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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光法师是弘一法师的前辈，他自甘清苦的饮食风格，与弘一类似。印光是陕西人，喜吃馒头，每顿饭仅粗菜一碗，末了必用馒头将菜碗擦干净吃掉，或用开水冲菜底当汤喝。他一生云游四方，住上海太平寺时，一位姓关的居士请他去吃斋，他谢绝再三而不得，便要求只需高装馒头一盒，豆腐渣一碗，关居士照办，他才答应。更有甚者，他云游至苏州报国寺时，有一次因菜里所用酱油稍好，把寺里的明道法师训了一顿。
修女刘淑静说，修女院的伙食以稀饭、花卷为主，有时吃窝头，咸菜多半是腌萝卜，仅午饭有炒菜。院长则可以吃到白馍乃至白糖、水果。此外，修女院对教会规定的“斋期”必须严格遵守。如每星期五为天主教“瞻礼六”，这天忌食家畜肉或其他热血动物肉，但鱼虾类冷血动物肉例外。对于一般修女来说，此规矩形同虚设，因为她们一年到头极少能吃到肉。
民国初年，蒙古吐鲁谷特亲王从新疆到北京面见大总统袁世凯。途经甘州时，去拜访正住在那里的载漪。次日，载漪宴请亲王父女。吐鲁谷特亲王的女儿当时大约十四五岁，举止安详端庄，甚招载漪喜欢。载漪问她爱吃什么，自己有好厨子给她做，一连数问。亲王的女儿答：喜欢吃羊肉下挂面。
徐亚伦常年在天津行医，一度是袁世凯家的常任医生。1923年夏，袁的孙女袁家红患病，徐去出诊。袁家留他晚饭，当时徐父病逝未及百日，按其南方乡俗要吃一百天素，他便说明情况。孩子的奶奶吴氏说：“这好办，就给你做几样素的。”后来上了六个菜——素什锦、炸豆腐皮、鸽子蛋、炸虾仁、红烧鲤鱼、银耳汤。徐起初对鱼虾不动筷子，吴氏见状笑道：“放心吃吧，全是素的。”徐颇感惊讶，临时留一个医生吃顿便饭，立马就能做出一席可口的素肴。袁世凯已死去七八年，他家做素食的厨师却不是“吃素的”。
孙丹林曾是吴佩孚手下的要角。五四运动后，一次孙到北京，住金台旅馆。某日上午和白坚武同游颐和园后，到李大钊在西直门内南小街的寓所午餐。李大钊此时已是北大教授、社会名流。这顿饭很简单，李大钊外出买了几个鸡蛋、一片肉和一撮豆芽，由其夫人烹饪。孙后来感叹说：“此君自奉之俭和待客之诚，大有茅容待郭林宗之风度，令人肃然起敬。”
有回忆记述，蒋介石平时吃西餐时是三菜一汤，吃中餐时是六菜一汤，这都是固定的。如外出视察，他的食品都在南京预备好，由两名厨师乘先行机带到某地准备其用餐，蒋从不吃当地厨师做的饭。蒋吃中餐也采用“西式”吃法，即用两副筷子和勺，一副可以进口，另一副只用来夹菜、舀汤，不能入口。
汤恩伯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时，表面上和所有官兵一起吃大锅饭，背地里却吩咐属下在其住地另准备他一个人吃的饭菜，汤称：“我有胃病，不能吃米饭，只能吃馒头。”
抗战后期，一次影佐祯昭和冈村宁次等侵华日军头目请汪精卫在南京中日文化宫吃饭。席间他们轮番敬汪日本酒，直到把汪灌醉。正是这次醉酒，致使汪多年前遇刺的伤口发作，虽经手术取出子弹，最终还是要了汪精卫的命。
中原大战，阎锡山战败下野，秘密前往天津。他让厨师做了一口袋烧饼，以备沿途食用。他本人化装成普通旅客，长袍马褂，老棉鞋，坐的是三等客车。
1928年4月，蒋介石带着新婚妻子宋美龄到溪口小住。蒋的发妻毛福梅让厨师做了不少蒋爱吃的家乡菜和点心送到乐亭蒋宋住处，内有鸡汁烤芋艿、霉干菜烧肉等。宋美龄平素多吃西餐，乍一尝到如此乡味，竟胃口大开，赞不绝口。蒋宋离乡之际，毛氏还特地让人备了一麻袋上好的芋头送给宋美龄。
蒋宋结为夫妻后，虽成一家人，口味却是两样。宋美龄习惯于吃西餐，偏好烤鸡、猪排；蒋介石则喜欢吃肉丝咸菜汤、干菜烧肉、咸菜大黄鱼这些家乡菜。他们也常请客，所备菜肴都很普通，量也不大。据说有人到蒋家吃饭后出来说没吃饱，当中自然有拘谨的因素，但也和饭菜欠丰盛不无关系。
蒋介石滴酒不沾，蒋经国则是海量。蒋经国喝酒时有几种偏好：佐以鸡头鸡爪；猜拳；灌人；袒胸。一次在溪口老家，蒋经国打听谁的酒量大，有人推荐了商会会长江某，蒋经国遂把他请来同饮，致江醉倒，被人扶归。在重庆时，一日蒋经国带着罐头和酒邀蒋介石的侍从医生吴麟孙到黄山野餐，吴喝得酩酊大醉，恰逢蒋介石要他去看病，听说吴醉了，大发脾气，后又听说是被蒋经国灌醉的，便不予追究。
蒋经国在上海当经济特派员时，一天路过一家饭馆门口，正要进去吃饭，见一警察吃了一碗肉丝面不付账就出来了，店主还笑脸相送。蒋随即也入店吃了一碗面，未付钱，正起身要走，却被老板和伙计拦住。蒋问：“警察可以白吃吗？”双方争吵起来。在对面站岗的白吃面的警察见状跑了过来，指着蒋破口大骂，还差点动手。蒋经国跑到隔壁的绸布店，打电话给上海市警察总局局长俞叔平，俞立即带着武装人员赶到，将警察逮捕。这倒霉的警察后来被判了两年。
蒋介石爱吃芋头。在重庆时，一次他在德安里寓所附近的拐角处看见有烘山芋的，便叫人买来，大啖一顿。
民族资本家范旭东在天津创业时，条件虽艰苦，但一向重视工人的福利待遇。一次大总统黎元洪到工厂参观，赞许说：“工人吃的馒头，面很白，同我吃的一样。”
魏信臣长期掌管正金华账房，是天津著名买办。他每在应酬中尝到新鲜菜品，回来便让厨子照做，故正金华账房的伙食质量很好，驰名于当时天津的银钱界，有“紫竹林小馆”之称。那里每天午餐备客饭一桌，天天高朋满座，多年如一日。
东北巨富邵乾一对家里的一日三餐做如下规定：早晚吃粗粮，苞米粥、窝头；中午细粮，大米粥或面条等；一大家子几十口人一天只许买一斤肉。
张群嗜酒成癖。黄郛主持华北政务委员会时，张常衔蒋命北来，与黄商谈对日妥协计划。张每次到北平，金诚银行老板周作民都要在前门外的丰泽园设宴，与张聚饮。一次张群微醉后叹道：“我愿意每天到这个丰泽园来，而不愿意到那个丰泽园（指中南海黄郛办公处）去。”
上世纪20年代，作家许杰在浙江临海当小学老师，属于半义务性质，每月开伙食津贴三元，勉强糊口。许杰很会过，把三块钱的一半交给邻居入伙，剩下的一块五，用来买些下饭的小菜。当年一块钱可兑换一百几十个铜板，他把铜板放在抽屉里，每天计算着用，限定花六七个。一般是早晨买一个铜板的生豆腐，午饭和晚饭再买点小菜，有时炒个鸡蛋，有时在饭锅上炖个鸡蛋，当时鸡蛋不到一个铜板一个。有时也花一个铜板买两三个大烧饼当夜宵。
《红旗谱》的作者梁斌是1914年生人，家在保定蠡县梁家庄。三四岁时，他就跟着父亲去三里外的辛兴镇赶集，不为别的，到了集上，他可以趴在卖豆腐脑的担子边，吃一碗豆腐脑，或是买个大火烧，夹上熟肉，搂在怀里，边走边吃。梁斌后来回忆说：这时我才感到父亲给我的一点温暖。梁家雇着长工，但全家三四十口子吃饭，日子未见得比一般中农过得好，经常是煮一大锅菜粥，一箅子窝头，半锅熬白菜。仅逢年过节能吃几顿白面。
梁斌当年考上第二师范后，和同村两人雇一辆驴车上保定读书。中午在大庄镇打尖。他们怕店家把赶车的伙食费也摊在自己身上，就没进店里吃饭。大庄镇的咸牛肉很出名，哥仨每人买了两个大火烧，夹上咸牛肉，就着一大碗开水，来了顿街边“野餐”。
孤岛时期，作家林淡秋夫妇一度坚守在上海，从事进步文艺工作。林的妻子后来回忆说：“我与他结合以来，一年三百六十天，多数的日子是一天两餐，一条三四寸长的盐黄鱼是我们的家常菜。当时这样的小盐黄鱼最便宜，又不用油和盐，一蒸就可以了。”
翻译家李霁野小时候生活在安徽乡间，姑父是种菜的，每天让他白吃一个白萝卜。李霁野更爱吃胡萝卜，从小到老，一生不改。晚年曾说：“有人说我八十岁不戴眼镜看书写字，或者与此有关。”
郁达夫好酒。一次杨端六在四川路银行俱乐部餐厅请客，郁达夫喝醉了，一个人在马路上晃悠，被巡捕抓进看守所。楼适夷说有一段时间郁达夫每天都得大喝一场，能一气灌下七八瓶啤酒。
学者费巩和邵荃麟是中学同学，两人都关心时事，但看法不同。一次邵父请邵荃麟的几个同学吃面，大家入面馆落座后又争了起来，邵父问他们想吃什么面，邵荃麟心不在焉地答了一声：“随便。”邵父便朗声冲堂倌说：“来五碗随便面。”邵后来在上海过亭子间生活时，常到俄国餐厅吃饭，要一碗最便宜的汤，那里的黑面包免费。
四川作家李劼人也是出了名的美食家。不仅会吃，还会做。他从小便练就高超的厨艺，李的老乡和同行沙汀说，李劼人做饭，“从选料、持刀、调味及下锅用铲的分寸火候，均操练甚熟”。李劼人自己著文说：“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是天府之国的中心城市。米好，猪肥，蔬菜品种多而味厚且嫩，故成都多小煎小炸，而以香、脆、滑三字为咀嚼上品。”中学时代的李劼人有个绰号叫“精致”，是说他爱好修洁。这也是他做饭时的风格。在法国留学时，为做烟熏兔，他非要用花生壳熏，叫两个跑采买的同学画起花生图形，跑遍了巴黎城的旮旮角角，最后才在郊外一吉卜赛人手中买到两斤。还有一次，李劼人要做豆瓣酱烹制正宗川菜，采买同学跑遍巴黎，最后找到一位西班牙商贩专程进口了几斤辣椒。商贩大惑不解：“你家到底有多少电灯罩？”原来辣椒只是被当地人用来做灯罩装饰。
1939年春节，冯雪峰在浙江义乌乡下家中接待来访的作家骆宾基。当日的晚饭，谈不上丰盛，但不乏厚重的乡味。喝的是自家酿的米酒，两三样菜中，有一色是家制干菜笋蒸的大片大片的咸肉。主食是荞麦面蒸饺，素馅，内有蘑菇、粉丝、冬笋等。骆宾基家乡的蒸饺，馅以胡萝卜、虾皮和白菜为主。几十年后，骆宾基说：“这顿饭是我直到今天还不忘的。”
梁斌自称三周岁始有记忆，他晚年还记得这样小时候的场景：母亲叫他吃奶：“来吧，吃一口吧。”邻家嫂子说：“都多大了，还吃奶？还有水儿吗？”母亲说：“四岁（虚岁）了，哪还有水儿，干嘬呗。”梁斌五岁入村学，老师性格开朗，教他认一二三四五、人手足刀尺等，梁每天中午都去找老师，一准能见他在吃饺子，有时他也让梁斌蘸着蒜醋吃几个，梁晚年回忆说：很香。
诗人朱湘早逝，贫穷是致其死的一个要因。朱在徐志摩家吃过一次早点，事后曾向人感慨说，单是饺子就有各式各类的花样。朱是南方人，自然喜欢吃米，但在清华读书时一日三餐以啃馒头为主，偶尔有点钱买个好菜，才吃米饭。有个同学请他去前门外吃过一回“馅饼周”，朱湘大享口福，据说乐得几乎睁不开眼了。
1924年5月30日，鲁迅邀同乡友人许钦文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喝茶。鲁迅向服务员要了一盘刚出锅的冬菜馅包子，热气退下去，不再烫手时，他一边拿起一个包子，一边用另一只手把盘子推到许钦文面前，说：“这里的包子，可以吃；我一个就够了，这些就由你包办吧！”
上世纪20年代末，李璜在上海四马路宴请徐悲鸿、蒋碧微夫妇等，梁实秋也在座。席中有一道蚝油豆腐——用头号大盘，一片片平铺着嫩豆腐，上洒黄澄澄的蚝油汁。这道菜梁实秋记了一辈子，他说：“此后数十年间吃过无数次川菜，不曾再遇此一杰作。我揣想那一盘豆腐是摆好之后去蒸的，然后浇汁。”
1948年3月，郑振铎到杭州，住葛岭饭店。一天晚上，郑喝过一斤黄酒后，去丰子恺家，恰巧丰子恺也刚喝了一斤黄酒。两个阔别十年的酒友遂重启杯盘，女仆端来一壶酒和四样下酒菜：酱鸡、酱肉、皮蛋、花生米。窗外下着小雨，丰家墙上贴着一首他抄录的数学家苏步青的诗：“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心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丰感慨道：“别的事都可有专家，而诗不可有专家。因为做诗就是做人。人做得好的，诗也做得好。倘说做诗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诗，就好比说做人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人，岂不可笑？”两人还提起二十多年前一件和喝酒相关的旧事：
那时他俩都在上海。一日郑振铎在街上遇见丰子恺，正当饭点，便说：“子恺，我们吃西菜去。”两人来到新世界对面的晋隆西菜馆楼上，点了两客公司菜，一瓶白兰地。饭罢仆欧送来账单，郑振铎问丰子恺：“你身上有钱吗？”丰一边答应一边摸出一张五元的票子把账付了。隔了一天，郑振铎到立达学园找丰子恺还钱，摸出的是一张十元钞票，丰死活不收。正僵持间，立达同事刘熏宇过来把钱抢去，说：“都别客气了，去新江湾小店喝酒吧！”于是又号召了夏丏尊、匡互生、方光焘等七八人，去了小酒铺，等大家把这张十元的钞票吃完时，都已烂醉如泥。20年后，当年共饮的人中，有的作古，有的远在贵阳，有的已不知去向。只剩两个有缘的“东家”坐在一起喝酒叙旧。
1927年3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派郭沫若带着委任状和大印到安庆拜访李宗仁，促其兼任安徽省主席。从下午两点说到傍晚，李宗仁仍不吐口。后李留郭晚餐，并饷以白兰地酒。郭沫若既健谈，也善饮，更擅长划拳。席间他与李宗仁划拳，拳技远在李之上。平均起来郭喝一杯，李得喝四五杯。后来李酩酊大醉，倒在沙发上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李宗仁问左右，郭副主任（郭时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哪去了。副官答：你醉了之后，他再三推你不醒，便带着委任状和大印回武汉去了。
苏州有不少有名的茶馆，如雅聚、望月、玉楼春等，有人曾把这三家茶馆名作为对子：“雅聚玉楼春望月。”但似乎没有征得下联。泡茶馆是当年在苏州十分盛行的一种消闲方式。不少人一日数进茶馆，一次茶罢，堂倌往往不收茶壶，等着茶客再至乃至三至。老茶客出一壶茶资，可以坐上一整天。
上世纪20年代，苏州流行吃一种油煎排骨，每块卖铜元五六枚。玄妙观前到处是排骨摊。提篮叫卖的见人便问：“阿要买排骨？”有老先生叹道：“排骨二字，音同败国。国事失败，一至于是也！”
学者周越然曾盛赞苏州的小吃：“瓜子香而且整，糖果甜而不腻，其他如小肉包、良乡栗子及一切小食，使人人有口不忍止、不顾胃病之势。”
苏曼殊喜食甜食，尤好采芝斋糖和麦芽塔饼。麦芽塔饼是吴江一种民间食品，用麦芽和苎捣烂做成饼，里面是豆沙馅，杂以枣泥脂油。这种饼味美无比，但不好消化。常人能吃三四个，已属健胃，苏曼殊则一气能吃20个。除了上列两种，苏还爱吃酥糖、可可糖、粽子糖、八宝饭、摩尔登糖，曾自号“糖僧”。
江南多水乡，船上生活是一景，船菜是当中的一样。船菜顾名思义，即船家做的菜。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