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板上散步。沈母遥望江天，颇有感触地说：“你父亲一生只到过杭州，我今天见的世面比他多了。”
孙中山和章太炎都住上海时，章太炎常雇人力车去孙家，但归途却不识路，每次都由孙派人另雇一车送章回家。某次孙派人送章出门，门口只有一辆人力车，章坐上车即令车夫快跑，本欲送章回家的人等到另一辆车来时，章早没了踪影。车夫半路上问章去哪里，章说：“家里。”车夫问家在哪里，章答在马路上弄堂里，弄堂门口有一家纸烟店。结果是章一直坐着人力车在街上打转。
金城银行老板周作民奉行有饭大家吃的管理之道。上海总行内，私人汽车有二十多辆。都由银行负责汽车的开销。有人评论说：换一个人当总经理，看到这许多坐汽车的开支，一天都受不了。而周作民就是凭着这种做派，号召两千多人糊里糊涂地替他出尽力气。
茅盾写《子夜》时，曾把部分初稿给瞿秋白看。原稿写吴荪甫出行坐的轿车是福特牌，因为当年上海有钱阶层流行福特轿车。瞿秋白则提出，像吴荪甫这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他建议改成雪铁龙牌，茅盾定稿时采纳了瞿秋白的意见。
民国时期，长沙的黄包车别具特点：车夫身穿长袍，拉车不跑，漫天要价。因而除了老年人及带行李的旅客，一般市民都不坐。
1937年秋天，为避战乱，茅盾把两个孩子从上海送到内地。回程从武汉买了张到杭州的车票，10月24日发车，抵杭州已是11月5日，走了将近两个星期。
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后，全家于1930年11月28日离开上海去北平。当日胡适门生罗尔纲随胡适一家四口乘出租车到火车站，他说：“满以为胡适广交游，徽州亲戚也不少，今天月台一定站满亲朋来送行的。谁知半个影子也没有。”火车抵北平前，罗尔纲又以为胡适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的负责人和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至少这两个单位应该有人来接，“谁料车进了站，同样连影子都没有。”只有胡适的表弟雇了一辆汽车，把他们领出车站来到汽车前，随即也离开了。
1918年5月13日，即徐悲鸿与蒋碧微“私奔”的前一天，徐秘密通知蒋碧微，要她当晚悄悄离家，雇黄包车到爱所亚路长发客栈找他，并叮嘱说：雇车要找留辫子的车夫，因为那种人比较老实可靠。
民国初年，陈三立住南京中正街，家门口有一条很短的铁路。一日陈独自出游，回来时乘人力车，车夫问地名，陈茫然不知，便挥手让车夫前行。穿街入巷，走了一阵子后，车夫又问地名，陈仍答不出来，忽急中生智，想起了火车声，便告车夫家在火车站附近。而车夫所行，正与其家的方向背道而驰。好不容易回到了家，家人有的四处寻觅，有的立在门口张望。若是门前没人，陈也未必认得出这是自己的家。
民国时期，苏州天平山的轿夫一度都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兜揽生意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太太，你现在不坐，到时候你要是从山上坐轿子下来，我是要把你骂出山门的。”
1936年春天，徐悲鸿南下广西。6月，蒋碧微决意去南宁把徐劝回南京。她从上海乘船，经香港到广州，再从三水坐轮船经梧州到南宁。从梧州到南宁的船是一艘只有一间舱房的小火轮，舱内两边有六张上下床，蒋碧微上船后发现，12个旅客中，除她之外，都是男的。蒋碧微后来回忆：“这一段航程，足足要走三天。当时正是南国酷热难耐的天气，三天里我既不能沐浴，又无法更衣，狼狈困窘可想。住在我上铺的那位先生，有一双黑茸茸的毛腿，清早醒来，一眼望见两条毛腿高高悬在上铺床沿，总使我觉得厌恶万分，浑身都不自在。”
1933年6月18日上午8点，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和儿子杨小佛登车出门，轿车刚开出中央研究院大门，四个早已埋伏多时的特务便一起冲出，拔枪围着汽车乱射。司机负伤后破门而出，杨杏佛爱子心切，并没逃离，而是用身体挡住儿子，饮弹身亡。
《申报》老板史量才的遭遇与杨杏佛相近。1934年10月。史量才去杭州休养，11月13日午后，乘汽车沿沪杭公路回上海，同车还有史的妻子、儿子、侄女等，加司机一共六人。当天下午3点左右，汽车行至海宁附近的翁家埠时，突然被一辆汽车挡住去路，车上跳下数名匪徒，持枪先将司机打死，史量才等见状纷纷下车逃命，被匪徒追击。史原本已逃入一个茅屋，从后门再逃时，因不认路，避于一个干涸的小池塘里，被追来的匪徒发现，一弹穿其两耳，史当场毙命。其子则得以逃脱。
上世纪30年代，顾颉刚一度受聘于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两个单位，并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两校一个在城里，一个在郊外，相距30里，顾则住在西皇城根5号。顾颉刚为此买了一辆汽车，奔波于两校及各种应酬活动之间，他每月因此支付的费用为司机20元，汽油100元。由此可见顾颉刚收入之不菲。
梁漱溟的一个学生有一次和梁漱溟夫妇同坐一趟火车，见梁夫妇间一路无话，就对梁漱溟说，旅途中应该聊聊天，怎么你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梁漱溟说，你不要以为我是在闲着，你看我闲的时候可能是我最忙的时候。
上世纪20年代，周作人是北大教授，同时在燕京大学兼课。因而常从城里去西郊，1926年10月20日，他在一封信里说：“燕大开学已有月余，我每星期须出城两天，海淀这一条路已经有点走熟了。假定上午八时出门，行程如下，即十五分高梁桥，五分慈献寺，十分白祥庵南村，十分叶赫那拉氏坟，五分黄庄，十五分海淀北篓斗桥到。今年北京的秋天特别好，在郊外秋色更是好看，我在寒风中坐洋车上远望鼻烟色的西山，近看树林后的古庙以及河途一带微黄的草木，不觉过了二三十分的时光。最可喜的是大柳树南村与白祥庵南村之间的一段S形的马路，望去真与图画相似，总是看不厌。不过这只是说那空旷没有人的地方，若是市街，例如西直门或海淀镇，那真是很不愉快的，其中以海淀为尤甚，道路破坏污秽，每旁沟内满是垃圾及居民所倾倒出来的煤球灰，全是一副没人管理的地方的景象。街上三三五五遇见灰色的人们，学校或商店的门口常贴着一条红纸，写着什么团营连等字样，这种情形以我初出城时为最甚，现在似乎稍好一点了，但还是未全去。”
1924年春，泰戈尔来华，访问北京后，由徐志摩和英国人恩厚之等陪同去山西。行前在车厢里，徐志摩还在给林徽因写信，墨迹未干，车已开动。恩厚之发觉徐志摩手持信笺，表情伤感，趁着热闹混乱，把信取过替诗人收藏起来。这封没有发出的信后来成了藏品，上世纪80年代被发表出来。
1927年寒假，在清华任教的吴宓乘火车回陕西探亲。1月11日车过山西，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如此观感：“山西境内，田畴整治，城垣壮丽，野无盗贼，途少乞丐，不得不归功于阎锡山也。”
6．家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衡量北平小康之家的“标准”一说为：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赛金花晚景凄凉，从名妓几乎沦为乞丐，靠人接济度日。上世纪30年代中期，瑞蚨祥西栈每夜设局，酒肉征逐，一副豪赌滥嫖狂抽的场景。29军的实力派人物，从宋哲元到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肖振瀛以及石友三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赛金花也常来“坐台”，客人们怜其落魄，一场豪赌之后，抽头二三百元，悉数送与这位有名的“赛二爷”。赛则如获恩赐，感激涕零。
学徒出身的瑞蚨祥老板孟靓侯后来富可敌国，他究竟有多少家当，已无可统计。孟家在天津英租界湖北路12号对过小巷内有一处住宅，院内特制一个洋灰地窖，作藏金之用。解放前夕，孟家迁出前启窖掘金，内有黄金8000条，达8万两。这也仅仅是孟家无数财产的一部分。与此相比，电视剧《潜伏》所表现的天津另一处租界住宅——余则成家——的鸡窝所藏的那二十几根金条，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重庆“财神爷”赵健臣说：“我一生的钱，大约值80万两银子。”
上世纪20年代，段祺瑞欠黎元洪7万元，后因无力偿还被黎告上法庭。
上海沦陷后，物资短缺，日军和汪伪政权对一些生活用品实行配给供应，大户人家有钱也花不出去，日子日渐难过。后来的香港航运业巨头曹文锦当时不过十六七岁，他父亲曹隐云与汪伪政权的一些“要员”如陈公博、钱大魁、唐生明等以前私交甚密，此时便派上了用场。唐生明是蒋介石派到汪伪政权“曲线救国”的，他常到曹家串门，其大太太甚至还在曹家住了几个月，可见两家的交情非同一般。日本人每月配给唐生明的生活用品相当充裕，除自家享受外，他也分一些给曹家。曹文锦后来回忆：“我记得最难受的是冬天没有煤取暖，没有煤烧水洗澡。唐生明来上海后，我们一家人常常去法租界金神父路的唐公馆洗热水澡。”曹所谓感到“最难受”的，在当时江南一带的穷人看来，无异于“吃饱了撑的”。
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后，在天津生活了多年。他在《我的前半生》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天津时期的购买用品的开支比在北京时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像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又要买，而且花的钱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皇后的身份。文绣看她买了，自然又叽咕着要。这种竞赛式的购买，弄得我后来不得不规定她们的月费定额，自然，给婉容定的数目要比文绣的大一些，记得起初是婉容一千，文绣八百，后来有了困难，减到三百与二百。”
胡蝶成名时，还不兴片酬一说，她在明星影片公司的月薪是2000元。其中实发1000元，另外1000元先赊着。此外公司还给她配了一辆专用小汽车。就这1000块也并非小数，当时大米的价格仅为一石10元。
明星影片公司发迹之后，高层管理人员如总经理、经理、协理等也都随之“阔”了起来：出入汽车，家里厨子、听差、奶妈、花匠等一应俱全。老板张石川的妻子何秀云就自称同时用过七个仆人。
曹锟贿选时，熊秉琦任山东省省长。曹贿选的资本，据说以熊的“报效”为最多，前后达百万元以上。1924年，熊秉琦下台，卸任前在济南、青岛一带大量收购黄金，致金价暴涨，舆论沸腾。他因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唯恐事发惹祸，回北京后整天疑神疑鬼。某晚，有只猫在房上走动，熊便疑为刺客，命人包了几百元钞票搁在房顶，目的是“贿赂”刺客买命。几天后，钱包还在原处。熊仍不死心，又差人将500元置于一偏僻处，故意让人拾走，借以“解冤”。但由于地方太偏僻，也没人去“拾遗”。最后只好将钱放在显眼的路边，他的这个“心愿”才算了却。
张恨水24岁时到芜湖《皖江报》当编辑，月薪8元。报社管吃管住，伙食不错，自己一间房。他晚上写两篇短评后，常和同事上街逛逛，吃碗面，再来几个铜板的熟牛肉。
作家萧乾，蒙古族，北京人，遗腹子，苦孩子。他自小寄住在三叔家。他还很小的时候，三叔就突然去世了。他还记得那天三叔刚剃过头，是坐在椅子上死的。三婶来回摆弄着三叔光秃秃的脑袋，厉声责问：“怎么，你就这么把我们娘儿几个撇下不管啦！”接着便号啕大哭起来。
演员陈强1918年出生在太原一个底层市民家庭。他不满5岁的时候，便每天要干三种活：一是晚上和姥姥提个煤油灯上街拣煤核。他拣的煤核不仅能供自家一天烧用，还能卖掉一桶。有一次他没忍住对门煎饼铺的诱惑，卖了煤核买油条，嘴上解了馋，却挨了父亲一顿痛揍；二是跟着父亲去卖菜。一些买菜的妇女见状，不免怜惜地叹道：这孩子准没娘。无形中多少起到些促销作用——他家的菜确实比别人家的卖得快；三是领粥。施粥在当年是一种很普遍的“慈善工程”。陈强在家里专司此职。粥领回来，一家人喝。陈强说：“我从小是喝粥长大的。”
有人说李叔同是从朱门入空门的典范。他出家时，除少量日常用品和一身布衣外，把所有家当散尽。夏丏尊说：“我所得到的是他历年所写的字，他所有折扇及金表等。”
1946年到1947年，山西省银行驻天津主任阎孝先为阎锡山收购了大量美金，存在（文）天津（人）大陆（书）银行（屋）的保险库里。后来阎锡山指示汇一笔钱到美国，为数约200万美元，说是作为他儿子阎志敏去美国留学的费用。
民国初年，朱启钤曾任陆征祥内阁交通总长。当时，北京尚未风气大开，朱家吃的用的，已完全欧化。家宴一律是西餐，仆役都穿白大褂，紫色背心。家里所有装潢摆设也一概西式。大概仅朱妻还保持着一样“中式”爱好——搓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美国是中立国，汉口的花旗银行成了富人争相光顾的去处。从新老军阀、权贵显要、巨贾富商到妓院的老鸨、庙里的和尚尼姑，如潮水般涌来，几乎将银行挤爆。后来花旗银行不得不设置一个1000元的开户门槛，银行收进也仅以袁头现洋和库平现银为准，其他银钱一概拒收。存期最少半年，周利息一厘。就这样，现金眨眼间就一箱接一箱地堆满了库房。银行的洋人经过时，故意用脚踹踹，以傲慢的语气得便宜卖乖地骂道：“这么重的东西，真他妈给我们添麻烦！”
北洋时期，中法实业银行的华人职员等于今天的外企员工。他们的薪水视资历和能力而定，从几十元到一百几十元不等。请假在三个月以内的不扣工资。年终多发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奖金。在工资之外，有时另加10％的生活津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孙秉衡在西门子洋行奉天分行任销售员。在他的记忆中，分行的洋人大班月薪为六七百元，最低级的书记也在300元以上，当中美金和法币各占一半；华人员工则只发法币，最高的不过150元上下，低者仅20元。孙的月薪是95元。
荷兰人司比门本是个混混加无赖，后来混了个法国籍，当上上海万国储蓄会董事长，娶一上海歌女为妻。歌女出身的司比门夫人后来成了上海头号的阔绰太太。她头上装饰用的假发，天天花样翻新；鞋能堆满两间屋子，每双鞋鞋尖都可以镶嵌钻石，每次换鞋，必嵌上两颗价值连城的巨大钻石；其家有两间房子储藏衣服，上千件衣裳都依照巴黎最时髦的款式花色缝制，每件只要在宴会等场合穿过一次，即废弃不穿；她的珠翠宝石更是多得堆积如山，不计其数。司比门太太每天用掺着香水的牛奶洗澡，每顿饭动辄数十上百元（上世纪20年代），所食白塔面包只在南京路沙利文食品店出高价定做，面包上刻着司比门的缩写字样。司比门夫妻每举行一次宴会，仅餐室里用于装饰的鲜花的价值，据说就可抵普通人家一两年的伙食费。
民国初年，晚清的王爷尚能吃地租，恭王府所收地租每年达12万现洋之多，可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恭亲王溥伟1914年移居青岛，每月有两三个随事的换班，所有吃喝用等物品都从北京采购，鸡鸭鱼肉和咸菜得要老字号的，如天福酱肉、天源咸菜、致美斋点心等等。每月开支大约三五千元，不够用时打电报再由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