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老凌到外面去“衔食”,女的操持着家,两人俨然一对夫妻。而老凌呢,觉得又回到了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可惜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两个多月,一天,那妇女说想念儿子,要回家。老凌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说实话,虽然两人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长,但老凌对她已产生了很深厚的感情,但毕竟是人家的老婆,总是会走的,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老凌心里酸酸的,难过得要哭。
经过一夜的思考,老凌决定放行。他拿出捡垃圾和偷东西换来的积攒了4个多月的350元钱,给了那个女的。对方捧着钱,刹那间感动地扑到他怀里痛哭起来,并抽抽噎噎地说:“我回家,我男人要是再打我,我就带着孩子跑过来跟你!”但回家直到现在,她再也没有来。
说起这段往事,老凌很伤感,语气十分低沉,燃起的烟一直没有抽,烧到烟蒂烫着手才丢。我明白,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女人的地位比曾经的妻子还重要,尽管从道义上来讲,二人的行为都有不尽合理的地方。
我见老凌还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便劝他:“老凌,也许她来找过你,而你却搬家了呢。没有必要再伤感了!”
老凌听了,马上回过神来,并很快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有什么好伤感的?女人嘛,有缘分就碰到一起了,没有缘分一辈子也不会相见。再说,天底下女人多的是!”说完,他双手交叉往袖子里一笼,眯起眼睛靠在墙上。我识趣,悄悄地起床,买东西做午饭。
4、“乞丐大盗”的“坐车经”
2002年11月25日,这一天,是我和老凌在一起生活的第7天。晚上,我回到我们的小木棚,一进去就闻到一股酒气,老凌正和一个乞丐在那里喝酒。见我回来,他忙向我招呼:“来得好,一起喝一杯!”
桌上的菜挺丰盛:有千张结,有花生米,有蚕豆,有豆瓣酱和大葱,还有一袋子馒头。老凌边拿大葱蘸豆瓣酱往口里送,边大声对我嚷:“老弟,今天是老张请客,专门为我送行的,你可得多喝几杯啊!”老张是指旁边的那位乞丐。
我听老凌说“送行”二字,觉得突然,便问:“是谁要走?你吗?要到哪里去?”
老凌说:“武汉的冬天特别冷,我怕冷,准备到广州去,再说,那边也好讨钱。”我猜想老凌是不是在骗人,因为此前他并没提起要走的事,有可能是为了诈同伙让他们请吃饭而故意找出理由。老凌是这一堆乞丐群的“老前辈”,看到哪个“发财”,他常常会借故宰上一刀。
我坐下说:“来来来,我们一起喝!”老凌拿起酒瓶,给我倒上一大碗。
我已经习惯了听乞丐说哪个要走,因为流浪漂泊是他们固有的生活形态。但他们平常都是北上或到中原内地,因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对乞丐的管理相对要松一些,南边广州、东边上海,据说管理是相当严的,乞丐很难混到饭吃。
老凌却说:“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有人管理就不到大街上去讨,专在小街小巷活动,那儿没有人管!”他还说,他以前多次到广州去,都是这样生存的,从来没被人抓过。
旁边喝酒的老张开腔了,说:“我们也不想在武汉混了,但是到广州的车票得200多块钱呀,有这些钱还不如在武汉好好过个年!”
老凌手一摆,说老张外行,不像个在外面混的。“哪要那多钱?花30多块钱,外加一瓶酒,我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到广州了!”我知道,老凌现在手头上大约也就30多元钱,前几天他还是把火车站附近的那批钢管偷了一部分卖了。
老张说老凌在说酒话,花30多元钱,加一瓶酒是怎么可以到广州的?哪有这容易的事!
卖了一阵关子,老凌开始讲授他的秘诀:“在武昌火车站买一张到咸宁的车票,上到广州的车。上车后就喝酒,喝得醉醺醺的。乘务员看喝醉了,一般都不会查,如果一定要查,我就装疯卖傻。”说完,还很不屑一顾的样子,“那些人好对付得很!”
老张伸大拇指,连说佩服。我又问:“那出站怎么办?出站要查票的。”
老凌“哈哈”大笑道:“这你就傻了,我以前坐车从来不到广州,广州是查得比较严。我在广州前一站下车,一般小站都查得松,然后我再流浪到广州。怎么样,我的办法还可以吧?来,喝酒!”
趁着酒兴,老凌又讲起他在火车上的“收获”。他说,火车上是一个“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去年秋,到桂林去时,他喝得“醉醺醺”的故意往旁边一个女孩身上靠。那女孩把头扭向了一边,老凌趁机摸走了她座位下的皮箱。下车后打开皮箱,发现有3000多元钱,他连忙又坐回头车来到武汉,潇洒地玩了一个多月,直到将3000多元钱花个精光。
老凌说,每次在火车上,他都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也会屡屡得手。
这一餐酒,我们喝了一个多小时。老凌喝得酩酊大醉,喝完酒又吵着去附近另外几个乞丐的木棚子里玩“斗地主”。老张忙叫来一个乞丐,我们四个人就这样坐在床上,就着床头的蜡烛,一直玩到第二天天亮。
第二天白天,我们在木棚里睡了一上午。下午,老凌起来,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看样子是真的要走了。我陪他到火车站买了张咸宁的车票,是晚上6点多的。我说要送他,他说不用了,你是个好人,好人做到底,干脆你去给我买瓶酒算了,喝着酒我会想念你的。我笑了笑,跑着去买了瓶3块钱的简装“沱牌”,塞进他的袋子里,然后看着他一瘸一崴地走进了火车站的候车大厅。
第十五章 “遗像”背后的秘密
1、手捧遗像的“万军”
——4个小时,披麻戴孝、手捧“遗像”的“万军”讨了近100元。
——“遗像”上的人竟然还活在世上!
——扶危济困是一种美德,但明知是骗人的仍然无原则地施予,对其骗人行为无疑是一种纵容。
手捧遗像的“万军”
2002年11月15日下午,太阳暖暖地照着。我在武昌傅家坡一带转悠,这里是武昌一个繁华的交通枢纽地带。在靠近建设银行大楼的一条商业街上,我看到一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手捧遗像跪在地上。
又是“学生乞丐”!但眼前的这个身穿运动服的小伙子与那些胸挂纸牌的“学生乞丐”还是大有不同:他的头上缠一条白色的孝布,两只手还捧一个遗像——一个中年男人的,一副披麻戴孝的装扮。他双膝跪在一张垫子上,身旁放着一个书包,面前的地上铺着一张写有毛笔字的白纸。许多行人驻足观看,时不时有人丢钱到他的面前。我踱步到他跟前,仔细看纸上写的字:
我叫万军,今年19岁,城关镇中学高一(二)班学生。因家中贫穷,父母到深圳打工,回家时父亲被汽车撞死,司机逃走。母亲整天哭哭啼啼,因此患了脑血栓,治病花了近2万元。我是背着母亲休学出来打工的,可多次寻找,没有找到工作,才在此行乞。
同是天下父母生,谁愿跪在当街中?
君帮一点含笑去,无论多少都感恩。
短短的100多个文字,且不说其中没有标点符号(标点符号为作者所加)、语句不通顺,仅就内容可以发现有三个疑点:一、是哪个省哪个县的城关镇中学?二、既然是学生,怎么没有相关证明?三、母亲因悲伤哭泣就患上脑血栓,这在医学上站不住脚。尤其令我生疑的是,“万军”虽然低垂着头,但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始终游移不定,不停地偷偷观察路上的行人。尽管有诸多疑点,但他的长相,又与遗像上的人非常相似,这让我有些犯糊涂了,自己也不能确定纸上的内容是真是假。
许多行人看后,纷纷解囊,1元、2元的丢到“万军”面前。每当有人给钱后,他就向对方弯腰、点头,表示感谢;一旦看到面前丢来5元、10元钱的“大票子”,他就腾出一只捧遗像的手,将钱捡起揣进荷包里。只1个多小时,他就有20多元钱的进账。但看得出他也挺累的,过不了多久,就要变换一个姿势。
在一旁观察了近两个小时,我从包中拿出照相机给“万军”留影。由于怕暴露自己的身份,我请了旁观者中的一位年轻人来拍。不想,闪光灯一亮,“万军”惊恐地抬起了头。然后很快地收起地上的钱,将纸、遗像装进书包起身就走。我在后面跟上他,说刚才拍照那人已经走了。他看了我一眼,并不理会,扭头直走。我随后跟着,在附近商场的人群中穿梭了五六个来回,“万军”不时地回头,看有没有人跟着。突然他发现了我,就上了街心的人行天桥,在桥上继续观望。10几分钟后,他才慢悠悠地走下天桥。
“万军”走到一个公交车站点,停在那里看站牌。我以为他要乘坐公交车,赶紧从隐蔽处走出,向站点走去。这一次又被他发现了,他转头朝回走,拐进了一条小马路。“万军”时而加快脚步,时而停住观看。我远远地在后面跟着。走出小马路,他拐进一个民房居住区。我心中暗喜,以为终于可以跟到他的居住地了。谁料如意算盘又落空了,走窄巷、过小道,他又穿出了居住区。
走到小东门与螃蟹甲交叉的十字路口,“万军”停下来站了半个多小时,一直惊魂不定的样子。我感到自己的跟踪有些“残忍”,害得他像惊弓之鸟。我奇怪,因为看我的打扮,应该和他属于同一类别,为何对我如此惧怕?
正这么想着,“万军”突然穿过十字路口,在人流中左冲右突,一下子就“失踪”了!此时已是晚上8时多,跟踪了3个多小时,还是被他跑掉了。
“万军”的行迹更让我生疑:如果他的情形真的如纸上所写,为什么对人这么警惕和防备?看来骗人的可能性比较大。
2、享受麦当劳
流浪过程中,我一直没有忘记“万军”。有时觉得他在骗人,有时又想也许是自己多疑了,并针对当时的一些疑问一一否定:一、看年龄和神态,的确像个学生,也许是怕丢丑故意模糊了自己是哪个省哪个县的;二、学生证明没带也属正常,或者不小心弄丢了;三、他的母亲说不定本来身体就不好,又突遭丧夫之痛,所以才患上脑血栓。我那天那样地跟踪他,他说不定以为是遇上了坏人,因此才这么畏惧。我想,林子大什么鸟都有,“万军”这样的事情也并非不可能发生。
后来,在武汉三镇游走的时候,又时不时地在路边看到和“万军”很类似的披麻戴孝乞讨的“学生”,有男有女,年龄也和“万军”差不多,有的将“遗像”挂在脖子上,有的捧在手上,有的则放在地上——形式不同,方法却惊人的相似!这使我可以肯定地推测,这是一种新出笼的乞讨方式,是骗人的勾当!
每遇到一个,我都上去和对方交流,但他们和“万军”一样怀着深深的警戒之心,压根不理人,只顾埋头做自己的事。11月29日这一天,我在汉口中山公园门前溜达,居然再一次看到了“万军”,这时,离上次“跟踪事件”相隔了14天。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中午12时多,在中山公园前人行道上的“万军”还是那一副装扮和神态,惟一的变化是换了一张更整洁的纸。这次我吸取上次的教训,不与他讲话,不给他拍照,只在远处坐下来看他行乞。
中山公园是一个开放式公园,免收门票,经2002年国庆节前修葺后焕然一新,几乎每天都是游人如织。选择这样的地方行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万军”的收入很不错,短短的一个多小时,我估计他讨了40多元钱。突然,有几个城管执法人员向这边走来,他惊慌地站起来,胡乱地解下头上裹缠的孝布,卷起纸就跑开了。但“万军”显然还不想离开这块“风水宝地”,他在人流中转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待城管执法人员走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重新摆上纸,缠上孝布,捧着遗像,跪立在那儿获取行人的怜悯和同情。
到下午4时多,“万军”依然安安稳稳地跪立在那儿,他的收入令人惊诧:我粗略算了一下,有近100元钱!大概实在是跪累了,他才收拾起摊子,环顾四周,看看没有异常,径直走进中山公园前的地下通道。
步出地下通道,“万军”来到武汉广场前,挤在人堆里看广场前的歌舞表演。几个俊男靓女在台上跳着劲舞,他看得很入神,直至表演的演员退场,他才一步一回头地走开。
走到广场附近的一家麦当劳店前,“万军”看了半天贴在玻璃窗上的广告,又隔着玻璃窗看里面正在享用美食的男男女女。“万军”走到正门,轻轻地推开,进了麦当劳。
我进麦当劳时比“万军”还要迟疑,因为一身乞丐的装扮,站在红男绿女前非常扎眼。但最终还是鼓足勇气走了进去。“万军”正在购物台前排队,左看看,右瞧瞧,最后端着盘子走出来时,我看清盘子上是一个鸡腿汉堡和一个脆皮圆筒冰激凌。他找了一个邻街的角落,边吃边看着外面的街景。我要了一杯可乐,坐在可以看到“万军”的位置上。
“万军”在麦当劳里享用了40多分钟。坐在那里看上去,更像一个地道的学生。
走出麦当劳,“万军”背着包来到航空路的公交车站点,乘上了715路公交车。车行至武昌傅家坡长途汽车站时,他下了车,过天桥,朝大东门方向走去。在大东门,“万军”拐进了一家旅社。看样子他跟旅社的人非常熟,他没有登记、没有交钱便走了进去。
一直跟在后面的我也进了这家旅社。刚一进门,一个中年男子从暗处走出来,声音中带着威严:“搞么事呀?”大概是看我一副乞丐打扮,才这么厉害地吼我。我镇定了一下,说:“住宿。还有床铺吗?”他的语气缓和了一下:“几个人?”“一个人。”一番登记、交费后,我住进了旅社的一间四人间。
3、吓我一跳:遗像上的人还活着!
住进旅社后,我不好贸然找“万军”。因不知他住在哪一间房,只好找各种理由在旅社进进出出。但找了一个晚上,都没见到他的影儿。
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我早早起床在旅社门口溜达。还是没有看到“万军”出现。不过,这次竟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一个中年男人端着一碗热干面走进旅社,盯着他的面孔足足把我吓了一大跳:这不是“万军”手里捧着的那个遗像上的人吗?他的五官和发型太有特点,我几乎可以肯定,他就是遗像上的人。“死”了的人竟然还活在世上?!我为自己这次意外的发现激动得不能自持。
我实在不敢相信,这世上还有这样的事,活着的人被做成遗像,在街头当作乞讨的道具。这世界虽然无奇不有,但竟有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就在我们的城市里发生着。现今的乞讨者为了骗人钱财真可谓挖空心思、费尽心机!
遗像上的人眼看就要与我擦肩而过,我赶忙叫住他:“喂,师傅,你的热干面在哪儿买的?”他回过头来,面无表情地回答道:“出大门上马路向左走,有很多做早点的。”这时,我又注意观察了他一下,40多岁,国字脸,头发梳得很油光,中等身材,不像一个乞丐。
我连忙跟他到一个房间。房间内有两张床,除此之外,就是一个皮箱。我与他攀谈。我问那个地方的热干面做的味道怎样,地不地道。然后问:“师傅,您贵姓?”
中年人还是没有表情,但很有礼貌地回答:“不敢,姓王。”
我继续问:“您是哪儿人?在武汉发什么