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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推崇“仁”和“德”的国家，对乞丐的关注也很多。早在汉朝，就有人写了一本叫《乞丐赋》的书，这说明至少汉朝我国就有乞丐存在了。当代关于乞丐的研究也很多，而且这方面的书不少，据我所知有《乞丐调查报告》《中国乞丐史》，上海还出版了一本《遥远的回响——乞丐文化透视》，有一本叫《中国近代流民》的书中，也大量写到中国的乞丐现象。
但这些都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乞丐现象，像本书这种行为体验式的调查并不多。10年前曾有人也乔扮乞丐体验他们的生活，还写过一部书叫《丐帮漂流记》。但10年前的社会环境和现在已有很大不同，乞丐作为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形态特征。
我认为，还应从制度上来研究乞丐，因为现在许多乞丐已经职业化了。至少，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
“应以平常心对待他们”
21阳光：对乞丐现象，民众中历来存在着褒贬不同的看法。同情是一种态度，许多老百姓对乞丐都表现出一种天然的怜悯之情，这可能也是乞丐现象存在并能维系下去的一个环境基础；但也有相当部分的人，对行乞者持一种鄙夷甚至厌恶的态度，他们很多人的观点似乎也并非不无道理。就您个人而言，您对乞丐所抱的态度是怎样的？
周：这个问题要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来看。在落后的旧社会，人们才把行乞者当讨饭的来看，那时当乞丐也确实是因为没有吃的。但在现代社会，乞丐的性质发生了很大改变，我们不能还用传统的眼光来看乞丐。
按现代的观念，乞讨也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你总不能不让人讨饭吧？难道一个人乞讨的权利都没有？首先你得尊重别人的权利，认识到乞讨也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现代社会以经济为基础，根据谋生方式的不同，将人分成六大集团：一是高科技集团，也称“三高集团”。这类人拥有高学历、高知识、高收入，是社会中的佼佼者。二是实业集团。这个集团的人不直接生产，但赚钱最多，比如各个网站的执行总裁。三是工业集团。也就是生产集团。四是公务员集团。五是自由职业集团，包括中介、自由撰稿人等。六是失业者集团，包括乞丐、卖淫女就属于这个集团。
从社会结构上看，乞丐是其中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所以不要总以一种异样的眼光来审视这个群体，应该以平常心对待，既不同情，也不讨厌。同情、讨厌都是落后的方式，应警惕这两种态度。但也不能放任，过度放任就会养懒人，滋长不良的社会风气。
“城市乞丐具有一定相似性”
21阳光：周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2002年底，本书两位作者乔扮成乞丐进入都市乞丐部落，探寻他们的真实生存状态。探访的地域，选取的是武汉这个城市。纵观全国各地的乞丐现象，您认为武汉一地是否具有广泛性的代表意义？就中国内地范围而言，不同城市不同地方的乞丐现象，是否存在着地域上的较大差异？
周：就全国范围而言，城市乞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每个城市的乞丐虽然各具特点，但在行乞原因、乞讨方式、生活状态等方面都大同小异。武汉作为中国中部的大城市、九省通衢，应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解剖武汉一地的乞丐部落，对了解全国都市里普遍存在的乞丐现象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
但中国太大了，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乞丐在数量、来源等方面还是存在着差异。在中国，乞丐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还应是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北方和东部的两个经济最为发达的特大城市，在乞丐规模、乞丐来源的广泛性、乞讨手段的先进程度上，都是国内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
零点公司曾对京沪两地的乞丐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共有来自22个省、市、自治区的乞丐汇聚在京、沪两地。其中以安徽人最多（2693％），占到1/4强，其次为河南（2108％）、山东（1194％）、河北（445％）、四川（375％）；其他省份像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山西、陕西等，则相对较少。而北京和上海乞丐的来源地构成又有所不同。北京以河南人为最多（28。99％），其次是山东（1723％）、安徽（1471％）、河北（756％）、北京（630％）、四川（546％）、江苏（504％）等；而在上海，则以安徽人（4233％）为最多，其次是江苏（2698％）、河南（1111％）、山东（529％）、上海（529％）等。
这些调查应该很具有权威性。从各地乞丐代表来看，安徽省最多，也比较典型。安徽之所以多，我认为他们到京沪打工的时间比较早、人员比较多，他们对城市取得经济收入的方式比较了解。河南也是乞丐的大省，很多地方都是一个村一个村地出来，当地有乞讨的习惯和风俗。
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发达城市，乞丐的乞讨手段也慢慢和世界接轨，很多乞丐用英语乞讨，他们说钱都是说“money”。在上海的地铁里，还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流浪歌手唱歌，乞讨的方式也越来越先进。
“不同时期，乞丐有不同特征”
21阳光：关于乞丐的起源，有没有可供考据的文字记载，证实中国最早的乞丐现象起源于何时？乞丐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应该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目前国内有没有专门的研究，勾勒中国乞丐现象的“发展史”？如果没有，能否谈谈您个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或观点。
周：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推崇“仁”和“德”的国家，对乞丐的关注也很多。早在汉朝，就有人写了一本叫《乞丐赋》的书，这说明至少汉朝我国就有乞丐存在了。当代关于乞丐的研究也很多，而且这方面的书不少，据我所知有《乞丐调查报告》《中国乞丐史》，上海还出版了一本《遥远的回响——乞丐文化透视》，有一本叫《中国近代流民》的书中，也大量写到中国的乞丐现象。
但这些都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乞丐现象，像本书这种行为体验式的调查并不多。10年前曾有人也乔扮乞丐体验他们的生活，还写过一部书叫《丐帮漂流记》。但10年前的社会环境和现在已有很大不同，乞丐作为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形态特征。
我认为，还应从制度上来研究乞丐，因为现在许多乞丐已经职业化了。至少，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
“应以平常心对待他们”
21阳光：对乞丐现象，民众中历来存在着褒贬不同的看法。同情是一种态度，许多老百姓对乞丐都表现出一种天然的怜悯之情，这可能也是乞丐现象存在并能维系下去的一个环境基础；但也有相当部分的人，对行乞者持一种鄙夷甚至厌恶的态度，他们很多人的观点似乎也并非不无道理。就您个人而言，您对乞丐所抱的态度是怎样的？
周：这个问题要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来看。在落后的旧社会，人们才把行乞者当讨饭的来看，那时当乞丐也确实是因为没有吃的。但在现代社会，乞丐的性质发生了很大改变，我们不能还用传统的眼光来看乞丐。
按现代的观念，乞讨也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你总不能不让人讨饭吧？难道一个人乞讨的权利都没有？首先你得尊重别人的权利，认识到乞讨也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现代社会以经济为基础，根据谋生方式的不同，将人分成六大集团：一是高科技集团，也称“三高集团”。这类人拥有高学历、高知识、高收入，是社会中的佼佼者。二是实业集团。这个集团的人不直接生产，但赚钱最多，比如各个网站的执行总裁。三是工业集团。也就是生产集团。四是公务员集团。五是自由职业集团，包括中介、自由撰稿人等。六是失业者集团，包括乞丐、卖淫女就属于这个集团。
从社会结构上看，乞丐是其中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所以不要总以一种异样的眼光来审视这个群体，应该以平常心对待，既不同情，也不讨厌。同情、讨厌都是落后的方式，应警惕这两种态度。但也不能放任，过度放任就会养懒人，滋长不良的社会风气。
“假乞丐败坏社会风气”
21阳光：我们在体验中还见到了大量的假乞丐，如装聋、装瘸、装学生、装孤儿等等。对这类假乞丐，百姓的态度也存在分歧，有的认为他们是诈取人们的同情心，应该斥责和打击；有的则认为他们是没有办法才伪装的，也应予以同情。您认为应该怎样看待这类乞丐？
周：乞丐中的造假现象很普遍，我就遇到过冒充假和尚、假尼姑行骗的。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造假，这类现象的存在给社会风气都会带来不良影响。这些人利用了人们的同情心和善良，最后破坏了诚信。“连乞丐都是假的，还有什么不是假的？”很多人常常会这么想。这种思想一旦普及开，势必影响人们对社会风气的评价。
利用欺骗的手段诈取钱财，在法律上还构成犯罪。所以对乞丐造假现象一定要依法管理，必要的话还要实施打击。如今，有些部门明明知道他们犯罪也不管，不管就是允许犯罪，这也会对社会秩序带来不良影响。
“要特别警惕‘高级要饭’的”
21阳光：乞丐日渐职业化、组织化，是我们在体验中发现都市乞丐群体新出现的另一个特征。如有的乞丐，几个人一伙，分片协作，把乞讨当作一项“工作”。您怎么看待乞丐的这种现象？
周：乞丐日益组织化、职业化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这不奇怪。我刚才讲了，我们在观念里应该承认乞丐也可以成为一种职业。乞讨是一种权利。
但是这其中，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些“高级要饭”的，比如近来出现很频繁的流浪歌手乞讨，就会给人一种印象：这么优秀的人只能靠乞讨生活？这给别人带来的示范作用太差，一是给人消极影响，二是给人灰色感觉，对社会丧失信心。
“乞丐犯罪一定要打击”
21阳光：在体验中，我们还发现一种现象，有一些人专门收编、收养流浪汉、流浪儿，利用他们在城市里乞讨，然后剥夺他们的乞讨收入，以此为“职业”。有的甚至以每天10元的价格到农村向家长“租借”一些残疾儿童，带他们到城市里乞讨。对这类现象您作何评价？有没有控制、打击这类现象的有效办法？
周：乞丐中的犯罪现象是特别要引起警惕的。比如租借儿童进行乞讨，就是对儿童的摧残，是原始资本剥削，是一种违法行为，要进行控制和必要的打击。
“他们的性，社会关注不够”
21阳光：长期以来，人们对流浪者、乞丐群体的性问题关注颇少。我们在这次体验中，发现这个群体有并不少见的嫖娼、同性恋等现象存在。您怎么看待这个群体的婚姻、性等问题？
周：因为乞丐、流浪汉也是正常人，所以也会有正常的生理需求。一旦没有合理、合法的渠道解决他们的性问题，嫖娼、同性恋这些现象就会在他们中间出现。但乞丐、流浪汉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些现象常常处于隐蔽状态，人们的了解少，社会的关注也不够。
解决这类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成立家庭。但由于不具备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拥有婚姻、成立家庭对他们来说谈何容易！退一步讲，即使这些人能够成立家庭，家庭也是灰色的，因为他们的惰性很难改变，再者维持家庭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缺乏养分的家庭，对下一代的影响会更大。除非他们能改头换面，靠勤劳来致富。
“乞丐村”值得关注
21阳光：目前在河南、安徽一些地方，有“乞丐村”的存在。许多村民集体流浪到城市，以乞讨为生，村民的经济收入甚至大部分是靠在城市乞讨所得。有的村甚至形成“以乞讨为荣”的风气，乞讨收入大户成为村里人羡慕的对象。“乞丐村”的现象说明了什么？有没有好的对策？
周：根据媒体的披露和一些机构的调查，“乞丐村”不仅存在，还为数不少，这种现象值得关注。比较严重的像安徽、河南等省一些农村。“乞丐村”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产物，其出现有必然性。解决的根本办法只能是靠发展农村经济，在自己的土地上能够丰衣足食，他们自然就不会成群结队地出外乞讨。
“乞讨队伍太大，后果不堪设想”
21阳光：乞丐的存在与城市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怎样从社会学、经济学的角度审视乞丐现象？
周：乞讨的队伍太大，后果不堪设想，至少会带来六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给社会带来一种不良认识倾向：不勤劳也能致富。乞讨是把社会历史的惰性保存并发扬下来，而这种惰性是落后的、寄生性的。这个问题不可小看，他们过去是依赖家庭，小范围的，随着向城市的进一步扩散，现在依赖的是社会。
二是带来社会犯罪。如拐卖儿童甚至摧残儿童，利用他们乞讨、偷窃生财；如带犯罪性质的乞丐组织、乞丐集团越来越多；他们有的还和吸毒等现象相联系。这些都会诱发大量的社会犯罪。
三是使民众没有安全感。譬如在商场门前和一些繁华的路段上走，突然跑过来几个小孩抱住你的腿要钱，你不给不行，给少了也不行，不然不让你走路。久之，许多人就不敢在这里走了，远远地避开，给人一种很没有安全的感觉。另外，有些人利用乞讨白天探路，晚上好盗窃，使人们的生命财产也没有安全感。
四是影响城市的投资环境、发展环境。一个地方的乞丐多了，外商看到到处都是乞丐，会对这里丧失投资信心。
五是影响社会秩序。乞丐聚集在繁华路段强拦行人要钱，影响交通，影响社会秩序。
六是影响社会安定。贫穷的队伍越来越多，社会比较容易引起震荡，我们要充分看到它的危害性。
城市对乞丐的管理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流动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所以不管不行，管又很矛盾。以前，城市管理人员见到街头流浪人员就收容，连一些“扁担”（指街头扛扁担帮人挑货的民工）也收容了进去，或送到原籍，或罚几个钱了事，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治理乞丐。随着户籍的渐渐淡化，人们只有祖籍，人走到哪里，籍贯就到了哪里，你收容了再往哪儿送？目前，河北、上海、北京都已出台了《流浪人员的收容条例》，正在研究和规范对他们的管理。
在新的经济发展中，没经历的方面太多，只能是摸索，就是法律制定了，也会有被推翻的时候。现在的社会，规范真空还比较多，法律管不了的地方也比较多，只要不违法就不好管、管不了，导致的后果是行为无序。所以像乞丐现象，很难从根本上管理好。
“城市乞丐会越来越多”
21阳光：乞丐群体的未来，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当然我们不能幻想有朝一日能彻底地消除乞丐现象，但如果要减少和控制乞丐数量，您认为我们的社会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周：我国还会产生大量的乞丐，大量的流动乞丐。如今，我国农村只需2亿劳动生产力，但却有5亿农民，富余3亿农民，乞讨的后备队伍还特别大，这个问题值得特别重视。他们30年内都会出来，出来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乞讨、卖淫、犯罪现象都会增加。
我曾经在一篇名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