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的主食，两人在那里边说着话边吃起来。
我和小曹大着胆子进了这家餐馆，这才看清婆孙二人吃的是面条。我们在老婆婆背对着的一张餐桌上坐下，也叫了一碗面条，我示意让小曹吃，自己则留心听老婆婆和小孙女在讲些什么。小孙女看起来吃饭并不老实，边吃边玩。老婆婆时不时地用筷子敲打着碗沿，厉声呵斥让小孙女别贪玩，快点吃。老婆婆的话有些吞吐不清，但从口音上依稀可辨，是河南一带的方言。
小孙女一直盯着隔壁桌上的我和小曹。我冲她做了个鬼脸一笑。她也突然咧开嘴羞涩地笑起来，并从座位上站起来，跑到婆婆跟前，在她耳边偷偷地说着什么。老婆婆回过头来，看了我们一眼，突然有些惶惶然，低着头只顾吃面，速度明显加快。
直觉告诉我，老婆婆认出了我们。果然，老婆婆不停地催小孙女快吃，一吃完就赶紧付了账，背起袋子拉着小孙女的手，匆匆离开了。
我和小曹很快跟了出去。这回老婆婆和小孙女走路的速度很快，小孙女还不时地回过头来看我们。我想糟了，她们肯定把我俩当成坏人了，如果一直跟下去，她们也许会改变路线，不敢回到她们的目的地。
我改变了继续跟踪的念头，索性上去和她们搭搭话。
3、“骗人，我们也是没办法”
走出这条街道，前方是一片较为空旷的工地。我和小曹快步上去，追上婆孙二人，我说：“老婆婆，您别怕，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有事想问问您！”
老婆婆并不理我们，反而更拽紧了小孙女的手，躲闪着我们继续前行。我看实在没法，突然急中生智，对婆婆说：“我们是有事想告诉您，您的钱掉了您知道吗？”
这回老婆婆停下了脚步，警惕地看着我和小曹，却并不说话。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元的纸币，举着对老婆婆说：“我们不是坏人，请相信我们。刚才你们从江汉路讨钱的地方走的时候，落下了五块钱在地上，我们是追着给您送过来。”
这个蹩脚的谎言显然并没能令老婆婆相信。不过这回她总算开了口：“说吧，你们到底有啥事？”我把钱往老婆婆手上塞，她根本不要，说：“别骗我们了，这不可能是我们丢的。我看你俩也不像是坏人，说吧，有啥事？为啥跟着我们？”
我一时语塞。倒是小曹找到了话茬儿，笑嘻嘻地对老婆婆说：“您是河南的吧？我也是河南的，我们是老乡咧！”
“你哪儿的？”“我唐河的。老奶奶您呢？”“我啦，是河南的，但离你那儿远着呢！”还是老乡的感情管用，小曹和老婆婆你一句我一句地拉上了家常。我说，边走边说吧。四人很快地一路走一路聊起来。聊家常的过程中，老婆婆对我们的戒心也一点点褪去，偶尔还开心地笑起来。
闲聊中得知，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女是河南清丰县农村人，她自称姓周，老伴早就去世了，一年前和儿子、媳妇带着小孙女几乎举家来到武汉，儿子、媳妇以捡破烂和帮别人打打零工为生，她则和小孙女在外乞讨。“为什么要装聋哑人？”我问。周婆婆说，不装聋哑人，别人给的钱就少多了，主要是为了获取别人的同情心。至于那张“乞讨书”上写的“家遇火灾”的事，周婆婆说那也是编造出来的。
据周婆婆介绍，她们家那地方有到外地乞讨的风气，像她这样举家来城市的不在少数，很多人在外面讨了几年饭反而发了财，在家盖起了砖瓦房，甚至盖起了楼房，很令人羡慕。但没讨到钱的也有，他们回去会遭到同乡的耻笑。因此，大凡出来的都想着办法讨钱。
“我们也不想骗人，但为了活口，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周婆婆感叹道。尽管这么说，谈起婆孙俩乞讨的收入，周婆婆“谦虚”地说，不多，每天30块到80块钱不等，遇到天气好、过节，给钱的就多一些，碰到不好的天气如下雨、天冷，讨的钱就少一些。有时也看运气，有时遇到有钱的，可怜她们的，100块钱的也给过，但这样的时候并不多。婆孙俩的收入，看来和小曹猜测的相当吻合。周婆婆似乎并不知足，说：“比我们讨钱多的有的是！我们这些老年人，人家已经不稀罕了，那些缺胳膊断腿的，他们要钱比咱们厉害！”然后指着小曹的腿说：“像你这样的也行，你也可以要！”小曹不语。
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了一片居民区，大概是偏郊的某个村庄。周婆婆指着前方说：“你们俩再不能跟着俺们了，俺们快到家了。”周婆婆说，她们租的是当地村民的房子，和儿子、媳妇一共租了两间，月租是140元钱。我试探地问，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一下？周婆婆忙说不行，儿子、媳妇知道了肯定要骂她的，再说这么晚了也不方便。我见周婆婆执意不肯，也只好作罢，和小曹驻足在路口，看着一老一小两人的身影缓慢地拐进一条狭窄的小巷。
大约是深夜11点钟，周围一片宁静。我不知该用怎样的心情去解析60多岁的河南周婆婆和她的小孙女。这里面有酸楚，为一个老人在应该颐养天年的时候却以这种欺骗的手段、令人心酸的方式过着蹲街乞讨的生活而感觉酸楚；但同时也有宽慰，从与周婆婆的交谈中看出，老人的精神状态是愉悦的，甚至以每天能讨取近百元的人民币而感觉自豪。从生存的外相看，她是不幸的；但在精神内层里，她却并不如人们想象般凄楚。我陷入一种认知和评判的悖论旋涡。我想，不能简单地对一种人或一种生活给出一个非此即彼的论断，很多事物本身就是复杂的，如周婆婆，我们不能简单地凭想象或是凭感觉去给她某一种感情，同情她的际遇或是斥责她的行为。但对周婆婆的小孙女，我却始终抱有一种痛切的惋惜和伤感。一路上她有说有笑，帮奶奶回答着各种问题。她天真、活泼，宛如一颗尚在结苞的蓓蕾，在她还未开放的时候便经历了过早到来的霜冻，她还会如期地灿烂开放吗？儿时的经历是会让她日后的成长过程变得更为坚强，还是留下沉痛的难以磨灭的创伤？这一直成为我深深的担忧。
2002年12月5日，当我结束了这段流浪日子，在家思考我所经历的诸多人事的时候，我想起了周婆婆和她乖巧的小孙女。我再次驱车赶往汉口的那个江边村落，挨家挨户地询问，试图找到这家河南人，但始终没能问到有她们婆孙俩特征的人住在那里。她们是搬走了，还是周婆婆故意向我们隐瞒了她们的住址？
那天我本来是想找到周婆婆的儿子和儿媳，告诉他们在武汉漂着的日子里，也还是可以把孩子送进附近的某个小学校的，毕竟孩子的未来比讨到很多很多的钱更重要。我不知道对他们讲这些起不起作用。那天我找了一个下午，但结果谁也没找到。
第四章 猴子
1、流浪者的“床”
——他是这个地盘上的老大：“9岁我就出来混了，我在城里呆了20年！”
——深夜，他唱着自己编词的歌曲。如果从小能受到和现今许多孩子一样的教育，如果我们的社会再亲善一些，他肯定不是现在这样。
——嫖妓，是这个29岁的流浪汉解决自身生理问题的惯常手段。
流浪者的“床”
已经是深夜11点钟，黑夜的静寂和寒冷笼罩着我和小曹。
我开始担心起晚上睡觉的事，流浪的第一夜我们会宿在这个城市的哪个角落？还有，会不会很冷？问小曹，小曹似乎对这事早有考虑：“走，到航空路，好多赖子都在那里睡！”
在公汽站点等了半天，已经没有到航空路的公交车了。小曹说算了，别等了，我们走过去吧。从黄浦路江边到航空路要经过大半个汉口城区，有七八里的路程。我和小曹提着包裹，星夜兼程，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站在子夜的航空路口，我已经一身疲惫，脚在鞋里疼得厉害。问小曹，他却笑嘻嘻地说不累。我想这可能就是流浪汉的看家本领，城市之大，大不过他们的双脚。
我跟着小曹，径直来到附近华中科大同济医学院的门前。虽然是深夜1点钟，大学门前的大排档依然灯火通明，三三两两的客人在那里闲散地喝着啤酒、吃着夜宵。在大学校门左侧的一片空地上，小曹寻找了半天，一脸失望地对我说：“他们搬走了。”小曹所说的“他们”，是指一年前我们曾在这里遭遇过的“黑哥”以及“老大”那一帮乞丐。
小曹转而笑起来说：“太好了，这个地盘以后就归我们了。这里晚上睡觉可舒服了，没有风，又安全！”说着，小曹打开随身的袋子，从里面抖出一条叠成方块的宽大床单，又拿出一沓厚厚的磨了毛边的牛皮纸。然后对我说“等等”，起身跑向对面的一家还亮着灯的商店。
很快，小曹从商店里出来，怀里抱着两个废弃的纸箱子朝这边跑来。他一脸欢笑地说：“那个店里的人我认识，我朝他们要的。”然后把纸箱子撕开，分片铺在紧挨一处花坛的地上，又在上面垫上牛皮纸，就这样做成了一张“床”。小曹颇有成就感地对我说：“今天晚上不会冷了！”
“你每天晚上都这么睡吗？”我问。小曹点点头，说要是在夏天，地上铺几张报纸就行了，现在天冷了，地上不垫厚点，关节就会疼。他说再等天冷一些的时候，就去想办法借一些衣服来垫在地上，那样晚上就暖和多了。
“借衣服来？”我没搞懂小曹的意思。小曹说，就是晚上有人家把衣服晾在外面，借过来用一用。我问借了还还吗？小曹说，那还还什么？不还。我说那岂不是偷！小曹说，没办法，命要紧，“借”谁算谁倒霉，在外面的很多赖子都这么干。在和小曹一起流浪的日子里，在一个阴风冷雨的晚上，我亲眼目睹了小曹和另外一个流浪汉到一户人家门口“借”衣服的过程，并把它拍成了照片。
看着铺在地上的“床”，一天劳累的疲倦感不可遏制地向我袭来。我有些迫不及待地脱去鞋子，释放那双被我折磨得很惨的脚。我和小曹盖上被单，就这样要和衣而寐了。然而刚刚要进入梦乡，一声严厉的呵斥却在耳边把我们震醒——
“你们两个，给我起来！”
2、地盘“老大”：“猴子”
我睁开眼，一条人影正在朝我们走来，停在我和小曹的头部位置。借着绰约的灯光，我看清他个子不高，瘦削的身材，穿着一件高领口毛衣和一条破旧的裤子。他一副凶巴巴的样子，说话带着狠气：“你们两个胆子还蛮大的咧！招呼不打一个就跑到我的地盘上了！”
小曹从被单里站了起来，连连对那男子道歉：“对不起，我们不知道这是你的地盘。我以前在这里睡过，今天刚回来，老大已经不在这里了。”
“老大？你说哪个老大？他们都被我赶走了，现在我是这里的老大！”
“对不起，我们马上就走。”说着小曹要收拾床单，准备走的样子。我冲那男子说：“这么晚了，你就高抬贵手，让我们在这儿睡一晚吧？”
那瘦个儿把我盯了半天，我也看清他的脸。那是一张清瘦、很有棱角的脸，腮帮子少肉，陷进去很深，不过很有型。“我看你不像是讨饭的。”那张瘦削脸对我说。
我看他态度明显有些缓和，赶紧说，我是新来的，不懂规矩，就交个朋友吧。边说边让小曹到袋子里拿烟。那是我在包里预备的一包“红金龙”烟，以备不虞，没想到在这里派上了用场。瘦削脸接过烟，从裤兜里掏出一只打火机点上，这回口气软了很多，说：“那行，我交你俩做个朋友。这地方晚上挺冷的，把东西收拾一下到我那里睡吧。”边说边指向大学校门靠右边的一排门面房。
果然，在那排门面房的门前水泥台阶上，依稀可见铺有两张大的草席垫子，垫子上面还有几床被子，有人在那里躺着睡觉。
我和小曹卷起床单，拎着纸箱子和包裹，跟随瘦削脸来到他所指令的地方。那地方铺着两床垫子，其中一床上有个人正把全身裹在被子里，看样子是已经睡着了。
在紧挨一床草垫的水泥台阶上，我们把纸箱子重新铺好，将包裹紧靠门面的卷闸门，然后缩进床单，向“老大”请示：“这样行吗？”
瘦削脸居然拿出一瓶白酒来，倒在一个瓷杯里，自己先灌了一口，然后递给我们：“你们也来吧？”我们忙推说不会喝酒。他就一屁股坐在我们“床”前，边自斟自饮边说道：“你们不用害怕，是兄弟呢我自然会照应你们。你们是哪儿的？”小曹说：“听你口音我们是老乡，你也是河南的吧？”一听这话，瘦削脸笑了起来，言语变得亲切多了。看来小曹猜得很准。
瘦削脸自报家门，他叫严小伟，29岁，因为长得瘦，别人都叫他“猴子”，是河南登封市大金店镇西村二组人。“不过我离家早，9岁的时候就从家里出来了，在武汉呆了20年，20年中就回去过一次。我都不知道自己该算是河南人还是武汉人了。”也许是为了显示自己在武汉“资格”老，“猴子”的河南普通话里总夹杂着几句武汉俚语，像“个巴马”、“个婊子”（武汉话里骂人的口头禅）之类的。
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猴子”显得特别兴奋，滔滔不绝地给我和小曹讲起他的闯荡经历。1982年，在他还是一个9岁的孩子的时候，他就独自一人流浪到武汉。那时小，只能四处讨饭吃。后来一对做早点生意的夫妇看他可怜，收留了他，让他帮忙推推车，做些杂事，这样过了6年。再后来那男老板死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再在那里呆了，就又一个人出去流浪了。1992年，19岁的他因为偷工地的铝合金被抓，判了劳动教养2年。1994年放出来后，他到外地去了几趟，其间回过一次河南老家，但哥哥嫂子对他不好，把他赶出来了，他就发誓再也不回去了。1997年在武汉，他再次因为偷铝合金“二进宫”，这回是在监狱里呆了2年。
讲到这里，“猴子”指着旁边门面的铝合金卷闸门说：“就像这个门，我三下两下就能把它搞开喽！”他比划着，“在门下放一根钢筋，下面垫一块砖头，外面用脚用力一蹬，一下就开了！”我闻言不禁替那些店主吸了一口冷气，那门下铁气森森的“锁将军”，在“猴子”的眼里简直不堪一击。
3、“猴子”的歌
“你年轻力壮的，脑袋又活，为什么不想着去找份工作？”我问。
“打工？”“猴子”一脸不屑的样子说，“谈都不谈！”
“我现在这样不好吗？有吃有喝，又没烦恼。我才不愿听别人使唤，还挣不到钱！”“猴子”恢复了老大的样子，指着前方一大块空地说：“这个地盘都是我的。我在武汉混了这么多年，附近公安的、商店老板、银行保安我都熟，平常没事我就在这里捡捡渣子（方言，指垃圾），一天也能卖几块钱。”“猴子”又指着前面一家还在点灯营业的大排档说：“我在帮那家大排档的老板做事，每天凌晨帮他把炉子、桌子、凳子收了，骑车送到他家里，下午4点钟再去把东西运到这里来。一日三餐老板管我吃，每月还给我一两百块钱零花钱。我又不愁吃不愁用，打什么工！”
“猴子”接着说，他以前也帮别人打过工，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帮忙，后来工头欠他五六百块钱工钱，怎么要都要不回来，一两个月的辛苦白费了。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给别人打工的念头了。前不久还有一个工头找他来让他去打短工，他说什么也不去。“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每天能吃就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