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京师汴梁，初步任务是参加礼部的殿试选拔考试。
这是一条艰难的求官之路，此路的尽头挂着诱人的乌纱帽。
事实上就是老爸自己也没有放弃对加入国家公务员队伍的追求，不过，苏洵是没打算与儿子们一同步入同一考场，而是准备走捷径去摘那顶够巴了二十年的乌纱。
不是有句名言吗？朝里有人好做官！宋代也是如此，并且与今天不同，那时跑官是公开化，合法化，跑来的官也是官。
五、大宋科举文官路
苏门爷仨要去参加高考了，所以不得不介绍一下北宋时的高考――也就是科举制度，这是北宋国家公务员队伍组建的主要保证。
宋代治国方略被后世称为“文官政治”，就是因为宋代的皇帝重文轻武，大概是生怕武将权重，步了宋太祖以武力夺取后周政权的后尘，举国官僚大多文人出身，所谓文人出身就是指做官的大多是经过高考筛选合格的。
之所以说“大多是”，是因为大宋选取国家公务员的规定比起今天来还是宽松的，并不是你没有那张本科以上文凭就断绝了被称作干部或者公仆的希望。宋朝规定：对于那些多次应试而不第的举人实行“特奏名”法，特赐各科“出身”，也就有了被任命为官员的资格，苏洵就也是具备这个资格的。
不过这种特奏名出身的进士也就是给你个心理安慰而已，真当官还是排不上号的，这是宋代的“专科”，与货真价实的“本科”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混不上“本科”毕业，钻进干部队伍几乎没有可能。
不要紧，为了鼓励你考到老，学到老，宋太祖就说了：举人参加过十五次以上考试坚持到终场者，特赐本科“出身”。
宋初高考每年一届，后来改成了两年一次，再后来固定为三年考一回，大家自己可以算这简单的帐：十五次高考还不得考得的举子们毛须纯白？
不过，这是在给人们希望，有利于安定团结，落榜的考生若能都当复课生，准备再次、再次……冲刺官位，自然对社会的和谐大有好处。
而且对高干子弟还有一条特殊待遇：中、高级官员子弟可以通过恩荫得官，无需寒窗苦读，与士庶竞争高低。
当然，也有少数官宦子弟以科举登第为荣，在恩荫补官后又参加科举考试；甚至还有个别争气子弟，拒绝恩荫所授官职，而直接参考求官。
不仅如此，大宋还有个特殊惯例：只要有位够分量的名人或者大官推荐，朝廷也可以破例封官。老爸苏洵这次就是要去走这条捷径，宋代文人的当官之路还真不是独木桥。
宋代考生的来源主要靠州县贡举，每年秋天各州都必须举行考试，将合格的学生解送礼部，称为“取解试”。第二年春天，礼部进行考试，称为“礼部试”，又称“省试”。省试的内容基本上与唐代一样，进士重诗赋，诸科重帖经、墨义。
宋初的科举仅有这两级考试，“取解试”由各州的判官及录事参军主持，省试则由皇帝选派的官员主持。
直到开宝六年（公元937年），宋太祖在召见新科进士时无意中发现有猫腻，下令在在讲武殿由太祖亲自主持出题重考，从那干脆形成制度，这样才有了以后的殿试，省试与殿试被分为了两榜，加上各州的“取解试”一榜，到了苏东坡赶考时，也就成了必须三榜才能“及第”了。
省会成都的“取解试”第一关，对于小弟兄俩来说都是小菜一碟，不必赘述；四十七岁的苏洵的“通关”之路也挺顺利，时任益州知州的张方平对苏洵十分器重，并且专门写信给当时的文坛泰斗欧阳修，请他出面向朝廷推荐老苏做官，这样父子三人都抱着吃皇粮的伟大希望奔赴向了京师，正是：万里迢迢应科举，百倍信心摘乌纱！
剑阁秦岭崎岖路，难阻皇恩沐苏家。
但是，其年怀着同一希望去汴梁的考生可不止苏氏父子，仅眉州一地来京的考生便有四十五名之多，天下来京参加省试的举人往年曾多达一、二万人，而仁宗皇帝颁令录取的名额上限为四百人，要说势在必得，谁能有这个把握？
至今有句俗语：真金不怕火炼！这倒不是说黄金就真的不能用火化开了，不然那些金器是怎么铸造而成的？而是指经烈火冶炼过的黄金损耗甚微，几乎令古代器衡无法觉察。后人便套用了这句俗语，形容肚里有真货的“牛人”。
苏氏兄弟就是胸揣真金的“牛人”！
礼部考试要等到第二年春天，父子三人便寄宿于僧庙备战，做最后的冲刺，老爸苏洵也正好趁空进行他的跑官工作，老爸对自己也是信心十足，苏洵怀揣着三大法宝开始了他的跑官之路。
三大法宝其一便是四川巡抚张方平写给欧阳修的推荐信，信中当然对三苏极为推崇。
其二份量也不轻：乃雅州（今四川雅安）太守雷简夫之推荐，雷太守的信中认为苏洵有“王佐之才”，并且提醒朝廷：“用之可为帝王师，不用则幽谷一叟耳”。
其三则是苏洵自己撰写的一部论为政之道、谈兵论战的重要著作。
老苏当时认为自己对兵家战事精通，文既不成，武就也可，只要能做上官，管他文官武官？凭自己书中的真知灼见，老苏兴许能先于自己的儿子成名做官！
苏洵跑官的路子的确跑对了庙门，只要能做通当时文坛盟主欧阳修的工作，当官自然不再话下。
这欧阳修何等人？时任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实职，文章公认冠绝天下，天子视为臂膀，天下士子欲见其一面便足可炫耀半生！而若能获得他的恩宠，那乌纱帽其实就已经攥在了手中，只需要再举手戴上脑袋便万事OK也！
一切顺利，以求才育才为己任的欧阳修对苏洵接待热诚，并主动把苏洵介绍给了枢密韩倚，这样，一些高官显宦也开始进入了苏洵的社交活动范围，看来拿到一纸委任状也就是时间问题了。
是否三喜临门现在就看苏轼、苏辙小兄弟的了，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正月二十一日，皇帝下诏：由欧阳修主持全国贡举考试，副考官有梅尧臣、韩绛、范镇等人。
考试日期定在二月三日至五日，苏氏兄弟寒窗十余载等的就是这个日子，那天下读书人向往的地方啊――学士院！
这是成功者的殿堂，但能有幸走出殿堂的成功者是极少数，因为所谓殿试到了正规化以后是不再淘汰考生的，只不过是通过复试重新排一下名次，分出个三甲六等来，一甲的前三名就是状元、榜眼、探花了。
贡院考试之所在，被称为“学士院”，又称“贡院”，其实这考试时期啥院也不是，确切地说：这最像是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甚至贡院内的小房间也被命名为“号舍”，又称“号房”、“号子”！是不是真有点监狱的味道？
号舍以几十间一列，形如长巷，故又称“号巷”，每巷以《千字文》中汉字编号，但圣人名讳和“荒”、“吊”等凶煞诸字是避韪不用的。
当年参加考试的学子们进了“号子”里一蹲，再出来已是三天之后了，在里面能是啥滋味？号舍的标准长、宽、高分别是五尺、四尺、八尺，大概如同一个单面透光的动物园的兽笼，也算是运输中的国宝大熊猫的待遇吧。
不光是考生们考试不散场就得被武装关押，连监考、出题的考官们也是这“监狱”中的囚徒：为了防止考官们徇私舞弊，从这一天起一直到三月初放榜公布名单，所有的考官都不得再跟外界接触，吃喝拉撒睡全在学士院，这就是史书所称的“锁院”。
就在这兽笼般的优越环境中，苏东坡却随意地开了他仕途中的第一个玩笑，而且就在这次关键性考试的答卷中，可称旷达，可称潇洒，可称另类，正应了一句老话：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处！
六、仕途起步多跚跚
礼部各科考题，皇帝并不参与，但五场考试之中，其中一场策论却是货真价实由皇帝亲自出题，这样一来所有考中的进士也就成了“天子门生”――宋朝的皇帝严禁考官把进士们视作自己的门生，日后要报“师恩”？那当然就只有报给皇帝这唯一“座师”了。
这说明了大宋皇帝对朝臣们借科举树“山头”的恐惧，也显示了仁宗对治国之才的特别重视。
考题拟出后连主考也蒙在鼓里，临近开考，皇帝才会派贴身近侍把题目送到考场，最后一刻改变题目也是说不定的事，这样自然避免了主副考们舞弊，造成考题泄露。
虽然考场舞弊古今常见，但总的趋势还是古人没有今人聪明，今天的考生们与时俱进，早就把“高科技”尖端舞弊产品带进了考场，古人没有这个条件，考官们对考生也容易防范的多。
考官们更被防范，朝廷为了防止考官纳贿舞弊徇私，也是动了不少脑筋。例如：为预防改卷考官认出试卷的笔迹，考生的试卷在改卷前要由专门的“书记”重抄一遍，隐去考生的名字，再由考官们批改在重抄的试卷上，称为“糊卷”。
说明一点：宋代的书记比不得今天的书记，那时是真正在干书写抄录的本职工作。
考生参加这种高考必须半夜起身，自带饭食进入考场，没考完是别想走出考场一步的。考试过程中，那“小号”外也是有皇宫的侍卫看守，相当于今天的高考考场由中央警卫团出动监考，您想那是啥阵势？
考生在交卷释放后，考官们则代替考生成了这“监狱”的“囚徒”，绝对不能与外有任何接触，不到放榜日，“刑期”决不会满。
这届考试的策论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也就是考生被要求做一篇论述刑罚奖赏政策的政论文，这不是东坡的强项，但东坡恰在这策论上出了大彩。
苏东坡的高考答卷大约六百多字，不妨全文照录如下：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形也。当尧之时，高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之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四岳曰： “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 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 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 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 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故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请留意中间的这段：“……当尧之时，高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之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尧帝时有人犯了法，主掌刑法的皋陶列出了三条理由要杀他，而尧帝却列出了三条赦免的理由，这个人的脑袋才得以保住。皋陶严于执法，尧帝宽以待人，宽严相济天下才得太平。
问题是这句“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却是苏东坡给考官开的一个不小的玩笑！
这个典故是东坡杜撰的。这在讲究出典有据的宋代可是了不得的事，一经被考官看出，那就算“烤糊”了，被立马淘汰出局的可能性都有，苏东坡这次的玩笑开大了！
芝麻有时就是能掉进针鼻里！
改卷考官梅尧臣实在想不出这个典故出自何处，看来还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但作为前辈宿儒，对考生出典的古籍未曾读过？却是难于承认，事实上就算梅尧臣欲不耻下问也不可能，抄卷上不会有考生的名字，总不能召集大家开咨询会吧？
梅尧臣干脆把这篇看来学问高于自己的考生卷子推荐给了主考欧阳修，欧阳修见此“生僻古典”也有些发蒙了，但对此文章的内容与风格实在欣赏，竟私下以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的考卷。
作为当届主考，一旦自己的弟子中了头名状元，就难免遭人诽议，避点嫌疑吧！他把本来已经列为榜首的这篇文章，改列为次榜，这下苏东坡没继续走运，头名状元本来是只嘴边煮熟的鸭子，一眨眼振翅飞走了，结果苏东坡名列第二。
这事令人啼笑皆非：因为写出了一篇状元文章，所以得了个榜眼，而欧阳修看好的弟子曾巩实际上连探花郎也没能当上。
不过，放榜前几位主副考都没有穷追东坡胡编的典故，这却又是苏东坡极为幸运之处，否则名次就不好说了。
总归还是东坡的实力使然，这事实上的“状元卷”后来被欧阳修传给同辈激赏数日，众人无不交口称赞，也没见有谁指出那考卷中的杜撰之处。估计“皇帝的新衣”那则寓言故事揭示的道理在起作用，没有谁愿意承认自己学问不如学子。
揭榜之后，这文章出自谁手终于大白天下，东坡名声大噪！京师文人官宦无不叹服，苏门一榜两进士佳话远播，尤其是苏轼，顿时成为当时“超男”！朝野“粉丝”队伍中竟然囊括了几位主副考。
主改东坡答卷的梅圣俞终于忍不住自己的疑惑了，熟悉之后，就是承认自己的少见也不会令学生多怪，直接询问东坡：“尧和皋陶这典故见于何书？老夫实在未曾读过。”
东坡回答得甚是随意：“典故？是我所杜撰。”
梅圣俞顿时傻眼：“杜撰？”
东坡回答一本正经：“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
不过梅圣俞毕竟不愧鸿儒高人，不仅未曾责怪，反而大为赞叹苏轼这年轻后辈，活用学问，正是真才！
欧阳修得知苏东坡此事，态度与梅圣俞无二，东坡高中后曾书谢欧阳修，欧阳修读后惊叹：“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
据传欧阳修曾告诉子侄们说：三十年后，人们当只知诵读东坡文章，没有人再关注欧阳修了！
得到文冠当时的欧阳修如此评价，真真非同小可！林语堂先生曾转述一个作家的话：“当时学者不知刑罚之可畏，不知晋升之可喜，生不足欢，死不足惧，但怕欧阳修的意见。”
苏东坡看来前程一片光明，仕途开门红也！
这年来到京师参加八月礼部初试的考生4700余名，只录取了388名参加下一轮的礼部复试，东坡兄弟都在榜内，二人均轻松过关。儿子们出手便超越了老子，须知，仅这一关老爸苏洵便忙了足足二十年，却还未能在榜上找到过自己的名字。
实际结果比老爸盼望的还要好，苏东坡这个第二名仅在几天后便荣登榜首：在被称呼为“殿试”的礼部复试中，苏东坡的答卷文章“春秋对义”被取为第一名，事实上夺得状元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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