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仲尼真有罪乎？答曰：仲尼无罪也。仲尼心知其故，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辄有所作，于是因史成经，不别立文，而但于首大书“春王正月”。若曰：其旧则诸侯之书也，其新则天子之书也。取诸侯之书，手治而成天子之书者，仲尼不予诸侯以作书之权也。仲尼不肯以作书之权予诸候，其又乌肯以作书之权予庶人哉！是故作书，圣人之事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作书，圣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何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横议，则乌得不烧？横议之人，则乌得不诛？
故秦人烧书之举，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烧而始皇烧者，仲尼不但无作书之权，是亦无烧书之权者也。若始皇烧书而并烧圣经，则是虽有其权而实无其德；实无其德，则不知其故；不知其故，斯尽烧矣。故并烧圣经者，始皇之罪也；烧书，始皇之功也。无何汉兴，又大求遗书。当时在廷诸臣，以献书进者多有。于是四方功名之士，无人不言有书，一时得书之多，反更多于未烧之日。今夫自古至今，人则知烧书之为祸至烈，又岂知求书之为祸之尤烈哉！烧书，而天下无书；天下无书，圣人之书所以存也。求书，而天下有书；天下有书，圣人之书所以亡也。烧书，是禁天下之人作书也。求书，是纵天下之人作书也。
至于纵天下之人作书矣，其又何所不至之与有！明圣人之教者，其书有之；叛圣人之教者，其书亦有之。申天子之令者，其书有之；犯天子之令者，其书亦有之。
夫诚以三代之治治之，则彼明圣人之教与申天子之令者，犹在所不许。何则？恶其破道与治，黔首不得安也。如之何而至于叛圣人之教，犯天子之令，而亦公然自为其书也？原其由来，实惟上有好者，下必尤甚。父子兄弟，聚族撰著，经营既久，才思溢矣。
夫应诏固须美言，自娱何所不可？刻画魑魅，诋讪圣贤，笔墨既酣，胡可忍也？是故，乱民必诛，而“游侠”立传；市侩辱人，而“货殖”名篇。意在穷奇极变，皇惜刳心呕血，所谓上薄苍天，下彻黄泉，不尽不快，不快不止也。如是者，当其初时，犹尚私之于下，彼此传观而已，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殆其既久，而上亦稍稍见之，稍稍见之而不免喜之，不惟不之禁也。夫叛教犯令之书，至于上不复禁而反喜之，而天下之人岂其复有忌惮乎哉！其作者，惊相告也；其读者，惊相告也。惊告之后，转相祖述，而无有一人不作，无有一人不读也。于是而圣人之遗经，一二篇而已；诸家之书，坏牛折轴不能载，连阁复室不能庋也。天子之教诏，土苴之而已；诸家之书，非缥缃不为其题，非金玉不为其签也。积渐至于今日，祸且不可复言。民不知偷，读诸家之书则无不偷也；民不知淫，读诸家之书则无不淫也；民不知诈，读诸家之书则无不诈也；民不知乱，读诸家之书则无不乱也。夫吾向所谓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者，不过忧其附会经义，示民以杂；测量治术，示民以明。示民以杂，民则难信；示民以明，民则难治。
故遂断之破道与治，是为横议，其人可诛，其书可烧耳；非真有所大诡于圣经，极害于王治也，而然且如此。若夫今日之书，则岂复苍帝造字之时之所得料，亦岂复始皇燔烧之时之所得料哉？是真一诛不足以蔽其辜，一烧不足以灭其迹者。而祸首罪魁，则汉人诏求遗书，实开之衅。故曰烧书之祸烈，求书之祸尤烈也。
烧书之祸，祸在并烧圣经。圣经烧，而民不兴于善，是始皇之罪万世不得而原之也。求书之祸，祸在并行私书。私书行而民之于恶乃至无所不有，此汉人之罪亦万世不得而原之也。然烧圣经，而圣经终大显于后世，是则始皇之罪犹可逃也。若行私书，而私书遂至灾害蔓延不可复救，则是汉人之罪终不活也。呜呼！君子之至于斯也，听之则不可，禁之则不能，其又将以何法治之与哉？曰：吾闻之，圣人之作书也以德，古人之作书也以才。知圣人之作书以德，则知六经皆圣人之糟粕，读者贵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栉比字句，以为从事于经学也。知古人之作书以才，则知诸家皆鼓舞其菁华，览者急须搴裳去之，而不得捃拾齿牙以为谭言之微中也。于圣人之书而能神而明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敢于《易》之下作《易》传，《书》之下作《书》传，《诗》之下作《诗》传，《礼》之下作《礼》传，《春秋》之下作《春秋》传也。何也？诚愧其德之不合，而惧章句之未安，皆当大拂于圣人之心也。于诸家之书而诚能搴裳去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肯于《庄》之后作广《庄》，《骚》之后作续《骚》，《史》之后作后《史》，《诗》之后作拟《诗》，稗官之后作新稗官也。何也？诚耻其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袭，是真不免于古人之奴也。夫扬汤而不得冷，则不如且莫进薪；避影而影愈多，则不如教之勿趋也。恶人作书，而示之以圣人之德，与夫古人之才者，盖为游于圣门者难为言，观于才子之林者难为文，是亦止薪勿趋之道也。然圣人之德，实非夫人之能事；非夫人之能事，则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或犹夫人之能事；犹夫人之能事，则庶几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马迁有马迁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才之为言材也。凌云蔽日之姿，其初本于破核分荚；于破核分荚之时，具有凌云蔽日之势；于凌云蔽日之时，不出破核分荚之势，此所谓材之说也。又才之为言裁也。有全锦在手，无全锦在目；无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见其领，知其袖；见其襟，知其帔也。夫领则非袖，而襟则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后相合，离然各异，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谓裁之说也。今天下之人，徒知有才者始能构思，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构思以后；徒知有人者始能立局，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立局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琢句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安字以后。此苟且与慎重之辩也。言有才始能构思、立局、琢句而安字者，此其人，外未尝矜式于珠玉，内未尝经营于惨淡，隤然放笔，自以为是，而不知彼之所为才实非古人之所为才，正是无法于手而又无耻于心之事也。言其才绕乎构思以前、构思以后，乃至绕乎布局、琢句、安字以前以后者，此其人，笔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笔不安换右笔，用右笔不安换左笔；用正墨不现换反墨；用反墨不现换正墨；心之所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则是其纸上无字、无句、无局、无思者也。而独能令千万世下人之读吾文者，其心头眼底乃窅窅有思，乃摇摇有局，乃铿铿有句，而烨烨有字，则是其提笔临纸之时，才以绕其前，才以绕其后，而非陡然卒然之事也。故依世人之所谓才，则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谓才，则必文成于难者，才子也。依文成于易之说，则是迅疾挥扫，神气扬扬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难之说，则必心绝气尽，面犹死人者，才子也。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庄周、屈平、马迁、杜甫，其妙如彼，不复具论。若夫施耐庵之书，而亦必至于心尽气绝，面犹死人，而后其才前后缭绕，始得成书，夫而后知古人作书，其非苟且也者。而世之人犹尚不肯审己量力，废然歇笔，然则其人真不足诛，其书真不足烧也。夫身为庶人，无力以禁天下之人作书，而忽取牧猪奴手中之一编，条分而节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书不敢复作，已作之书一旦尽废，是则圣叹廓清天下之功，为更奇于秦人之火。故于其首篇叙述古今经书兴废之大略如此。虽不敢自谓斯文之功臣，亦庶几封关之丸泥也。
序二
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
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乎哉？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大道也；义者，处己之善物也。忠以与乎人，义以处乎己，则圣贤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演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且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耶？夫君则犹是君也，臣则犹是臣也，夫何至于国而无忠义？此虽恶其臣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君解也。父则犹是父也，子则犹是子也，夫何至于家而无忠义？
此虽恶其子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父解也。故夫以忠义予《水浒》者，斯人必有怼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则何为而至于水浒者乎？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如之何而终亦幸免于宋朝之斧锧？彼一百八人而得幸免于宋朝者，恶知不将有若干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后世者乎？耐庵有忧之，于是奋笔作传，题曰《水浒》，意若以为之一百八人，即得逃于及身之诛戮，而必不得逃于身后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而又妄以忠义予之，是则将为戒者而应将为劝耶？豺狼虎豹而有祥麟威凤之目，杀人夺货而有伯夷、颜渊之誉，劓刖之余而有上流清节之荣，揭竿斩木而有忠顺不失之称，既已名实牴牾，是非乖错，至于如此之极，然则几乎其不胥天下后世之人，而惟宋江等一百八人，以为高山景行，其心向往者哉！是故由耐庵之《水浒》言之，则如史氏之有《梼杌》是也，备书其外之权诈，备书其内之凶恶，所以诛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由今日之《忠义水浒》言之，则直与宋江之赚入伙、吴用之说撞筹无以异也。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呜呼！名者，物之表也；志者，人之表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书也；志之不端，吾以疑其人也。
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所以存耐庵之书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虽在稗官，有当世之忧焉。后世之恭慎君子，苟能明吾之志，庶几不易吾言矣哉！
序三
施耐庵《水浒》正传七十卷，又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卷，共七十二卷。今与汝释弓。序曰，吾年十岁，方入乡塾，随例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意惛如也。每与同塾儿窃作是语：不知习此将何为者？又窥见大人彻夜吟诵，其意乐甚，殊不知其何所得乐？又不知尽天下书当有几许？
其中皆何所言，不雷同耶？如是之事，总未能明于心。明年十一岁，身体时时有小病。病作，辄得告假出塾。吾既不好弄，大人又禁不许弄，仍以书为消息而已。
吾最初得见者，是《妙法莲华经》。次之，则见屈子《离骚》。次之，则见太史公《史记》。次之，则见俗本《水浒传》。是皆十一岁病中之创获也。《离骚》苦多生字，好之而不甚解，记其一句两句吟唱而已。《法华经》、《史记》解处为多，然而胆未坚刚，终亦不能常读。
其无晨无夜不在怀抱者，吾于《水浒传》可谓无间然矣。吾每见今世之父兄，类不许其子弟读一切书，亦未尝引之见于一切大人先生，此皆大错。夫儿子十岁，神智生矣，不纵其读一切书，且有他好，又不使之列于大人先生之间，是驱之与婢仆为伍也。汝昔五岁时，吾即容汝出坐一隅，今年始十岁，便以此书相授者，非过有所宠爱，或者教汝之道当如是也。吾犹自记十一岁读《水浒》后，便有于书无所不窥之势。吾实何曾得见一书，心知其然，则有之耳。
然就今思之，诚不谬矣。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
然但能善读《水浒》，而已为其人绰绰有余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夫以一手而画数面，则将有兄弟之形；一口吹数声，斯不免再吷也。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恪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格物亦有法，汝应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何谓忠？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天下自然，无法不忠。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夫然后物格，夫然后能尽人之性，而可以赞化育，参天地。今世之人，吾知之，是先不知因缘生法。
不知因缘生法，则不知忠。不知忠，乌知恕哉？是人生二子而不能自解也。
谓其妻曰：眉犹眉也，目犹目也，鼻犹鼻，口犹口，而大儿非小儿，小儿非大儿者，何故？而不自知实与其妻亲造作之也。夫不知子，问之妻。夫妻因缘，是生其子。天下之忠，无有过于夫妻之事者；天下之忠，无有过于其子之面者。审知其理，而睹天下人之面，察天下夫妻之事，彼万面不同，岂不甚宜哉！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仅乃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
若其文章，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又何异哉！吾既喜读《水浒》，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钞，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如此者，非吾有读《水浒》之法，若《水浒》固自为读一切书之法矣。吾旧闻有人言：庄生之文放浪，《史记》之文雄奇。始亦以之为然，至是忽咥然其笑。古今之人，以瞽语瞽，真可谓一无所知，徒令小儿肠痛耳！夫庄生之文，何尝放浪？《史记》之文，何尝雄奇？彼殆不知庄生之所云，而徒见其忽言化鱼，忽言解牛，寻之不得其端，则以为放浪；徒见《史记》所记皆刘项争斗之事，其他又不出于杀人报仇、捐金重义为多，则以为雄奇也。若诚以吾读《水浒》之法读之，正可谓庄生之文精严，《史记》之文亦精严。不宁惟是而已，盖天下之书，诚欲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即无有不精严者。何谓之精严？
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夫以庄生之文杂之《史记》，不似《史记》，以《史记》之文杂之庄生，不似庄生者，庄生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