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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刘澜的警告，他眼里不揉沙子，别人也不敢肆无忌惮，但刘澜越是这样，下面的争斗就越严重，而在无法诉诸武力的前提之下，只能在其他的方面给对方找麻烦，当然发生这些事情之前刘澜也比较好奇，他们会如何出手，是下三路还是上三路，每天都会有专门的内卫去盯着两家的动静。
热闹很快便热闹起来，不得不说甄家在一些事情上还真是不轻易出手，可一旦动手，那一定是直抵要害，你糜家现在靠的是种桑养蚕再加上纺织与成衣，可以说是一道产业链，而在这道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糜家都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龙头老大。
甄家要进入这个领域，首先刘澜那里有限制，其次现在进入想要达到糜家的规模，要花费的银钱可能将是糜家的几十倍甚至是几百倍，而这些银钱投入下去，最终的结果可能依然无法与糜家抗衡。
所以投资桑蚕绝对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得不偿失，所以甄家选择了一个最为聪明的做法，那就是在桑蚕上针对糜家。
因为徐州的原因，刘澜肯定不敢贸然在秣陵鼓励种植桑蚕，而这也是为什么糜家会在辽东圈地养殖柞蚕的原因，而秣陵的纺织厂以前在徐州的时候当然不会担心这些事情，可到了秣陵之后，便失去了来自徐州的桑蚕供应，所以秣陵纺织厂要开工，就必须在丹阳军鼓励百姓种植桑蚕。
可因为刘澜失去徐州，必然首先注重的是粮食收入，所以糜家只能不断去游说百姓将稻田改种桑田，从青徐迁徙来的百姓还好些，但本地的百姓从来没有见过徐州时期的情形，所以大多数的百姓都不买糜家的帐，毕竟养殖桑蚕和种粮食比起来，太繁琐了，种粮食到了收获的使节粮食是可以见得着摸得见的。
而样桑蚕，你却需要先把生丝卖出去，然后再去买粮，这就经过了好几道手续了，而关键是到时候卖出的生丝能不能换来相等甚至更多的粮食？你糜家说能，可这只是说说罢了，难道你还能遇见半年之后的粮价？
如果发生战争呢？粮价成几倍增长，别说他们手里这点生丝了，就是把地都卖了可能都买不到相等的粮食，到时候要这些丝有什么用，能当饭吃？虽然内卫并没有直接查明是甄家在从中作祟，但传闻就这样突然在民间传开，甚至连青徐迁徙来的百姓都开始犹豫了，不敢再继续改稻田为桑田了。
刘澜从温恕身上学来的养气功夫，而最让他受用一生的或许就是陶谦的制衡之术了，刘澜用孙邵与张昭就很是体现了这一点，可以说互相侵扎的二人不解没有给秣陵造成动乱，反而在互相监督中让秣陵变得越来越好。
而这样的情况远不止张昭和孙邵二人，比如糜家和甄家其实也是一样，当然他们的斗争可就不在政治层面了，而是在经济方面，虽然因为刘澜的关系，两家现在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经济竞争，但毕竟是刘澜治下两大商业巨头，刘澜只要设置一个名次，就算他二人不在乎，可是下面的人能不在意？
他当然清楚二人的私交开始是非常不错的，可就因为刘澜这份当众嘉奖纳税大户糜家一尊很普通的陶朱公玉雕，却让糜家和甄家彻底反目，而这一切都要从迎回陶朱公后糜家下人在甄家面前变得耀武扬威起来，毕竟这份荣耀可只有他们糜家才有，商人嘛做买卖吆喝的时候肯定就会拿这事吹嘘，王婆卖瓜嘛，但糜家商铺越这样，甄家人就越是气愤。
因为这就变成了他们甄家乃是秣陵第二，第一乃是糜家，谁能服气，为此下面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摩擦，差些发生械斗，这样的事情如果上面的人不闹，下面的人再闹也无妨，可械斗被制止之后，情况就彻底改变了。
甄家觉得糜家欺人太甚，你如何宣传他们甄家肯定没话说，但你懂不懂营养怪气的带上他们甄家去宣传，这不就是故意把我甄家压在了你的脚下？甄豫生气了，但碍于面子和交情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能让下面的人收敛。
甄家不满糜家，可糜家同样也不满甄家，觉得是他们故意挑衅，因为他们秣陵第一商本就是刘澜亲自表彰，这可是商曹对数百家商号在销售、盈利以及纳税的评比中选择了他们，刘澜赏赐陶朱公玉雕以及丹阳第一商完全是实至名归，你甄家也不要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有能耐自己把商业规模做上去，来年再比超越了我们糜家。
第二千一百零九章 平定扬州（140）（）
刘澜变法，名为图强革新，实则重赏扶工，在理财方面的变革最多，虽然规模大涉及面广，但在天下各郡之间的反响却并不算好，甚至是在刘澜治下的效果也很一般，就好像徐州就没有照搬沛县新政，全部都移植到徐州来。
这里面有粮食的压力，刘澜不可能当真像在沛县那样放开手脚去改革，不然大家都得去喝西北风，其次则是免去商籍工籍就已经受到时人抨击，毕竟这都是几百年形成的世俗观念，你让占据话语权的士大夫阶层和人口最多的普通百姓如何能够轻易接受这一事实？
自耕农们生活或许苦一点，但就社会地位来说却要高出商人和工匠，现在他们居然和自己平起平坐了，这落差怎么可能没有，平心而论，如果刘澜真的在分配官田时对普通百姓的加以限制，那才会引起大麻烦。
当然任何新政出现，最大的麻烦从来都不会是普通的百姓，一定是从上至下的，十足集团的反对才是至关重要的，刘澜在沛县可以随便尝试，那是因为正常向沛县倾泻，除了乱子官府也会进行安抚，不会让百姓吃亏，甚至还有的赚，这样的情况下氏族和普通百姓当然不会反对，反而还非常乐于配合官府，反正不吃亏，可在徐州那就不成了。
而以前的财政主要是靠自耕农也就是人头税和田赋、市租主要是收取坐贾，也就是开店商人的税，而过税则是行商，将商品销往外地的商人，他们每到一地，比如要从兖州入司隶，就必然要走汜水关，那么就会在汜水关缴纳过税，除此之外，还有盐铁以及住税和工税，工税顾名思义就是向手工作坊收入税收，除了这些税收外，到了后期还出现了酒税，也就是开酒馆不仅要缴纳正常的市租，还需要单独缴纳酒税，而最恨的则要算是武帝朝就算缗以及遗产税了。
这是冬寒菜的财政来援，这份收入足以保证东汉朝日常开销，可是因为凉州，却使得东汉朝的财政而全面恶化，弃凉一度成为主流，因为东汉朝真的很难再耗下去，光是永初年间，为了平定陇右的羌乱，汉庭就足足花费了两百四十多亿钱，而到了灵帝时期又为了剿灭东羌的叛乱支出了四十四亿钱，国库因东羌变得空空如也。
而府库没钱，这么办只能加税，首先在保持三十税一的田租外要按计亩收钱，也就是说百姓要按每亩土地多征收十钱。
刘澜曾经和郑玄讨论过土地兼并的事情，其实这是个老调常谈的话题，真要说起来，那就必须要从刘邦说起了，他称帝之后实行的轻田租政策，是行十五税一之法，即汉朝从百姓总收入中征收十五分之一，一直到景帝二年田税才正式规定为三十税一，从此成为定制，就算是恒帝灵帝也未改变，作为后来人的刘澜当时其实很想对郑玄说，终两汉三十税一之田税都没有改变，但却是在其它方面巧取豪夺罢了，就比如计亩钱。
但其实这样的田租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处在极大的偏差中，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汉朝庭或者说所有封建王朝都只是把自耕农当做主要的税源，而根本就不会去在乎百姓真正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就好像十五税一也好，三十税一也罢，哪怕是一百税一，对自耕农会起到一定的保护，可对于失地的百姓也就是佃农却起不到有效的保护，而佃农是不会与氏族大庄园主签订卖身契，但是随着人口越来越多，成为佃农者也越来越多，富裕的劳动力使得他们自然又成为了被盘剥的一族，你愿意缴纳收入的二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二，他们才答应把田地租种给你，而这些也是刘澜在徐州土改的时候才注意到的，而当时他还记得郑玄的一些话，百宝箱并没有被氏族强迫，大多数的佃农还通过租种土地变成了中农甚至是富农。
但这些景象却是他当年游历天下事的景象，而黄巾之乱后，这样的情况哪里还有，但刘澜当然不相信这些年郑玄一直是瞎子聋子，看不到听不着，而他之所以会对自己说这番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徐州的人口锐减之后，拥有大量土地的的大田庄主们根本就找不到劳动力和佃农，所以他当时的建议显然是更符合徐州和沛县的建议。
但身为后来人的刘澜有他自己的想法，税制必须要改革，人头税以及三十税一这样按百姓收入的税制被取消，改为按耕地计税，这就等于刘澜手中的刀向这些氏族砍了下去，而普通的自耕农不再是主要的税源。
在当时刘澜必然是无法知晓这座会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毕竟这是以前没人敢做，或许以后也没人会做的事情，比之王莽还要遭人恨，但是他知道不这样做就不会知道自己是作对了还是做错了，也许眼下会被人唾骂，但是一年五年甚至是十年之后是骂声大还是赞声多，那还真不好说。
当然这种税地也不可能是万全之法，也是有一定漏洞被钻的，比如田地有膏腴和贫瘠之分，而所产粮食又有区别，一般贫瘠土地一亩最低能有三石粮食的收入，而膏腴肥沃的土地却可以达到十石，而膏腴肥沃的土地在耕种几年之后，肥力下降，需要闲置起来进行养护，
本来刘澜是打算一刀切的，规定一个较低的数字，继续让这些农场主和富农占便宜，可他却发现有些人就是给脸不要脸，这么说呢，就是完全把你的退让当做了妥协是害怕，这反而让他们更加变本加厉，甚至还想着要挟他废除土改新政。
刘澜已经下达的命令这么可能收回，但面对汹汹民怨，精明如刘澜直接提出了一个三十税一的方案，大汉朝不是四百年都没有变过的农业政策嘛，那好啊，在徐州在秣陵，我就统一按照每亩土地三十税一来收取地税。
刘澜敢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在他的眼里土地税收是肯定不可能与心目中的商业、工业收入相提并论，其次他这套做法多少有点学习摊丁入亩的政策，而又将其中的不完美地方加以修改，当然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护自耕农，至于会否打压这些大庄园主？那是肯定的，这一政策本来就是争对他们颁布的。
而他们也没有让刘澜失望，反弹非常大，治所在徐州的时候还算好，毕竟有经商之风，再加上他鼓励工商，又有三大家族带头，并没有什么大乱子，而真正的乱子在丹阳，冲击官府甚至是到将军府门前请愿，到后期造反更是层出不穷，这里面固然有孙策的原因，但触及到世家利益还是主要的原因，但刘澜可不会给他们闹的机会，阻拦新政者，全部镇压。
刘澜变法，名为图强革新，实则重赏扶工，在理财方面的变革最多，虽然规模大涉及面广，但在天下各郡之间的反响却并不算好，甚至是在刘澜治下的效果也很一般，就好像徐州就没有照搬沛县新政，全部都移植到徐州来。
这里面有粮食的压力，刘澜不可能当真像在沛县那样放开手脚去改革，不然大家都得去喝西北风，其次则是免去商籍工籍就已经受到时人抨击，毕竟这都是几百年形成的世俗观念，你让占据话语权的士大夫阶层和人口最多的普通百姓如何能够轻易接受这一事实？
自耕农们生活或许苦一点，但就社会地位来说却要高出商人和工匠，现在他们居然和自己平起平坐了，这落差怎么可能没有，平心而论，如果刘澜真的在分配官田时对普通百姓的加以限制，那才会引起大麻烦。
当然任何新政出现，最大的麻烦从来都不会是普通的百姓，一定是从上至下的，十足集团的反对才是至关重要的，刘澜在沛县可以随便尝试，那是因为正常向沛县倾泻，除了乱子官府也会进行安抚，不会让百姓吃亏，甚至还有的赚，这样的情况下氏族和普通百姓当然不会反对，反而还非常乐于配合官府，反正不吃亏，可在徐州那就不成了。
而以前的财政主要是靠自耕农也就是人头税和田赋、市租主要是收取坐贾，也就是开店商人的税，而过税则是行商，将商品销往外地的商人，他们每到一地，比如要从兖州入司隶，就必然要走汜水关，那么就会在汜水关缴纳过税，除此之外，还有盐铁以及住税和工税，工税顾名思义就是向手工作坊收入税收，除了这些税收外，到了后期还出现了酒税，也就是开酒馆不仅要缴纳正常的市租，还需要单独缴纳酒税，而最恨的则要算是武帝朝就算缗以及遗产税了。
这是冬寒菜的财政来援，这份收入足以保证东汉朝日常开销，可是因为凉州，却使得东汉朝的财政而全面恶化，弃凉一度成为主流，因为东汉朝真的很难再耗下去，光是永初年间，为了平定陇右的羌乱，汉庭就足足花费了两百四十多亿钱，而到了灵帝时期又为了剿灭东羌的叛乱支出了四十四亿钱，国库因东羌变得空空如也。
而府库没钱，这么办只能加税，首先在保持三十税一的田租外要按计亩收钱，也就是说百姓要按每亩土地多征收十钱。
刘澜曾经和郑玄讨论过土地兼并的事情，其实这是个老调常谈的话题，真要说起来，那就必须要从刘邦说起了，他称帝之后实行的轻田租政策，是行十五税一之法，即汉朝从百姓总收入中征收十五分之一，一直到景帝二年田税才正式规定为三十税一，从此成为定制，就算是恒帝灵帝也未改变，作为后来人的刘澜当时其实很想对郑玄说，终两汉三十税一之田税都没有改变，但却是在其它方面巧取豪夺罢了，就比如计亩钱。
但其实这样的田租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处在极大的偏差中，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汉朝庭或者说所有封建王朝都只是把自耕农当做主要的税源，而根本就不会去在乎百姓真正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就好像十五税一也好，三十税一也罢，哪怕是一百税一，对自耕农会起到一定的保护，可对于失地的百姓也就是佃农却起不到有效的保护，而佃农是不会与氏族大庄园主签订卖身契，但是随着人口越来越多，成为佃农者也越来越多，富裕的劳动力使得他们自然又成为了被盘剥的一族，你愿意缴纳收入的二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二，他们才答应把田地租种给你，而这些也是刘澜在徐州土改的时候才注意到的，而当时他还记得郑玄的一些话，百宝箱并没有被氏族强迫，大多数的佃农还通过租种土地变成了中农甚至是富农。
但这些景象却是他当年游历天下事的景象，而黄巾之乱后，这样的情况哪里还有，但刘澜当然不相信这些年郑玄一直是瞎子聋子，看不到听不着，而他之所以会对自己说这番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徐州的人口锐减之后，拥有大量土地的的大田庄主们根本就找不到劳动力和佃农，所以他当时的建议显然是更符合徐州和沛县的建议。
但身为后来人的刘澜有他自己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