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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许多文人一样，有把旧信封拆开翻转再利用的习惯，他甚至还用牛皮纸自制信封。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做的信封“非常之整齐匀称，绝不歪斜，大小异形，用一定的方法、技巧，纯熟而又敏捷。”鲁迅对废纸等的利用十分在行，许广平说：“每于包裹的东西拆开之后，不但纸张摊平，放好，留待应用，而且更把绳子卷好，集在一起，预备要用的时候，可以选择其长短粗细，适当地用。”
鲁迅惯于喝浓茶，许广平回忆，鲁迅在北京时，“独用一只有盖的旧式茶杯，每饮一次泡一次。”鲁迅抽烟也是一根接一根，在北京时，不大用火柴，而是用烟头点下一根烟，那时也不用烟缸，满地都是烟头。许广平说：“一天过了，察看着地下烟灰、烟尾巴的多少，就可以窥测他上一天在家的时候多呢，还是出外。”
赵健臣在上海当庄客时，有一次和汤百万走在大街上，赵要叫黄包车，被汤拦住，汤说：“这样好的柏油马路都不走，太可惜了！”还说：“有钱不用，就容易找钱。”赵后来牢记这些话，终成亿万富翁。他曾回忆说：“我在上海当庄客，每月只规定零用其钱五元。为了躲避朋友的邀约，晚饭后我就上街去溜马路，常独自一人到‘大世界’去玩，因为只花二角钱的门票，既可吃茶又得看戏，甚为划算。”
云南出茶叶。当年西南联大有个姓陆的同学，泡茶馆是出了名的。某一时期，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茶馆里，每天起床后就到茶馆洗漱，然后泡一杯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饭后回来又是一杯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杯，直到灯火阑珊时，才挟着一本书回宿舍睡觉。
画家汤定之吸烟但不吸纸烟。他在家吸水烟，外出吸雪茄。
画家颜文樑有恋旧的习性。他年轻时外出写生放画具的竹筐，直至去世还留在家里。他的父亲去世前一天，曾给他一个苹果，他没吃，日久成灰，颜文樑便用一个玻璃器皿将苹果收藏起来，留作纪念。
报人钱荠尘居上海凤阳路，他有个习惯，有客人来访，不用茶水而用糖招待；他的另一个习惯是和客人谈话时，让两只猫依偎在身边，边抚摸边聊天。
南开的创办者严范孙每天都展看家里的山水画，有人问其何故，他答：“此身虽在尘嚣，此心却不可不置诸秀峦清涧之间。秀峦清涧不可得，其惟于丹青尺幅中求之。所谓慰情聊胜于无也。”
名士马一浮平时生活有“一上一下”的习惯。一上，指应邀赴宴时，必凌踞上席而坐，虽达官豪客也不客气；一下，指友人请他题诗写文，甘愿殿后，从不以名家身价与人计较高低。
汪曾祺有随意翻书的习惯，这是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养成的。他晚年回忆说：“我不好好上课，书倒真也读了一些。中文系办公室有一个小图书馆，通称系图书馆。我和另外一两个同学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看书。系办公室的钥匙就由我们拿着，随时可以进去……有的同学看书是有目的有系统的。一个姓范的同学每天摘抄《太平御览》。我则是从心所欲，随便瞎看。我这种乱七八糟看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
13．聚会
瑞蚨祥老板孟靓侯是山东人，张宗昌督鲁时，孟回乡扫墓，曾受到张“专列”加八名士兵随车护卫的“礼遇”。后来张宗昌到北京，孟靓侯投桃报李，在织公会所盛宴招待，请来杨小楼、梅兰芳等名角唱堂会，请来潘复、江朝宗等头面人物当陪客。这场宴席所费据说不下于一般中人之产，并且筹备经月才张罗起来。而张宗昌也只是“听一曲好戏，吃几箸名菜”，便匆匆离去。
1929年秋冬之交，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峡防局内招集一次盛大的聚餐会。来赴宴的多是一些当地名流，所谓“有教养的小布尔乔亚”一类人士，饭菜也相当讲究。但吃法很特别。餐厅不设座椅，来宾都站在桌边，自卢作孚起，一举筷子，大家都牢守“食不语”的教条，只听一阵稀里哗啦声，不到十分钟，这顿盛大的聚餐会便告结束。事后有人诧异地问卢作孚，何以把聚餐当成了打仗？卢答：人要紧张地工作，一顿饭慢条斯理地吃，实无道理可说，徒以养成松懈的习惯，故不能不改革之。
军阀陈调元军权旁落后，出任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他每天必备一桌酒席，招待赋闲在家的旧日袍泽和幕僚。抗战期间，他在重庆依然如此。陈的妻子让厨房每天另给他准备一份好菜，陈必端出与客同享，绝不独吞。后来，物价日涨，客人便劝他到后面自吃，不必出来招待。陈之念旧，于此可见一斑。
1926年，吴醒汉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一号寓所组织了一个辛亥革命同志俱乐部，常在这里聚会。一次宴会，借宿吴家的马毓英发现，来客多西装笔挺，穿戴齐整，唯有晚到的居正衣衫褴褛，貌似一村夫。这装束令马顿生敬意，席散后，他对吴说：“居正真不愧为革命的元老，生活如此艰苦朴素。”吴听了一笑：“觉生（居正号）是最会装穷的，别信他那一套。你不信，看他在吴淞所修建的房子，多么舒适。孙先生给他的革命活动费和革命烈士的抚恤费，他都克扣了，用来修自己的房子。”
抗战期间，傅雷蛰居上海，曾与十余友人组织两周一次的茶话会。参与者均为知识界人士，有钱锺书夫妇、李平心、陈西禾、周梦白等。大家轮流作文化或科学方面的专题讲座，同时议论时局。傅雷本人讲过法国文学；朱滨生医生讲过普希金枪伤可否治愈的问题；宋奇讲过英国诗歌中的布谷鸟问题；雷垣讲过相对论入门问题；沈知白讲过民族音乐现代化问题；周煦良讲过红学研究；伍子昂讲的是近代建筑……
齐协民是报人出身的政客，抗战期间寓居天津法租界，与“天津一班所谓退隐士绅、下野军阀、闻人后裔和银行巨子等，酒食征逐，消磨岁月”。他们组织了一个“二五聚餐会”（每星期二、五聚会），轮流在自家坐东。
天津行商分所成立于民国初年，由一些强势而闲在的买办组成。加入这个组织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非暴发户；二、个人资产在百万以上。分所所址设在当年日租界和中国地界接壤处，属于“三不管”地带，便于成员吃喝嫖赌抽。分所成员大约有五十来人，每天傍晚6点左右到“所”聚会，消遣作乐。
行商分所不设账房，负责人名于老八，另有十余员工。所内赌博不用现款，由于老八代为记账，事后清算。分所内备有中西餐及点心部，名酒菜肴应有尽有。如逢某人遇喜庆事，就叫义和成、聚和成、全聚德、会芳楼（清真）等饭庄来，大摆宴席。成员也可以带亲友去玩，但须严控来宾身份，穷小子是进不去的。
1922年11月的一天晚上，北洋政府盐务署长张英华在小方家胡同设家宴，内务总长孙丹林到场时，见陆军总长张绍曾、农商总长高凌霨、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吴景廉等已在座。吴、王两议长正横榻抽鸦片，见孙丹林进来，便举枪让孙，孙辞以不会吸烟。后众人入座打牌，又让孙参加，孙仍以不谙赌博相辞。吴景廉嘲讽道：“孙总长既不会吸烟，又不会打牌，真是好人，无怪乎现在有好人内阁之称号也。”
1917年秋，研究系退出段祺瑞内阁后，决定派汤化龙和林长民赴日本、美国考察。行前，汤化龙在石板房胡同头条私宅宴请30多位研究系在京要人。席间，田骏丰痛饮梁善济从太原带来的汾酒，竟致过量，醉死在汤家的沙发上。汤当时顿足大哭，极为哀痛。哪知就在这次考察行将结束，汤于温哥华候船回国期间，在当地华侨举行的宴会上，被一个理发师拔枪击毙，客死他乡。
张学良易帜后，何其巩为北平市长。一日他在家宴客，席间强迫学者傅增湘喝酒，不喝则罚说笑话一个。傅便即席编了一段：“我幼年在私塾读书时，有一学长，读书不通而好拽文，之乎者也，常不离口。会其新婚之夕，我与同学好事者数人，潜到其窗前听房，久久不闻声息。众皆兴尽，行将散去。突闻新郎长吁一声，悄问新妇：‘何其巩（通恐）哉？’”
1936年5月23日，金城银行广州分行开业。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特地从上海赶来主持开幕仪式。当日贺客云集，晚周作民率同人宴客于广州南园酒家，来者不拒。有人记述说：“菜肴丰盛，有燕窝、鱼翅、烤小全猪诸品。酒，中外均备，茅台尤多，尽吃。橙汁如流水，一切听客饮用。一夕之费，耗资甚巨。”周作民在中厅招待要客，同席有罗文干、梁士诒之子梁定蓟、广东财政厅长区芳浦等。席间罗文干说：“我在银行界有两个好友，一张公权，一即周作民，不过两人共患一种病——怕老婆。”众人听后哄堂大笑，周则张开五指发誓：“谁怕老婆，谁是王八。”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因翻墙跌伤胸椎，到杭州西湖别墅疗养。南京中央医院电疗科的黄医生曾去治疗一个疗程，蒋病况大为好转。一天上午，蒋用方言对黄说：“黄医官，依弗同我讲言话，晓得地个宁蛮好白相。今朝请依吃饭，到‘楼外楼’去吃糖醋里脊好哇啦？”中午之前，励志社头目黄仁霖把所有医生都招至楼外楼，蒋本人也乘车前往。医生们原以为主人请客自然是主客同席，哪知蒋的侍卫人员早已给蒋另定专室，医生们则单在一起聚餐。
抗战胜利后，戴笠到北平，在伪宪兵司令黄南鹏家大宴华北群奸。饭后，他宣布依据中央命令，将席上汉奸悉数逮捕。
1933年夏的某日，陈彬和在新亚饭店请客，招待德国女作家柯贝尔。胡风应邀赴宴，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进有冷气的房间。”
1938年春天，郭沫若到长沙访田汉，田请郭吃饭，有数人作陪。郭沫若喝高了，醉中一时诗兴书兴并发，索笔狂草，题诗一首。跑堂的在一边叹道：“这位先生是谁？写诗不用打稿子，拿起笔来龙飞凤舞，就跟我们扫地一样。”
战后，作家李健吾受郑振铎委托在上海办《文艺复兴》杂志。后来通货膨胀，物价腾飞，杂志面临困境。郑振铎在庙弄请编辑和作者饱餐了一顿福建菜，来赴宴的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钱锺书、靳以、艾芜、辛笛、唐彛取３逞敢讶ナ溃仙岣懊拦猓执难飞稀奥彻屠喜堋敝械乃娜硕嫉较Ｏ涔舳灾Ｕ耦焖担骸澳悴桓陡宸眩颐且参阈锤濉！�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大教授沈尹默闲极无聊，便约几个朋友到什刹海会贤堂楼上面湖喝茶。他对朋友说，我们在这里偷闲，这个当儿说不定会有一件什么大事发生，他还即席作《减字木兰花词》一首：
会贤堂上，闲坐闲吟闲眺望。高柳低荷，解愠风来向晚多。冰盘小饮，旧事逢君须记省。流水年光，莫道闲人有底忙。
1925年双十节，孙伏园在北京大栅栏一家西餐馆请客，答谢《京报》副刊的作者。在一间餐厅里/w/r/s/h/u/摆着一大张长条桌，面对面坐满了人，每人的座位上都有名签。席上钱玄同不断地和李伯玄、陈学昭这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开玩笑，两人都不知该如何对答。
1922年七夕之夜，赵眠云约郑逸梅、范烟桥、顾明道等五六人到苏州留园涵碧山庄闲谈，大家觉得这种聚会很有意思，便商量着结成一社。范烟桥说，今晚是双星渡河之辰，可叫“星社”。星社不定期聚会，所谈无非文艺。后来不断有人加入，十年后，恰好凑成36人——天罡之数。他们的聚会以茶会为主，点心都是自制的，一年中也有两三次较具规模的聚餐。
民国时期，苏州无衣食之忧的少爷们，每天无所事事，常去泡茶馆。茶馆渐渐便成了他们谈天说地的俱乐部，郑逸梅后来回忆说：“他们谈话的资料，有下列几种：一、赌经；二、风月闲情；三、电影明星的服装姿态；四、强奸新闻；五、讽刺社会……一切世界潮流，国家大计，失业恐慌，经济压迫，这些溢出谈话范围以外的，他们决不愿加以讨论。”
张恨水在南京当记者时，有个聚会的圈子，都是同行，大约二三十人，年纪从十几岁到四十多岁不等。圈子里天天聚，参与者或三四人，或七八人，如金圣叹所言：“毕来之日甚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聚会的地点也不固定，夫子庙歌场或酒家、照相馆老板汪剑荣家、医生叶古红家、新街口酒家、中正路《南京人报》或《华报》、中央商场绿香园等。聚会多是互为宾主，谁高兴谁就掏钱。在饭馆聚会，闹酒是难免的，偶尔也闹大一次，比如踢翻了席面，冲歌女大发脾气之类。喝酒以外的聚会，有时是喝茶，有时是到书场听大鼓，有时是到莫愁湖划船，有时是打麻将。十年后，张恨水在重庆忆及往事时叹道：“这些朋友，有的死了，有的不知道消息了，有的穷得难以生存了。”
章诒和在《伶人往事》里说：“尚小云广交朋友，因此他的饭局也特别多。他与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以及别的朋友每月总有两三次固定的聚会，各自出钱，也就是现在的AA制。他们聚会可不只为吃喝。这些大演员、名艺人常在一起谈论琴棋书画，切磋技艺，传递消息。地点多在前门外的泰丰楼饭庄，有时也在珠市口的丰泽园饭庄、煤市街的致美斋饭庄。”
民国初年，屈映光曾任浙江省长，逢人请他赴宴时，他便这样回答：“兄弟素不吃饭，今天更不吃饭。”
1931年1月8日，浦江清在清华工字厅西客厅请一些学界友人吃饭。到者有顾随、赵万里、俞平伯、叶石荪、钱稻孙、叶公超、毕树堂、朱自清、刘廷藩等。浦江清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席上多能词者，谈锋由词而昆曲，而皮黄，而新剧，而新文学。钱先生略有醉意，兴甚高。客散后，钱先生与斐云留余于西客厅谈，灯熄继之以烛。斐云即宿西客厅。余归室睡。”
张元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时，招集聚会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以商务名义请客，就去外面的饭馆。请名流常去杏花楼（粤菜）、小有天（闽菜）、多一处（川菜）等大饭馆，费用由商务出；如果是熟人、同事，则常在家设宴，费用自理。每届新年，张都要请商务同事来家里喝年酒，由于人多地狭，需数日才能轮遍。张请客用西餐，家里的厨子名仁卿，做西餐有一手。每逢此时，张家的子女便与仁卿约定，每道菜留出一份，让他们也跟着沾沾光。张家的菜单大致为：第一道蔬菜牛肉汤；第二道鱼，经常是煎黄鱼块，另备英国辣酱油；第三道虾仁面包，把虾仁剁碎，涂在面包上，下锅煎黄；最后一道主菜，烤鸡或牛排，附加二三种蔬菜。末尾上甜点、水果、咖啡。
卢沟桥事变后，张元济常约一些友人到家漫谈时局，起初有叶景葵、温宗尧、颜惠庆、黄炎培等六七人，家里略备点心招待。后参与者渐增，便演成固定的聚餐会，地点选在爱多亚路的浦东同乡会。参加者扩大为文化界、实业界、外交界、金融界等名流，轮流做东，每两周一次，必要时增加一次，成为著名的孤岛双周聚餐会。陈铭枢、蒋光鼐等军方将领也曾应邀出席。再后来，聚餐会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