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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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 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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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称帝前,冯国璋闻风入京见袁,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袁世凯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

袁世凯病危时,除袁克定外,单给每个儿子15万元。当时袁的五妾杨氏、六妾叶氏和八妾九妾刘氏都已怀孕,因不知生男生女,便预留60万元由克定保管,如生男就依例付给,生女则留作公费。后来,四妾中有两人给袁生了遗腹子,两人生女。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晚年妻离子散,租住在京郊海淀的一间小屋里,最终潦倒而死。袁的另一个儿子克端亦为败家子,夫妇大吸鸦片,终日享乐,挥霍无度。后来一天只能得到一块钱的生活费,虽破败至此,但梅兰芳来天津演戏时,袁克端夫妇还是当了一件皮袍定下包间,同去听戏。

李纯是天津乡下人,幼年家境一般,后入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读书,毕业后混迹军中。民国以后,曾任江苏督军,任上发了横财,家当无算。

李纯自1914年起广置房产。先以4万元购得北京铁狮子胡同一处住宅,又以2万元在天津黄纬路购地建住宅一处。此后,他陆续在天津南市购下南起东兴市场、北至荣吉街以北的大片房产,占地皮约140亩。经扩建,共有楼房、平房、市场、戏园、澡堂等约4500间。李还在河北三马路东兴里、五马路、北马路一带,购买、修建房屋1404间;在河东东兴里一带拆建和扩建房屋500间;在英租界20号路购洋楼八所;他在英租界11号路等路段还有四处住宅。如此来看,说天津版图的几分之几是李家的,似也不为过。李纯后来又在北京珠市口等地段置下房产700余间,在天津周边则置地无算。

除上列不动产外,李纯还有一本秘密的财产账,系江苏督署机要室秘书主任芮谷贻书写。李死后递存于其妻王氏、其弟李馨手中。这个账单所记家当大体如下:

黄金2400两,存王氏手中,都系20两一块的金块;黄金1940两,存孙氏(李的次妻)手中,都系20两一块的金块;现款300余万元;懋业银行股票50万元;大陆银行股票20万元;北洋保商银行股票15万元;山东省工商银行股票4万元;哈尔滨耀滨电灯公司股票4万元;北京电车公司股票10万元;天津裕大纱厂股票8万元;龙烟煤矿股票2万元;中华书局股票5000元;天津一大皮革公司股票12万元。

李纯死后,在天津出殡和南京开吊共花出10余万,这在天津,不是绝无仅有,亦属极其少见。

李纯的侄子李震欧因继承大笔家产,怕被绑票,自小不出家门,也不读书,曾放话:“李家是千顷地一棵苗。”意在独吞李纯遗产。1935年,他不过十六七岁,便带着厨师和随从,南下沪杭,遍历泰山青岛,北游大同,登太行山,足迹所到,挥金如土。回来后,将住所楼下的汽车房厕所打开,辟为热带鱼室,雇一个名叫张胖子的人专管,对稀奇鱼类,有价即买,耗资两万以上。玩腻了之后,又将鱼室扩建为小动物园,猴子、海豹、鳄鱼等俱全,还买了条大蟒,天热时缠在身上,故意站在门口,以致路人侧目,绕道而行。

盛宣怀的儿子盛老三日伪时期附逆,本来就家底丰厚,此时运销鸦片,逆产已无法计算。他在上海有十几处住宅。所用痰盂,都是以纯金制成的,其他如烟具、烟灰缸、高脚盆乃至挂在走廊上的鸟笼子,也都是金的。有人认为,盛老三享用之奢侈,是那些汪伪巨奸所望尘莫及的。抗战胜利后,盛家被抄,逆产清册达128页。其中有一只白金镶成的九角形大钻别针,当中镶着28克拉大钻一粒,周围镶有重约15克拉的小钻160粒。

何应钦夫妇无子女。他在南京、上海、无锡、贵阳、重庆等地都有豪宅。他的存款数外人自然无从知道,但抗战胜利后,南京某报纸曾发表一个“国府要人财产比较表”,将何列为仅次于宋子文的第二位,此消息虽难说是实情,但至少不离大谱。

刘峙多年搜刮所得,虽无具体数目,但他在汉口买下两个大里弄,在南京也买了一条胡同。合计近千间房子,其家当大体可估。

胡宗南曾说:“要钱干什么?我平生不爱钱,身上从不带钱,箱子里也从不放钱。”

汤恩伯家里不置产业,在各大都市不买洋房,国内外各大商埠也没有他的企业。他在当了两任师长、一任军长后,银行存款有80万元。当时法币还处在稳定时期,有属下建议他取出来活动,汤表示有钱应存在国家银行流通,不准提取。他常说:“孙中山死了,并没有要他家里拿钱去埋他。”

康有为晚年,过着“钟鸣鼎食”的日子。康公馆光是大米平均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176斤)。康家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副食品多用汽车运输,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400银元以上。康有为不断与外界联系,时常“通电”对国事表态,据说电报费每年可达上千银元。再加上婚丧喜庆应酬费等等,总开支平均每月2000银元左右。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每年花费不下两万银元。

民国初年,蒋介石混迹上海滩,娶姚怡诚为侧室,成天在外花天酒地。蒋家雇了一个厨子,一个当差,一个女佣,但工资常发不出来,他们的日常生活往往靠来客赏赐维持。许崇智每次去蒋宅,必赏茶包50元。此外又找一些朋友去打牌,由姚怡诚抽头,平均分给三人用。蒋当时的朋友中,以张静江最富有,是湖州南浔四大豪门之一。蒋在上海活动的经费及生活费,都仰仗张静江供给。据说由蒋经手向张陆续支用的钱达十余万之多。

郑伯昭是上海滩的大买办,但生性吝啬,就喜欢用算盘算账,属于一毛不拔的典型。但他也有另一面。郑有六男四女,他把其中的两个儿子送到剑桥大学读书,归国时,从欧洲运回各式各样的汽车,郑家搁汽车的地方一度被人说成是汽车展厅。郑本人也坐着当时最名贵的Rolls Royce(劳斯莱斯)牌轿车。郑家有私人游泳池。英美烟草公司举行盛大宴会时,郑的妻子有时也出席,帽饰上嵌着两粒蚕豆大的钻石,不少洋人的女眷都看了发愣。郑的儿子们还养着几十条狼狗,雇专人做狗馒头,每天要吃进去几十斤牛肉,解放前夕,这批狗被主人包了一架飞机运往香港。

1948年夏秋之间,蒋经国在上海督导经济。9月11日,蒋曾传讯周作民,要其交代所藏外汇数目。周答:“我个人没有外汇,我从事金城银行工作几十年,除在上海、北平有三处房地产及一些银行股票外,个人向来不做外汇买卖,也不积存外汇,仅有美金三五千元。”

张伯驹的父亲去世后,遗有50万元的盐业银行股票。张将其中30万元给天津家用,另20万元留北平家用,他用这笔钱买了宋元字画,以后又向盐业银行陆续透支40万元收藏字画。战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张伯驹便很轻快地还上了这笔欠账。

1934年1月11日,闻一多在一封写给友人饶子离的信中述及自己的生活:“四个孩子的家庭已经够我受的了,再加上每月给家里寄四十元,给岳家寄三十元,而岳家的境况更是一言难尽,我若不寄钱去,一家人就得饿饭——真正饿饭……总之我自己虽困难,守着这三百四十元的事挨下去,总算是一条生路。”

陈学昭1922年入上海爱国女学读书,同学中不乏有钱人家的女儿,如一个京剧名角的两个妹妹,大资本家虞洽卿的女儿等,她们上学放学,都是小汽车接送。

抗战胜利后,作家黄谷柳到香港谋生,一家六口在九龙联合道租了一间不及4平方米的小屋,只摆了张床,没有桌椅。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不时哭啼,黄根本无法写作。屋外走道的一端是房东安放的一个“神位”,刚好可以放下一个小板凳,黄谷柳的妻子便用一捆木柴和邻居换了一个肥皂箱,黄就是在肥皂箱上写成了名篇《虾球传》。

抗战爆发后,战火蔓延至丰子恺的家乡,他被迫逃离刚落成不久的“缘缘堂”。后有信传来缘缘堂已焚毁于战火。丰子恺一家十余口在逃难中互诉损失的家当。有人可惜衣橱里的许多衣服,有人可惜满堂新置的家具。他的一个女儿说:大风琴和打字机最舍不得;另一个男孩说:秋千架和新买的脚踏车最肉痛。丰的妻子则挂念她房间里的一箱垫锡器和一箱垫瓷器。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出任北平行辕主任。一日,齐白石前来造访,称无米下锅,无煤取火,请求救济。李宗仁也无良策,只能从行营人员的配额中酌量拨出一部分给了齐白石。齐因此对李甚为感佩,认为李宗仁能礼贤下士。他特地画了一幅寿桃,送给李宗仁夫妇。后来李定居美国,这幅画一直挂在他的客厅。

民国初年,上海滩靠卖文能买得起汽车的,唯毕倚虹一人。到了二三十年代,文坛富翁当数邵洵美和徐志摩。邵是豪门之后,继承了大笔遗产;徐则是大学教授中唯一有私人汽车的人。

北平时期,一个大学教授的月薪大体为360元,所谓庚款教授多达450元。陈垣教授除日常收入外,还四处兼职,每月能挣上千块。

民国初年,张元济家的浴室里已装有煤气热水炉,点燃后20分钟即热。此外室内还装了一个类似水汀(暖气)的煤气炉,便于冬天洗浴。张元济规定,每星期全家洗一次澡。

1934年,张元济的女儿出嫁。她向家里所提嫁妆仅家具就要四套,包括卧室、客厅、餐室和书房。此外还提出要冰箱和汽车两大件。这在当年,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而张元济当时已退休,商务印书馆两年前因战火遭巨创,张家家境远不如前。父母为满足女儿的心愿,只能东拼西凑。张母连操心带忙累,事后一病不起,不久即离世。

袁世凯的某个儿子在燕京大学念书时,不住宿舍,公馆安在海淀。他每天包车去上学,佣人跟着,等在教室外,课间休息时,佣人要递擦脸手巾、香片茶、三炮台烟。

《罗曼罗兰传》的译者鲍文蔚从法国留学回来后,在北平中法大学当教授,另在孔德学校兼课,月入300元上下。鲍家住两个小院,共八间北房,两间东房,两间西房。家里有客厅、书房、盥洗室、浴缸、厨子、女佣以及自己的包月车。书房里四壁书架陈列着他从法国带回来的上千种精美书籍。

老舍小时候家里穷,小学毕业时,每人要交两张照片,他家掏不出照相的钱,后来卖了一个破箱子,老舍这才算毕了业。

上世纪30年代,熊十力是北大名教授,住沙滩附近,独居。屋里一目了然,一张木板床,被褥等不仅旧,而且脏和破。没有书柜,书都堆在一个破旧的架子上。屋里有两个箱子,一个是柳条的,几近朽烂,另一个是铁皮的,底和盖竟然不是一回事。

杨丙辰在北大西语系任教时,每月领到薪水,都要端坐在教员休息室的书桌前,一边在一张纸上写数字,一边把钱分成几份。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答:怕报假账露了马脚,必须先算清楚。又问他为什么要报假账,他再答:每月要给穷朋友一点钱,怕家里太太知道了不高兴,要找理由瞒哄过去。

《京报》老板邵飘萍生活奢侈。他是中国新闻记者乘私人汽车外出采访的第一人,当时北洋政府的许多总长还只备马车。他抽的烟是请烟草公司特制的,烟盒上印着“振青制用”的字样。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教授之家的生活与清华北大时期已有天渊之别。教授夫人除了当家庭主妇,还得充当一些为糊口而为之的角色。联大主要负责人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自蒸“定胜糕”卖,她后来回忆:“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口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梅贻琦字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的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

吴晗曾回忆西南联大时期的闻一多:“他住在乡下史家营的时候,一家八口(连老女佣)光包饭就得要全部月薪的两倍,时常有一顿没一顿,时常是一大锅清水白菜加白饭。敌机绝迹以后,搬进城,兼了昆华中学的国文教员。每月有一担米,一点钱,加上刻图章,勉强可以维持。”

1942年底,茅盾路过贵阳,去文通书局访总编辑谢六逸,谢不在。茅盾从其同事处得悉,谢六逸在外兼职达五六个之多,每天要在马路上奔波两三个小时。以谢六逸的个性,是不喜欢多兜揽事情的,因而茅盾判断其子女多,经济状况一定不佳,不得已才四处兼职,以养活一大家子。第二天谢到招待所回访茅盾,叹道:“在贵阳一住五年,实在寂寞得很。”

上世纪30年代,罗尔纲随胡适来到北平,供职于北大文科研究所,月薪60元。他把妻儿从广西接来后,租了一间小房,因接送儿女上学,不得不包下一部黄包车,这样一来,一家四口最低生活费也要90元上下。罗便卖文以补家用。他说:“当时我的工作分成了三方面:考古室办公时间做整理艺凤堂金石拓本的工作;星期日及假期到图书馆去继续搜集太平天国史料;晚上回家却在荧荧煤油灯下赶写太平天国史文章,常常写到午夜不得休。”

1917年,徐悲鸿夫妇在北平等着出国的一段日子过得很苦,蒋碧微后来回忆:“自从到了北平,我们一直很穷,徐先生通常都在北大吃饭,或者是参加应酬,碰到家里青黄不接,他也多半不大在意。有一回我身上只剩下了两个铜元,折算起来还不到一分钱,正在发愁,程妈来说先生不在家吃饭,我们马马虎虎买半斤面条下了吃吧。我问她半斤面条要多少钱呀?她说四个铜子。我一时拿不出来,只好叫她先垫付一下。第二天逼得没法,想拿母亲给我的一只金镯子去当掉,但是徐先生不肯上当铺,他的理由是一个男人拿着女人的首饰去当,人家会怎么想呢?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去。一出门就是后门大街,大街上有当铺,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布帘,我在门口梭巡许久,一方面缺乏勇气,一方面又怕熟人碰见,最后我想起不进去不行。这才在四望无人的时候,一头钻进了棉布门帘,抬眼一望,当铺柜台比我的人还高,我举起手将金镯递给朝奉,他接过掂量一下,说是可以当四块钱,我一声不响,拿了四块钱和当票就回家。”后来这金镯子还是被徐悲鸿赎了回来。

蒋碧微说:“我和徐先生结缡二十年,生活过得一直很苦,日本、北平和巴黎的困窘不谈,回国以后徐先生的名气虽然越来越大,但是他从来没有卖过一幅画,倒是他收购金石书画的支出,反在渐渐的增加。他每个月将薪水交给我,我却要匀出一大部分去支付他收买艺术品或是裱画的费用,因此回国那么些年,我们不但没有储蓄,甚至经常捉襟见肘。”

丁文江生前声名显赫,曾为拟议中的驻苏大使和铁道部长。丁暴病去世后,留下来的钱,仅为2000英镑的保险费。这笔钱由竹垚生负责管理,以供应其遗孀的生活。

彭素民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国民党总务部长、农民部长等要职。彭虽居高位,却“未尝为家谋”,1924年病故后,“家贫母老,子女六人俱幼弱,教养无资”。后经廖仲恺等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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