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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记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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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有件事总在心里，不知怎么处置。近日看《干校六记》，钱钟书先生在书前的小引中说，若就那次运动（当然是指“文革”）写回忆的话，一般群众大约都得写《记愧》。这话已触到我心里的那件事。钱先生却还没完，接着写道：“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我想，到了把那件事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时候了，以免岁月将其遗失。这样，也恰好有了篇名。
1974年夏天，双腿瘫痪已两年，我闲在家里没事做。老朋友们怕我寂寞常来看我，带书来，带新闻来，带新的朋友来。朋友的朋友很容易就都成了朋友，在一起什么都谈，尽管对时势的判断不全相同，对各种主义和思想的看法也不再能彻底一致。那年我二十三岁，单单活明白了一点：对任何错误乃至反动的东西，先要敢于正视，回避它掩盖它则是无能和理亏的表现。除此一点之外，如今想来是都可以作为记愧而录的。
先是朋友A带来了朋友B。不久，B带来三篇手抄本小说给我看。现在记得住标题的只有《普通的人》一篇。用今天的标准归类，它应该属于“伤痕文学”，应该说那是中国最早的“伤痕文学”。我看了很受震动，许久无言，然后真心相信它的艺术水平很高和它的思想太反动。这样的评判艺术作品的方法，那时很流行，现在少些了。B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能找到的理论根据比他的多，也比他的现成而且有威力。
“中间人物论”呀，“写阴暗面”呀，“鼻涕和大粪什么时候都有”呀，“阶级立场”和“时代潮流”呀，等等，足令B无言以对或有话也不再说了。我自视不是人云亦云者流，马列的书本来读得不算少，辩论起来我又天生有几分机智，能为那些干瘪的概念找出更为通顺的理由，时而也让B陷入冥想。现在我知道，为一个给定的结论找理由是一件无论如何可以办到的事。B为人极宽厚，说到最后他光是笑了，然后问我能否把这些小说给复写几份。我也显出豁达，平息了额与颈上暴涨的血管，说这有什么不行？一来我反正闲得很，二来我相信真理总是真理，不会因为这样的小说的存在而不是真理了，存在的东西不让大家看到才是软弱或者理屈。我们一时都没想起世上还有公安局。
我便用了几个上午帮他抄那些小说。抄了一篇或者两篇的时候，我忽然抄不下去，笔下流出的字行与我的观念过于相悖，越抄心里越别扭起来，竟觉得像是自己在作那小说。心一惊，停一会儿，提醒自己。这不是我写的，我只是抄，况且我答应了朋友怎么能不抄完呢？于是又抄，于是又别扭又心惊，于是自己再提醒自己一回，于是……终于没有抄完，我给B写信去，如实说了我再不想抄下去的原因。B来了，一进门就笑，依然笑得宽厚，说那就算了吧，余下的他另想办法。我便把抄好的和没抄的都给他拿去。
不久就出事了。B把稿子存放在A处，朋友C从A处拿了那篇《普通的人》到学校里去看，被她的一个同学发现并向有关部门报告了。C立刻被隔离审问，那篇稿子也落在公安人员手里。我们听说了，先还只是为C着急，几个朋友一起商量怎么救她，怎么为她开脱罪责。想来想去，不仅想不出怎么救C，却想起了那稿子上全是我的笔迹。这时我还未及感到后果的严重，便并不坚决地充了一会儿英雄，我说干脆就说是我住院时从一个早已忘记了姓名的病友那儿抄来的吧。几个朋友都说不好，说公安局才不那么傻；我也就不坚持。几个朋友说先别急，等A和B来了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当然，最好的办法是眼前的祸事梦一样地消失。
傍晚，A和B都来了，我们四五个人聚到地坛公园荒芜的小树林里去，继续商量对策。只是A和B和我与此事有关，其他人都是来出谋划策。这时问题的焦点已转到倘若公安局追查下来怎么办？因为想到C处很可能还留有我的其他笔迹，因为想到C也可能坚持不住。据说这时C还在学校隔离室里坚持着死不交代，大家一会儿为她担忧，一会儿又怪她平时就是不管什么事都爱臭显摆并且对人也太轻信。怪C也晚了，C正在隔离室里。大家又怨A，说C一贯马里马虎你还不知道吗，怎么就把那稿子给她拿到学校去？A后悔不迭，说C是死求活求保证了又保证的。怨谁也没用了，当务之急还是想想怎么应付公安人员可能的追查吧。B坚定地说，不管怎么样绝不能说出原作者。大家说这是一定的。那么，公安局追查下来又怎么办呢？大家绞尽脑汁编了许多枝叶丰满的谎话，但到底都不是编惯了谎话的人，自己先就看出很多破绽。夜色便在这个问题前无声地扩散得深远了。第一个晚上就是这么结束的——什么办法也没想出来，默祈着C能坚持到底，但果真如此又感到对C无比歉疚；幻想着公安局不再深究，但又明白这不会不是幻想。
十四年过去了，我已记不清从事发到警察来找我之间到底是几天了，也记不住这几天中的事情是怎样一个顺序了。只记得我们又聚到地坛去商议了好几回。只记得我一回比一回胆怯下去。记得有一个晚上，还是在那片荒芜的小树林里，A和B都认为还是我一开始编造的那个谎话最为巧妙，若警察根据笔体找到我就由我来坚持那个谎话——就说是我在住院时从一不知名的病友那儿抄来那篇小说的。我未置可否，过了一会儿我只提醒说：我的父母均出身黑五类之首，我的奶奶仍在以地主的资格每日扫街呢。大家于是沉默良久。我本还想说我来承担是不公平的，因为唯独我是反对这篇小说，怎么能让一个人去殉自己的反信念呢？但我没说。后来A替我说出了这个意思，以后多年，我一直把这逻辑作为我良心的庇护所而记得牢固。可是一年年过去，这逻辑也愈显得其苍白了，一是因为我越来越清楚我当时主要是害了怕，二是反对这小说和不反对抄这小说同样是我当时的信念。信念又怎么样呢？设若我当时就赞成这小说呢？我敢把这事担当下来拒不交代吗？我估计百分之九十还是不敢。因为我还记得，那些天有人对我说：公安局可不是吃素的，我若说不出给我小说原稿的人的姓名，他们就可以判定这小说是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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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记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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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们是真这么认为，还是为了威逼我，还是出于必得有个结果以便向上边交代，反正他们急了就会这么干。我听了确乎身上轮番出了几回汗。尤其看到父母亲人，想到他们的出身和成分本来就坏，这一下不知要遭怎样的连累了。夜里躺在床上不能睡，光抽烟，体会着某些叛徒的苦衷。有些叛徒是贪图荣华富贵，有些叛徒则是被“株连九族”逼迫而成，现在平心去论，一样是叛徒但似不可同日而语。这就又要想想了，假如我是孤身一人会怎么样呢？轻松是会轻松些，但敢不敢去挨鞭子或送脑袋仍然不是一件可供吹牛的事。贪生怕死和贪图荣华富贵之间仍有着不小的差别。几年之后我倒确凿有几回真的不怕死过，心想要把1974年的事挪来现在发生有多好，我就能毫不犹豫地挺身就死了，但这几回的不怕死是因为残病弄得我先有了不想活的念头，后才顺带想做一回烈士的。这当然可笑。我才知道，渴望活也可以是比不怕死更难能可贵的。但渴望活而又怕死却造就了很多千古遭骂的叛徒。最好当然是渴望活而又不怕死，譬如许云峰。不过，毕竟许云峰喊的是共产党万岁而明确是坐国民党的牢。大智大勇者更要数张志新。可张志新若也坚定不移于当时人人必须信奉的一种思想，料必她也就不可能有那般大智大勇了。话扯远了，拉回来，还说我，我不及张志新之万一是不容争辩的。至于哥们儿义气呢？但“株连九族”却更是殃及亲人的呢！所以“株连九族”有理由被发明出来。
我原是想把这件事如实记录下来的，但亏心和丢脸的事确已从记忆的筛眼里走漏一些了，写到这儿我停笔使劲回忆了两天，下面的事在记忆中仍呈现了两种模样。与B已多年不见，为此文去找他核对似大不必要，就把两种模样的记忆都写下来吧。最可能的是这样：正当我昼夜难安百思不得良策之际，B来了，B对我说：“要是追查到你你就如实说吧。就说原稿是我给你的。”我听了虽未明确表示赞同，却一句反对的话也没说，焦虑虽还笼罩，但心的隐秘处却着实有了一阵轻松。许久，我只说：“那你怎么办？”B说：“这事就由我一人承担吧。”说罢他匆匆离去，我心中的愧便于那时萌生，虽料沉重只是要匀到一生中去背负，也仍怔怔地不敢有别种选择也仍如获救了一般。其次也可能是这样：B来了，对我说：“要是警察来找你你就如实说吧，就说原稿是我给你的。C已经全说了。”我听了心里一阵轻松。C确实是在被隔离的第三天熬不住逼问，全说了。但这是B告诉我的呢，还是之后我才听别人说的呢？我希望是前者，但这希望更可以证明是后者吧，因为记忆的筛眼里不仅容易走漏更为难堪的事，还容易走进保护自己少受谴责的事。我就没有谴责过C，没有特别注意去不谴责C，想必是潜意识对自己说了实话：实际我与C没什么两样。总之，不管哪个记忆准确，我听了B的话后心里的那一阵轻松可以说明一切。——这是着重要记录下来的。
后来警察来找我，问我原稿是谁给我的，我说是B；问我原作者是谁，我说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B从未跟我说起过原作者是谁，这一层B想得周到。我当时很为B把这一层想得周到而庆幸。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原作者是谁。1978年我也开始写小说，也写了可归入“伤痕文学”的作品。那几年我常留意报刊上的小说及作者介绍，想知道《普通的人》的作者是谁，但终未发现。我也向文学界的朋友们打听过，很多人都知道那篇小说，却没有谁知道作者的情况。1983年在崂山旅游时遇到B，互相说笑间仍有些不自然，我终未能启口问他此事，因为当年的事到底是怎么了结的我完全不知，生怕又在心上添了沉重。现在想，倘那篇《普通的人》渐渐被淡忘了，实在是文学史上的缺憾。
随忆随记，实指望没把愧走漏太多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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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三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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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玩具
我有生的第一个玩具是一只红色的小汽车，不足一长，铁皮轧制的外壳非常简单，有几个窗但是没有门，从窗间望见一个惯性轮，把后车轮在地上摩擦便能“嗷嗷——”地跑。我现在还听得见它的声音。我不记得它最终是怎样离开我的了，有时候我设想它现在在哪儿，或者它现在变成了什么存在于何处。
但是我记得它是怎样来的。那天可谓双喜临门，母亲要带我去北海玩，并且说舅舅要给我买那样一只小汽车。母亲给我扣领口上的纽扣时，我记得心里充满庄严；在那之前和在那之后很久，我不知道世上还有比那小汽车更美妙更奢侈的玩具。到了北海门前，东张西望并不见舅舅的影。我提醒母亲：舅舅是不是真的要给我买个小汽车？母亲说：“好吧，你站在这儿等着，别动，我一会儿就回来。”母亲就走进旁边的一排老屋。我站在离那排老屋几米远的地方张望，可能就从这时，那排老屋绿色的门窗、红色的梁柱和很高很高的青灰色台阶，走进了我永不磨灭的记忆。独自站了一会儿我忽然醒悟，那是一家商店，可能舅舅早已经在里面给我买小汽车呢，我便走过去，爬上很高很高的台阶。屋里人很多，到处都是腿，我试图从拥挤的腿之间钻过去靠近柜台，但每一次都失败，刚望见柜台就又被那些腿挤开。那些腿基本上是蓝色的，不长眼睛。我在那些蓝色的漩涡里碰来转去，终于眼前一亮，却发现又站在商店门外了。不见舅舅也不见母亲，我想我还是站到原来的地方去吧，就又爬下很高很高的台阶，远远地望那绿色的门窗和红色的梁柱。一眨眼，母亲不知从哪儿来了，手里托着那只小汽车。我便有生第一次摸到了它，才看清它有几个像模像样的窗但是没有门——对此我一点都没失望，只是有过一秒钟的怀疑和随后好几年的设想，设想它应该有怎样一个门才好。我是一个容易惭愧的孩子，抱着那只小汽车觉得不应该只是欢喜。我问：“舅舅呢，他怎么还不出来？”母亲愣一下，随我的目光向那商店高高的台阶上张望，然后笑了说：“不，舅舅没来。”“不是舅舅给我买吗？”“是，舅舅给你买的。”“可他没来呀？”“他给我钱，让我给你买。”这下我听懂了，我说：“是舅舅给的钱，是您给我买的对吗？”“对。”“那您为什么说是舅舅给我买的呢？”“舅舅给的钱，就是舅舅给你买的。”我又糊涂了：“可他没来他怎么买呢？”那天在北海的大部分时间，母亲都在给我解释为什么这只小汽车是舅舅给我买的。我听不懂，无论母亲怎样解释我绝不能理解。甚至在以后的好几年中我依然冥顽不化固执己见，每逢有人问到那只小汽车的来历，我坚持说：“我妈给我买的。”或者再补充一句：“舅舅给的钱，我妈进到那排屋子里去给我买的。”
对，那排屋子：绿色的门窗，红色的柱子，很高很高的青灰色台阶。我永远不会忘。惠特曼的一首诗中有这样一段：“有一个孩子逐日向前走去；／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倾向那东西；／于是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在那一天，或在那一天的某一部分，／或继续了好几年，或好几年结成的伸展着的好几个时代。”正是这样，那排老屋成了我的一部分。很多年后，当母亲和那只小汽车都已离开我，当童年成为无比珍贵的回忆之时，我曾几次想再去看看那排老屋。可是非常奇怪，我找不到它。它孤零且残缺地留在我的印象里，绿色的门窗红色的梁柱和高高的台阶……但没有方位没有背景周围全是虚空。我不再找它。空间中的那排屋子可能已经拆除，多年来它只作为我的一部分存在于我的时间里。
但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了它。事实上我很多次就从它旁边走过，只是我从没想到那可能就是它。它的台阶是那样矮，以致我从来没把它放在心上。但那天我又去北海，在它跟前偶尔停留，见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往那台阶上爬，他吃力地爬甚至手脚并用，我猛然醒悟，这么多年我竟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逻辑：那台阶并不随着我的长高而长高。这时我才仔细打量它。绿色的门窗，对，红色的柱子和青灰色的台阶，对，是它，理智告诉我那应该就是它。心头一热，无比的往事瞬间涌来。我定定神退后几米，相信退到了当年的位置并像当年那样张望它。但是张望越久它越陌生，眼前的它与记忆中的它相去越远。从这时起，那排屋子一分为二，成为我的两部分，大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两部分。那么，如果我写它，我应该按照哪一个呢？我开始想：真实是什么。设若几十年后我老态龙钟再来看它，想必它会二分为三成为我生命的三部分。那么真实，尤其说到客观的真实，到底是指什么？
二、角色
在电影里，我见过一排十几个也许二十几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产科的婴儿室一尘不染，他们都裹在白色的襁褓里一个紧挨一个排成一排，睡着，风在窗外摇动着老树的枝叶但这个世界尚未惊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