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老凌到外面去“衔食”，女的操持着家，两人俨然一对夫妻。而老凌呢，觉得又回到了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可惜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两个多月，一天，那妇女说想念儿子，要回家。老凌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说实话，虽然两人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长，但老凌对她已产生了很深厚的感情，但毕竟是人家的老婆，总是会走的，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老凌心里酸酸的，难过得要哭。
经过一夜的思考，老凌决定放行。他拿出捡垃圾和偷东西换来的积攒了4个多月的350元钱，给了那个女的。对方捧着钱，刹那间感动地扑到他怀里痛哭起来，并抽抽噎噎地说：“我回家，我男人要是再打我，我就带着孩子跑过来跟你！”但回家直到现在，她再也没有来。
说起这段往事，老凌很伤感，语气十分低沉，燃起的烟一直没有抽，烧到烟蒂烫着手才丢。我明白，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女人的地位比曾经的妻子还重要，尽管从道义上来讲，二人的行为都有不尽合理的地方。
我见老凌还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便劝他：“老凌，也许她来找过你，而你却搬家了呢。没有必要再伤感了！”
老凌听了，马上回过神来，并很快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有什么好伤感的？女人嘛，有缘分就碰到一起了，没有缘分一辈子也不会相见。再说，天底下女人多的是！”说完，他双手交叉往袖子里一笼，眯起眼睛靠在墙上。我识趣，悄悄地起床，买东西做午饭。
4、“乞丐大盗”的“坐车经”
2002年11月25日，这一天，是我和老凌在一起生活的第7天。晚上，我回到我们的小木棚，一进去就闻到一股酒气，老凌正和一个乞丐在那里喝酒。见我回来，他忙向我招呼：“来得好，一起喝一杯！”
桌上的菜挺丰盛：有千张结，有花生米，有蚕豆，有豆瓣酱和大葱，还有一袋子馒头。老凌边拿大葱蘸豆瓣酱往口里送，边大声对我嚷：“老弟，今天是老张请客，专门为我送行的，你可得多喝几杯啊！”老张是指旁边的那位乞丐。
我听老凌说“送行”二字，觉得突然，便问：“是谁要走？你吗？要到哪里去？”
老凌说：“武汉的冬天特别冷，我怕冷，准备到广州去，再说，那边也好讨钱。”我猜想老凌是不是在骗人，因为此前他并没提起要走的事，有可能是为了诈同伙让他们请吃饭而故意找出理由。老凌是这一堆乞丐群的“老前辈”，看到哪个“发财”，他常常会借故宰上一刀。
我坐下说：“来来来，我们一起喝！”老凌拿起酒瓶，给我倒上一大碗。
我已经习惯了听乞丐说哪个要走，因为流浪漂泊是他们固有的生活形态。但他们平常都是北上或到中原内地，因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对乞丐的管理相对要松一些，南边广州、东边上海，据说管理是相当严的，乞丐很难混到饭吃。
老凌却说：“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有人管理就不到大街上去讨，专在小街小巷活动，那儿没有人管！”他还说，他以前多次到广州去，都是这样生存的，从来没被人抓过。
旁边喝酒的老张开腔了，说：“我们也不想在武汉混了，但是到广州的车票得200多块钱呀，有这些钱还不如在武汉好好过个年！”
老凌手一摆，说老张外行，不像个在外面混的。“哪要那多钱？花30多块钱，外加一瓶酒，我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到广州了！”我知道，老凌现在手头上大约也就30多元钱，前几天他还是把火车站附近的那批钢管偷了一部分卖了。
老张说老凌在说酒话，花30多元钱，加一瓶酒是怎么可以到广州的？哪有这容易的事！
卖了一阵关子，老凌开始讲授他的秘诀：“在武昌火车站买一张到咸宁的车票，上到广州的车。上车后就喝酒，喝得醉醺醺的。乘务员看喝醉了，一般都不会查，如果一定要查，我就装疯卖傻。”说完，还很不屑一顾的样子，“那些人好对付得很！”
老张伸大拇指，连说佩服。我又问：“那出站怎么办？出站要查票的。”
老凌“哈哈”大笑道：“这你就傻了，我以前坐车从来不到广州，广州是查得比较严。我在广州前一站下车，一般小站都查得松，然后我再流浪到广州。怎么样，我的办法还可以吧？来，喝酒！”
趁着酒兴，老凌又讲起他在火车上的“收获”。他说，火车上是一个“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去年秋，到桂林去时，他喝得“醉醺醺”的故意往旁边一个女孩身上靠。那女孩把头扭向了一边，老凌趁机摸走了她座位下的皮箱。下车后打开皮箱，发现有3000多元钱，他连忙又坐回头车来到武汉，潇洒地玩了一个多月，直到将3000多元钱花个精光。
老凌说，每次在火车上，他都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也会屡屡得手。
这一餐酒，我们喝了一个多小时。老凌喝得酩酊大醉，喝完酒又吵着去附近另外几个乞丐的木棚子里玩“斗地主”。老张忙叫来一个乞丐，我们四个人就这样坐在床上，就着床头的蜡烛，一直玩到第二天天亮。
第二天白天，我们在木棚里睡了一上午。下午，老凌起来，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看样子是真的要走了。我陪他到火车站买了张咸宁的车票，是晚上6点多的。我说要送他，他说不用了，你是个好人，好人做到底，干脆你去给我买瓶酒算了，喝着酒我会想念你的。我笑了笑，跑着去买了瓶3块钱的简装“沱牌”，塞进他的袋子里，然后看着他一瘸一崴地走进了火车站的候车大厅。
第十五章 “遗像”背后的秘密
1、手捧遗像的“万军”
——4个小时，披麻戴孝、手捧“遗像”的“万军”讨了近100元。
——“遗像”上的人竟然还活在世上！
——扶危济困是一种美德，但明知是骗人的仍然无原则地施予，对其骗人行为无疑是一种纵容。
手捧遗像的“万军”
2002年11月15日下午，太阳暖暖地照着。我在武昌傅家坡一带转悠，这里是武昌一个繁华的交通枢纽地带。在靠近建设银行大楼的一条商业街上，我看到一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手捧遗像跪在地上。
又是“学生乞丐”！但眼前的这个身穿运动服的小伙子与那些胸挂纸牌的“学生乞丐”还是大有不同：他的头上缠一条白色的孝布，两只手还捧一个遗像——一个中年男人的，一副披麻戴孝的装扮。他双膝跪在一张垫子上，身旁放着一个书包，面前的地上铺着一张写有毛笔字的白纸。许多行人驻足观看，时不时有人丢钱到他的面前。我踱步到他跟前，仔细看纸上写的字：
我叫万军，今年19岁，城关镇中学高一（二）班学生。因家中贫穷，父母到深圳打工，回家时父亲被汽车撞死，司机逃走。母亲整天哭哭啼啼，因此患了脑血栓，治病花了近2万元。我是背着母亲休学出来打工的，可多次寻找，没有找到工作，才在此行乞。
同是天下父母生，谁愿跪在当街中？
君帮一点含笑去，无论多少都感恩。
短短的100多个文字，且不说其中没有标点符号（标点符号为作者所加）、语句不通顺，仅就内容可以发现有三个疑点：一、是哪个省哪个县的城关镇中学？二、既然是学生，怎么没有相关证明？三、母亲因悲伤哭泣就患上脑血栓，这在医学上站不住脚。尤其令我生疑的是，“万军”虽然低垂着头，但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始终游移不定，不停地偷偷观察路上的行人。尽管有诸多疑点，但他的长相，又与遗像上的人非常相似，这让我有些犯糊涂了，自己也不能确定纸上的内容是真是假。
许多行人看后，纷纷解囊，1元、2元的丢到“万军”面前。每当有人给钱后，他就向对方弯腰、点头，表示感谢；一旦看到面前丢来5元、10元钱的“大票子”，他就腾出一只捧遗像的手，将钱捡起揣进荷包里。只1个多小时，他就有20多元钱的进账。但看得出他也挺累的，过不了多久，就要变换一个姿势。
在一旁观察了近两个小时，我从包中拿出照相机给“万军”留影。由于怕暴露自己的身份，我请了旁观者中的一位年轻人来拍。不想，闪光灯一亮，“万军”惊恐地抬起了头。然后很快地收起地上的钱，将纸、遗像装进书包起身就走。我在后面跟上他，说刚才拍照那人已经走了。他看了我一眼，并不理会，扭头直走。我随后跟着，在附近商场的人群中穿梭了五六个来回，“万军”不时地回头，看有没有人跟着。突然他发现了我，就上了街心的人行天桥，在桥上继续观望。10几分钟后，他才慢悠悠地走下天桥。
“万军”走到一个公交车站点，停在那里看站牌。我以为他要乘坐公交车，赶紧从隐蔽处走出，向站点走去。这一次又被他发现了，他转头朝回走，拐进了一条小马路。“万军”时而加快脚步，时而停住观看。我远远地在后面跟着。走出小马路，他拐进一个民房居住区。我心中暗喜，以为终于可以跟到他的居住地了。谁料如意算盘又落空了，走窄巷、过小道，他又穿出了居住区。
走到小东门与螃蟹甲交叉的十字路口，“万军”停下来站了半个多小时，一直惊魂不定的样子。我感到自己的跟踪有些“残忍”，害得他像惊弓之鸟。我奇怪，因为看我的打扮，应该和他属于同一类别，为何对我如此惧怕？
正这么想着，“万军”突然穿过十字路口，在人流中左冲右突，一下子就“失踪”了！此时已是晚上8时多，跟踪了3个多小时，还是被他跑掉了。
“万军”的行迹更让我生疑：如果他的情形真的如纸上所写，为什么对人这么警惕和防备？看来骗人的可能性比较大。
2、享受麦当劳
流浪过程中，我一直没有忘记“万军”。有时觉得他在骗人，有时又想也许是自己多疑了，并针对当时的一些疑问一一否定：一、看年龄和神态，的确像个学生，也许是怕丢丑故意模糊了自己是哪个省哪个县的；二、学生证明没带也属正常，或者不小心弄丢了；三、他的母亲说不定本来身体就不好，又突遭丧夫之痛，所以才患上脑血栓。我那天那样地跟踪他，他说不定以为是遇上了坏人，因此才这么畏惧。我想，林子大什么鸟都有，“万军”这样的事情也并非不可能发生。
后来，在武汉三镇游走的时候，又时不时地在路边看到和“万军”很类似的披麻戴孝乞讨的“学生”，有男有女，年龄也和“万军”差不多，有的将“遗像”挂在脖子上，有的捧在手上，有的则放在地上——形式不同，方法却惊人的相似！这使我可以肯定地推测，这是一种新出笼的乞讨方式，是骗人的勾当！
每遇到一个，我都上去和对方交流，但他们和“万军”一样怀着深深的警戒之心，压根不理人，只顾埋头做自己的事。11月29日这一天，我在汉口中山公园门前溜达，居然再一次看到了“万军”，这时，离上次“跟踪事件”相隔了14天。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中午12时多，在中山公园前人行道上的“万军”还是那一副装扮和神态，惟一的变化是换了一张更整洁的纸。这次我吸取上次的教训，不与他讲话，不给他拍照，只在远处坐下来看他行乞。
中山公园是一个开放式公园，免收门票，经2002年国庆节前修葺后焕然一新，几乎每天都是游人如织。选择这样的地方行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万军”的收入很不错，短短的一个多小时，我估计他讨了40多元钱。突然，有几个城管执法人员向这边走来，他惊慌地站起来，胡乱地解下头上裹缠的孝布，卷起纸就跑开了。但“万军”显然还不想离开这块“风水宝地”，他在人流中转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待城管执法人员走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重新摆上纸，缠上孝布，捧着遗像，跪立在那儿获取行人的怜悯和同情。
到下午4时多，“万军”依然安安稳稳地跪立在那儿，他的收入令人惊诧：我粗略算了一下，有近100元钱！大概实在是跪累了，他才收拾起摊子，环顾四周，看看没有异常，径直走进中山公园前的地下通道。
步出地下通道，“万军”来到武汉广场前，挤在人堆里看广场前的歌舞表演。几个俊男靓女在台上跳着劲舞，他看得很入神，直至表演的演员退场，他才一步一回头地走开。
走到广场附近的一家麦当劳店前，“万军”看了半天贴在玻璃窗上的广告，又隔着玻璃窗看里面正在享用美食的男男女女。“万军”走到正门，轻轻地推开，进了麦当劳。
我进麦当劳时比“万军”还要迟疑，因为一身乞丐的装扮，站在红男绿女前非常扎眼。但最终还是鼓足勇气走了进去。“万军”正在购物台前排队，左看看，右瞧瞧，最后端着盘子走出来时，我看清盘子上是一个鸡腿汉堡和一个脆皮圆筒冰激凌。他找了一个邻街的角落，边吃边看着外面的街景。我要了一杯可乐，坐在可以看到“万军”的位置上。
“万军”在麦当劳里享用了40多分钟。坐在那里看上去，更像一个地道的学生。
走出麦当劳，“万军”背着包来到航空路的公交车站点，乘上了715路公交车。车行至武昌傅家坡长途汽车站时，他下了车，过天桥，朝大东门方向走去。在大东门，“万军”拐进了一家旅社。看样子他跟旅社的人非常熟，他没有登记、没有交钱便走了进去。
一直跟在后面的我也进了这家旅社。刚一进门，一个中年男子从暗处走出来，声音中带着威严：“搞么事呀？”大概是看我一副乞丐打扮，才这么厉害地吼我。我镇定了一下，说：“住宿。还有床铺吗？”他的语气缓和了一下：“几个人？”“一个人。”一番登记、交费后，我住进了旅社的一间四人间。
3、吓我一跳：遗像上的人还活着！
住进旅社后，我不好贸然找“万军”。因不知他住在哪一间房，只好找各种理由在旅社进进出出。但找了一个晚上，都没见到他的影儿。
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我早早起床在旅社门口溜达。还是没有看到“万军”出现。不过，这次竟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一个中年男人端着一碗热干面走进旅社，盯着他的面孔足足把我吓了一大跳：这不是“万军”手里捧着的那个遗像上的人吗？他的五官和发型太有特点，我几乎可以肯定，他就是遗像上的人。“死”了的人竟然还活在世上？！我为自己这次意外的发现激动得不能自持。
我实在不敢相信，这世上还有这样的事，活着的人被做成遗像，在街头当作乞讨的道具。这世界虽然无奇不有，但竟有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就在我们的城市里发生着。现今的乞讨者为了骗人钱财真可谓挖空心思、费尽心机！
遗像上的人眼看就要与我擦肩而过，我赶忙叫住他：“喂，师傅，你的热干面在哪儿买的？”他回过头来，面无表情地回答道：“出大门上马路向左走，有很多做早点的。”这时，我又注意观察了他一下，40多岁，国字脸，头发梳得很油光，中等身材，不像一个乞丐。
我连忙跟他到一个房间。房间内有两张床，除此之外，就是一个皮箱。我与他攀谈。我问那个地方的热干面做的味道怎样，地不地道。然后问：“师傅，您贵姓？”
中年人还是没有表情，但很有礼貌地回答：“不敢，姓王。”
我继续问：“您是哪儿人？在武汉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