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是徐宣无疑。
所以刘澜的回复也很简单，工商本奶一家，汝与邵自是一体，此所奏甚是。然商曹兹事体大，恐如难经诱惑，汝当克己奉公，万不可为一己之私行贪墨龌龊之事，如若查实，汝犬马不如矣。
孙策遇到的勾心斗角说白了还真不算什么，因为是孙家内部事务，可刘澜遇到的这些，那就多少有点与封建王朝天子和大臣之间的关系，互相试探、互相利用，这么一说看起来好学又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不管是古代的地位也好，还是刘澜也罢，刘澜用人是干什么，是用来治理自己控制的郡县，而这些人才也就是所谓的大臣首先当然是要从刘澜或者是天子的手中获取高官厚禄，那么他就首先要替刘澜和天子分忧，简而言之一句话，把需要他们做的事情做了。
这样刘澜能轻松，起码不用一天又操不完的心，而大臣身居高位，说白了名利二字罢了，要么是青史留下姓名，要么就是捞取利益让自己和家族活得更舒服，这就是宗族观，家族观，自己好是肯定的，可如果还能让子孙后代一直好，则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就是天子和臣子之间的关系，一句话各取所需，可问题是各取所需哪那么容易，大臣如果真获得了自己的需求舒服了，那自然就会让天子不舒服，而君王一舒服了，那大臣可就得忐忑难安。
简而言之一句话，天子要让自己过的舒服一点，那就只能用大臣来替他去管理国家，而用大臣，却又不能让大臣太舒服，太舒服你就要捞利益，不舒服又怕他不办事，所以要用他们还要防着他们。
那么君王和大臣之间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相爱相杀的局面，尤其是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更是如此，手腕强的君王压制宰相，宰相哪里敢得罪天子。反过来宰相则压制君王，谋朝篡位更是屡见不鲜，就算没有成功，那也绝对是权倾一时，相权大于君权。
而刘澜现在的情况说白了和天子已经没什么区别，他看上去是一方诸侯，可是他的权利可不就是治下的土皇帝，一切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那么刘澜想轻松就不能让他的大臣轻松，他的大臣想轻松，就不能让刘澜太舒服，所以互相试探，相互去摸对方的心思成为了最基本的日常，而为此刘澜学习了后市的内阁制度，不过用着用着变成了类似明朝的内阁制度。
后世的内阁是向下负责，而明朝的内阁是替天子君王负责，实则完全就是天子的秘书处罢了，刘澜当然清楚这一点，但是现在权利只能集中在他的手中，刘澜又怎么可能傻到在这个时候放权。
而刘澜越要集权，那么自然就会有人想着分权，权利的斗争向来就是如此，刘澜已经见怪不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丹阳太守这个职位在正常的情况下选择最合适的无疑是彭城太守戴乾以及商曹从事孙邵两人。
此时戴乾虽仍为彭城太守，但彭城早已落入曹操之手，而孙邵乃刘繇重臣，能力绝对在刘澜治下人才中数得上出类拔萃，要不然刘澜也不会把商曹如此重要的部门交给孙邵，但在这个时候，丹阳太守如此重要的职缺一定要用他不仅能够放心关键还要有能力的人来做，所以在思虑再三之后选择了孙邵，这样一来商曹就出现了空缺。
戴乾肯定不可能去商曹，而刘澜用他去也是寿春甚至是去豫章，那么这个时候就看得到为了商曹而私底下的角逐与争斗有多么的惨烈了，而最终的结构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虽然愿意很少有人知晓，但是刘澜却选择了工曹从事徐宣兼商曹从事。
但事实上却是徐宣给刘澜递了一份文书，内容是关于商曹孙邵离开一事，他的大体意思是这样：丹阳改革正处关键时期，孙邵离开对商曹影响严重，他觉得主公既然要挑选继任者，一定要选择熟悉商曹之吏，更要从快从速。如今商业改革已到决胜时刻，决不可拖沓，然眼下秣陵此等人才甚缺，短期内难觅合适之人选，然臣主工曹已满一年之差，本不该斗胆谏言，然甚至主公于商曹之重，故冒死叩求伏望主公，特赐矜全、允臣宣代官商曹，为主分忧，一并主持商业改革，待主公择才入主，臣自再归工曹。
这份文书很有意思，刘澜就算不去琢磨推敲，也清楚徐宣心里打着什么算盘，当今各曹长史，谁不知晓商曹乃是第一大肥差，孙邵如此有原则一人，尚且经不起诱惑，有贪墨之事，何况徐宣，说白了一句话，徐宣就是奔着商曹这块肥肉来的，可换个角度来说，商曹如此重要的部门，也确实如徐宣说的那样，而眼下最为合适的人选，又自然是徐宣无疑。
所以刘澜的回复也很简单，工商本奶一家，汝与邵自是一体，此所奏甚是。然商曹兹事体大，恐如难经诱惑，汝当克己奉公，万不可为一己之私行贪墨龌龊之事，如若查实，汝犬马不如矣。孙策遇到的勾心斗角说白了还真不算什么，因为是孙家内部事务，可刘澜遇到的这些，那就多少有点与封建王朝天子和大臣之间的关系，互相试探、互相利用，这么一说看起来好学又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不管是古代的地位也好，还是刘澜也罢，刘澜用人是干什么，是用来治理自己控制的郡县，而这些人才也就是所谓的大臣首先当然是要从刘澜或者是天子的手中获取高官厚禄，那么他就首先要替刘澜和天子分忧，简而言之一句话，把需要他们做的事情做了。
这样刘澜能轻松，起码不用一天又操不完的心，而大臣身居高位，说白了名利二字罢了，要么是青史留下姓名，要么就是捞取利益让自己和家族活得更舒服，这就是宗族观，家族观，自己好是肯定的，可如果还能让子孙后代一直好，则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就是天子和臣子之间的关系，一句话各取所需，可问题是各取所需哪那么容易，大臣如果真获得了自己的需求舒服了，那自然就会让天子不舒服，而君王一舒服了，那大臣可就得忐忑难安。
简而言之一句话，天子要让自己过的舒服一点，那就只能用大臣来替他去管理国家，而用大臣，却又不能让大臣太舒服，太舒服你就要捞利益，不舒服又怕他不办事，所以要用他们还要防着他们。
那么君王和大臣之间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相爱相杀的局面，尤其是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更是如此，手腕强的君王压制宰相，宰相哪里敢得罪天子。反过来宰相则压制君王，谋朝篡位更是屡见不鲜，就算没有成功，那也绝对是权倾一时，相权大于君权。
而刘澜现在的情况说白了和天子已经没什么区别，他看上去是一方诸侯，可是他的权利可不就是治下的土皇帝，一切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那么刘澜想轻松就不能让他的大臣轻松，他的大臣想轻松，就不能让刘澜太舒服，所以互相试探，相互去摸对方的心思成为了最基本的日常，而为此刘澜学习了后市的内阁制度，不过用着用着变成了类似明朝的内阁制度。
第二千一百三十九章 平定扬州（170）（）
徐宣一道文书说了一个内容，就是要暂领商曹，但是其真正的用意，可没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第一是试探刘澜的是否已经有商曹人选，其次主动请缨则是要将商曹保下来，最少要在他们这边，或者更简单的说，要在以孙邵为首的丹阳郡守府管理下运转，最后当然就是商曹的油水，别说他自己惦记，秣陵上下都在惦记，
但不管是徐宣也好，还是背后的孙邵也罢，急于自荐，说白了都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商曹在孙邵接手这几年来一直都是直接归刘澜领导，虽然孙邵之前的职位不高，但却比一些县令甚至是郡守们更有实权，原因就在于他能够直接向刘澜汇报，而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在内阁成立之初与张昭抗衡的关键，也是他一步登天的重要原因。
如果不以地域划分的话，那么可以简单的把孙邵和张昭归纳为一方是锐意进取的改革派，一方是传统保守的守旧派，所以刘澜对孙邵的使用力度之大几乎达到了让人嫉妒的地步，可不是刘澜真的如此厚此薄彼，实在是那些人观念陈旧，只有孙邵等少数几人能够真正理解他的理念和想法，与其说是刘澜重用孙邵，倒不如说是他想用的人就那么几人。
农业也就是现在的农曹有国渊，商业有孙邵以及工业有徐宣，如今孙邵迈出一大步，成了丹阳郡守，商曹自然就出现了空缺，本来刘澜治下就缺乏这类的革新人才，现在出现空缺，惦记的人虽多，但也都清楚刘澜用人的态度，尤其是这几个刘澜一手成立的部门和盯着的改革，自然不会随便挑选主官，而大多数人说白了再此之前都没有在商曹工作的经验，这些人肯定不在刘澜的考虑范围。
那么这些人选中，首先在沛县商曹工作过或者是在丹阳商曹工作的这些人比如就会成为刘澜的首选，但是这些人因为孙邵的关系，又几乎都在这些年成为了他的主要支持者，那么要在孙邵打下良好基础的商曹寻找自己的代言人，显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在加上孙邵虽然离开了商曹，但却更进一步成为了丹阳郡守，所以就算能成为商曹，其实还是在他的领导之下，而不再是直接向刘澜汇报，所以这就又回到了起点，刘澜这次对商曹主官的选择，就是一次态度的释放。
如果还是孙邵系，那么工作自然很好展开，可如果是张昭系或者辽东系，那么就算搞好了，也是在孙邵的领导之下，毕竟人家打好了基础，可如果搞不好，那就是其废物无能了，所以除了江东系，谁坐上商曹这个位置，孙邵这座大山都不可能饶得过去，一句话就是费力不讨好，看起来油水多，但风险更大。
面对徐宣的试探，刘澜的回应看起来只是单单十几个字，但其内容却也和徐宣一样透露了好几种回答，而这对刘澜来说无疑是在这个这个时代才学会的说话艺术，或许在后世也有类似的事情，只不过当时刘澜还很年轻，才刚毕业，哪里经历过这些，所以这些说话的艺术，刘澜完全是在这个时代学来，或者说想不学都不行，你要不学你要不会，你要什么都说，那你被这些人玩死，都不知道原因。
所以，看看刘澜的回答，想说的话都在字里行间之中，而没有直接表达出来，换言之，如果刘澜的意思真要直接表达出来，那意思就变了，刘澜一直以为这是只有中国人才有的说话艺术，可是要真仔细想想，这绝对不是什么糟粕，而是世界通用的说话艺术，回想后世的各个国家的发言人，不都是这一套？
谁会把话说在明面上，不都是用最隐晦的说辞把想说的话说出来，这一套用在哪里都不会有错，如果不用，那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麻烦，当然刘澜还算好的，只是现在在逐渐适应，想想以前出现类似的情况时，他哪里会想这么多，一个允字或者一个不允就解决了一道文书。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最典型的就是刘澜对治下颁布的一道决曹审核令，汉代审理案件，各亭里由有三老，选年高有德者，调息争讼，体现汉代德主刑辅的法制思想，县由县令兼理司法，并设县丞专理司法，郡由郡守兼理司法，并设决曹掾专理司法。
而刘澜进行改革之后，将决曹设置成为了四级，第一级为各亭最基层决曹，主官为决曹吏掾，第二级为各县中级决曹，设决曹史专理司法，断罪决狱。第三级为郡也就是决曹掾史，第四级为决曹从事，最后还设最高级决曹长，由张昭兼任。
这是刘澜仿照后世设立的司法体系，虽然缺陷很大，但毕竟在这个年代，刘澜现在有精力做到这些已经真的不错了，换成任何一方诸侯，这个时候也不会向刘澜对司法体系投入这么大的精力。
但刘澜做事就是如此，既然要改革司法体系，建立军事法庭那么就干脆能做到哪一步算哪一方，先把摊子铺开，然后一步步完善呗，这就是刘澜最初的想法，当然他真正的想法还是要把死刑的权利拿回来，交给决曹长来处理。
而在决曹长的处理中，同样斗智斗勇的情况发生了，只不过这一回是刘澜与张昭之间的隔空较量。
张昭对于刘澜的任免给出的回答是精力不济，很难兼顾，所以请主公考虑他人，或就保留现有司法体系，以各州刺史为最高决曹长，负责死刑审核，对于张昭请辞决曹长一职，刘澜有些出乎意料，可细细一琢磨，却也反应过来他这是在以退为进。
说白了首先是他认为现有的司法体系是健全的，大汉朝已经用了四百年，没出现什么问题，其次他是对刘澜莫名其妙的改革不是很满意，以他的思想，司法体系完全没必要改革，毕竟大汉朝的虽然承秦律，但终究还是讲究德主刑辅。
徐宣一道文书说了一个内容，就是要暂领商曹，但是其真正的用意，可没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第一是试探刘澜的是否已经有商曹人选，其次主动请缨则是要将商曹保下来，最少要在他们这边，或者更简单的说，要在以孙邵为首的丹阳郡守府管理下运转，最后当然就是商曹的油水，别说他自己惦记，秣陵上下都在惦记，
但不管是徐宣也好，还是背后的孙邵也罢，急于自荐，说白了都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商曹在孙邵接手这几年来一直都是直接归刘澜领导，虽然孙邵之前的职位不高，但却比一些县令甚至是郡守们更有实权，原因就在于他能够直接向刘澜汇报，而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在内阁成立之初与张昭抗衡的关键，也是他一步登天的重要原因。
如果不以地域划分的话，那么可以简单的把孙邵和张昭归纳为一方是锐意进取的改革派，一方是传统保守的守旧派，所以刘澜对孙邵的使用力度之大几乎达到了让人嫉妒的地步，可不是刘澜真的如此厚此薄彼，实在是那些人观念陈旧，只有孙邵等少数几人能够真正理解他的理念和想法，与其说是刘澜重用孙邵，倒不如说是他想用的人就那么几人。
农业也就是现在的农曹有国渊，商业有孙邵以及工业有徐宣，如今孙邵迈出一大步，成了丹阳郡守，商曹自然就出现了空缺，本来刘澜治下就缺乏这类的革新人才，现在出现空缺，惦记的人虽多，但也都清楚刘澜用人的态度，尤其是这几个刘澜一手成立的部门和盯着的改革，自然不会随便挑选主官，而大多数人说白了再此之前都没有在商曹工作的经验，这些人肯定不在刘澜的考虑范围。
那么这些人选中，首先在沛县商曹工作过或者是在丹阳商曹工作的这些人比如就会成为刘澜的首选，但是这些人因为孙邵的关系，又几乎都在这些年成为了他的主要支持者，那么要在孙邵打下良好基础的商曹寻找自己的代言人，显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在加上孙邵虽然离开了商曹，但却更进一步成为了丹阳郡守，所以就算能成为商曹，其实还是在他的领导之下，而不再是直接向刘澜汇报，所以这就又回到了起点，刘澜这次对商曹主官的选择，就是一次态度的释放。
如果还是孙邵系，那么工作自然很好展开，可如果是张昭系或者辽东系，那么就算搞好了，也是在孙邵的领导之下，毕竟人家打好了基础，可如果搞不好，那就是其废物无能了，所以除了江东系，谁坐上商曹这个位置，孙邵这座大山都不可能饶得过去，一句话就是费力不讨好，看起来油水多，但风险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