽章使他的尸体免受凌辱。当时这种说法似乎有些不合逻辑，但在那支军队中，确实有不少爱尔兰出身的士兵，自然也不乏天主教徒。他们许多人都会戴有宗教徽章：可这枚“Pro Petri Sede”比较大，给人的印象也较深。还有，他也可能像印第安人把他们神圣的符咒放在皮袋子里那样，也把它存放在皮袋子里了。
印第安人确实拿走了他那把定做的英国式手枪，大约一年后，手枪在加拿大露了面。虽然夺走它的勇士不愿出售，但至少还有基厄菲的另四件东西被找到了：手表，臂铠，一张他戴着那枚徽章的像片以及一张沾有血迹的麦克多尔上尉妹妹的像片。
显然，基厄菲天生就是粒风流种子，受女人们青睐，使她们神魂颠倒。他的每张像片都呈现出魔鬼般的性狂特征。麦克多尔肯定为自己的妹妹担心过，而本廷也在“远西”号上给妻子写信说：
我亲爱的弗莱比：
在一个月前的今天，也就是现在的这一时刻，卡斯特将军和他的军队发起了攻击……在发动进攻的前夜，我做了个有关基厄菲的稀奇古怪的梦，梦见他坚持要全身赤裸呆在你的房间里，我便给他穿上衣服以纠正他的怪毛病。我从来没有太关注过此人，所以，梦见他就太奇怪了。我们的船只在慢慢前行。
这个爱尔兰时髦人物着实惹动了不少女人的春心，也惹得她们的丈夫成天忧心忡忡惊恐不安。但在大多数骑兵眼里，他不过是个惹人讨厌的家伙罢了。他们说他是个酒鬼，目空一切，陋习满身。他有一根时髦的藤制手仗，把手镶着一只银狗头。对惹他不顺心的下级，他就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用它、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如强大的感应电流，他所在连队也因此而得名——“狂暴的I”连。
不管怎样折衷隐瞒，他的家庭带着天主教的情感仇恨英国。据说当时迈尔斯曼爱读的书是《查理斯·欧·玛利》和《爱尔兰龙骑兵》。童年时代所受的熏陶使他长大后不是消极一生，便是激进躁急；但绝不会对军事生涯漠不关心。
基厄菲几乎迫不及等地要去接受考验，在圣·帕特里克学习了两年后，他有幸乘船去了非洲。不久，教皇征召各处的天主教力量去保持“神圣的权力”，于是，大约在1860年8月，基厄菲成了教皇军队中的一名少尉。他因英勇地抗击了势不可当的皮德蒙斯武装力量而荣获一枚“Medeglia”纪念章，后来便一直随身带着它。
南北战争给他带来大显身手的机会，他迁居美国，加入了美利坚合众国志愿兵团，并再次获得卓越的功勋。坎母贝尔莱德司令乔治·托马斯少将于1865年4月25日给哈拉克将军写信说：“斯通曼少将的Aide—de—camp随从参谋基厄菲上尉同肯塔基第12志骑兵团的一个分遣队在部队前头急进。他们在塞利斯贝里附近袭击了叛军，为大部队开道，战斗中共杀死9名叛军，俘获68名，大部分功绩应归功于基厄菲……”兵团遣散后他也复员回家。不久，他再次穿起军装，并于1866年夏成了正规军中的一名上尉。由于被分配到萨利将军的参谋部，所以错过了参加华什他战役的机会，直到1876年夏他才满足了自己童年时的宿愿。
根据1877年埋葬人员留下标记的一张像片，我们可推断出战斗中他倒下的地方；他全连的军士们就躺在他身旁；不远处是一丛野樱桃。一些历史学家推测说，他fll可能是遭到藏在那丛野樱桃中的印第安人的一阵齐射而当即身亡的。
也许是同一粒子弹使基厄菲和他的战马科曼契致残，一颗子弹射中了马，并且应当从骑马人的膝骨飞了出去，基厄菲的膝盖从而被击碎。这种说法可能有些站不住脚，但叫“小兵”的苏人证明，说他亲眼看见一个穿蓝制服的人——据信就是基厄菲——跪在地上从马腿间射击，他后来死了，但手中仍然紧握马缰，使得印第安人没能把马夺走。“小兵”认为，那匹受伤的马会康复，而他自己也正缺匹坐骑，但他可不愿碰一匹缰绳在死人手里的马。
公众们并没有歌颂基厄菲，但即便他有些什么缺点，仍旧是第七骑兵团最杰出的战士之一。战斗结束多年后，吉本手下一个叫威尔·罗根的侦察员坚持说，他发现基厄菲之死同许多印第安人讲述给他的情形一模一样。基厄菲是最后一个倒下的。他独自一人站着，迎接敌人的挑战：“呼，呼，……六声枪响过后便有六个红种人倒地身亡。他的眼中就像闪动着两团煤火，他的牙齿如同激战的灰熊而熠熠发光……”这当然是有些夸张的写法，但印第安人确实指的是一个勇猛无比的白人——十分可能是一个敢做敢为，粗鲁，酗酒，而又有些忧郁，来自利默里克（Limerick）郊区的士兵。
不知是基厄菲还是阿尔弗雷德上校建议，第七骑兵团应有自己的军乐队，卡斯特也就同意了，并个人出资50元购买了乐器。此外，基厄菲或卡斯特提议把《加里欧文》作为该兵团的进行曲。
《加里欧文》是支古老的爱尔兰快步曲，已有1800年的历史。据说，好几支爱尔兰军团都曾选用过它，包括皇家第五长矛骑兵团，该团的成员把它看作是支合适的饮酒歌。《加里欧文》得名于一个具有盖尔人特色的花园，该花园在利默里克郊区，离基厄菲出生地不远，而那支长矛骑兵团就驻扎在那里。此外，伊丽莎白回忆说，在第七骑兵团成立后不久，她丈夫便开始在莱利堡哼唱或打口哨吹这支曲子，她认为基厄菲与此有关。卡斯特在少年时期喜欢看查尔斯·利弗先生小说中的主人翁——龙骑兵欧·马利也曾深深地吸引过基厄菲；同样，《近卫军》、《杰克·海顿》也是卡斯特青年时期崇拜的对象。所以，在充满锐气的冒险中演奏出这支“为人所熟知”的曲子，不是没有一定的缘由的。
然而，要是用风笛演奏《加里欧文》的话，它届能激发奔放的感情……
勿让巴楚的儿子们灰心丧气，
来和我一道快活地全力排杀。
尽情痛饮，尽情欢唱，
同我并肩齐唱。
合唱曲
不去游乐地消闲，
借苦啤酒消意解忧；
自豪的加里欧文人，
不记前仇。
在街区喧闹的舞会上，至少还有另外四行诗句：不妥协的精神，震落的窗户，尾随警察，颂扬《加里欧文》阳刚之气的长矛骑兵团。诗人托马斯·穆尔写下了这首色彩鲜明、精神饱满的抒情诗歌——微笑的眼睛，欢乐的笑容，苦痛的思潮，绿色的小岛，并重新改名为：《埃里恩的女儿》。穆尔曾以《穿过特拉会场的竖琴》和《相信我，所有使人喜爱的小乖乖》而著名。他的顶峰作品是罗曼蒂克抒情诗，而《埃里恩的女儿》并不是他的杰作。
兵团乐队为卡斯特演奏的最后一支曲子就是《加里欧文》，之后，除必要的号兵外，所有乐师都留在粉河兵站了，当他们的同伴从兵站出发时，他们便站在小山上演奏着这首振奋人心的曲子。戈尔登军士说，它立刻使人情绪高昂：“在我们离开河床时，它的旋律依旧在我耳际回响，而乐队的身影则渐渐消失在视野之外了……”
人们在这些日子回忆起基厄菲，并不是由于他给军乐队做出的贡献，也不是他英勇顽强的战斗表现，更不是他的性感形象，而是他的战马科曼契。据说，它是小比格奥战役的唯一幸存者。
第七骑兵团幸存下来并可继续使用的马大约不止100匹，印第安人把那些比较强健的捉住，骑着它们一直跑到它们跑不动的地方。这就是说，一些美国人的高头大马能适应印第安人的生活，而一些则因体力衰竭而死去，因为它们的耐力和印第安小矮种马不同，它们习惯吃谷类植物，难以靠啃柳树皮或吃丛生的杂草挨过蒙大拿的冬季，“苦胆”说，它们并没有多大的价值。除了上述100来匹马外，埋葬队在战场上还看到许多第七骑兵团的马，它们大都受了重伤，士兵们只好把它们全部杀掉。有些马鞍已被印第安人拿走，未拿走的也被毁坏。受伤的马中有一匹灰马，它一直尾随着特里的纵队回到河谷上游“远西”号停泊处。显一一然，它受了惊吓，并在黄石河附近最后露了一次面。
随后便是一条叭喇狗。卡斯特的勤务兵约翰·伯曼看见它和它同遭恶运的伙伴小跑着走开了。约翰朝它打口哨招呼它，但它并没答理，两天后，他又看见这条狗顺着山侧唤着跑来。他不知道这狗的主人是谁，但它不是印第安人的，所以只能说它是从林肯堡随兵团一块儿来的。“木腿”也见过这只狗，然而他又声称：“我在那儿没见过什么狗……”
1907年12月14日，《森林与河流》杂志发表了C·B·D·W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及了一只灵猖，说它是维多利亚女王送给卡斯特的。“这只公狗骨骼粗壮，肌肉丰满，高大结实…”听起来简直成一只老虎了。不管怎么说，当这位将军完成了未特别提及的任务返回东部时，那只灵猖在哈基尔堡外被意外地击中。子弹从尾巴根上部射入，穿人躯体后又从右肩飞出，显然，这是致命的一枪。人们在小溪边的一块平石板上铺了个厚厚的草床，把它放在软软的床上，让它慢慢死去。然而，可怜的鲍勃在头部被刺入尖桩后仍能幸存，而维多利亚女王的灵猖也摆脱了那难以忍受的枪痛折磨，半个月后，又步履蹒跚地回到堡里。
1908年3月，《森林与河流》发表了一封信，是魁北克的拿破仑·A·康门伊奥先生寄来的。康门伊奥先生说，他以极大的兴趣读了12月的文章。他在想，文中所说的那条狗不知是不是他1882年在华什凯见到的那只，要是的话：
……它表现了魔术般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它同“乌鸦”人侦察员“卷毛”，成为1876年7月25日小比格奥卡斯特与“坐牛”战斗中唯一的幸存者。
战斗结束三天后，当一支搜查部队抵达卡斯特和他的勇士捐躯的战场时，发现这只灵猖躺在主人的尸体旁，一颗来复枪的子弹击中了它的一只眼睛，使它变瞎，除此之外，它全身完好无损。搜查部队精心照料着它，并在第六步兵团给它找了个新主A——R·E·托马斯中尉。托马斯的部队那时驻扎在华什凯堡，我也在那儿，中尉亲口给我讲述了关于那狗的故事。
康门伊奥先生的这只灵猖的故事有些疑点，一方面，他天真地重复“卷毛”的事迹，而这件事充其量也不过仅有一半是真的。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人看见过这只灵猖。第一个踏上该战场的布拉德利中尉没有见它，本廷也没见过，雷奥同样如此。战场上的幸存者都没有见到它，特里的部队也对此一无所知——总之，谁也没见到它。
然而，不管怎么说，“木腿”和伯克曼的讲述还是有一些真实感，并且令人赞同。在战场上，确实好像有过一条活着的兵团的狗。研究卡斯特的杰出历史学家约翰·卡罗尔直截了当地指出：“我相信，战斗之后，战场上至少该有卡斯特的一只狗，”一只或者更多的狗，还有受伤的马，问题是非得坚持有一个离奇的幸存者不可，为什么？原因同样：卡斯特在战场上分明是短发，可有人就坚持说他留着长发。他已打算在战场上果几个星期，长发容易存留脏东西，所以，在这次远征中，几乎没几个士兵留长发。可在极点的时刻，卡斯特将军就是要飘拂着漂亮的长发。
所以，它和基厄菲的马一样——是一个幸存者！
这匹马为何取名科曼契不太确切。但1868年9月13日，在西马伦河（也就是卢斯指出的堪萨斯的陡湾）同印第安人发生的一场小冲突中，马的右后腿中了一箭，由于箭杆折断，所以直到返回营地，基厄菲才发现了它的伤口。在这次战斗中或战斗后没多久，就有人这么叫它了。玛格利特·莱顿给大家讲述了一个符合实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