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从广州回到上海后，1927年1月13日从邮局取回其妻孙荃从北京寄来的皮袍子，在当天的日记里感慨道：“我想顶好还是早日回北京去，去和她抱头痛哭一场。”第二天，“午前洗了身，换了小褂裤，试穿我女人自北京寄来的寒衣。”没想到中午去一个同乡家串门，“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中午我请客，请他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次日，郁达夫在日记里说：“荃君（郁达夫妻）信来，嘱我谨慎为人，殊不知我又在为王女士颠倒。”
林语堂是福建漳州人，父亲是牧师，家里没钱。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回乡常去一友人家串门，看上了友人的妹妹，但友人的父亲却替他妹妹相中一个富户的少爷。隔壁也是林语堂的朋友，也有个妹妹。林应邀去其家吃饭，席间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偷看他，那便是他以后的妻子廖翠凤。她后来告诉他，在计算他吃几碗饭。廖家很有钱，两人结婚前，廖母告诉女儿，林家很穷。廖翠凤答：“贫穷算不了什么。”婚后两人定居上海，林语堂征得妻子同意，把结婚证书给烧了。他说：“把证书烧掉，只有离婚才用得着。”
蒋百里任保定军校校长时，感到北洋政府陆军部“遇事掣肘”。1913年6月17日，蒋从北京回来，生了一肚子气，一时激愤加郁闷，写下遗书。次日清晨，他集合学生训话后，突然拔枪自杀，幸好身边的一个差弁眼疾手快，冲上去夺枪，致子弹没有击中要害，保住了性命。袁世凯请来日本医生和护士为蒋疗伤。蒋于养病中与日本护士左梅（左藤屋子）产生感情，后结为夫妻。钱学森夫人蒋英即二人之女。
作家孙犁称自己的婚姻是“封建婚姻”，与完全的“封建婚姻”所不同者，是婚前他见过妻子一面。孙犁回忆说：“定婚后，她们村里唱大戏，我正好放假在家里。她们村有我的一个远房姑姑，特意来叫我去看戏，说是可以相相媳妇。开戏的那天，我去了，姑姑在戏台下等我。她拉着我的手，走到一条长板凳跟前。板凳上，并排站着三个大姑娘，都穿得花枝招展，留着大辫子……我看见站在板凳中间的那个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从板凳上跳下来，走到照棚外面，钻进了一辆轿车。”
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时，张父住上海，张在苏州，沈则在青岛。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在得到父亲明确的意见后，和三姐张允和一同去邮局给沈从文各发了一个电报。张允和的电报只取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允。”张兆和在电报纸上写了一句话：“乡下人，喝杯甜酒吧。”邮局职员对电文感到诧异，问张兆和是什么意思。张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甭管，照拍好了。”
画家陈巨来年轻时爱上一女，但没追到手，便请友人张大千画一仕女，聊以寄意。张大千慨然应允，画一女凭轩远眺，窈窕多姿。画后张自己也认为这是平生得意之作。
苏曼殊一次与友人但懋辛在上海某戏院看戏，邻座为一少妇，仪态妩媚，因注目台上，没留神两指间香烟落下来的烟灰落在苏曼殊的新西装上。但懋辛嗅到焦灼的气味，急呼苏曼殊，苏则置之不理。少妇觉出后嫣然一笑，冲苏曼殊道歉，苏也报以一笑。散场后，苏曼殊反怪但懋辛煞风景，说：“为了绝世美人，损及一衣，算得了什么，何必大惊小怪！”
钱锺书曾受一个朋友委托，去撮合他与另一个女朋友的关系，见到那姑娘后，钱声明来意，开台便说了第一个理由：那位男朋友学问顶好。正待说第二个和第三个理由时，姑娘打断了他的话，清冷地笑道：“假使学问好便该嫁他，大学文科老教授里有的是鳏夫。”
作家黄裳在天津公学读小学时，一天刚进校门，就被老校工喊住，说有个女学生忘了带语文课本，要借他的用一下，下课后归还。校工不等黄裳表态就从他的书包里把书拿去，说：“你就甭管了，下课来拿书。”下课后黄从校工手里取走还回来的书，坐在教室打开课本时，发现书里夹着一个“巧妙地叠起来的花纸方胜”。等到下课，黄裳才悄悄打开来看，纸条上是铅笔写的一行小字：“我爱你，你爱我吗？”黄裳年纪虽小，却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他说：“后来上学时虽曾多次留心，但终于无法发现写字条的到底是谁。”
广东才女冼玉清毕业于岭南大学，后留校教书。有人形容她“容颜艳丽，才华超卓”，曾倾倒一时豪杰。面对无数追求者，她都不为所动，但并不假以辞色，曾赋诗云：“香饵自投鱼自远，笑他终日举竿忙。”这诗句传诵一时，虽吓退众人，到头来也坑了自己。冼终因美人迟暮，落了个没嫁出去的下场。她后来对自己年轻时的傲气颇多悔意，又赋诗云：“花开花落无人管，惆怅春风又一年。”
龚稼农曾与胡蝶同演电影。龚毕业于中央大学，能游泳、会骑术，人品演技都很出色，博得不少当红女演员的好感，其中也包括胡蝶。胡曾托人去南京摸龚稼农家的底细，得悉龚家世代书香，家道古风，当年西园三支铁笔，龚家即其中之一。龚稼农当时已结婚多年，不可能再和胡蝶谈婚论嫁。不过有人认为，于此可见胡蝶为人正派之一斑。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没维持几年，就遭遇了第三者插足。所谓“第三者”，是曾为浙江省教育厅长的许绍棣，郁达夫自然对此耿耿于怀，说：“现在他比我有名，再过五十年，我们两个齐名，再过一百年，我比他有名。”
学者黄侃性轻狂，蔑视伦理，一生结婚九次，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说。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曾回忆黄侃骗婚黄绍兰一事，致其一生流离失所，直斥黄为“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小有才适足以济其奸”。
1927年初，鲁迅即将离开厦门到广州，执教中山大学，他写信给已在广州的许广平：“想来二十日以前，总可以到广州了。你的工作的地方，那时当能设法，我想即同在一校也无妨，偏要同在一校，管他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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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饮食
梁实秋的同学张心一是甘肃人，喜食葱蒜；其妻是江苏人，家里忌食葱蒜。一次张心一到青岛，梁实秋在家宴客，张事先要梁给他准备一盘子大葱。梁从其所欲，备足了大葱和几张家常饼。客到后，狼吞虎咽地吃着烙饼卷大葱，顷刻而罄，直吃得满头大汗，对满桌子的其他菜竟未动筷子。张告诉梁，这是他数年来第一顿如意的饱餐。
1929年蒋冯大战冯玉祥失败后，被阎锡山骗到山西软禁起来。《大公报》记者徐铸成被派去采访。时冯住在阎锡山的老家五台县建安村，此前，徐曾在晋祠采访过冯，算是熟人了。当晚冯玉祥请徐铸成一起用餐，菜很简单，四盆荤素加一个火锅。时值冯的部下起兵讨蒋，徐便向冯问起战情，有否捷报传来。冯笑答：“我的消息，哪有你们记者灵呀。老实告诉你，我现在新闻的唯一来源，就是它。”冯用筷子指着桌子上的火锅说：“每次，他们打好了，火锅里就有了肉片、肉丸；如果今天只有白菜、粉条，那一定是他们失利了。这是我屡试不爽的。今天，你看，这里面肉片，肉丸不少，还有几条海参，看来，一定又打了大胜仗了。”
南昌起义失败后，叶挺和聂荣臻流落香港。漂泊数日，囊中羞涩，为了省钱，他们选了一家靠近池塘的早茶店吃饭。当时小饭馆都以数桌上的盘子算账，叶挺一边吃，一边偷着把吃光的盘子扔进池塘。
商震有“五洋”将军之称，即穿洋服、吃洋饭、住洋房、骑洋马、打洋球。他家雇有西餐厨师。商震任军长时，一次召手下三个师的参谋长去家里议事，饭点上用西餐款待，同席另有两个客人。这俩人显然对西餐的吃法不太明白，误把一盆用来洗手的水当汤喝了，商震为免使二人尴尬，也故意喝了一勺，说：“开过的水，可以喝。”
北洋政客潘复有个怪癖，吃饭时每样菜必先夹一筷子放在自己的盘子里。倘别人先动筷子，他对那样菜便不再举箸。不论外面赴宴或自家用餐，一概如此。
末代皇帝溥仪曾忆及第一次吃西餐时的情景：“我叫太监到六国饭店去买西餐。店里问：‘要买几份？’太监说：‘反正多拿吧！’店里要派人来摆刀叉什么的，太监说：‘那怎么成！你们可不能到宫里去。我们自己摆！’好啊，大碗大碟摆满了一大桌子，菜多得出奇。我看见一碟黄油，黏糊糊的，不知道该怎么个吃法，就对太监说：‘你们尝一尝！’他们吃了一口，连声说：‘太难吃了，太难吃了！’我还记得，汤是用乌龟做的，也很难吃。”
清末端郡王载漪，庚子事变后充军西北二十余年。他生性善饮，自称从不知醉酒的滋味。他在阿拉善定居蒙古罗王府，常与罗王作通宵之饮，一晚上能喝个三四斤白酒。当年载漪是主战派，一次酒后，他对罗王说：八国军队加在一起不过几万人，联军只是依仗武器及海运之利占得一时优势。战事失利朝廷可以迁都，之后调动全国兵马整军再战。太后错在只知道有北京，只想回皇宫……大清国就坏在了一个“和”字上。
天津泰昌洋行老板李全泰有一次过生日，在有名的商行分所做东，用的是义和成饭庄的八八（64样菜）上等酒席，一桌约几十元，当年一袋面粉不过二元。一摆就是20桌。席间，来宾同声盛赞红扒鸭和红烧鱼翅做得好。次日恰逢中秋，李寿星一高兴，把饭庄老板叫来说：“老爷们都说今天菜做得好，明天照原样，给我做20桌，一直预备到本月底，仍请原人在这里吃饭。”这一下，李全泰花了8000余元。
抗战期间，华北敌伪组织想让曹汝霖出任粮食局伪职。曹多少吸取了以前的一些教训，说：“日本人吃粮食不受限制，单管中国人，我怎么管？这不是找骂吗？”那时，北平的老百姓都吃用四十多种杂粮渣滓凑起来的一种混合面。一天，曹把混合面窝头带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对汉奸头子王克敏说：“这样的粮食怎么能让老百姓下咽！”王克敏听后，拿起窝头就咬了一口，说：“这他妈怎么不能吃！”
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时，一次患小肠疝气，在家养病。某日，黎元洪去看冯，冯借机向黎叫苦，称部队军士每天只能吃上小米饭，希望黎元洪多拨给一些粮饷，黎答：“小米最富营养价值，多吃头脑清楚，我很爱吃。”
瞿秋白临刑前，在《多余的话》的末尾写道：“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胜芳蔡”起家于河北霸县，后移居天津，成为名噪一时的“天津八大家”之一。到了第三代，饮食上已奢靡无度、随心所欲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了。蔡次泉早点必吃甜食，而且每天必花样翻新家中雇有专门的甜点厨师。蔡家养着不少鸭子，用糯米当饲料，喂肥后熬汤，蔡只喝汤不吃肉。蔡尤好紫蟹、银鱼，但都只吃活的。每年冬天，派人在三岔河口不分昼夜地轮流守候于渔船，捕捞活银鱼（银鱼出水后片刻即死）。
马其昌是袁世凯时代总统府的“典膳”，负责袁私人的厨房，大约有20个以上的佣人归其管。袁世凯的伙食费本来是每天100元，某日袁问马：“我一天饭费花多少钱？”马据实告以百元，袁连声说“要减要减”，遂减为60元。袁每天得喝鸡汤，负责熬汤的鸡汤刘，是袁从天津直隶总督任上带过来的专人，退休后子承父业。
袁世凯每天吃两顿饭。他是河南人，但不吃家乡饭，而是由天津一个姓徐的厨子掌勺，整成了天津口味。据说徐冬天上灶，身穿青缎子面狐腿皮袄，显见是随着袁的发迹也发（天津话，读四声）了。
作家李准生长在河南农村。抗战期间，他在达德中学读书时，逢河南大旱，学校的伙食标准一再看减。先是停止供应馒头，每天两顿面片。李准在同学里，属于年纪和个头都不大的。逢开饭，两大锅面片抬出来，个大力壮的学生便挤到前头，每人把着一把长把勺子，专捞面片。这些孩子的“捞技”也很高超，用勺子一搅，再一捞，稠的就进碗了。待李准这样身单力薄年纪又小的孩子凑到跟前时，往往就剩下半锅面汤了。随着旱情的发展，片儿汤也喝不上了，开始“跑灶”。李准回忆说：“每星期天回家背点红薯面饼馍，由母亲烙好卷点韭菜花，背到学校，每天啃点干饼馍，喝点开水。”
陈强当年作为热血青年，先到延安，入鲁艺，后随文艺大军开往敌后。此期间日夜行军，翻山越岭，备尝艰辛，经常是几天也吃不上一顿正经饭。一日，部队到达太行山区一个叫张谷庄的村子休整，边区政府送来粮食。他们都跟饿狼似的，无论男女，没人搂得住。陈强一气吃了四大缸子面条。据他回忆，那顿饭平均每人吃两斤。后来随队的医生劝大家少吃，说这是患了胃扩张的毛病。
正品尼姑在庙近60年，她晚年回忆说：“入庙以后，必须吃斋。吃斋有两种，一是吃全斋，就是长年吃素，鱼肉类不能吃，葱蒜不能吃，就连鸡蛋也不能吃，只能吃豆腐、蔬菜一类的东西。再是吃花斋，即每年旧历六月、腊月和每月的初一、十五吃素，其他时间可以吃荤。一般是师父吃全斋，也要求自己的徒弟跟着吃全斋；师父吃花斋，徒弟也就吃花斋。”正品是山东人，在庙里学会了烹调，曾站厨房掌勺。
虞洽卿喜欢吃猪下水。虞公馆附近有一家名同华楼的宁波菜馆，店内的一道“糟钵头”，为其他宁波菜馆所不见，相传为虞洽卿亲授。这道菜就是把猪肠、心、肝、肺之类切成薄片，用砂锅文火炖几个小时，直至猪杂酥烂，再加上糟卤后取食，据说其味无穷。有很长一段时间，虞洽卿每天中午来此吃饭，总是两碗米饭一个钵头，吃完便走。
拈花寺是京城名刹，民国时期，庙里的和尚等级分明，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方丈朝则牛奶，夕则银耳，虽是素食，却不失为美味佳肴，且价高于荤味。稍逊于方丈的是寺中的“中层干部”，即一些“职事”僧，他们每顿四菜一汤，每五天吃一次面条，平时中午与清众同饭菜，下午则一律吃白米饭。一般清众每日两干一稀，中午和晚上都吃粗粮，隔天吃一次白米饭，初一、十五吃馒头，副食是大锅菜和咸菜。
当年，京城的高等居士被各寺庙奉为上宾，他们一入庙，全寺上下都得跟着忙活，唯恐招待不周，也顾不得什么禁例了。大居士郑文轩的妻子每到拈花寺都非去方丈室抽大烟不可。一次，厨房忘了做杏仁豆腐，郑太太大为不满，临走放话：“以后再也不到拈花寺来了。”就因为这句话，全寺僧众挨了方丈全朗和尚的半天臭训。
李叔同出家数年后，一次，他在浙江师范教过的学生李鸿梁去庙里拜访。弘一法师说：你来得很巧，今天寺里吃“罗汉菜”，你在这里吃中饭。开饭时，李见桌子上摆着六碗菜，弘一法师换上破衣，指着桌上两碗同样的菜对李说：“这就是罗汉菜。”又说明了另外四色不同样的菜，是他特地告诉厨房临时添的，可知僧众平时午饭只有一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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