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开房间的门，转左，一条窄窄的走廊，声控的走廊灯从来没有亮过。我向左走经过一个关着门的房间，那里住着旅馆老板的妹妹，胖姑娘。昨天她还在门口遇见我，对我笑，问我要不要信封和邮票。现在我没有看见她。我再转左，看见一个门厅，门厅的另一侧，是胖姑娘自己用的厨房，我曾经看见她一个人坐在那里吃一整条桂花鱼，吃得满脸是油。她那天还问我要不要和她一起吃，我说不了，谢谢。大厅靠墙的位置，有一个回转的楼梯，通向楼顶，胖姑娘说以前她的哥哥和嫂嫂住在这里的三楼，现在他们都回城里住了，在城里他们有间装修公司。二楼全是客房，我扶着满是灰尘的扶手慢慢走上去，二楼的走廊光线更差，只看得见两边关闭的房门，走廊的右侧墙壁挂一幅模糊的风景照片，树木和阳光都被框在一个蒙灰的镜框里，我沿着走廊一间间数过去，左，201，202，右，203，204，一共四间房，我推了推其中203的房门，它居然开了，房门打开，里面空无一人，摆设和我楼下那间一样，角落是狭小的洗手间，房中央靠窗户摆着一张床，蒙着白色的床罩，上面搭一张灰色毛毯，一张一模一样的蓝格子布面单人沙发，一张低矮的梨木茶几，只是茶几上没有杯子，这里也没有中药味，屋子中央的尘埃在我转动门把的时候，透过窗户外面射进来的阳光轻轻转动，一些浮起，一些沉下来。
我把二楼房间的门一个一个地推开，它们的结构全部一模一样，连上升和落下的灰尘都一样。
没有声音。
第一部分你是朵小金花在风里摇啊摇（7）
我转身下楼。我直接走到这栋三层楼的旅馆外面。我站在楼下抬头望它，它本来是一座灰扑扑的平顶房子，房子的水泥表面镶嵌了一些浅蓝色和浅绿色马赛克使它在阳光下面就像一个高耸的游泳池，一个金光灿烂的游泳池。我站在水池边，就会想跳下去。
我再往外面走，经过一些在风里摇摆的不开花的紫荆花树和栀子花树，一些芒果树和木瓜树，一些在狂风中疯狂呼啸的棕树，一些就要折断的树枝和高高飞起直到天空的叶子，我还经过那间竹篷搭起来的小饭馆，没有人，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没有那个面容整洁的小伙子，也没有喝酒的红扑扑的莫尼。
莫尼死了。
我跟她说，你不能要那个孩子，她不听。
我一个人往沙滩的方向走。手里抱了一瓶莫尼喝剩一半的啤酒。
据说，沿着这个江边，一直往东，可以看到一片沙滩。那沙滩可能是白色的。
这是美丽的南方。一个女声在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是莫尼的声音，是我的，因为莫尼已经死了。莫尼说我还杀死了她的男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踩在一些蟛蜞菊和苣荬菜的叶子上面，这两种沙滩植物都开黄花，草海桐开白花，蔓荆花后结果，入中药，可治风热头痛目赤肿痛。蒲公英白色的羽毛飘上天啦。野芦苇白色的翅膀飞上天啦。野刺藜把果子留在我的裤脚。莫尼说你拿酒瓶子去打他的头打得头破血流了你还不停手。他死了吗难道他不是永远活在你的心中。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美丽的南方，植物生长，空气干燥，阳光暴烈，风力强劲，我带它来看你—莫尼。
我一个人在沙滩上走。
远处有警笛声在尖叫，难道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找到我了？我并没有往后望。
我踩着沙子走，沙子很脏，不是他们说的那样，洁白的，没有杂质的。这里遍地垃圾，废纸袋和废瓶子。那个胖姑娘和面容整洁的小伙子，他们也许是善意地骗我。现在他们一定都知道了。怪不得没有人，我出来的时候。哈哈哈现在他们都给人带路去啦。
啦啦啦啦啦，莫尼，我看见江面上漂浮着许多白色的泡沫。那警笛声在尖叫，渐渐近了。我爬到了防水堤上面，灰灰的一排水泥，不高，也就一米多。我坐在上面，摇晃我的腿。我的腿走得有些累。阳光从背后包围了我，它轻轻摩擦着我的后颈和耳朵，这温暖的姿势给我快乐。我把脑后的毛毛帽子戴上，护着我的耳朵，这样我周围的世界就霍然安静了。我看到风却感觉不到风，它们彻底远离了我。莫尼你那只白色的小羊从沙地那头一路朝我奔跑过来，它经过黄色和紫色的小花儿，它跑过我的身边没有停留，也没有回头望我，它轻快地经过我又继续朝前跑，跑到阳光里面去了。天空一往无前地蓝。我沿着防水堤滑下去。莫尼你的酒瓶子被我留在沙地里了。
再见，你不会再见到我，我不过是一堆白色的污浊的泡沫。
第一部分医生（1）
我第一次见到我的病人，病人的父亲告诉我她刚满十七岁。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我的病人坐在我家阳台前的黑色钢琴凳上，背对着我，头埋得很底，露出蓬松马尾下面的一截有细细绒毛的后颈。两分钟以前我刚刚把我病人的父亲送出了门，他神情莫名地焦虑，他说，我这个孩子，唉，我这个孩子。他走到了楼下的花园里，凝望着花圃里一小丛雏菊，淡黄色的花瓣，他又叹了口气。他本来帮我裱一幅我临摹唐寅的字画，画裱到一半，整张洒金宣纸湿漉漉挂在墙上，像一件湿衣裳的时候，他却突然停了手，把手里蘸了糨糊的大刷子转过来对着我指了指，你是个心理学医生，你或许可以看看我那女儿。我问，你的女儿有什么问题。父亲说，我就是不知道她有什么问题。
就是这样我的病人由他父亲带着，在那个夏天的下午，楼下花园里雏菊正朝着夏季的阳光欢快怒放，紫色、橘红和杏黄色的太阳花、蝴蝶花和喇叭花疯开了一个院子，它们清早展开，傍晚偃旗息鼓，我的病人被她的父亲带到了我家的客厅里，钢琴前面。她背对着我，仿佛在仔细研究面前这个庞大的乐器，她将手放在上面，歪着头，却没有弹动任何一个琴键，她穿一件灰蓝色的格子连衣棉布裙，泡泡袖，裙摆有一圈窄窄的白色花边刚好垂到膝盖，露出小腿的柔美线条和皮肤，下午的光线斜斜照过来，她的皮肤上像淡淡抹了一层金黄的蜜糖。
我说，咳，你好。
她转过头来。手落在一只琴键上，“咚”的一响。
她是我的病人，我众多病人中间的一个。在当时的我看来她应该是最没有明显症状的一个病例，她的外貌和气质即使与一般人比较都有所不同，她年轻，好看，但你知道大多数年轻的女孩子她们都是好看的。其他的，我将她的问题归结为青春期烦恼问题。这在我当时的众多病人当中根本算不得稀奇，我那些病人，比如长期怀疑丈夫有外遇的一名女患者，她在一年半内自杀三次，一次是服食过量的安定，一次是把一包石灰粉当点心吞在肚子里，最后的一次她将一种抗精神病的药物氯氮平一口气吃下去98粒。另外有一个年轻人，他一直深爱她的女友，直到有一天他用钉子把她的眼睛戳瞎为止。我是个精神科医生，一名普通的医生，在十年前的那个夏天的傍晚我第一次见到我这个病人的时候，我参与临床实践只有三年半，而自从我进了这家市医院以后，我的上班时间基本上是在证明一个人，他是有病的，他是没有病的，这样的论证反复多次，有时候要花上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医生和病人都心力疲惫。在我看来，每一个来找我求证的人，都对自己是否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或癌症患者忧心忡忡，我需要花很多精力来告诉他或她，其实，那不过是一种担心而已，如果你这样的情况不对劲，那么你走到大街上看见的三分之一的人，他们全部都有精神病，或者其他绝症。对某些患者专注于死亡的念头和同时存在的死去与活着的幻想，我的职责是要帮助其阻止想死的想法，回到继续活下去的念头上来。同时，有些患者只有“两者择一”的思维方式，即患者在两种做法，要么活着、要么自杀中只给自己一种选择，而我的建议则是选择第3种做法。我暂时性地安慰了一些忧伤的人，这种安慰有时有效，有时完全无效。比如一个为家庭和事业长期担忧的中年男子，在我的诊室坐了半年，半年后我认为他的情绪基本缓和稳定了，跟他说你以后不用再来了，有空我们可以约在外面喝喝茶什么的，那天他心情愉快地跟我道别，两个礼拜以后他在自己家的浴缸里把大腿的动脉给切开了。而另外一些病人，我无须多说，只是开一张转院证明，他们将直接进入城郊的那座风光秀丽的精神病疗养院。我要说的是，精神病和糖尿病是一样的，是一种需要打针吃药的病，尽管有些病人连这一针都不愿意挨。多年来这是我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惟一的总结。
至于裱画师傅的女儿，由于我跟裱画师傅的交情她从未正式挂号，她说不上是我真正的病人。她在来我家见我以前，曾经离家出走两次，两次都给父亲留下字条，为期都不长，出走的地点不名，但是最后她都能自动回家。说实话，我不觉得她有什么问题。如果青春期的叛逆行为不算是病。
她总是不定期地来我家，坐在我家的钢琴凳上，偶尔敲得琴键咚咚咚地响，然后抬头跟我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她说，我不会弹钢琴，你教我呀。我说这样，你先坐好了，背打直。她的手指头落下去，敲出一串简单直白的单音，她扬起她的手掌给我看，我的手指头还没有发育完全呢，你等我再长大一些啊，你等我把手指头长到够长啊。你等我。她狡猾地说，眼睛一闪得意地看我。她哪里有什么病。
我跟她父亲裱画师傅却没有转述这个想法。反正裱画师傅说，暑假长得很，让她到你这里来坐坐，看看书或者写写毛笔字，总好过到大街上去找小阿飞打游戏机。
我成了一个职中女生的暑假补习老师。不过我的补习功课仅限于，不要把我的钢琴当铁皮鼓来敲，这两种乐器是有区别的，还有，这些是上好的安徽宣纸，不是拿来上厕所用的。
她坐在我家的地板上，把我的专业书籍摊开来扔了一地，然后随便捡起一本，胡乱看着，有时候我在沙发上盹着了，醒来，看见她还坐在原地，我问，中学生，都看懂了多少啊？求学要好问才行啊。她回头，把一堆书扔开，她说我看看自己有没有神经病。我要有了病你就有事做了。
我的病人，出于对她父亲也是我朋友、裱画师傅的尊重，也出于对我这位病人的尊重，在这里我必须隐瞒她的真实姓名。十年前她坐在我家的地板上面，翻开我的神经病学书籍，惟一记住的只有弗洛伊德这个名字，由此开始她对精神病这种病患有了一知半解，知道了神经病是拿来骂人的，而精神病需要看医生打针吃药，而歇斯底里的原意是“子宫”。十年前她是个十七岁的小女孩，职业高中的女生，专业是美术，喜欢穿格子花纹的棉布裙子，喜欢泡泡袖和荷叶边，喜欢光着脚丫在我的打蜡地板上走来走去，喜欢甜而腻的进口的和国产的巧克力，喜欢一边吃绿豆沙的棒棒冰，一边把冰水滴在我的书本上，喜欢哼我不知名的歌儿，喜欢拿我的沙发靠垫来垫脚，一边翘着光脚丫一边跟我说她那些一转眼就消失的恋爱故事。
第一部分医生（2）
她说，我约了隔壁班的一个男生，我跟他说放学后我在学校那棵大槐树下面等他，我想和他一起看电影，我买了两张票。我就坐在树下等他，一边捡掉在地上的雪白槐树花瓣一边等，我玩那种“他喜欢我他不喜欢我”的占卜游戏，结果抬头看见他带着别的女生，从我面前走过去了，他还对我笑了笑，问我怎么还不走。他明明知道我在那里等他，他明明知道的。所以，我的初恋就这样完蛋了。
她说，其实她最喜欢的那个男生是音乐班的，他弹一手好钢琴，不过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话，因为那是个害羞的男孩，每次遇见她，都一低头就走了。她说我知道他一定也是喜欢我的，她说学校晚会的时候我就在他身边转啊转，转啊转，他都没有走过来找我，我后来就坐在后面的凳子上，看他的后脑勺，他也不知道回头看我。如果他看我，我就主动跟他笑，问他，你一个人闷不闷啊。
她说，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我喜欢的人，嘿，然后让他喜欢我。我要有了这么一个人啊，他一定要爱死我，疼死我，他要哪一天不爱我了，我就和他一起去死！
我告诉她，这种状况在精神病学上，叫情感性妄想症，俗称“花痴”。
她咕咕咕笑，露出一口雪白牙齿一边把绿豆冰的糖水滴滴嗒嗒滴在我的地板上，地板中央的尼泊尔羊毛毯子上，沙发上，沙发的布垫子之间，布垫子上印的百合花花叶上，那一年整个夏天我的房间一直黏糊糊的，始终有一股化不掉的香甜味，我的手摸到哪里，哪里都粘粘的，粘着我的手掌心。
暑假结束，她和她的香甜气味一起消失。我请了钟点工回来仔细地打扫了我的屋子，钟点工从各个角落里扫出若干细软的头发丝、花生壳、嚼过的口香糖、漫画书、撕碎的绿豆冰的包装纸、巧克力的糖纸，甚至还有一些团起来皱成一堆的宣纸，打开来里面画了淡色水彩画，一些细小的花草和风景，在沙发底下钟点女工找出一盒七零八落的油画棒，大部分颜色只剩下一小截。我拿着那盒油画棒，想起她举起手掌给我看，说，你等我啊。
关于我的病人，十年前她十七岁，跟我混了大半个暑假的日子，偶尔对着楼下的各色喇叭花太阳花蝴蝶花画些写生习作。十年前她爱穿粉色和淡蓝的棉布裙子，爱光着脚丫在我家的打蜡地板上走来走去。十年前她说她要跟我学钢琴，却又耍赖偷懒，终于没有学成。十年前她没有一点精神病的迹象，她是一个健康的少女，富于幻想，沉浸在童话式的爱情故事里面，她还有淡金色的皮肤和一口整齐的白牙齿。十年后她二十七岁，我在那家南方的江边旅馆找到她的时候，她正沿着防水堤往江水里滑。十年内的头两年我还找过裱画师傅帮我裱一些字画，从他口中我得知我的病人他的女儿从职业高中毕业后又考入了一家艺术专科学校。想来艺术学校的学生生活必定多姿多彩，连续两个暑假，我没有再见过她。第三年的冬天，裱画师傅死于急性脑溢血，在一个极冷的落雪的凌晨，裱画师傅喝了一夜的酒从朋友家回来，穿着衣服没有脱掉厚棉鞋就躺在自己家的沙发上，身上盖一张棉被。天亮以后人们发现他的呼吸终止了，身体都僵了，棉被还裹在他僵直的身体上。那一次我再度见到我的病人，她长高了显得更瘦削，坐在一群亲友里面她低着头一直没有说话。我想上前去安慰她，走近了，才看到她在哭，没有声音地哭泣，眼泪顺着睫毛脸颊一滴滴往身上手上掉，她手上是一副深红色手套，已经湿透了颜色变得更深。我很想拍拍她的肩膀，手举起在半空中，又放了下来。那天的最后我终于找到机会跟她说，有时间的话，还可以来我家坐坐，我家那几幅山水，都是你父亲帮我裱好装起来的，我和你一样，很难过。她抬头看我，脸色白得跟没有泼墨的纸一样，显得眼睛很大，而且浓黑。那天她抬起头第一次跟我说，我肚子痛。她弯着腰坐在一张凳子上，手捂着胃以下的小腹。我给她倒了一杯热水。在神经病学里，有一种身体的病痛是由于心理上所遭受的刺激引起的，由心里的疼痛和臆想导致身体上的疾病和疼痛，然而却不能找到直接的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